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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城市形象是邹韬奋海外通讯认知资本主义的桥梁之一。基于寻求救国之路的急切和流亡海外的情境，邹韬奋从话语、空间和人物三个维度入手，建构了一种矛盾交织的西方城市媒介形象。邹韬奋认为，资本主义让城市两极分化，充满对立。邹韬奋媒介话语“辉煌与暗淡”的选择是形象构建的最外围;“显在和隐藏”的城市空间对比，显示了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城市中“管制与抗争”的人物形象，成为最能引起共情的部分。这三个维度囊括了城市的选择、环境、价值、地标、布局、记忆、女性、族群和外邦人等要素。它们共同搭建了西方城市消极的媒介形象，折射出邹韬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关键词】邹韬奋 话语 空间 西方城市 媒介形象
1933年7月，邹韬奋被国民党特务组织列入黑名单，开始了第一次海外流亡。邹韬奋先后游历欧洲和美国，写下了近200篇旅行通讯。邹韬奋在描写西方城市时着墨甚多，文章共涉及十几个国家。在这些城市里邹韬奋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技术进步，更强调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残酷。这些通讯成为理解邹韬奋评判资本主义的重要窗口，也为研究邹韬奋政治思想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切入点。可以说，城市的媒介形象成为展现邹韬奋价值取向和政治追求的“缩略图”。
一、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城市“缩略图”
邹韬奋笔下的西方城市“缩略图”不是等比例的缩放，而是借西方现状和问题回应自身的经历，对应本国的落后呼应已有思想立场。首先，邹韬奋全程都怀着寻求救国之路的急切目的。他在《萍踪寄语》开篇就通告了游历写作的根本目的：“心目中却常常涌现着两个问题：第一是世界的大势怎样？第二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其次，面对发展很不平衡的西方社会，救国目标和民族危亡的焦虑交叠在一起，加之仓皇逃亡的无奈，使邹韬奋选择深刻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剥削、歧视和不公问题，并由此上升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在邹韬奋的通讯中，西方城市内部充满对立矛盾。通过媒介话语的选择、城市空间的对比和城市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邹韬奋建构了一个病态的、不公的和无奈妥协的西方城市媒介形象。因此，西方城市的媒介形象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浮现出的“缩略图”，是一个经过筛查和挑拣的传播活动。
鄒韬奋是从哪些方面进行选择挑拣？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媒介行为尝试构建媒介形象？这些媒介行为背后有哪些政治思考和选择逻辑？
二、媒介话语：辉煌与暗淡
西方城市“辉煌与暗淡”媾和的媒介话语是构建形象“最外围”的内容，也是最明显的媒介手段。遵循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语篇分析范式，按照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提出的批评话语分析三维框架（文本分析、文本生产分配消费的分析、话语的社会文化实践的分析），不难发现，邹韬奋的通讯不仅在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上凸显了西方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更是在言语行为、文本连贯性、文本互文性上刻画了一个辉煌和暗淡媾和的资本主义世界。具体来看，邹韬奋的媒介话语集中在城市选择、环境呈现和价值揭示三个层面上，彰显着他对西方权力关系和统治现状的认知。
（一）城市选择：对比强烈的媒介节点
经过有选择的排篇布局，18个城市成为了邹韬奋建构西方城市媒介形象的关键媒介节点。在邹韬奋笔下，这些节点城市中充满着强烈对比——人与人境状判若云泥，旧时压迫与现代剥削大同小异，响亮口号和悲惨现实天差地远……
这些城市的记叙先后经历了三重过滤：韬奋游历→韬奋记录→韬奋详叙。在经历重重筛选后，留下的城市都倾注了邹韬奋的思考，既融入了救国救民的渴望，又灌输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彼时的欧洲刚刚经历了4年的经济危机，人民生活还未走出泥淖，社会生活仍难以回到正轨。邹韬奋在欧美最脆弱的时刻来到这里，看到社会的不平衡，满目尽是底层穷苦群众的呼号。在此背景下，这些城市越发达，“上下之别”越强烈，最终作为一个个媒介节点，奠定了“辉煌和暗淡”共在的西方城市媒介形象。
（二）城市环境：政治至上的传播语境
在邹韬奋笔下，西方城市不仅拜物教的特征非常明显，而且更重要的是城市整体都被裹挟在一种“政治至上”的媒介景观中。由此使得媒介形象的建构也处于对应的语境中。在话语研究史中，荷兰学者梵·迪克（Van Dijk）首次将话语分析与媒体报道结合起来，他提出了宏观结构论，强调话语分析的两大视角——文本和语境。对于邹韬奋的西方城市通讯而言，手法和内容两方面“语境”的塑造是意义审定和情感流露的前提。
在手法上，邹韬奋通过阐述认知过程，穿插背景材料以及强调意识形态等手段，营造了西方城市“政治本位”的媒介形象。同时邹韬奋的观察和记录巧妙运用了删节规则、概括规则、组织规则。邹韬奋在描述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古建筑物时，他谈到了建筑的高大雄伟，但落脚却是对封建时代的批评：“这种封建时代的遗物，不知含着多少农奴的血汗！” 邹韬奋删节了这些建筑的文化意义，将其直接概括成了一种阶级压迫和剥削的产物，组织出了一套社会分化和阶层对立的话语。
在内容上，邹韬奋批判“政治至上”，体现在权力的分配和集中关系上。当时的德国柏林风雨如晦，纳粹政府正千方百计地营造“无限忠于希特勒”的社会气氛。邹韬奋对细节的描写更凸显了“政治造神”的城市政治景观，例如，邹韬奋描写街边店铺的橱窗：“在照相馆玻璃窗内所陈列的，满山满谷的形形式式的希特勒的相片;在雕刻铺子或铜铁铸像铺子的玻璃窗里所堆着排着的，也是大大小小无微不至的希特勒的造像。”邹韬奋对领袖崇拜充满鄙夷，提出了他认可的领袖政治，影射出他对中国的当下政治暗讽：“中国人所要重视的领袖是在行动上事实上有办法为大众努力的领袖，不是挂着空招牌摆着空架子的领袖。”
（三）城市价值：道义冲突的媒介框架
邹韬奋笔下的西方城市包含两类对立价值：内在真实价值和外在标榜价值。两类价值共同奠定了城市形象的传播框架。在价值对立的框架下，西方城市充满着道义上的冲突。亚里士多德认为，情感的深层次语言系统是道义，影响着社会性的集体情感表达。邹韬奋的通讯并没有直接表达强烈的情感取向，而是通过最基本的“道义判断”揭示了西方城市里外不一的价值追求，进而将批判延伸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贬斥。最终在一场降维打击中建构了媒介情感框架，凸显“辉煌与暗淡”的媾和。 “自由”价值不仅是西方城市吹捧价值，更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四梁八柱。在邹韬奋笔下，这份“自由价值”却受到了双重压迫——“事事商品化”的生存规则和无法逃避的经济大危机。压迫下的“自由”不仅畸形而且道义丧尽。邹韬奋称英法城市发行的报纸也只是“纸上自由”，他认为：“尽管听任你在文字上大发挥，尽管听任你在嘴巴上大发挥，但在行动上，这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好像铜墙铁壁似的，却不许你越雷池一步！” 此外，邹韬奋在巴黎看见的“自由的野鸡”也是实例，他直斥经济压迫逼良为娼，所谓“自由”更是伪民主的幌子，邹韬奋一针见血地叙述道：“在表面上虽似乎没有什么人迫她们卖淫，尽可以强说是她们‘自由’卖淫，实际还不是受着压迫——经济压迫——才干的？”
三、城市空间：显在和隐藏
邹韬奋的通讯建构了对比强烈的媒介空间，成为形象建构中最关键的逻辑理路和内涵指涉。空间的对比最直接地刻画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图景。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Lefebvre）在现代哲学的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维度外，提出了“空间性”维度。“空间”不仅是事物所处的地点场所，更强调社会秩序的空间化（the spatialisation of social order），带有一种隐喻性，关系的生产也隐藏其中。所以，空间是物质的、精神的，更是社会的。
邹韬奋的通讯将西方城市划分成两种空间——显在空间和隐藏空间，不同的空间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和生活状态。相异的媒介空间背后，显露出资本主义制度蕴藏的不平衡关系。具体方式包括：城市地标划分的关系空间、城市布局划分的区域空间、城市记忆划分的历史空间。
（一）城市地标：资本关系的媒介表征
城市地标建筑映照出城市乃至国家的利益取向和情感号召。在邹韬奋游历的西方城市里，不同的地标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应的媒介表征。在邹韬奋看来，庞大地标被光辉照耀，但在其背后，要么是底层群众苦寻生存出路的身影，要么是某个国家的惨痛历史。在资本的剥削和压迫中，穷民和弱国从未被社会“看见”。其中在威尼斯的纪念塔和马圣可广场旁，邹韬奋观察了总是被忽略的底层苦难;在德国莱比锡战胜拿破仑纪念碑后，通讯反思了资本主义体系下中国的衰败。
在威尼斯邹韬奋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未完工的海边纪念塔，其庞大外观引人注目。然而在纪念塔脚下，来回穿梭的普通人民“衣衫褴褛，差不多找不出一条端正的领带来”。在马圣可广场夜晚灯火辉煌胜于白昼，来往的俊男靓女衣着时尚、行为开放。但邹韬奋很快发现：“这班男女并不是一般意大利人民，多是本国和欧美各国的少数特权阶级，只有他们才有享用这样生活的可能。”类似的建筑也存在于其他城市，邹韬奋以此为媒，展现了在资本关系中同样为人，但生活截然不同的怪异图景。
（二）空间布局：权力分配的媒介“刺点”
邹韬奋关注西方城市的布局，并以此作为判断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和利益分配的依据。邹韬奋笔下的西方城市具有明显的区隔性，按照阶级、经济状况、职业甚至种族的区别，同一座城市被划分成了泾渭分明的几个部分，展现出多个面孔。其中最可怜、最受压迫的群体居所成为了城市“缩略图”中的“刺点”（punctum）。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明室》中提出刺点的概念，认为“刺点”是画面中一个极不协调的信息，很强的反常性和破坏性藏身其中，“驻扎着晃动的事实，慌乱的情绪”。在邹韬奋描绘的城市形象图景中，贫民窟是最明显的刺点之一，映照着一个城市内的布局分野。
邹韬奋的伦敦通讯中，“东伦敦”是贫民窟的代名词，成为一个扎人眼球的“刺点”。同属一个城市，西边的“西伦敦”聚集了奢华店铺、瓦肆勾栏和豪华住宅。但因经济差距悬殊，与之毗邻的东边却集中了密集的贫民窟，生活秩序混乱、来往之人衣衫褴褛，群众住所阴暗潮湿。邹韬奋归因于人和制度，他认为贫民窟是“世界上任何城市里劳动阶级最集中的一个区域”，同时“贫民窟问题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部分的产物”。
（三）空间记忆：历史力量的媒介生产
邹韬奋的城市通讯中，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现实情状呼应或冲突，在两种具有互文性的时空关系中，媒介传播的力量得到了巨大释放。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历史性是空间生产的必然结果，他强调：“如果空间是生产的，如果有一个生产的过程，那么我们的考察就有了历史性。”邹韬奋笔下的城市或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如威尼斯、罗马），或是具备高度发达的经济科技（如伦敦、纽约），或是凭借工业制造一跃成为世界名城（如曼彻斯特、底特律）……正是在昔日辉煌的历史光环下，当下暗淡的发展前景和穷苦百姓更显苍凉。
尤其是在政治性的空间记述中，邹韬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显尖锐。邹韬奋将巴黎见闻和法国“阁潮”“政潮”的媒介记忆强烈地联系在一起。鄒韬奋在巴黎的游历目的是“瞧瞧占欧洲所谓‘民主政治’第二把交椅的法兰西”。但他如此描述巴黎众议院：“五点钟起开始开会，五点四十分即闭会，简直是四十分钟继续不断的一场大吵闹。” 同样国家中不同掌权者接替登场，正常的讨论蜕变成低效的哄闹，国家治理更是无从谈及。邹韬奋从一场会议联系到一个历史时期的媒介记忆，进而隐晦曲折地影射中国混乱动荡的政局。
四、人物形象：管制与抗争
邹韬奋通讯中的人物描写是资本主义内核关系的直接揭示，同样生活在一个城市，但不同的人物却处于宰制和被宰制的对立状态，是管制与抗争的关系。其中女性、族群和外乡人是邹韬奋径直描写的三类人群，他们受到制度、习俗和等级观念的管制压迫，同时又将身体、情感和表演等作为迂回抗争的手段，最终管制和抗争媾和。
（一）城市女性：生存救赎的媒介符号
邹韬奋主要将笔触对准了两种城市女性：无奈为娼之女性和生活困顿之女性。为了在经济危机下保得一丝生机，她们要么泪中带笑，无奈做起“皮肉生意”;要么年过古稀，却被迫日夜劳作。邹韬奋笔下的这些女性成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的价值符号，象征着猛虎苛政和生存愿望的对峙。女性符号成为邹韬奋通讯中最柔软的媒介符号，糅杂了他对社会公平和人民救赎的渴望。 “失足女”成为邹韬奋批判欧美社会拜物教的常见媒介符号。这些妇女命运惨淡，在战争频仍和经济恐慌的大背景中，她们一次又一次被社会抛弃，沦为供人享受烟花之乐的“器物”。伦敦一个妙龄金发女子成为了邹韬奋通讯中的一个典型符号，父亲战死、母亲改嫁，之后无钱读书只得自食其力，无奈经济衰败，最终“无路可走，除求死外，只得干不愿干的事情” 。但即使这样，她们也要小心躲避权力的再次压迫，邹韬奋进一步揭露：“因怕警察干涉，仅敢对你做媚眼，或轻声低语。”
（二）城市族群：渴求平等的媒介隐喻
邹韬奋眼中，西方城市内部的不同族群也存在着管制和抗争。在不同城市，矛盾的程度判然不同。例如，邹韬奋在瑞士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这种族群之间的矛盾，但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社会结构中，这种对立却成了邹韬奋大书特书的部分。一个极端就是德国柏林社会中的“雅利安人至上”。邹韬奋借此阐述“平等”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隐喻中国社会民族团结的极端重要性。
在德国柏林，邹韬奋驳斥了希特勒鼓吹的狭隘民族观。邹韬奋反对不择手段地实现自身政治利益。但希特勒恰恰如此，他利用“本族至上”的理念裹挟社会民意，希特勒鼓吹：“把人类的种族分做三个范畴——创造者、维持者和破坏者——那么只有亚利安这一种族可算是第一个范畴的代表者。” 邹韬奋认为，正是这种观念，才使得“白种人有政府一切单独生存的权利”的观念大行其道，进而引起对犹太人及其祖先的排斥。邹韬奋嘲讽道：“做子孙的要替百年前的祖宗的性的关系负这样大的责任，而且是无法负责的事情，真可说是含冤莫白！”
（三）“外邦人”：同病相憐的媒介情感
“外邦人”在邹韬奋的通讯中是个特殊存在，规模庞大却飘若浮萍，无法真正融入当地。中国人在其中占据了主体地位，通讯中对其充满了同情和无奈。在邹韬奋看来，他们迫于生计远渡重洋，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要么干得都是当地人弃之鄙夷的营生，要么成为当地人心中道德败坏的代名词，最终形成一种刻板的媒介印象，美国唐人街的中国人就对应此种情况。华盛顿和纽约的唐人街代表着社会暴力团体的盘踞地，他们组织成以“堂”为单位的不同派系。纽约的“堂”不仅划分势力范围，而且动辄以命相拼。在邹韬奋看来，唐人街组织之间的触斗蛮争完全可以影射到中国内战，因为无论最终胜负结果如何，受损失最大的都是群众，而“分赃的好处只是归于所谓‘领袖’”。因此，邹韬奋揭示了军阀混战并不存在群众基础：“国内的老百姓用不着内战，不需要内战，而军阀们却用内战来为少数人争权夺利……”
邹韬奋将同情怜悯转化成了批驳国内外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情感。于国内，他斥责以官僚军阀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压迫穷苦百姓;于国外，他讽刺趁人之危、剥削无止的资本权贵。最终华人只能以精神的麻木抗争“文明”的剥削，在内外的管制强压中谋取生存的弹丸之地。
五、余论
基于寻求国家出路的目的，邹韬奋顶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写就了欧美城市通讯。面对身陷大萧条的欧美城市，通讯中的欧美城市形象趋于负面。邹韬奋的媒介话语整体上蕴含着“辉煌和暗淡”的对立。他由此深入，通过地标、布局和记忆搭建了“显在和隐藏”两种的城市空间，用女性、族群和外邦人搭建了“管制与抗争”并存的媒介人物形象。空间和人物的媒介建构呼应、反哺着媒介话语，邹韬奋的通讯最终完成了一个集聚历史性、立体性和个性化的形象建构闭环。邹韬奋提供了一个认识西方形象的角度，同时也应理解，总体的评价应当从更多视角综合考虑西方社会的历史性、特殊性和复杂性。
参考文献：
[1]邹韬奋.萍踪寄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2]邹韬奋.萍踪忆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3] [美]爱德华·W·索亚.第三空间[M].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4]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London： Blackwell Ltd.， 1991.
[5]贾斐.论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理论[D].上海师范大学，2012.
[6]刘涛.符号抗争：表演式抗争的意指实践与隐喻机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4）.
作者简介：宋朝军，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2019级硕士研究生
编辑：王洪越
【关键词】邹韬奋 话语 空间 西方城市 媒介形象
1933年7月，邹韬奋被国民党特务组织列入黑名单，开始了第一次海外流亡。邹韬奋先后游历欧洲和美国，写下了近200篇旅行通讯。邹韬奋在描写西方城市时着墨甚多，文章共涉及十几个国家。在这些城市里邹韬奋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技术进步，更强调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残酷。这些通讯成为理解邹韬奋评判资本主义的重要窗口，也为研究邹韬奋政治思想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切入点。可以说，城市的媒介形象成为展现邹韬奋价值取向和政治追求的“缩略图”。
一、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城市“缩略图”
邹韬奋笔下的西方城市“缩略图”不是等比例的缩放，而是借西方现状和问题回应自身的经历，对应本国的落后呼应已有思想立场。首先，邹韬奋全程都怀着寻求救国之路的急切目的。他在《萍踪寄语》开篇就通告了游历写作的根本目的：“心目中却常常涌现着两个问题：第一是世界的大势怎样？第二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其次，面对发展很不平衡的西方社会，救国目标和民族危亡的焦虑交叠在一起，加之仓皇逃亡的无奈，使邹韬奋选择深刻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剥削、歧视和不公问题，并由此上升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在邹韬奋的通讯中，西方城市内部充满对立矛盾。通过媒介话语的选择、城市空间的对比和城市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邹韬奋建构了一个病态的、不公的和无奈妥协的西方城市媒介形象。因此，西方城市的媒介形象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浮现出的“缩略图”，是一个经过筛查和挑拣的传播活动。
鄒韬奋是从哪些方面进行选择挑拣？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媒介行为尝试构建媒介形象？这些媒介行为背后有哪些政治思考和选择逻辑？
二、媒介话语：辉煌与暗淡
西方城市“辉煌与暗淡”媾和的媒介话语是构建形象“最外围”的内容，也是最明显的媒介手段。遵循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语篇分析范式，按照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提出的批评话语分析三维框架（文本分析、文本生产分配消费的分析、话语的社会文化实践的分析），不难发现，邹韬奋的通讯不仅在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上凸显了西方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更是在言语行为、文本连贯性、文本互文性上刻画了一个辉煌和暗淡媾和的资本主义世界。具体来看，邹韬奋的媒介话语集中在城市选择、环境呈现和价值揭示三个层面上，彰显着他对西方权力关系和统治现状的认知。
（一）城市选择：对比强烈的媒介节点
经过有选择的排篇布局，18个城市成为了邹韬奋建构西方城市媒介形象的关键媒介节点。在邹韬奋笔下，这些节点城市中充满着强烈对比——人与人境状判若云泥，旧时压迫与现代剥削大同小异，响亮口号和悲惨现实天差地远……
这些城市的记叙先后经历了三重过滤：韬奋游历→韬奋记录→韬奋详叙。在经历重重筛选后，留下的城市都倾注了邹韬奋的思考，既融入了救国救民的渴望，又灌输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彼时的欧洲刚刚经历了4年的经济危机，人民生活还未走出泥淖，社会生活仍难以回到正轨。邹韬奋在欧美最脆弱的时刻来到这里，看到社会的不平衡，满目尽是底层穷苦群众的呼号。在此背景下，这些城市越发达，“上下之别”越强烈，最终作为一个个媒介节点，奠定了“辉煌和暗淡”共在的西方城市媒介形象。
（二）城市环境：政治至上的传播语境
在邹韬奋笔下，西方城市不仅拜物教的特征非常明显，而且更重要的是城市整体都被裹挟在一种“政治至上”的媒介景观中。由此使得媒介形象的建构也处于对应的语境中。在话语研究史中，荷兰学者梵·迪克（Van Dijk）首次将话语分析与媒体报道结合起来，他提出了宏观结构论，强调话语分析的两大视角——文本和语境。对于邹韬奋的西方城市通讯而言，手法和内容两方面“语境”的塑造是意义审定和情感流露的前提。
在手法上，邹韬奋通过阐述认知过程，穿插背景材料以及强调意识形态等手段，营造了西方城市“政治本位”的媒介形象。同时邹韬奋的观察和记录巧妙运用了删节规则、概括规则、组织规则。邹韬奋在描述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古建筑物时，他谈到了建筑的高大雄伟，但落脚却是对封建时代的批评：“这种封建时代的遗物，不知含着多少农奴的血汗！” 邹韬奋删节了这些建筑的文化意义，将其直接概括成了一种阶级压迫和剥削的产物，组织出了一套社会分化和阶层对立的话语。
在内容上，邹韬奋批判“政治至上”，体现在权力的分配和集中关系上。当时的德国柏林风雨如晦，纳粹政府正千方百计地营造“无限忠于希特勒”的社会气氛。邹韬奋对细节的描写更凸显了“政治造神”的城市政治景观，例如，邹韬奋描写街边店铺的橱窗：“在照相馆玻璃窗内所陈列的，满山满谷的形形式式的希特勒的相片;在雕刻铺子或铜铁铸像铺子的玻璃窗里所堆着排着的，也是大大小小无微不至的希特勒的造像。”邹韬奋对领袖崇拜充满鄙夷，提出了他认可的领袖政治，影射出他对中国的当下政治暗讽：“中国人所要重视的领袖是在行动上事实上有办法为大众努力的领袖，不是挂着空招牌摆着空架子的领袖。”
（三）城市价值：道义冲突的媒介框架
邹韬奋笔下的西方城市包含两类对立价值：内在真实价值和外在标榜价值。两类价值共同奠定了城市形象的传播框架。在价值对立的框架下，西方城市充满着道义上的冲突。亚里士多德认为，情感的深层次语言系统是道义，影响着社会性的集体情感表达。邹韬奋的通讯并没有直接表达强烈的情感取向，而是通过最基本的“道义判断”揭示了西方城市里外不一的价值追求，进而将批判延伸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贬斥。最终在一场降维打击中建构了媒介情感框架，凸显“辉煌与暗淡”的媾和。 “自由”价值不仅是西方城市吹捧价值，更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四梁八柱。在邹韬奋笔下，这份“自由价值”却受到了双重压迫——“事事商品化”的生存规则和无法逃避的经济大危机。压迫下的“自由”不仅畸形而且道义丧尽。邹韬奋称英法城市发行的报纸也只是“纸上自由”，他认为：“尽管听任你在文字上大发挥，尽管听任你在嘴巴上大发挥，但在行动上，这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好像铜墙铁壁似的，却不许你越雷池一步！” 此外，邹韬奋在巴黎看见的“自由的野鸡”也是实例，他直斥经济压迫逼良为娼，所谓“自由”更是伪民主的幌子，邹韬奋一针见血地叙述道：“在表面上虽似乎没有什么人迫她们卖淫，尽可以强说是她们‘自由’卖淫，实际还不是受着压迫——经济压迫——才干的？”
三、城市空间：显在和隐藏
邹韬奋的通讯建构了对比强烈的媒介空间，成为形象建构中最关键的逻辑理路和内涵指涉。空间的对比最直接地刻画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图景。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Lefebvre）在现代哲学的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维度外，提出了“空间性”维度。“空间”不仅是事物所处的地点场所，更强调社会秩序的空间化（the spatialisation of social order），带有一种隐喻性，关系的生产也隐藏其中。所以，空间是物质的、精神的，更是社会的。
邹韬奋的通讯将西方城市划分成两种空间——显在空间和隐藏空间，不同的空间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和生活状态。相异的媒介空间背后，显露出资本主义制度蕴藏的不平衡关系。具体方式包括：城市地标划分的关系空间、城市布局划分的区域空间、城市记忆划分的历史空间。
（一）城市地标：资本关系的媒介表征
城市地标建筑映照出城市乃至国家的利益取向和情感号召。在邹韬奋游历的西方城市里，不同的地标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应的媒介表征。在邹韬奋看来，庞大地标被光辉照耀，但在其背后，要么是底层群众苦寻生存出路的身影，要么是某个国家的惨痛历史。在资本的剥削和压迫中，穷民和弱国从未被社会“看见”。其中在威尼斯的纪念塔和马圣可广场旁，邹韬奋观察了总是被忽略的底层苦难;在德国莱比锡战胜拿破仑纪念碑后，通讯反思了资本主义体系下中国的衰败。
在威尼斯邹韬奋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未完工的海边纪念塔，其庞大外观引人注目。然而在纪念塔脚下，来回穿梭的普通人民“衣衫褴褛，差不多找不出一条端正的领带来”。在马圣可广场夜晚灯火辉煌胜于白昼，来往的俊男靓女衣着时尚、行为开放。但邹韬奋很快发现：“这班男女并不是一般意大利人民，多是本国和欧美各国的少数特权阶级，只有他们才有享用这样生活的可能。”类似的建筑也存在于其他城市，邹韬奋以此为媒，展现了在资本关系中同样为人，但生活截然不同的怪异图景。
（二）空间布局：权力分配的媒介“刺点”
邹韬奋关注西方城市的布局，并以此作为判断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和利益分配的依据。邹韬奋笔下的西方城市具有明显的区隔性，按照阶级、经济状况、职业甚至种族的区别，同一座城市被划分成了泾渭分明的几个部分，展现出多个面孔。其中最可怜、最受压迫的群体居所成为了城市“缩略图”中的“刺点”（punctum）。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明室》中提出刺点的概念，认为“刺点”是画面中一个极不协调的信息，很强的反常性和破坏性藏身其中，“驻扎着晃动的事实，慌乱的情绪”。在邹韬奋描绘的城市形象图景中，贫民窟是最明显的刺点之一，映照着一个城市内的布局分野。
邹韬奋的伦敦通讯中，“东伦敦”是贫民窟的代名词，成为一个扎人眼球的“刺点”。同属一个城市，西边的“西伦敦”聚集了奢华店铺、瓦肆勾栏和豪华住宅。但因经济差距悬殊，与之毗邻的东边却集中了密集的贫民窟，生活秩序混乱、来往之人衣衫褴褛，群众住所阴暗潮湿。邹韬奋归因于人和制度，他认为贫民窟是“世界上任何城市里劳动阶级最集中的一个区域”，同时“贫民窟问题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部分的产物”。
（三）空间记忆：历史力量的媒介生产
邹韬奋的城市通讯中，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现实情状呼应或冲突，在两种具有互文性的时空关系中，媒介传播的力量得到了巨大释放。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历史性是空间生产的必然结果，他强调：“如果空间是生产的，如果有一个生产的过程，那么我们的考察就有了历史性。”邹韬奋笔下的城市或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如威尼斯、罗马），或是具备高度发达的经济科技（如伦敦、纽约），或是凭借工业制造一跃成为世界名城（如曼彻斯特、底特律）……正是在昔日辉煌的历史光环下，当下暗淡的发展前景和穷苦百姓更显苍凉。
尤其是在政治性的空间记述中，邹韬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显尖锐。邹韬奋将巴黎见闻和法国“阁潮”“政潮”的媒介记忆强烈地联系在一起。鄒韬奋在巴黎的游历目的是“瞧瞧占欧洲所谓‘民主政治’第二把交椅的法兰西”。但他如此描述巴黎众议院：“五点钟起开始开会，五点四十分即闭会，简直是四十分钟继续不断的一场大吵闹。” 同样国家中不同掌权者接替登场，正常的讨论蜕变成低效的哄闹，国家治理更是无从谈及。邹韬奋从一场会议联系到一个历史时期的媒介记忆，进而隐晦曲折地影射中国混乱动荡的政局。
四、人物形象：管制与抗争
邹韬奋通讯中的人物描写是资本主义内核关系的直接揭示，同样生活在一个城市，但不同的人物却处于宰制和被宰制的对立状态，是管制与抗争的关系。其中女性、族群和外乡人是邹韬奋径直描写的三类人群，他们受到制度、习俗和等级观念的管制压迫，同时又将身体、情感和表演等作为迂回抗争的手段，最终管制和抗争媾和。
（一）城市女性：生存救赎的媒介符号
邹韬奋主要将笔触对准了两种城市女性：无奈为娼之女性和生活困顿之女性。为了在经济危机下保得一丝生机，她们要么泪中带笑，无奈做起“皮肉生意”;要么年过古稀，却被迫日夜劳作。邹韬奋笔下的这些女性成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的价值符号，象征着猛虎苛政和生存愿望的对峙。女性符号成为邹韬奋通讯中最柔软的媒介符号，糅杂了他对社会公平和人民救赎的渴望。 “失足女”成为邹韬奋批判欧美社会拜物教的常见媒介符号。这些妇女命运惨淡，在战争频仍和经济恐慌的大背景中，她们一次又一次被社会抛弃，沦为供人享受烟花之乐的“器物”。伦敦一个妙龄金发女子成为了邹韬奋通讯中的一个典型符号，父亲战死、母亲改嫁，之后无钱读书只得自食其力，无奈经济衰败，最终“无路可走，除求死外，只得干不愿干的事情” 。但即使这样，她们也要小心躲避权力的再次压迫，邹韬奋进一步揭露：“因怕警察干涉，仅敢对你做媚眼，或轻声低语。”
（二）城市族群：渴求平等的媒介隐喻
邹韬奋眼中，西方城市内部的不同族群也存在着管制和抗争。在不同城市，矛盾的程度判然不同。例如，邹韬奋在瑞士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这种族群之间的矛盾，但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社会结构中，这种对立却成了邹韬奋大书特书的部分。一个极端就是德国柏林社会中的“雅利安人至上”。邹韬奋借此阐述“平等”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隐喻中国社会民族团结的极端重要性。
在德国柏林，邹韬奋驳斥了希特勒鼓吹的狭隘民族观。邹韬奋反对不择手段地实现自身政治利益。但希特勒恰恰如此，他利用“本族至上”的理念裹挟社会民意，希特勒鼓吹：“把人类的种族分做三个范畴——创造者、维持者和破坏者——那么只有亚利安这一种族可算是第一个范畴的代表者。” 邹韬奋认为，正是这种观念，才使得“白种人有政府一切单独生存的权利”的观念大行其道，进而引起对犹太人及其祖先的排斥。邹韬奋嘲讽道：“做子孙的要替百年前的祖宗的性的关系负这样大的责任，而且是无法负责的事情，真可说是含冤莫白！”
（三）“外邦人”：同病相憐的媒介情感
“外邦人”在邹韬奋的通讯中是个特殊存在，规模庞大却飘若浮萍，无法真正融入当地。中国人在其中占据了主体地位，通讯中对其充满了同情和无奈。在邹韬奋看来，他们迫于生计远渡重洋，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要么干得都是当地人弃之鄙夷的营生，要么成为当地人心中道德败坏的代名词，最终形成一种刻板的媒介印象，美国唐人街的中国人就对应此种情况。华盛顿和纽约的唐人街代表着社会暴力团体的盘踞地，他们组织成以“堂”为单位的不同派系。纽约的“堂”不仅划分势力范围，而且动辄以命相拼。在邹韬奋看来，唐人街组织之间的触斗蛮争完全可以影射到中国内战，因为无论最终胜负结果如何，受损失最大的都是群众，而“分赃的好处只是归于所谓‘领袖’”。因此，邹韬奋揭示了军阀混战并不存在群众基础：“国内的老百姓用不着内战，不需要内战，而军阀们却用内战来为少数人争权夺利……”
邹韬奋将同情怜悯转化成了批驳国内外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情感。于国内，他斥责以官僚军阀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压迫穷苦百姓;于国外，他讽刺趁人之危、剥削无止的资本权贵。最终华人只能以精神的麻木抗争“文明”的剥削，在内外的管制强压中谋取生存的弹丸之地。
五、余论
基于寻求国家出路的目的，邹韬奋顶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写就了欧美城市通讯。面对身陷大萧条的欧美城市，通讯中的欧美城市形象趋于负面。邹韬奋的媒介话语整体上蕴含着“辉煌和暗淡”的对立。他由此深入，通过地标、布局和记忆搭建了“显在和隐藏”两种的城市空间，用女性、族群和外邦人搭建了“管制与抗争”并存的媒介人物形象。空间和人物的媒介建构呼应、反哺着媒介话语，邹韬奋的通讯最终完成了一个集聚历史性、立体性和个性化的形象建构闭环。邹韬奋提供了一个认识西方形象的角度，同时也应理解，总体的评价应当从更多视角综合考虑西方社会的历史性、特殊性和复杂性。
参考文献：
[1]邹韬奋.萍踪寄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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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朝军，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2019级硕士研究生
编辑：王洪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