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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上海繁华的市区的成都路上，坐落着一座上世纪初的建筑。它默默地矗立在那里，从外表看来并不十分奢华，也没有过多吸引人之处，但就是这样一座不起眼的建筑，它的名字却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它就是上海辅德里625号——一个被遗忘的地方。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之一李达的寓所，同时还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密文件的秘密保存地。今天，就让我们揭开它那神秘的面纱，将其最灿烂的一环展示于世人面前。
辅德里625号始建于20世纪初叶，典型的石库门建筑。与它相配的是整整两条住宅，一字排开，一排八间，中有骑马墙相连，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弄堂。青黑砖相间的外墙，镶嵌着一条条细细的红砖，沉静而华丽。乌黑的鱼鳞状细瓦，花岗岩条石砌成的门框，漆黑的木门，门楣上方赭红色的砖瓦上镌刻着百鸟飞凤，门联上刻着“吉祥如意”、“腾蛟起凤”、“迎翠联春”等现今大多上海市民已读不懂的篆体文字，默默地表述着它的身份和曾经的风尘岁月。推门而入，青砖铺地的天井，然后是有着宽敞玻璃窗的前客厅和后厢房，门虚掩着，好像主人随时会推门出来迎客。像这样结构完好整齐成排的石库门，在上海已不多见。这里原来是本世纪初叶一位韩姓的江苏大地产商建造的，原先共有4条8排，辅德里625号就静卧于弄堂深处。历史在这重重的涂抹了一笔，于是这儿留下了反映中国共产党早年革命活动的重要遗迹。
神秘的主人
“鹤鸣先生，先驱哲人。五都交雄，两赴东瀛。求索播火，执着可钦。建党运筹，宏论言陈。惜哉阳错，心同道分。犹怀旧愿，恋友深情。鸿雁陕北，传书泽东，实践矛盾，两论促成。北上归队，谈笑长闻。犯颜敢谏，铁骨铮铮。厥功丰伟，日月同明。呜呼!一度极左，寥落英魂。先生何在，睹书思人。嗟我小生，化悲为勤，振兴神州，以飨师灵。”这段文字描述的就是当年铺德里625号的主人——李达(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人)。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在我党早期革命活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紧随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当时只有极少数赴日本的留学生接触过一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几乎是与党的建立同时进行，理论准备非常不足。在这种近乎于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条件下，非常需要专门从事革命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大师。李达与相约建党的李大钊、陈独秀以及董必武、周恩来等人相似，都曾留学日本，并最早接触了马列主义，不过这些人建党后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党务和社会活动，只有李达专心于理论，并且成果斐然。毛泽东评价李达为理论界的鲁迅，表明了党内同志对李达的充分肯定。这些理论研究工作，对于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筹备、组织和宣传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年，当时李达夫妇就居住在辅德里625号。那时，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展开的。为掩人耳目，李达自称是上海大学的教授，其夫人自称是上海蒲柏女子学校的老师。在外人看来，这对夫妇文质彬彬，待人诚恳，勤于学业，深得邻居爱戴。但是，人们并不知晓，这对典型知识分子家庭的男主人，却是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创始人之一。他们的处所——辅德里625号，不仅是李达生活工作的场所，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隐藏机密文件材料的重要地点。在辅德里625号居住的这段日子里，他们为早年的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
李达时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书记”，集共产党筹建中的宣传、组织、联络于一身。除了负责同各地共产主义组织联络外，当然还要同陈独秀函商党的筹建事宜。当时，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都已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东京留学生和旅欧学生中亦有党的发起活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等地还成立了工会组织，开展了初步的工人运动，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也已成熟。于是，各地共产主义组织协商成立党的组织。李达承担成立大会的组织联络等工作，他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7月20日来上海开会。因是秘密召开，所以通知只说是开会，至于开什么会，自然不便说明。其中李达给长沙共产主义组织的信是寄给长沙新文化书社毛泽东的。几十年后，1962年党的生日前夕，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计练班上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俩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这就是说，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当时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他们是参加一大才成为党员的。所以李达在这次讲话中说：“党的一大的最大功绩是发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
一大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并决定在陈独秀回上海前，由周佛海任代理书记。周佛海、李达、张国焘三人就举行了中央局第一次会议。之后，陈独秀才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上海专任党的书记。从此，中央局就在辅德里625号李达寓所办公，这里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中枢。所有重要的方针政策、政治主张、重要指示，都由这里发送到全国各地共产党组织那里。
中央局制定的方针政策、公布的政治主张和下达的指示，下级呈送的请示报告等等都是党的重要工作，也都是文书处理的中心内容。为了集中统一进行文书处理，中共中央局确定辅德里625号为中央局集体办公的地点后，就规定陈独秀、张国焘等都必须来这里办公，办理的文件都必须交李达处理和保管。这样，中央局来往文件的处理和保管、机关事务、会务等工作都落在了李达身上。期间，中央局日常工作通过的许多重要文件，很多也都是出自李达之手并经其精心的保存了下来。因李达的住所为中央局的所在地，所以，各地同志来上海后就先找李达接洽。党成立初期的活动经费非常缺乏，在安排来沪干部及其家属的住宿问题上极度困难。有些干部家属文化程度低，缺乏谋生技能，他们的食宿困难，也须解决，这些工作都是由李达完成的，在经济条件紧张的情况下，有些同志甚至还在李达的住所打过地铺。
说到李达，就不能不提到当时辅德里的女主人，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浙江桐乡乌镇人)。王会晤与现代著名作家茅盾(沈雁冰)是同学，还有亲戚关系，论辈分，她是茅盾的姑妈。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后，王会悟前往上海，寻求妇女独立解放的道路，被辛亥革命元老黄兴的夫人徐宗汉安排在中华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这是她真正从事妇女解放工作的开始。这期间，她结识了李达。李达当时正与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备组建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主要成员与发起人之一。李达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渊博的学识令王会悟敬佩不已，而王会悟作为新女性的革命热情和求知上进的精神也深深地打动了李达的心，两人在工作交往中迸出了爱的火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21年4月，王会悟与李达喜结连理。当时，李达和王会悟在上海都没有房子，陈独秀便腾出自己的客厅，为李达和王会悟举行了婚礼。婚后，二人迁居辅德625号。
李达当时承担了“一大”大量的具体筹划工作，他把安排各地代表来沪食宿、选择开会地点、安全警戒的工作都交给了新婚燕尔的妻子。王会悟一一接受下来。王会悟在参加上海女界联谊会的活动时，结识了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黄绍兰思想倾向进步，曾在上海女界联谊会的一次会议上，拍案痛骂袁世凯。王会晤考虑到博文女校离大会开会地址不远，行动方便，加之正值暑假，师生都已离校，代表在此住易于保密。于是，经黄绍兰同意后，王会悟便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三间房。租得房间后，王会悟购买芦席铺地。代表们住下后，风趣地说：“很好，凉快!”毛泽东睡在两条板凳架起来的一张单人木板床上，房间很暗，一个人住。据说这是因为他个子很高，爱打呼噜的缘故，特给他如此“特殊照顾”。其他代表没有床，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至于一大的会址，想到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夫妇在外地避暑，李公馆的房子空着，她就去找李汉俊商量，李汉俊当即满口答应。选定这里为会址还因为，李书城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刚买下法租界望志路上的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环境僻静，行动方便，加之有李书城的“大官”身份作掩护，这里用来开会是再好不过的了。
1921年7月23日午后3时，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这所石库门房子里开幕。开会期间，王会悟担任保卫工作。至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陌生男子从虚掩的后门闯入，滴溜溜转的眼睛朝屋里环视了一周，然后谎称找错地方退出门外。王会悟马上报告了这一可疑情况。正在发言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机警地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用手击桌称此人可疑，建议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抓紧时间撤离了会场。
事实证明，王会悟的报警十分重要。那个神秘男子正是受雇于法国巡捕房的侦探，仅过十多分钟，法国巡捕房就开来警车，全副武装的巡捕和士兵包围了房子。代表们因为及时疏散，未受到任何损失。会场遭到破坏后，代表和会址均受到监视，会议已不能在上海继续进行。为了安全，必须改变开会的地点。王会悟突然眼前一亮，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嘉兴。她兴奋地向代表们提议：“到我的家乡嘉兴去开会怎么样?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船可以租，那里环境清幽，游人少，而且距上海又近，坐火车只要一个多钟头，当天可来回。我在嘉兴女子师范念过书，对南湖的情况很熟，在那里以游湖作掩护，又安全又方便。”代表们听了她的提议，都感到很兴奋，十分赞同，并请她先去安排。
1921年8月2日上午，做好充分准备工作的王会悟带领与会代表乘上南湖一艘中型画舫。为安全保密起见，船既不靠岸，也不傍岛，就在水中来回漂荡。王会悟让代表们在中舱的客堂间里围坐在八仙桌前安心开会，她自己则装扮成歌女模样，坐在船头望风放哨，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指敲着舱门打节拍，提醒代表们注意。为掩人耳目，她还特意准备了一副麻将牌，放在代表们开会的桌上。
浅绿色的南湖上飘着翠绿色的菱叶，秀丽安谧又充满着神秘。“一大”代表们秘密转移到南湖后，就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当时开会的时候，原本湖上只有雾，后来变成下小雨，最后下起大雨，成为绝佳屏障。下午5点左右，湖上出现了一条汽艇，机警的王会悟怕是警察巡逻艇，忙发暗号，船内就立即响起一片麻将声。让人一看，这不过是一伙租了游船来玩的青年文人而已。汽艇一过，麻将撤去，再低声讨论文件，同时也没有忘记放开留声机作掩护。傍晚时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顺利完成了会议的所有议程。1921年，王会悟在出色地完成了秘密保卫“一大”的历史任务后，又协助李达在上海法租界创办了我党最早的妇女刊物《妇女声》。她除了负责组稿、审稿外，还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先后发表了《本年世界妇女运动概况》、《中国妇女运动新趋向》、《湖南女工之觉醒》等文章，不遗余力地宣传世界各国妇女运动的最新消息，传播中国妇女运动的先进经验。
在创办《妇女声》的同时，王会悟还协助李达创办了上海平民女校。该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学校，旨在培养妇运干部，开展妇运工作。而学校的校址就选在了辅德里652号后门斜对面的一幢房子。由于党的经费缺乏，李达和王会悟夫妇就将自己的工资和稿酬的一部分拿出来租校舍，并着手其他各项筹备工作。王剑虹、王一知、丁玲等进步人士都曾就读于上海平民女校。李达曾说：“平民女校是达到新社会的第一步。”
王会悟还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出了贡献。中共二大于1922年7月16日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的地点就在王会悟家里。屋内，会场气氛紧张热烈，代表们为党的前途命运殚精竭虑；屋外，王会悟则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在门口放哨，警惕地注意着来往行人，为中共二大做好了警卫工作。此后，王会悟始终协助李达从事革命工作，并承担机密文件的保管工作及担负全部家务和孩子们的文化教学任务。作为革命者，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王会悟都是出类拔萃的。毛泽东很赞赏他们夫妇，一次在给李达的信中称他们夫妇是“真正的人”。
秘密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个口号，几十年来，回响在祖国的大地和天空。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这个口号的，是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地点就是辅德里625号，在这里的这一声呐喊，震惊了世界，也改变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前途命运。
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就是在这里举行的。说它是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会址，而不是“二大”的会址，是因为这次大会接受了“一大”的教训，为了安全，决定少开全体会，以小型分组讨论为主，多安排在党员家中进行。而全体会议则每次换一个地方，今天我们已无从查访。 不仅我们今天找不到，有史料记载，当年的毛泽东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地方，才错过了这次大会。他曾经对斯诺回忆说：当时我被派到上海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能出席。
在辅德里625号里，代表们在一起分析国际的局势，研讨国内的局势，接着要提出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发表宣言、制订党的纲领，通过几项决议。于是大会代表分成几个小组，讨论各项问题。李达被指定为教育问题组和妇女问题组召集人，张国焘也在这一组。小组讨论时，张国焘也发表了意见，最后由李达归纳为几条，提交大会讨论。李达回忆说：“当大会讨论时，张国焘首先发言，就前天我们所共同确定的几条，大肆批评。原来是根据他(从莫斯科)所带回的宣传品来批评的，……我当面质问他，昨天小组会讨论时你为什么不提出你的高见，要留到今天才发挥?他回答说，昨天没有仔细想到。我听了这话，倒抽了一口凉气，这阴谋狡诈的家伙，无非是踏倒别人，提高自己。”这是李达与张国焘之间发生的争论。
“二大”共有12名代表，据有关文献记载，12名代表中的11人是：上海杨明斋、北京罗章龙、山东王烬美、湖北许白昊、湖南蔡和森、广东谭平山，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李震瀛，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施存统，尚缺一人姓名不详。尽管12名代表的全部确认还有问题，但经过反复考证，已经搞清了“二大”选出的5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还有邓中夏，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李达之所以没有进入中央可能与张国焘有关。如前所述，因为李达在大会上当面质问过他，引起了他的极大不满。“‘打倒你，我起来’这是他的原则。”而“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几乎是他和陈独秀两个人包办的。”所以李达落选了。
会址也好、代表也好、委员也好，也许都仅仅是一些细节。有人曾经说过，历史往往忽视细节，而注重逻辑和结果。对于党的历史来说，重要的是“二大”的结果。“二大”的主要贡献是：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破天荒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一个自鸦片战争以来，还没有哪个阶级、哪个政党提出过的，如此鲜明、完整、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我们有必要重读一下“二大”宣言，那沉重的文字，今天还会压迫住我们的呼吸：“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百万的中国劳工在那些矿山工厂里，做他们生利的奴隶。……三万万的农民日趋于穷困；数千万手工业者的生活轻轻被华美的机器制造品夺去，而渐成为失业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当中国共产党人抱着为党的纲领而奋斗的信念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的时候，我们的先辈开始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还不是并且还不可能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封建军阀的统治，像两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头上，中国革命不首先推倒这两座大山，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一个重大进步，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最主要的问题上，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在了一起。
正是基于对苦难中国如此透彻的认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才奋力担起领导的重任，制定出事实上的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当时这个党的党员还只有195人。
最早的党内文件保管处
辅德里625号的历史意义还不仅在于它是中共早期的革命活动地点，更重要的是，它还是我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前身，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第一个秘密机关——中央局的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隐藏机密文件材料的处所。
根据中央局的决定，一大以后不久，即1921年9月1日，李达主持建立了我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设在李达的寓所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因为是个秘密的出版社，为了避免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搜查和破坏，所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刊下，故意印着“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字样，社址则印为“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六号”。人民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著作。李达在《新青年》第9卷第5号发表《人民出版社通告》，说明了人民出版社出版各种书籍的目的、出版品的性质以及对编译者的要求。《通告》指出：“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的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的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为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
《通告》发布了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准备出“马克思全书”15种，内有《马克思传》、《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即《工资、价格与利润》)、《哥达纲领批评》(即《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乱》(即法兰西内战》)、《资本论入门》、《剩余价值论》、《经济学批评》、《革命与反革命》、《自由贸易论》、《神圣家族》、《哲学之贫困》、《犹太人问题》、《历史法学派之哲学的宣言》；“列宁全书”14种，如《列宁传》、《国家与革命》等。此外，还打算出“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11种，其他理论书籍9种，包括恩格斯的《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从计划出版的“马克思全书”和“列宁全书”的书目看，显然，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内容，既有马克思、恩格斯成熟时期的著作，又有他们的早期著作，还有新的历史时期列宁的著作。由此可见，李达的意图是想通过出版“马克思全书”和“列宁全书”，有助于读者能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出版“康民尼斯特丛书”的目的，则是为了对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教育。
这个宏伟的出版计划，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和物质条件的限制未能完全实现。李达克服种种困难，在短短一年内出版了“十五种”革命书籍，其中包括“马克思全书”3种：《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当时署名为陈佛突)、《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 (袁让译)、《资本论入门》(马尔西原著，李渊石即李汉俊译)；“列宁全书5种：《劳农会之建设》(李立译)、《讨论进行计划》(成则人，沈泽民译)、《共产党礼拜六》(王静译)、《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李墨耕译)、《列宁传》(张亮译)；“康民尼斯特丛书”4种：《共产党的计划》、《俄国共产党党纲》、《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劳动革命史》；其他编著3种。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除了《共产党宣言》是重印陈望道的译本外，其余都是第一次以单行本出版的新译本。这些经典著作在党的初创时期，成为许多共产主义者的启蒙读本，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人民出版社是我党的第一个秘密的出版机构，它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我国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列宁的著作，开拓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新路子。
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革命理论书籍是非法的，随时都有被抄没收乃至坐牢的危险。李达为建立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马列经典著作及其他革命理论书籍承担了种种风险，付出了艰巨的劳动。那时，除了著译书稿之外，“丛书的编辑、付印、发行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在党的出版事业发展史上，李达发挥了拓荒者的作用。李达领导的一切出版工作和任何出版物，无论在中央的还是地方的，都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坚持了共产党的党性原则。
在创办人民出版社的同时，刚建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局，在辅德里625号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按照分工，总书记陈独秀负总责，除指导全党反帝反军阀斗争等中心工作外，负责中央局下达文件的签批工作；组织主任张国焘负责建立健全全党组织和发展党员工作；宣传主任李达负责党的宣传、党刊党报的编辑出版和文书处理工作。由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各路军阀都把中国共产党视为“洪水猛兽”，必欲扼杀在摇篮里。因此，中央局对一切行文都提出了严格规定。
在党的秘密工作中，文书处理必须绝对秘密，规定中央局下达一切文件，都必须在辅德里625号起草、讨论、修改和发出。陈独秀、张国焘个人不准带文件，家里不准存放文件。因为辅德里625号是李达的住宅，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又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所以中央局委托李达承担文件的抄印、分发和管理工作，有些具体事务允许王会悟协助处理。1921年11月《中央局通告》第一号就是在陈独秀签发后经王会悟之手在邮局寄发的。1922年7月陈独秀为中共二大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等许多文件都是李达和王会悟抄写或油印的。虽然中共中央局刚刚建立，但对行文要求也是很严格的。从中央局下达的第一份通告中可以看出：党的要求是一切行文要简单明了开门见山，反对旧衙门式的繁文缛节，反对公文中的陈词滥调。党的一切行文必须是使用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必须以生活事实为依据，反对空空洞洞，要适应工人、农民和士兵阅读，不要滥熟的流行公式等等。这种纯朴而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文风，是在建党初期就形成的一种传统。当时，中央局机关只有总书记、组织主任和宣传主任三人，没有秘书或交通员。党的一切文件都要通过北洋政府控制的邮局寄发。为了迷惑敌人的检查，党的文件一律以书信形式，开头和落款称兄道弟。比如，1921年11月《中央局通告》开头用的是“同仁大鉴”，是为“藏头法”，落款不写“中央局”而写“T.S.Chen”即是陈独秀的英文名字，是为“漏尾法”。有人回忆，1922年初曾下达过《中央局代号表》，其表虽然失落了，但中央局发文使用的“C·P”、“S·Y”、“钟英”、“校务处’等等代号却是有记载的。其中，“钟英”、“大校”、“大兄”等等都指代中共中央；“青歌”、“刘洪顺”、“中校”等等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号：“枢蔚”、“朱绅”等是中共上海区执委会的代号等等。这些代号都是党内、国内通用的。至于临时约定的代号，更是俯首皆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央局不仅下达方针政策性文件以指导全党工作，而且也编辑出版《新青年》、《向导》周刊、《共产党》、《校刊》等机关报，作为指导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必读物，在党内发挥着更及时更全面的指导作用。因此，从1922年起，党内就把文件与以革命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书报刊物统称为“材料”。中央局要求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的文件材料不准全部烧毁，其中重要者要永久保存，辅德里625号就是党中央第一个文件材料秘密保存处所。因为这里是法租界，北洋军阀政府的军警特务一般不到这里来滋扰。这里群众条件较好，便于隐藏。所以，连陈独秀、张国焘家中都不保存文件，各地方上报中央的文件材料也必须送辅德里625号统一保存。其中，确定把报刊中的重要文件和文章剪下作为文件的补充的材料，也要与文件一起保存下来。
从1921年7月至1923年6月为止，中央局积累有近百份文件材料，“《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议会行动》、《工会运动与共产党》、《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少年运动问题》、《妇女运动》和《共产党的组织章程》等9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中共“二大”形成的重要文件也在其中。这些纲领性文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清新认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
李达从建党之始就一直负责管理党内形成的各种文件资料，其住所也承担着机密档案室的角色。但由于革命发展的需要，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说：“由于中央委员会人员太少，不能搜集很多资料，又由于遭受迫害，许多材料遗失了”。于是，他向大会建议在党内设秘书制。就是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中央各部委、各地方中央区执委会内配备秘书，以加强机关工作，加强文书处理、加强文件资料的搜集管理等。大会接受了陈独秀的建议，在党内建立了秘书制，并由秘书统一负责文书处理和文件资料的收集保存工作。同时，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达因为遭受张国焘的排斥打击，促使他感到自己“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为好。”于是，大会以后，他便离开了中央，专心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宣传。1922年11月间，应毛泽东邀请，李达夫妇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赶往长沙，担任了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尽管李达因故离开了中国共产党，但他经手的文件材料却安然无恙地保存了下来。辅德里625号也随着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主人的离开慢慢地退出了革命历史舞台。
今天，辅德里625号依然貌不惊人，而在八十五年前，在这波澜不惊的外衣之下孕育着中国革命惊涛骇浪的第一波。一石激起千层浪。今天，当我们享受在浪花轻抚的愉悦之中时，怎能遗忘这朵美丽浪花的壮阔英姿呢?
辅德里625号始建于20世纪初叶，典型的石库门建筑。与它相配的是整整两条住宅，一字排开，一排八间，中有骑马墙相连，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弄堂。青黑砖相间的外墙，镶嵌着一条条细细的红砖，沉静而华丽。乌黑的鱼鳞状细瓦，花岗岩条石砌成的门框，漆黑的木门，门楣上方赭红色的砖瓦上镌刻着百鸟飞凤，门联上刻着“吉祥如意”、“腾蛟起凤”、“迎翠联春”等现今大多上海市民已读不懂的篆体文字，默默地表述着它的身份和曾经的风尘岁月。推门而入，青砖铺地的天井，然后是有着宽敞玻璃窗的前客厅和后厢房，门虚掩着，好像主人随时会推门出来迎客。像这样结构完好整齐成排的石库门，在上海已不多见。这里原来是本世纪初叶一位韩姓的江苏大地产商建造的，原先共有4条8排，辅德里625号就静卧于弄堂深处。历史在这重重的涂抹了一笔，于是这儿留下了反映中国共产党早年革命活动的重要遗迹。
神秘的主人
“鹤鸣先生，先驱哲人。五都交雄，两赴东瀛。求索播火，执着可钦。建党运筹，宏论言陈。惜哉阳错，心同道分。犹怀旧愿，恋友深情。鸿雁陕北，传书泽东，实践矛盾，两论促成。北上归队，谈笑长闻。犯颜敢谏，铁骨铮铮。厥功丰伟，日月同明。呜呼!一度极左，寥落英魂。先生何在，睹书思人。嗟我小生，化悲为勤，振兴神州，以飨师灵。”这段文字描述的就是当年铺德里625号的主人——李达(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人)。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在我党早期革命活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紧随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当时只有极少数赴日本的留学生接触过一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几乎是与党的建立同时进行，理论准备非常不足。在这种近乎于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条件下，非常需要专门从事革命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大师。李达与相约建党的李大钊、陈独秀以及董必武、周恩来等人相似，都曾留学日本，并最早接触了马列主义，不过这些人建党后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党务和社会活动，只有李达专心于理论，并且成果斐然。毛泽东评价李达为理论界的鲁迅，表明了党内同志对李达的充分肯定。这些理论研究工作，对于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筹备、组织和宣传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年，当时李达夫妇就居住在辅德里625号。那时，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展开的。为掩人耳目，李达自称是上海大学的教授，其夫人自称是上海蒲柏女子学校的老师。在外人看来，这对夫妇文质彬彬，待人诚恳，勤于学业，深得邻居爱戴。但是，人们并不知晓，这对典型知识分子家庭的男主人，却是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创始人之一。他们的处所——辅德里625号，不仅是李达生活工作的场所，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隐藏机密文件材料的重要地点。在辅德里625号居住的这段日子里，他们为早年的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
李达时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书记”，集共产党筹建中的宣传、组织、联络于一身。除了负责同各地共产主义组织联络外，当然还要同陈独秀函商党的筹建事宜。当时，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都已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东京留学生和旅欧学生中亦有党的发起活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等地还成立了工会组织，开展了初步的工人运动，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也已成熟。于是，各地共产主义组织协商成立党的组织。李达承担成立大会的组织联络等工作，他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7月20日来上海开会。因是秘密召开，所以通知只说是开会，至于开什么会，自然不便说明。其中李达给长沙共产主义组织的信是寄给长沙新文化书社毛泽东的。几十年后，1962年党的生日前夕，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计练班上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俩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这就是说，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当时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他们是参加一大才成为党员的。所以李达在这次讲话中说：“党的一大的最大功绩是发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
一大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并决定在陈独秀回上海前，由周佛海任代理书记。周佛海、李达、张国焘三人就举行了中央局第一次会议。之后，陈独秀才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上海专任党的书记。从此，中央局就在辅德里625号李达寓所办公，这里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中枢。所有重要的方针政策、政治主张、重要指示，都由这里发送到全国各地共产党组织那里。
中央局制定的方针政策、公布的政治主张和下达的指示，下级呈送的请示报告等等都是党的重要工作，也都是文书处理的中心内容。为了集中统一进行文书处理，中共中央局确定辅德里625号为中央局集体办公的地点后，就规定陈独秀、张国焘等都必须来这里办公，办理的文件都必须交李达处理和保管。这样，中央局来往文件的处理和保管、机关事务、会务等工作都落在了李达身上。期间，中央局日常工作通过的许多重要文件，很多也都是出自李达之手并经其精心的保存了下来。因李达的住所为中央局的所在地，所以，各地同志来上海后就先找李达接洽。党成立初期的活动经费非常缺乏，在安排来沪干部及其家属的住宿问题上极度困难。有些干部家属文化程度低，缺乏谋生技能，他们的食宿困难，也须解决，这些工作都是由李达完成的，在经济条件紧张的情况下，有些同志甚至还在李达的住所打过地铺。
说到李达，就不能不提到当时辅德里的女主人，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浙江桐乡乌镇人)。王会晤与现代著名作家茅盾(沈雁冰)是同学，还有亲戚关系，论辈分，她是茅盾的姑妈。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后，王会悟前往上海，寻求妇女独立解放的道路，被辛亥革命元老黄兴的夫人徐宗汉安排在中华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这是她真正从事妇女解放工作的开始。这期间，她结识了李达。李达当时正与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备组建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主要成员与发起人之一。李达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渊博的学识令王会悟敬佩不已，而王会悟作为新女性的革命热情和求知上进的精神也深深地打动了李达的心，两人在工作交往中迸出了爱的火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21年4月，王会悟与李达喜结连理。当时，李达和王会悟在上海都没有房子，陈独秀便腾出自己的客厅，为李达和王会悟举行了婚礼。婚后，二人迁居辅德625号。
李达当时承担了“一大”大量的具体筹划工作，他把安排各地代表来沪食宿、选择开会地点、安全警戒的工作都交给了新婚燕尔的妻子。王会悟一一接受下来。王会悟在参加上海女界联谊会的活动时，结识了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黄绍兰思想倾向进步，曾在上海女界联谊会的一次会议上，拍案痛骂袁世凯。王会晤考虑到博文女校离大会开会地址不远，行动方便，加之正值暑假，师生都已离校，代表在此住易于保密。于是，经黄绍兰同意后，王会悟便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三间房。租得房间后，王会悟购买芦席铺地。代表们住下后，风趣地说：“很好，凉快!”毛泽东睡在两条板凳架起来的一张单人木板床上，房间很暗，一个人住。据说这是因为他个子很高，爱打呼噜的缘故，特给他如此“特殊照顾”。其他代表没有床，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至于一大的会址，想到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夫妇在外地避暑，李公馆的房子空着，她就去找李汉俊商量，李汉俊当即满口答应。选定这里为会址还因为，李书城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刚买下法租界望志路上的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环境僻静，行动方便，加之有李书城的“大官”身份作掩护，这里用来开会是再好不过的了。
1921年7月23日午后3时，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这所石库门房子里开幕。开会期间，王会悟担任保卫工作。至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陌生男子从虚掩的后门闯入，滴溜溜转的眼睛朝屋里环视了一周，然后谎称找错地方退出门外。王会悟马上报告了这一可疑情况。正在发言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机警地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用手击桌称此人可疑，建议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抓紧时间撤离了会场。
事实证明，王会悟的报警十分重要。那个神秘男子正是受雇于法国巡捕房的侦探，仅过十多分钟，法国巡捕房就开来警车，全副武装的巡捕和士兵包围了房子。代表们因为及时疏散，未受到任何损失。会场遭到破坏后，代表和会址均受到监视，会议已不能在上海继续进行。为了安全，必须改变开会的地点。王会悟突然眼前一亮，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嘉兴。她兴奋地向代表们提议：“到我的家乡嘉兴去开会怎么样?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船可以租，那里环境清幽，游人少，而且距上海又近，坐火车只要一个多钟头，当天可来回。我在嘉兴女子师范念过书，对南湖的情况很熟，在那里以游湖作掩护，又安全又方便。”代表们听了她的提议，都感到很兴奋，十分赞同，并请她先去安排。
1921年8月2日上午，做好充分准备工作的王会悟带领与会代表乘上南湖一艘中型画舫。为安全保密起见，船既不靠岸，也不傍岛，就在水中来回漂荡。王会悟让代表们在中舱的客堂间里围坐在八仙桌前安心开会，她自己则装扮成歌女模样，坐在船头望风放哨，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指敲着舱门打节拍，提醒代表们注意。为掩人耳目，她还特意准备了一副麻将牌，放在代表们开会的桌上。
浅绿色的南湖上飘着翠绿色的菱叶，秀丽安谧又充满着神秘。“一大”代表们秘密转移到南湖后，就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当时开会的时候，原本湖上只有雾，后来变成下小雨，最后下起大雨，成为绝佳屏障。下午5点左右，湖上出现了一条汽艇，机警的王会悟怕是警察巡逻艇，忙发暗号，船内就立即响起一片麻将声。让人一看，这不过是一伙租了游船来玩的青年文人而已。汽艇一过，麻将撤去，再低声讨论文件，同时也没有忘记放开留声机作掩护。傍晚时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顺利完成了会议的所有议程。1921年，王会悟在出色地完成了秘密保卫“一大”的历史任务后，又协助李达在上海法租界创办了我党最早的妇女刊物《妇女声》。她除了负责组稿、审稿外，还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先后发表了《本年世界妇女运动概况》、《中国妇女运动新趋向》、《湖南女工之觉醒》等文章，不遗余力地宣传世界各国妇女运动的最新消息，传播中国妇女运动的先进经验。
在创办《妇女声》的同时，王会悟还协助李达创办了上海平民女校。该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学校，旨在培养妇运干部，开展妇运工作。而学校的校址就选在了辅德里652号后门斜对面的一幢房子。由于党的经费缺乏，李达和王会悟夫妇就将自己的工资和稿酬的一部分拿出来租校舍，并着手其他各项筹备工作。王剑虹、王一知、丁玲等进步人士都曾就读于上海平民女校。李达曾说：“平民女校是达到新社会的第一步。”
王会悟还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出了贡献。中共二大于1922年7月16日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的地点就在王会悟家里。屋内，会场气氛紧张热烈，代表们为党的前途命运殚精竭虑；屋外，王会悟则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在门口放哨，警惕地注意着来往行人，为中共二大做好了警卫工作。此后，王会悟始终协助李达从事革命工作，并承担机密文件的保管工作及担负全部家务和孩子们的文化教学任务。作为革命者，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王会悟都是出类拔萃的。毛泽东很赞赏他们夫妇，一次在给李达的信中称他们夫妇是“真正的人”。
秘密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个口号，几十年来，回响在祖国的大地和天空。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这个口号的，是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地点就是辅德里625号，在这里的这一声呐喊，震惊了世界，也改变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前途命运。
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就是在这里举行的。说它是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会址，而不是“二大”的会址，是因为这次大会接受了“一大”的教训，为了安全，决定少开全体会，以小型分组讨论为主，多安排在党员家中进行。而全体会议则每次换一个地方，今天我们已无从查访。 不仅我们今天找不到，有史料记载，当年的毛泽东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地方，才错过了这次大会。他曾经对斯诺回忆说：当时我被派到上海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能出席。
在辅德里625号里，代表们在一起分析国际的局势，研讨国内的局势，接着要提出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发表宣言、制订党的纲领，通过几项决议。于是大会代表分成几个小组，讨论各项问题。李达被指定为教育问题组和妇女问题组召集人，张国焘也在这一组。小组讨论时，张国焘也发表了意见，最后由李达归纳为几条，提交大会讨论。李达回忆说：“当大会讨论时，张国焘首先发言，就前天我们所共同确定的几条，大肆批评。原来是根据他(从莫斯科)所带回的宣传品来批评的，……我当面质问他，昨天小组会讨论时你为什么不提出你的高见，要留到今天才发挥?他回答说，昨天没有仔细想到。我听了这话，倒抽了一口凉气，这阴谋狡诈的家伙，无非是踏倒别人，提高自己。”这是李达与张国焘之间发生的争论。
“二大”共有12名代表，据有关文献记载，12名代表中的11人是：上海杨明斋、北京罗章龙、山东王烬美、湖北许白昊、湖南蔡和森、广东谭平山，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李震瀛，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施存统，尚缺一人姓名不详。尽管12名代表的全部确认还有问题，但经过反复考证，已经搞清了“二大”选出的5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还有邓中夏，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李达之所以没有进入中央可能与张国焘有关。如前所述，因为李达在大会上当面质问过他，引起了他的极大不满。“‘打倒你，我起来’这是他的原则。”而“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几乎是他和陈独秀两个人包办的。”所以李达落选了。
会址也好、代表也好、委员也好，也许都仅仅是一些细节。有人曾经说过，历史往往忽视细节，而注重逻辑和结果。对于党的历史来说，重要的是“二大”的结果。“二大”的主要贡献是：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破天荒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一个自鸦片战争以来，还没有哪个阶级、哪个政党提出过的，如此鲜明、完整、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我们有必要重读一下“二大”宣言，那沉重的文字，今天还会压迫住我们的呼吸：“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百万的中国劳工在那些矿山工厂里，做他们生利的奴隶。……三万万的农民日趋于穷困；数千万手工业者的生活轻轻被华美的机器制造品夺去，而渐成为失业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当中国共产党人抱着为党的纲领而奋斗的信念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的时候，我们的先辈开始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还不是并且还不可能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封建军阀的统治，像两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头上，中国革命不首先推倒这两座大山，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一个重大进步，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最主要的问题上，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在了一起。
正是基于对苦难中国如此透彻的认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才奋力担起领导的重任，制定出事实上的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当时这个党的党员还只有195人。
最早的党内文件保管处
辅德里625号的历史意义还不仅在于它是中共早期的革命活动地点，更重要的是，它还是我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前身，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第一个秘密机关——中央局的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隐藏机密文件材料的处所。
根据中央局的决定，一大以后不久，即1921年9月1日，李达主持建立了我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设在李达的寓所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因为是个秘密的出版社，为了避免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搜查和破坏，所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刊下，故意印着“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字样，社址则印为“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六号”。人民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著作。李达在《新青年》第9卷第5号发表《人民出版社通告》，说明了人民出版社出版各种书籍的目的、出版品的性质以及对编译者的要求。《通告》指出：“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的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的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为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
《通告》发布了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准备出“马克思全书”15种，内有《马克思传》、《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即《工资、价格与利润》)、《哥达纲领批评》(即《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乱》(即法兰西内战》)、《资本论入门》、《剩余价值论》、《经济学批评》、《革命与反革命》、《自由贸易论》、《神圣家族》、《哲学之贫困》、《犹太人问题》、《历史法学派之哲学的宣言》；“列宁全书”14种，如《列宁传》、《国家与革命》等。此外，还打算出“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11种，其他理论书籍9种，包括恩格斯的《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从计划出版的“马克思全书”和“列宁全书”的书目看，显然，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内容，既有马克思、恩格斯成熟时期的著作，又有他们的早期著作，还有新的历史时期列宁的著作。由此可见，李达的意图是想通过出版“马克思全书”和“列宁全书”，有助于读者能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出版“康民尼斯特丛书”的目的，则是为了对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教育。
这个宏伟的出版计划，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和物质条件的限制未能完全实现。李达克服种种困难，在短短一年内出版了“十五种”革命书籍，其中包括“马克思全书”3种：《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当时署名为陈佛突)、《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 (袁让译)、《资本论入门》(马尔西原著，李渊石即李汉俊译)；“列宁全书5种：《劳农会之建设》(李立译)、《讨论进行计划》(成则人，沈泽民译)、《共产党礼拜六》(王静译)、《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李墨耕译)、《列宁传》(张亮译)；“康民尼斯特丛书”4种：《共产党的计划》、《俄国共产党党纲》、《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劳动革命史》；其他编著3种。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除了《共产党宣言》是重印陈望道的译本外，其余都是第一次以单行本出版的新译本。这些经典著作在党的初创时期，成为许多共产主义者的启蒙读本，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人民出版社是我党的第一个秘密的出版机构，它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我国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列宁的著作，开拓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新路子。
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革命理论书籍是非法的，随时都有被抄没收乃至坐牢的危险。李达为建立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马列经典著作及其他革命理论书籍承担了种种风险，付出了艰巨的劳动。那时，除了著译书稿之外，“丛书的编辑、付印、发行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在党的出版事业发展史上，李达发挥了拓荒者的作用。李达领导的一切出版工作和任何出版物，无论在中央的还是地方的，都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坚持了共产党的党性原则。
在创办人民出版社的同时，刚建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局，在辅德里625号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按照分工，总书记陈独秀负总责，除指导全党反帝反军阀斗争等中心工作外，负责中央局下达文件的签批工作；组织主任张国焘负责建立健全全党组织和发展党员工作；宣传主任李达负责党的宣传、党刊党报的编辑出版和文书处理工作。由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各路军阀都把中国共产党视为“洪水猛兽”，必欲扼杀在摇篮里。因此，中央局对一切行文都提出了严格规定。
在党的秘密工作中，文书处理必须绝对秘密，规定中央局下达一切文件，都必须在辅德里625号起草、讨论、修改和发出。陈独秀、张国焘个人不准带文件，家里不准存放文件。因为辅德里625号是李达的住宅，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又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所以中央局委托李达承担文件的抄印、分发和管理工作，有些具体事务允许王会悟协助处理。1921年11月《中央局通告》第一号就是在陈独秀签发后经王会悟之手在邮局寄发的。1922年7月陈独秀为中共二大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等许多文件都是李达和王会悟抄写或油印的。虽然中共中央局刚刚建立，但对行文要求也是很严格的。从中央局下达的第一份通告中可以看出：党的要求是一切行文要简单明了开门见山，反对旧衙门式的繁文缛节，反对公文中的陈词滥调。党的一切行文必须是使用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必须以生活事实为依据，反对空空洞洞，要适应工人、农民和士兵阅读，不要滥熟的流行公式等等。这种纯朴而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文风，是在建党初期就形成的一种传统。当时，中央局机关只有总书记、组织主任和宣传主任三人，没有秘书或交通员。党的一切文件都要通过北洋政府控制的邮局寄发。为了迷惑敌人的检查，党的文件一律以书信形式，开头和落款称兄道弟。比如，1921年11月《中央局通告》开头用的是“同仁大鉴”，是为“藏头法”，落款不写“中央局”而写“T.S.Chen”即是陈独秀的英文名字，是为“漏尾法”。有人回忆，1922年初曾下达过《中央局代号表》，其表虽然失落了，但中央局发文使用的“C·P”、“S·Y”、“钟英”、“校务处’等等代号却是有记载的。其中，“钟英”、“大校”、“大兄”等等都指代中共中央；“青歌”、“刘洪顺”、“中校”等等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号：“枢蔚”、“朱绅”等是中共上海区执委会的代号等等。这些代号都是党内、国内通用的。至于临时约定的代号，更是俯首皆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央局不仅下达方针政策性文件以指导全党工作，而且也编辑出版《新青年》、《向导》周刊、《共产党》、《校刊》等机关报，作为指导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必读物，在党内发挥着更及时更全面的指导作用。因此，从1922年起，党内就把文件与以革命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书报刊物统称为“材料”。中央局要求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的文件材料不准全部烧毁，其中重要者要永久保存，辅德里625号就是党中央第一个文件材料秘密保存处所。因为这里是法租界，北洋军阀政府的军警特务一般不到这里来滋扰。这里群众条件较好，便于隐藏。所以，连陈独秀、张国焘家中都不保存文件，各地方上报中央的文件材料也必须送辅德里625号统一保存。其中，确定把报刊中的重要文件和文章剪下作为文件的补充的材料，也要与文件一起保存下来。
从1921年7月至1923年6月为止，中央局积累有近百份文件材料，“《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议会行动》、《工会运动与共产党》、《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少年运动问题》、《妇女运动》和《共产党的组织章程》等9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中共“二大”形成的重要文件也在其中。这些纲领性文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清新认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
李达从建党之始就一直负责管理党内形成的各种文件资料，其住所也承担着机密档案室的角色。但由于革命发展的需要，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说：“由于中央委员会人员太少，不能搜集很多资料，又由于遭受迫害，许多材料遗失了”。于是，他向大会建议在党内设秘书制。就是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中央各部委、各地方中央区执委会内配备秘书，以加强机关工作，加强文书处理、加强文件资料的搜集管理等。大会接受了陈独秀的建议，在党内建立了秘书制，并由秘书统一负责文书处理和文件资料的收集保存工作。同时，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达因为遭受张国焘的排斥打击，促使他感到自己“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为好。”于是，大会以后，他便离开了中央，专心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宣传。1922年11月间，应毛泽东邀请，李达夫妇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赶往长沙，担任了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尽管李达因故离开了中国共产党，但他经手的文件材料却安然无恙地保存了下来。辅德里625号也随着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主人的离开慢慢地退出了革命历史舞台。
今天，辅德里625号依然貌不惊人，而在八十五年前，在这波澜不惊的外衣之下孕育着中国革命惊涛骇浪的第一波。一石激起千层浪。今天，当我们享受在浪花轻抚的愉悦之中时，怎能遗忘这朵美丽浪花的壮阔英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