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人际关系、“关系”网络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似乎越来越大。“关系”这个以前只是心理学一个研究分支的概念正逐步受到各领域学者的重视，对这一概念的研究范畴迅速渗透扩展到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理财学等多个领域，这个以往难登大雅之堂、属于“潜规则”的概念开始慢慢“浮出水面”，成为各界学者感兴趣的研究对象之一。
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的“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經济体制的建设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份量，其影响力表现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甚至有国人做出了，“在中国，关系就是生产力”的论断。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现有的经济学、管理学方面的文献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社会经济活动中作为潜规则的一些“关系”活动排除在外，忽略了对它的深入细致的研讨，或者简单地将其冠之以“腐败”或“寻租”，并认为它只能带来效率的损耗。可见，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关系”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是一个经济学界、管理学界目前涉猎不多、同时又颇具中国特色的一个课题。
一、“关系”的性质与研究范畴
“关系”在中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十分独特和明显，五千年历史的深厚积淀，使得人与人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人际关系已经扎根于社会结构当中，封建社会高度集中的等级组织结构与儒家思想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和适应，造就了以人际关系来组织交易活动和维系家族关系的一种重要经济模式——家族制企业。
为深入分析研究，我们将按照狭义定义人际“关系”依据其形成的原因细分为三类加以考察和详细说明：
1. 情感关系，即以感情为维系根基的人际关系。它可以细分为亲情关系和友情关系。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人际关系中，有很大一块是建立在情感因素的基础上的，而这些情感关系作用中最具代表性的机制就是所谓“人情债”链条，即给惠方提供的帮助将成为受惠方情感上的一笔负债，最终促使受惠方在给惠方陷入困境时自动给予帮助或不拒绝对方提出的要求。奇妙的是，由于传统文化等因素的作用，收回这种以情感因素的回馈时，往往会较少地考虑自己的利益。因而这种情感关系即成为了除去纯粹的权钱交易外导致市场行为中经济人非理性决策的主要因素。
2. 利益关系，即以利害认知为维系根基的人际关系。应该看到，这种关系中，当事人对各自利害的认知已经开始由经济上的利益逐步扩展，向更多社会的、权力的、政治的等各方面的利害关系扩展。它可以被诠释为：关系双方在对等与互惠的基础上达成的某种默契和协议。而当今经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人际关系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你帮我一下，我拉你一把”。无论交换的是否是物质性利益，此种关系中一方的付出是以另一方预期回报为前提的。
3. 交易行为中的关系，即准备发生的交易行为双方的人际关系。它可以是简单的路人关系，也可以是由情感关系和利益关系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复杂关系。后者中“关系”的复杂，甚至可以比作一张密密麻麻的蜘蛛网，在以个体单位为中心的发散型网络中，任何一条“蛛丝”的终端方，必定存在某种利益或权利。正是经济利益这只“可口小飞虫”的驱使和诱惑，“蜘蛛”才会不辞辛苦地从一端顺沿某条“蛛丝”爬到另一端，而这条“蛛丝”，就是由情感关系和利益关系环环相扣形成的交易行为中的复杂关系。
二、“关系”在经济生活中存在和发生效用的根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被彻底地与市场隔离开来，有限的显性利益分配的规则是确定的、僵化的，但与此同时，占据较大比例的隐性利益分配的规则却存在着很大的可操作性。有了“关系”，人们就可以获得短缺的物品、服务和各种权利，人们也乐于为了建立和维持“关系”而进行投资，实物投资、金钱投资、非金钱投资（包括注入时间和精力）都可能产生所谓的“关系”效益。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商业活动中“关系”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也相应地有所变化。然而，“关系”这一非正式的经济手段在转轨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仍然不容小觑，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以往。究其根源，主要原因是迅速发展的经济规模与相对滞后的法制建设之间的矛盾引起的。
首先，即便是在沿海一些市场发育较成熟的城市中，仍然有很大的一块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尚未被法制建设所涉及。在这些法律“真空”地带中，关系网取代了规则，形成一种新的制度去完成市场的某些功能。在不能够形成有效价格信号的机制下，“关系网”就在法律“真空”地带中间接地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将对资源和信息的需求信号传递到了权力拥有方。尽管这些通过关系网传递的需求信号是扭曲的和不完全的，但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关系网” 的存在应该说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其所带来的资源配置会是一种次优的选择结果，并不一定会伴生严重的腐败行为。
其次，经济政策具有模糊性和高弹性。在经济资源配置方面，既有规则中对责、权、利的界定和划分本身就含糊不清、模棱两可，这就赋予了掌管规则和拥有解释权力的人以充分的“施展空间”，成为“关系”得以发挥效用的根基。
第三，一个成熟的法律体系要求每一项法规都是在没有政治因素或外界干预的情况下，通过一整套严格的程序建立起来的，而一旦立法，将会在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判断的唯一标准。而在我国，很多情况下政府红头文件形成的效力往往比通过法律形成的效力要大。这就意味着，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不健全的情况下，有些时候，判定是非、解释法律和规则的并不是法官或律师，而是政府官员或者是企业的“一把手”。这样，法律法规和政策、判定标准频繁地、随意地更迭变换，加剧了不同规则间的时滞和不平衡，使得一些“权力拥有者”影响他人切身利益、甚至左右别人命运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其“关系”的追逐和簇拥倾向更加巩固和加强。
市场“关系”影响着市场“活动”，市场“关系”决定着市场“行为”。在不完善、不健全的市场经济框架下，如果私人产权和自由交易受到了禁止或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管制和限制，那么就一定会出现不同的“其他制度”去完成“市场制度”不能完成的某些功能。在我国，“关系”一词往往被赋予很多的贬义意味，显然是因为人们更多地把这种有中国特色的交换关系逻辑潜规则与不完善、不健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力腐败、权力寻租、社会公德泯灭联系在了一起。
三、“关系”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有些“关系”活动在给某些人带来特殊利益的同时，起到的是减少摩擦、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交易的作用。这种“关系”是市场导向的，可以看作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润滑剂”，虽然影响社会利益分配和社会公平，但它对整个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与此相反，另一些“关系”活动则是非市场导向的，直接违反公平交易的秩序，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衍生腐败。好的、融洽的、和谐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促进生产，提高效率。不好的、僵化的、敌视的“关系”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阻碍生产，降低效率。
我们可以将“恰当的关系运用能降低交易费用”的这种效应统称为“爱屋及乌效应”，其实质就是顺着关系网的一种信任的传递。在企业管理中，团队合作、团队精神所发挥出的巨大凝聚力，其背后的纽带无疑是和谐的“关系”。这种和谐关系可以创造出巨大的团体合力，可以充分发掘每个组织成员的内在潜力，可以使组织成员之间产生巨大的互补作用，并且在企业内部管理中节约大量的缔约成本，在企业外部的交往中降低各种经营风险，这就是良好的“关系”氛围对经济生活的正面影响和积极效用。
然而，在中国特色的人际“关系”中，还存在一个比较特殊问题——“面子”。在我国，有“关系”的双方，如果想要继续维持或巩固他们之间“关系”的话，需要对另一方保持一定程度的认同和支持，甚至对一些违反规定的事情也要模糊处理，尽量保持有“关系”一方的利益或尊严。在人际交往中，“让某人没有面子”是一件违背“潜规则”、不能忍受的大事。如果有“关系”的一方由于言辞或者行动做了让对方“丢面子”的事情，破坏了使“关系”能够得以存续的“潜规则”，那么，很有可能因为一些令人“丢面子”的小事而直接导致“关系”的瓦解甚至演化为负面的“关系”。
考虑到上述成本，在中国，很少有人能逃脱“人情”这一关，这样，本应作为“润滑剂”的“关系”就会对正常的经济活动带来两种负面影响，即所谓的“过渡依赖关系的风险”。
首先，由于“关系”作用的因素而达成协议，需求方往往会想当然的認为对方会自动提供最优的价格、质量和服务，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能听到"专门宰熟人"的说法。这是因为需求方对“关系”的过渡依赖，因为害怕有损于对方的“面子”又要炫耀自己的“面子”而不愿在事前向对方询问、质疑或事后向对方抱怨和索赔。
其次，虽然日常经济活动中的“关系”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扮演了信用担保的角色，可以简化缔约过程和减少交易费用，但是，倘若过度依赖于“关系”带来的信任而忽略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则会同样增加商业风险，并为日后的纠纷埋下隐患。
具体的应用分析，我们可以假定整个国民经济是个人或商业组织追求个体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结果，但是，整个社会的总效用却并非个体效用的简单加总。我们将那些通过“关系”活动能够客观上起到弥补体制漏洞、提高经营效率又无损于社会经济运行、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的“关系”活动称为“健康的关系”；与之相对应，那些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而钻法律空子或根本就以腐败形式存在的“关系”活动称为“非健康的关系”。后者包含一个社会道德风险问题，这个负的外部效应是社会所不得不负担的社会成本。
“关系”活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复杂，涉及到文化、亚文化、区域文化、人的心理因素等很多层面，它的综合表现既有可能是正面的影响，也有可能是负面的影响。
四、构建和谐社会建立良好的健康关系
首先，应该认识到，无论是从表象上观察，还是从理论上思考，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关系”在经济运行中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影响现阶段还不可能完全消除。“关系”目前的确是一个能够实实在在地影响社会经济运行的变量，其作用的效果无论如何要受到学界重视，并加以深入研究。
其次，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构建和谐社会。通过立法的手段保护私人产权，接触对市场中自由交易的各种限制和管制，最大限度地消除通过利用“关系”绕开“市场制度”去达成个人利益的“非市场”途径，减少“关系”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第三，将良好的、和谐的“关系”建设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达到降低交易费用、促进效率提高的目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权力寻租、社会腐败的惩治力度，确保正常的商业经营活动在法制的轨道范围内进行。
最后，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能够适时推进、引导建立一批社会公共关系代理机构，并且提倡、鼓励有关市场经济运行主体能够借助市场上规范的公共关系代理机构来帮助他们协调、处理一些对内、对外的公共关系。这样做的效果，第一可以帮助企业节约用于从事公关活动的精力和时间；第二可利用这些代理机构的专业性和已有关系网，提高企业“关系”投资的产出率；第三还可以降低企业的市场道德风险。
（作者单位：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企业发展与管理部）
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的“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經济体制的建设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份量，其影响力表现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甚至有国人做出了，“在中国，关系就是生产力”的论断。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现有的经济学、管理学方面的文献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社会经济活动中作为潜规则的一些“关系”活动排除在外，忽略了对它的深入细致的研讨，或者简单地将其冠之以“腐败”或“寻租”，并认为它只能带来效率的损耗。可见，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关系”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是一个经济学界、管理学界目前涉猎不多、同时又颇具中国特色的一个课题。
一、“关系”的性质与研究范畴
“关系”在中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十分独特和明显，五千年历史的深厚积淀，使得人与人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人际关系已经扎根于社会结构当中，封建社会高度集中的等级组织结构与儒家思想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和适应，造就了以人际关系来组织交易活动和维系家族关系的一种重要经济模式——家族制企业。
为深入分析研究，我们将按照狭义定义人际“关系”依据其形成的原因细分为三类加以考察和详细说明：
1. 情感关系，即以感情为维系根基的人际关系。它可以细分为亲情关系和友情关系。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人际关系中，有很大一块是建立在情感因素的基础上的，而这些情感关系作用中最具代表性的机制就是所谓“人情债”链条，即给惠方提供的帮助将成为受惠方情感上的一笔负债，最终促使受惠方在给惠方陷入困境时自动给予帮助或不拒绝对方提出的要求。奇妙的是，由于传统文化等因素的作用，收回这种以情感因素的回馈时，往往会较少地考虑自己的利益。因而这种情感关系即成为了除去纯粹的权钱交易外导致市场行为中经济人非理性决策的主要因素。
2. 利益关系，即以利害认知为维系根基的人际关系。应该看到，这种关系中，当事人对各自利害的认知已经开始由经济上的利益逐步扩展，向更多社会的、权力的、政治的等各方面的利害关系扩展。它可以被诠释为：关系双方在对等与互惠的基础上达成的某种默契和协议。而当今经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人际关系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你帮我一下，我拉你一把”。无论交换的是否是物质性利益，此种关系中一方的付出是以另一方预期回报为前提的。
3. 交易行为中的关系，即准备发生的交易行为双方的人际关系。它可以是简单的路人关系，也可以是由情感关系和利益关系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复杂关系。后者中“关系”的复杂，甚至可以比作一张密密麻麻的蜘蛛网，在以个体单位为中心的发散型网络中，任何一条“蛛丝”的终端方，必定存在某种利益或权利。正是经济利益这只“可口小飞虫”的驱使和诱惑，“蜘蛛”才会不辞辛苦地从一端顺沿某条“蛛丝”爬到另一端，而这条“蛛丝”，就是由情感关系和利益关系环环相扣形成的交易行为中的复杂关系。
二、“关系”在经济生活中存在和发生效用的根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被彻底地与市场隔离开来，有限的显性利益分配的规则是确定的、僵化的，但与此同时，占据较大比例的隐性利益分配的规则却存在着很大的可操作性。有了“关系”，人们就可以获得短缺的物品、服务和各种权利，人们也乐于为了建立和维持“关系”而进行投资，实物投资、金钱投资、非金钱投资（包括注入时间和精力）都可能产生所谓的“关系”效益。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商业活动中“关系”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也相应地有所变化。然而，“关系”这一非正式的经济手段在转轨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仍然不容小觑，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以往。究其根源，主要原因是迅速发展的经济规模与相对滞后的法制建设之间的矛盾引起的。
首先，即便是在沿海一些市场发育较成熟的城市中，仍然有很大的一块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尚未被法制建设所涉及。在这些法律“真空”地带中，关系网取代了规则，形成一种新的制度去完成市场的某些功能。在不能够形成有效价格信号的机制下，“关系网”就在法律“真空”地带中间接地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将对资源和信息的需求信号传递到了权力拥有方。尽管这些通过关系网传递的需求信号是扭曲的和不完全的，但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关系网” 的存在应该说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其所带来的资源配置会是一种次优的选择结果，并不一定会伴生严重的腐败行为。
其次，经济政策具有模糊性和高弹性。在经济资源配置方面，既有规则中对责、权、利的界定和划分本身就含糊不清、模棱两可，这就赋予了掌管规则和拥有解释权力的人以充分的“施展空间”，成为“关系”得以发挥效用的根基。
第三，一个成熟的法律体系要求每一项法规都是在没有政治因素或外界干预的情况下，通过一整套严格的程序建立起来的，而一旦立法，将会在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判断的唯一标准。而在我国，很多情况下政府红头文件形成的效力往往比通过法律形成的效力要大。这就意味着，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不健全的情况下，有些时候，判定是非、解释法律和规则的并不是法官或律师，而是政府官员或者是企业的“一把手”。这样，法律法规和政策、判定标准频繁地、随意地更迭变换，加剧了不同规则间的时滞和不平衡，使得一些“权力拥有者”影响他人切身利益、甚至左右别人命运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其“关系”的追逐和簇拥倾向更加巩固和加强。
市场“关系”影响着市场“活动”，市场“关系”决定着市场“行为”。在不完善、不健全的市场经济框架下，如果私人产权和自由交易受到了禁止或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管制和限制，那么就一定会出现不同的“其他制度”去完成“市场制度”不能完成的某些功能。在我国，“关系”一词往往被赋予很多的贬义意味，显然是因为人们更多地把这种有中国特色的交换关系逻辑潜规则与不完善、不健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力腐败、权力寻租、社会公德泯灭联系在了一起。
三、“关系”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有些“关系”活动在给某些人带来特殊利益的同时，起到的是减少摩擦、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交易的作用。这种“关系”是市场导向的，可以看作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润滑剂”，虽然影响社会利益分配和社会公平，但它对整个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与此相反，另一些“关系”活动则是非市场导向的，直接违反公平交易的秩序，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衍生腐败。好的、融洽的、和谐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促进生产，提高效率。不好的、僵化的、敌视的“关系”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阻碍生产，降低效率。
我们可以将“恰当的关系运用能降低交易费用”的这种效应统称为“爱屋及乌效应”，其实质就是顺着关系网的一种信任的传递。在企业管理中，团队合作、团队精神所发挥出的巨大凝聚力，其背后的纽带无疑是和谐的“关系”。这种和谐关系可以创造出巨大的团体合力，可以充分发掘每个组织成员的内在潜力，可以使组织成员之间产生巨大的互补作用，并且在企业内部管理中节约大量的缔约成本，在企业外部的交往中降低各种经营风险，这就是良好的“关系”氛围对经济生活的正面影响和积极效用。
然而，在中国特色的人际“关系”中，还存在一个比较特殊问题——“面子”。在我国，有“关系”的双方，如果想要继续维持或巩固他们之间“关系”的话，需要对另一方保持一定程度的认同和支持，甚至对一些违反规定的事情也要模糊处理，尽量保持有“关系”一方的利益或尊严。在人际交往中，“让某人没有面子”是一件违背“潜规则”、不能忍受的大事。如果有“关系”的一方由于言辞或者行动做了让对方“丢面子”的事情，破坏了使“关系”能够得以存续的“潜规则”，那么，很有可能因为一些令人“丢面子”的小事而直接导致“关系”的瓦解甚至演化为负面的“关系”。
考虑到上述成本，在中国，很少有人能逃脱“人情”这一关，这样，本应作为“润滑剂”的“关系”就会对正常的经济活动带来两种负面影响，即所谓的“过渡依赖关系的风险”。
首先，由于“关系”作用的因素而达成协议，需求方往往会想当然的認为对方会自动提供最优的价格、质量和服务，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能听到"专门宰熟人"的说法。这是因为需求方对“关系”的过渡依赖，因为害怕有损于对方的“面子”又要炫耀自己的“面子”而不愿在事前向对方询问、质疑或事后向对方抱怨和索赔。
其次，虽然日常经济活动中的“关系”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扮演了信用担保的角色，可以简化缔约过程和减少交易费用，但是，倘若过度依赖于“关系”带来的信任而忽略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则会同样增加商业风险，并为日后的纠纷埋下隐患。
具体的应用分析，我们可以假定整个国民经济是个人或商业组织追求个体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结果，但是，整个社会的总效用却并非个体效用的简单加总。我们将那些通过“关系”活动能够客观上起到弥补体制漏洞、提高经营效率又无损于社会经济运行、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的“关系”活动称为“健康的关系”；与之相对应，那些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而钻法律空子或根本就以腐败形式存在的“关系”活动称为“非健康的关系”。后者包含一个社会道德风险问题，这个负的外部效应是社会所不得不负担的社会成本。
“关系”活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复杂，涉及到文化、亚文化、区域文化、人的心理因素等很多层面，它的综合表现既有可能是正面的影响，也有可能是负面的影响。
四、构建和谐社会建立良好的健康关系
首先，应该认识到，无论是从表象上观察，还是从理论上思考，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关系”在经济运行中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影响现阶段还不可能完全消除。“关系”目前的确是一个能够实实在在地影响社会经济运行的变量，其作用的效果无论如何要受到学界重视，并加以深入研究。
其次，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构建和谐社会。通过立法的手段保护私人产权，接触对市场中自由交易的各种限制和管制，最大限度地消除通过利用“关系”绕开“市场制度”去达成个人利益的“非市场”途径，减少“关系”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第三，将良好的、和谐的“关系”建设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达到降低交易费用、促进效率提高的目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权力寻租、社会腐败的惩治力度，确保正常的商业经营活动在法制的轨道范围内进行。
最后，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能够适时推进、引导建立一批社会公共关系代理机构，并且提倡、鼓励有关市场经济运行主体能够借助市场上规范的公共关系代理机构来帮助他们协调、处理一些对内、对外的公共关系。这样做的效果，第一可以帮助企业节约用于从事公关活动的精力和时间；第二可利用这些代理机构的专业性和已有关系网，提高企业“关系”投资的产出率；第三还可以降低企业的市场道德风险。
（作者单位：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企业发展与管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