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
　　本名李明骏，1963 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台湾知名作家、文化评论家。曾任《明日报》总主笔、远流出版公司编辑部制作总监、台北艺术大学兼任讲师、《新新闻》周报总编辑等职；现为《新新闻》周报总主笔、博理基金会副执行长，并为News98 电台“一点照新闻”、BRAVOFM91.3 电台“阅读音乐”节目主持人。
　　杨照2011年出版了一本《故事照亮未来》，书中他在千头万绪的故事和现实中提取出一百个关键概念，如协商、和解、法律、制度、身份、记忆、媒体……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要求，我们如何来理解社会的本来面貌，如何在社会转型激烈碰撞中，独立自我的人格，做好充分的准备，并找到努力前行的方向，杨照给了我们一些启发。记者在采访他时，他说自己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因为唯有悲观的视角才让我们有勇气去发现社会的坏的、黑的、暗的、沉沦的方面，也唯有乐观的心态才让我们有力量去改变社会的坏的、黑的、暗的、沉沦的方面。杨照擅长说故事，认为故事可以改变人们的观念，而观念决定了人们怎样生活。
　　社会可以被改變
　　记者：您觉得，为什么现在一些年轻人会有一些焦虑感？这是好是坏？
　　杨照：我到大陆来，许多年轻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都有很强烈的焦虑感，他们对未来有非常高度的不确定的感觉。虽然我知道他们只是少数。这个社会是快速变化的，可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强烈地焦虑？他们好像不会因为在这短短二十几年的生命中，社会给了他们这一代更多的东西（包括他们看到的、听到的），就会有什么乐观的想法，或者说会认为这个社会会越变越好。我觉得他们的焦虑感来自于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走，就算这个社会越来越好，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所以，就算他们清楚地感觉到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但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好像还是完全没有谱。这种焦虑让他没有办法思考社会的整体是什么样的，而是担心这个社会有一天会因为这样那样的状况把我丢到哪里去。他们有强烈的无力感，我碰到的几个年轻人都给我这样的感觉。
　　记者：您觉得人们能够在哪些方面给自己、给社会、给这个国家更多的希望？
　　杨照：得要给自己希望。我当年在台湾也经历过这种状态。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的一生前头有很多难以想象的境况，比如说，我曾经以为在我看得到的未来之内，在两岸隔绝的状况之下，我一辈子回不到大陆。我比较能讲的是，我的经历中有一种自我训练，用比较简单又比较乐观的话讲，就是一种悲观的乐观主义。
　　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必须自我训练，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乐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不是仅仅认为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而是相信这个社会是可以被改变的，否则就会失去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主动性，当然就很焦虑啦。你一定要相信这个社会是可以被改变的，你才可以去想我能做什么事来改变这个社会。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常常在想，我为这个社会的改变能做些什么，才会感到最大的快乐。只要意识到你是在设计如何改变这个社会，你心里面就会感到力量、快乐。
　　记者：怎么才能成为“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呢？
　　杨照：你一定要自我训练，不能让自己绝望。所谓绝望，不是你很痛苦，而是完全不相信这个社会是可以被改变的。你也不能只当乐观主义者，那样你会发疯，因为你的预期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你一定要意识到，这个社会可以被改变，但这个社会没那么容易被改变，这个社会的改变是非常缓慢的，是一点一点发生的。千万不要去设想有一个英雄突然降临，从而改变了社会。
　　你对社会会被改变这件事情要很乐观，对社会多久会被改变这件事情要悲观。这样你的期待就不会太高，只要社会改变一点点你就会感到快乐。所以，乐观让你有力量，悲观让你有勇气。有了这些，你才能够蒙着头做一些事情，不会一天到晚说：哎呀，怎么还没有改变哪！不少焦虑者会带一点酸腐气，就是很多东西都看不惯，但很多东西都不愿意做。
　　记者：如何才能摆脱社会焦虑？
　　杨照：摆脱社会焦虑的最重要的方法是要相信一个东西，如此才能采取主动。我在学习的过程中，从东西方的哲学得到很大的启示，到底什么东西是可以控制的、什么东西是值得我去做的。从传统的基督教观点看，如果人真的是上帝造的，上帝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控制社会，没有必要给人以自由的意志。人的自由意志成为很多人争论的议题，很有意思。
　　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这一套东西，其实中国也有，只是用的语言我们可能已不熟悉，“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个大关键，这一讨论后来达成了共识，到新儒学的时候把它用现代的话讲叫做“道德自主性”。 孔子一方面说仁非常难达成，另一方面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今天做了一件事，它能否产生好的效果不是你能控制的，它需要诸多外在因素，可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否定要救国救民、要做件好事的念头，这个念头是没有任何人可以从你身上拿走的，是一件你特别容易控制的事情。
　　记者：我们如何才能在社会生活中保持主动与自由意志呢？
　　杨照：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哪个乱世能让你连这点最后的自主性都没有办法保留，所以首先你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不要自暴自弃。不仅在社会状况下，在很多生命状况下，你都可以这样想一下。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发展极限，你的力量每天增加一点点，但不会突然变成无敌金刚，因为有一个墙存在。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常常有它的极限，因此就会有错觉，总是认为已经到了墙角，就不朝前走了。人的感觉很多时候都是错觉，你知道那个墙存在，并不意味着你已经在墙角了，你应该要先确认一下距离墙有多远。很多时候墙还很远，你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才会撞到墙。你这样去想，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没有那么难、那么令人绝望。
　　上次在北京，一个年轻的朋友问我“什么是好社会”，当时我和朋友都谈了我们心里对好社会的一些想法。另一位年轻人说：“你们讲这些东西有用么？我不知道我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可以成家、有房、买车。面对这个最真实的社会，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要怎样做？”我的朋友回答得非常好：“你认为这些问题都是你个人的问题：你有什么样的工作、你想要什么样的工作、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工作。但这些房屋、汽车的价格都是社会的事情，你个人因为受这些社会因素的控制感到很绝望。倒过来，我们今天讲的问题才是和你最相关的问题，因为只有社会解决这个问题，你才能解决你个人的这些问题。”我特别赞同他的观点，我当时的回答和他大致是一个方向。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绝对公平，但是有太多太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让社会更公平一点。我们经常有一种偷懒的思考习惯，我们觉得全世界都不公平，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还是可以分辨出一个社会跟另一个社会哪个更公平。很可怕的思考方式是问有还是没有，这会让所有的社会都这样；比较健康的一种思考方式是问多还是少，这很重要。 　　一件事情谁都觉得是别人的事情，就是因为大家没有意识到社会意识被遗忘这个事实，你没有意识到社会是个有机体，社会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相联系的，你生活在这个环环相扣的有机体里面却常常忘记它是环环相扣的。
　　社会应该是多元的
　　记者：您在您的著作中提到“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您觉得在您所说的诸多观念中，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哪种观念？
　　杨照：如果要我挑一个，我一定会挑“多元”。所谓“多元”，就是说你要理解让不同的人组成一个社会，要比你让每一個人在这个社会里变成一样的要健康得多。很多很多时候我们要意识到社会的关联性，我和你不一样，我躲不过你，我也不能把你赶出去，当你不能把和你不一样，或者你不喜欢的人赶出去的时候，社会就产生了。我们一定要找到一种方法让彼此容忍、彼此共存，这才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每个以一元主义为精神或眼光的人组成的多元社会，它一定会出状况。什么叫做“一元”？一元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当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会假设别人是你，你一旦看到他有和你不同的地方，就会不舒服，不了解甚至不尊重别人。这是一元和多元最大的差别。
　　记者：您觉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是不是有一元化的基因？您认为一元主义和偏见有关吗？可以说偏见也是一元主义的一种吗？
　　杨照：从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到当代的意识形态，它有根本的、一贯的心态就是追求标准答案。这和考试有关系，这是我在海峡两岸看到的最相同的事情。因为你重视考试，你就追求正确答案。在不追求标准答案的情况下，很难分出高下，所以越接近标准答案越好，其他都是不对的。
　　一元主义和偏见是有关的，但是当说出“偏见”这个词，就在假设一种正见，其他的叫做偏见。我宁可这个社会就是由各色各样的偏见组成的，重点是你不能将一种看法、一种见解视为理所当然，其他的不能跟它平起平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的喜好。当我们表达不同的喜好的时候，应该有文明的态度。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面，人们会慢慢受到约束。在文明的环境里面，当我在表达我的喜好的时候，我应该知道听我讲话的人可能会跟我不一样，因此我在表达我自己的时候，会更谨慎一点。这是我的偏见，我没有要把这些东西当做是天经地义、当做真理。
　　表达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有人会说“我告诉你什么是对的，我告诉你什么是真的”，这句话或者可以这么说：“我可不可以请你听听看我的意见，说不定它是对的。”——同样是说话，态度是不同的。


　　一种态度是，我说了就算，这样的态度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我说了，你就一定这样听到了。最典型的例子是父母和小孩讲话，这种态度是站在权威的立场上的，我说过了你就应该听到。还有一种态度是说服。在说话时有个基本的假设，那就是人家不见得会这样想，所以你会想怎样讲会让人接受，这就牵涉到一种说服的冲动，不是我讲完了就没事了。你永远在准备，你需要准备着别人没有听进去，或者把它听成完全相反的事情。
　　把别人当成自己，而且会认为：我这样想，你怎么会不这样想，我喜欢的内容，你怎么可能不喜欢。对待多元首先是容忍，然后欣赏，最后才能enjoy yourselves。现在大家都希望每天只碰到我自己，那是多么无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