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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为切入点，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指标体系测算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状况，利用行业面板数据评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创新型人力资本对该影响的偏效应。研究表明：现阶段，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整体上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但上游环节嵌入会转向正向作用;创新型人力资本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对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创新型人力资本能够显著弱化GVC嵌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消极影响，并且弱化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对于不同嵌入位置，创新型人力资本能够加强上游环节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作用，而下游环节价值链嵌入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对于不同行业类型，创新型人力資本会严重加剧购买者驱动行业嵌入GVC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负向影响，而削弱生产者驱动行业嵌入GVC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消极作用。
关键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球价值链;创新型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F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0）05-0067-10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支柱及实体经济核心，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制造业整体，面临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部分重点领域核心技术缺失、品牌质量与产品档次有待提高以及国际化经营能力较弱等问题。与此同时，伴随着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以及以东南亚为代表的中低收入国家对生产制造环节转移的争夺，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面临“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因此，中国制造业必须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加大创新发展力度，积极应对复杂竞争环境，实现由大到强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制造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国际产业分工不断深入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凭借廉价劳动力与资源禀赋优势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虽然借助价值链知识扩散效应可以推动制造业升级[1]，又或通过新建、并购海外研发机构获取国外的智力资源和研发资源[2]，提高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但是发达国家为保证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和主导地位，对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路径进行封锁，易导致我国制造业陷入“低端锁定”状态，从而阻碍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程。那么，嵌入全球价值链到底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作用还是抑制作用？不同的嵌入环节以及价值链参与方式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是否一致？在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作用下，这种正向或负向影响效应是否得到加强或者改善？这些问题探索对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本文在经济开放化视角考察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同时将创新型人力资本纳入研究范畴，探讨在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作用下，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一、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一）嵌入全球价值链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效应分析
1.推动作用分析。嵌入全球价值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可能的主要作用机制如下：（1）产业关联效应。嵌入全球价值链使我国制造业企业能够直接与发达国家主导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生产工艺进行接触，为本土企业引进和学习外来新知识和新技术提供良好契机，带动本土企业的发展和进步，进而促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3]。（2）技术创新效应。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对价值链主导企业先进技术的学习、模仿和消化吸收，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与突破。另一方面，来自于发达国家主导企业对于产品质量等方面的高标准严要求的压力，会督促我国制造业代工企业提高自身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助推我国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目标迈进。（3）绿色驱动效应。嵌入全球价值链通过跨国企业绿色技术转移为我国学习和使用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提供了条件，直接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发展;另一方面GVC嵌入通过倒逼机制能够间接驱动制造业的绿色创新水平。
2.抑制作用分析。我国人口红利和资源要素优势正在逐步消失，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技术吸收能力有限等问题日益突出。这可能会导致我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极易受到消极效应的负向影响，从而对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产生阻碍。（1）低端锁定效应。嵌入全球价值链使得国内企业能以低成本获得高质量和高技术的进口中间投入，导致企业自主创新动力不足，从而形成对价值链的过度依赖而陷入“低端锁定”状态，会严重压制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塑造，并成为发达国家获取暴利的“工具”[4]。而市场的自发性会进一步恶化这种关系，因此会严重阻碍我国产业链升级，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利影响。（2）俘获效应。在发展中国家由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的过程中，一方面，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出口管制，导致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关联效应”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了保证自己制造业的主导地位，利用其垄断地位建立不对称的价值链治理关系，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转移门槛，从而达到将发展中国家“俘获”在价值链低端的目的。（3）污染天堂效应。Markusen（1999）提出“污染天堂假说”（也称“污染避难所假说”），指出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污染企业会倾向于在环境规制程度较低的国家设厂生产以将污染转移，这些国家便成为了污染企业的“污染避难所”[5]。参与全球价值链会产生“污染天堂效应”：大多发展中国家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会放松对环境的管制以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此时，发达国家便“乘虚而入”，将高耗能、高排放和高投入生产制造环节转接给这些环境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从而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造成污染。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应依据我国制造业具体情况而定，本文将在实证部分进行检验并给出明确结论。因此提出如下假说。 H1：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多重效应，具体作用方向具有不确定性。
（二）GVC、创新型人力资本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分析
在全球化分工背景下，嵌入全球价值链一方面通过要素的国际流动进而直接影响本土企业创新型人才存量;另一方面，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显著激发一国创新意识[6]，激励国家加快对创型人力资本的培育，从而间接提升一国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有利于“干中学”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积极有效地发挥。（1）“干中学”效应。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人力资本能够积累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经验，并从经验中获得知识，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知识总量。从要素效益角度分析：创新型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高端生产要素，一方面可以通过特有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实现要素自身的递增收益，提高研发部门的知识存量积累，扩大“干中学效应”;另一方面，创新型人才在开发新知识的过程中，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使得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也能够实現收益的递增，使“干中学效应”扩大效应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深化，有利于我国改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提高创新和生产效率，促进我国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从而提高产品科技含量。（2）技术创新效应。创新型人力资本具有技术创新作用，技术进步将有利于技术创新效应有效发挥，缓解我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消极影响。从价值链升级角度分析：首先，技术进步通过改进制造业的生产设备、中间投入品以及制造工艺，能够实现以低成本创造高附加值，为GVC地位攀升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有助于我国突破“低端锁定”。其次，技术进步通过作用于产品质量的提高使得我国价值链增值能力和控制能力得以提升[7]，有利于我国实现完整的价值链升级，摆脱国际买家的“俘获”。最后，创新型人力资本通过实现治污技术的创新突破，能够有效解决在价值链分工过程中的“污染转移”问题，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发展。
对我国制造业而言，面对要素条件的变化，需要不断积累创新型人力资本，以实现要素禀赋的结构升级和价值链的高端嵌入，进而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创新型性人力资本能够通过“干中学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标准，促进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使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得以实现。由此提出如下假说。
H2：创新型人力资本能够加强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正向效应，从而增强GVC嵌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效应，削弱负向效应。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
1.实证模型设定。为验证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设定模型如下：
2.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HQD）。本文基于对制造业细分行业的数据的可得性考虑，从新发展理念出发，以科技创新、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对外开放和产出效益五个维度作为衡量制造业发展质量的五大方面，构建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并利用熵值法以确定各指标权重和综合得分，并将最终综合得分结果作为衡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数。
表2列示了部分年份制造业行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综合得分，可以看出各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呈现出递增趋势，平均年均增长率达到5.3%。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年平均增长率为5.24%，比高技术制造业低0.204个百分点。其中，c08造纸和纸制品业、c17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的制造等行业2003—2014年高质量发展指数年均增长率超过10%，分别为12%和10.36%;传统制造业造纸和纸质制品业的年均增长率要高于属于高技术制造业的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业，原因可能是由于前者起点较低，2003年造纸和纸制品业的高质量得分仅为3.94，因此发展空间较大。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相对较慢的行业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木材加工业，两者年均增长率均未超过1.5%。总体看各制造业行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基本保持着逐年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但增长幅度总体来说较为平缓，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选取2003—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制造业各细分行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公开渠道所获得的数据，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值得说明的是，由于数据缺失，2011年以后行业总产值用销售产值代替;科技创新指标中大部分指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缺失，本文利用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来替代科技创新部分中的相对指标数据;对于诸如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和R&D人员全时当量的绝对指标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缺失，本文采用以2009年为基期，计算出各制造业行业此二项指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和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的比例，利用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数据代替;其余的极少部分的缺失数据均用年均增长率计算得出。同时，所有相关数据都经过平减处理。全球价值链指数的数据来源于2016版WIOD数据库的投入产出表。
三、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防止为防止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可能的干扰，在进行实证检验之前进行了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0000（<0.5），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控制行业与时间效应，故利用FGLS的固定效应模型，对前文设定的实证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4是对上述基准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首先，第1列和第2列GVC系数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当加入GVC嵌入指数平方项以后，一次项仍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为正。这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U”型关系，短期内GVC嵌入会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造成消极影响，长期内GVC嵌入会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但二次项系数不显著，这表明现阶段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负向影响远大于正向作用，因而导致“U”型关系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技术创新水平和技术吸收能力有限，因此只能以中低端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这种嵌入方式所带来的诸如“低端锁定”效应、“污染天堂效应”等均会严重阻碍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程，对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严重的负向影响。因此假说1中的不确定性经实证可以得出结果：即在当前国际分工形势下，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消极影响要明显大于积极影响，从而会对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产生抑制作用。但从长期看，GVC嵌入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U”型关系的发展趋势。其次，第3列是模型（3）的回归结果，即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创新型人力资本，可以看出，创新型人力资本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为0.4730。表明创新型人力资本每提高一个单位，高质量发展指数将上升0.4730个单位。再次，从模型（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一方面，GVC 与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创新型人力资本能够有效缓解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的消极影响。这与前述理论分析结果一致，假说2得到验证;另一方面， GVC与交互项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分别为-0.2437和3.3604，表明此时GVC嵌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总影响为“-0.243+3.3604ihc”。这说明当创新型人力资本处于较低水平时，GVC嵌入会严重抑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而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不断提高，这种抑制作用会有所减弱。由此可见，GVC嵌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是相对变化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作为这种变化的重要门限，在引致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球价值链;创新型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F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0）05-0067-10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支柱及实体经济核心，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制造业整体，面临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部分重点领域核心技术缺失、品牌质量与产品档次有待提高以及国际化经营能力较弱等问题。与此同时，伴随着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以及以东南亚为代表的中低收入国家对生产制造环节转移的争夺，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面临“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因此，中国制造业必须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加大创新发展力度，积极应对复杂竞争环境，实现由大到强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制造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国际产业分工不断深入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凭借廉价劳动力与资源禀赋优势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虽然借助价值链知识扩散效应可以推动制造业升级[1]，又或通过新建、并购海外研发机构获取国外的智力资源和研发资源[2]，提高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但是发达国家为保证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和主导地位，对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路径进行封锁，易导致我国制造业陷入“低端锁定”状态，从而阻碍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程。那么，嵌入全球价值链到底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作用还是抑制作用？不同的嵌入环节以及价值链参与方式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是否一致？在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作用下，这种正向或负向影响效应是否得到加强或者改善？这些问题探索对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本文在经济开放化视角考察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同时将创新型人力资本纳入研究范畴，探讨在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作用下，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一、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一）嵌入全球价值链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效应分析
1.推动作用分析。嵌入全球价值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可能的主要作用机制如下：（1）产业关联效应。嵌入全球价值链使我国制造业企业能够直接与发达国家主导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生产工艺进行接触，为本土企业引进和学习外来新知识和新技术提供良好契机，带动本土企业的发展和进步，进而促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3]。（2）技术创新效应。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对价值链主导企业先进技术的学习、模仿和消化吸收，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与突破。另一方面，来自于发达国家主导企业对于产品质量等方面的高标准严要求的压力，会督促我国制造业代工企业提高自身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助推我国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目标迈进。（3）绿色驱动效应。嵌入全球价值链通过跨国企业绿色技术转移为我国学习和使用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提供了条件，直接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发展;另一方面GVC嵌入通过倒逼机制能够间接驱动制造业的绿色创新水平。
2.抑制作用分析。我国人口红利和资源要素优势正在逐步消失，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技术吸收能力有限等问题日益突出。这可能会导致我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极易受到消极效应的负向影响，从而对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产生阻碍。（1）低端锁定效应。嵌入全球价值链使得国内企业能以低成本获得高质量和高技术的进口中间投入，导致企业自主创新动力不足，从而形成对价值链的过度依赖而陷入“低端锁定”状态，会严重压制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塑造，并成为发达国家获取暴利的“工具”[4]。而市场的自发性会进一步恶化这种关系，因此会严重阻碍我国产业链升级，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利影响。（2）俘获效应。在发展中国家由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的过程中，一方面，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出口管制，导致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关联效应”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了保证自己制造业的主导地位，利用其垄断地位建立不对称的价值链治理关系，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转移门槛，从而达到将发展中国家“俘获”在价值链低端的目的。（3）污染天堂效应。Markusen（1999）提出“污染天堂假说”（也称“污染避难所假说”），指出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污染企业会倾向于在环境规制程度较低的国家设厂生产以将污染转移，这些国家便成为了污染企业的“污染避难所”[5]。参与全球价值链会产生“污染天堂效应”：大多发展中国家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会放松对环境的管制以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此时，发达国家便“乘虚而入”，将高耗能、高排放和高投入生产制造环节转接给这些环境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从而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造成污染。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应依据我国制造业具体情况而定，本文将在实证部分进行检验并给出明确结论。因此提出如下假说。 H1：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多重效应，具体作用方向具有不确定性。
（二）GVC、创新型人力资本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分析
在全球化分工背景下，嵌入全球价值链一方面通过要素的国际流动进而直接影响本土企业创新型人才存量;另一方面，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显著激发一国创新意识[6]，激励国家加快对创型人力资本的培育，从而间接提升一国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有利于“干中学”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积极有效地发挥。（1）“干中学”效应。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人力资本能够积累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经验，并从经验中获得知识，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知识总量。从要素效益角度分析：创新型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高端生产要素，一方面可以通过特有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实现要素自身的递增收益，提高研发部门的知识存量积累，扩大“干中学效应”;另一方面，创新型人才在开发新知识的过程中，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使得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也能够实現收益的递增，使“干中学效应”扩大效应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深化，有利于我国改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提高创新和生产效率，促进我国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从而提高产品科技含量。（2）技术创新效应。创新型人力资本具有技术创新作用，技术进步将有利于技术创新效应有效发挥，缓解我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消极影响。从价值链升级角度分析：首先，技术进步通过改进制造业的生产设备、中间投入品以及制造工艺，能够实现以低成本创造高附加值，为GVC地位攀升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有助于我国突破“低端锁定”。其次，技术进步通过作用于产品质量的提高使得我国价值链增值能力和控制能力得以提升[7]，有利于我国实现完整的价值链升级，摆脱国际买家的“俘获”。最后，创新型人力资本通过实现治污技术的创新突破，能够有效解决在价值链分工过程中的“污染转移”问题，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发展。
对我国制造业而言，面对要素条件的变化，需要不断积累创新型人力资本，以实现要素禀赋的结构升级和价值链的高端嵌入，进而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创新型性人力资本能够通过“干中学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标准，促进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使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得以实现。由此提出如下假说。
H2：创新型人力资本能够加强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正向效应，从而增强GVC嵌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效应，削弱负向效应。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
1.实证模型设定。为验证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设定模型如下：
2.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HQD）。本文基于对制造业细分行业的数据的可得性考虑，从新发展理念出发，以科技创新、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对外开放和产出效益五个维度作为衡量制造业发展质量的五大方面，构建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并利用熵值法以确定各指标权重和综合得分，并将最终综合得分结果作为衡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数。
表2列示了部分年份制造业行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综合得分，可以看出各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呈现出递增趋势，平均年均增长率达到5.3%。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年平均增长率为5.24%，比高技术制造业低0.204个百分点。其中，c08造纸和纸制品业、c17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的制造等行业2003—2014年高质量发展指数年均增长率超过10%，分别为12%和10.36%;传统制造业造纸和纸质制品业的年均增长率要高于属于高技术制造业的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业，原因可能是由于前者起点较低，2003年造纸和纸制品业的高质量得分仅为3.94，因此发展空间较大。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相对较慢的行业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木材加工业，两者年均增长率均未超过1.5%。总体看各制造业行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基本保持着逐年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但增长幅度总体来说较为平缓，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选取2003—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制造业各细分行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公开渠道所获得的数据，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值得说明的是，由于数据缺失，2011年以后行业总产值用销售产值代替;科技创新指标中大部分指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缺失，本文利用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来替代科技创新部分中的相对指标数据;对于诸如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和R&D人员全时当量的绝对指标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缺失，本文采用以2009年为基期，计算出各制造业行业此二项指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和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的比例，利用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数据代替;其余的极少部分的缺失数据均用年均增长率计算得出。同时，所有相关数据都经过平减处理。全球价值链指数的数据来源于2016版WIOD数据库的投入产出表。
三、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防止为防止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可能的干扰，在进行实证检验之前进行了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0000（<0.5），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控制行业与时间效应，故利用FGLS的固定效应模型，对前文设定的实证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4是对上述基准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首先，第1列和第2列GVC系数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当加入GVC嵌入指数平方项以后，一次项仍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为正。这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U”型关系，短期内GVC嵌入会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造成消极影响，长期内GVC嵌入会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但二次项系数不显著，这表明现阶段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负向影响远大于正向作用，因而导致“U”型关系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技术创新水平和技术吸收能力有限，因此只能以中低端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这种嵌入方式所带来的诸如“低端锁定”效应、“污染天堂效应”等均会严重阻碍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程，对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严重的负向影响。因此假说1中的不确定性经实证可以得出结果：即在当前国际分工形势下，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消极影响要明显大于积极影响，从而会对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产生抑制作用。但从长期看，GVC嵌入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U”型关系的发展趋势。其次，第3列是模型（3）的回归结果，即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创新型人力资本，可以看出，创新型人力资本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为0.4730。表明创新型人力资本每提高一个单位，高质量发展指数将上升0.4730个单位。再次，从模型（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一方面，GVC 与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创新型人力资本能够有效缓解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的消极影响。这与前述理论分析结果一致，假说2得到验证;另一方面， GVC与交互项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分别为-0.2437和3.3604，表明此时GVC嵌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总影响为“-0.243+3.3604ihc”。这说明当创新型人力资本处于较低水平时，GVC嵌入会严重抑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而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不断提高，这种抑制作用会有所减弱。由此可见，GVC嵌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是相对变化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作为这种变化的重要门限，在引致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