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山西省洪洞县现在以“大槐树移民”和“苏三起解”的發生地而闻名，但在历史上经常被提及的还有崇文重教、文化发达。据不完全统计，自宋至清，洪洞、赵城二县（1954年合并为现在的洪洞县）共有500余人考中进士、举人，显示了昌盛的文风。在清代，洪洞县建有玉峰、讲学、希贤、养正、万家镇等5所书院，尤其是玉峰书院，因为有王楷苏、祁宿藻、陈德先等名师接踵来教，培养了董文涣、王轩等著名学者，成为山西书院史上享有盛名的一所书院，并留下了许多历史佳话。
祁寯藻与祁宿藻：兄弟故土情
山西省寿阳县的祁氏家族是清代北方的文化大家，有“一门五进士”“三世四翰林”等美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祁寯藻、祁宿藻兄弟。祁寯藻（1793—1866），嘉庆进士，翰林院编修，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是道光、咸丰、同治三代帝王师。祁宿藻（？—1853），是祁寯藻之弟，道光进士，翰林院编修，官至江宁布政使。
道光十四年（1834年）春，祁寯藻正在北京担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祁宿藻正在准备参加次年的会试。由于母亲刘夫人去世，兄弟俩只得放下工作和学习，回家乡寿阳县平舒村奔丧。处理完后事，依照当时的官员丁忧制度，应居家守孝三年，即使是教书授课也被明令禁止。但实际上，制度执行时紧时松，而且丁忧不是带薪休假，没有俸禄，迫于生计，许多官员就在家乡或邻县教书授徒。祁宿藻也不例外。
办完丧事后，祁宿藻应邀去了洪洞县，担任玉峰书院山长。玉峰书院是清代雍正三年（1725年）知县孔传忠捐献俸禄兴建的，经过历年续修，成为洪洞县最大的一所书院。祁宿藻答应到玉峰书院，有一个原因是洪洞县是祁氏家族的祖籍。祁氏家族是明代洪武年间从洪洞大槐树移居寿阳的，对洪洞县有着很深的故土情结。祁寯藻非常支持祁宿藻的决定，并且挥笔写下《送六弟之馆洪洞四首》。诗中写道：“姑射神仙宅，王官吏隐居。莲花好城郭，槐树旧村墟。忧患能伤情，清闲且读书。向来离别意，只为望门闾。”祁寯藻还特意在“槐树旧村墟”一句后题注：“吾家明初自洪洞大槐树迁寿阳。”这首诗在洪洞很快传诵开来，特别是“莲花好城郭，槐树旧村墟”一句，可谓妇孺皆知，从此，当地百姓就把洪洞县城称作“莲花城”。
祁寯藻对祁宿藻到洪洞担任书院山长看得很重，考虑到祁宿藻仅仅是个举人，没有多少社会阅历，也没有执教经验，他又写了一首长诗《书院一首示六弟》，帮他梳理书院的历史，告诫他书院山长地位尊崇，“主其教者必耆宿”，洪洞县所在的平阳府是明代大儒薛瑄的家乡，人文荟萃，“平阳大邑材之薮”，决不能等闲视之。
祁宿藻在玉峰书院过得非常惬意，教书之余，踏访故迹，写了不少诗词，抒发回到故里的喜悦。如，《洪洞感旧》称：“入乡不识乡间路，父老当年钓游处。一经莲桥花满城，问津疑是桃源渡。”《大槐访旧》称：“世代难稽新谱系，钓游仍是旧山川。更无乔木枌榆社，剩有唐风蟋蟀篇。”
祁宿藻还写下组诗《玉峰书院杂咏》，徜徉在书院“愿学堂中人似玉，逢源亭畔花如薰”的幽静环境中，追思书院创建者的余业遗烈，“层楼曲槛旧帘栊，范水模山忆孔公”，抒发着“到此敢云桃李盛，奉扬欣许借仁风”的意气奋发。
祁宿藻在玉峰书院差不多度过了一年平静、惬意的教书生活，就被发生在邻县赵城的一件突发事件给打乱了。这就是在山西近现代史上非常有名的曹顺起义。
道光中期，平阳府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生活困苦不堪，阶级矛盾尖锐。赵城县（今洪洞县赵城镇）耿峪村农民曹顺在赵城秘密发展先天教组织，教民捐献家产共同生活。道光十五年（1835年）三月初四，曹顺领导先天教徒200多人起义，一举攻入赵城县城，火烧县衙，杀死知县，很多穷苦百姓参加了起义军。次日，又派兵攻打洪洞。洪洞知县知道祁宿藻平时好谈论兵法，急忙请他出谋划策。祁宿藻说：反贼虽然众多，但站在队列前面的大多是被掳掠、裹胁的普通百姓，只有后面的才是真贼。咱们枪药少，只有避实击虚才能取胜。他让城上的兵勇异口同声大喊：“被胁者左！”被裹胁者遂向左狂奔，祁宿藻指挥兵勇向留在右边的人开枪。又大喊：“被胁者右！”被裹胁者又向右狂奔，兵勇又向左开枪。折腾了三四个来回，前面被裹胁的大多乘乱逃走，后面真正的义兵又损伤惨重，曹顺军队只得溃退。不久，曹顺起义被镇压。
丁忧期间没有安心居家守丧是一件违制的事，所以曹顺起义被镇压后，知县要为祁宿藻上报请奖，被他婉言谢绝了。战乱过后，祁宿藻辞职离开玉峰书院，回到家乡寿阳，将他在玉峰书院期间写下的一百多首诗汇辑成诗集《玉峰吟草》。祁寯藻写了《题六弟〈玉峰吟草〉》一诗，称：“百首玉峰集，一年空谷吟。文章出忧患，离别付登临。渐觉豪情退，仍期道力深。归来且相慰，把卷对横参。”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月，祁寯藻奉命出京使蜀，沿途触景生情，写下大量诗作。进入山西洪洞后，祁寯藻写了《洪洞》，称：“杨侯吾故国，马首昔东迁。一去大槐树，经今五百年。苍茫问家室，感慨付云烟。”“杨侯”“马首”，分别是洪洞、寿阳的古称。路过玉峰书院时，祁寯藻念及祁宿藻在此讲学的种种际遇，写下《玉峰书院寄怀六弟》，想象他讲学的场景，“玉峰恰对讲堂开，曾为诸生问字来”；牵挂他在曹顺起义中的安危，“坐席未安邻警至，登陴不待县符催”；希望他在朝廷识才用才之际能获得一个好的前程，“莽莽炎荒多盗贼，朝廷迁擢正需才”。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太平天国起义军进攻南京，祁宿藻正在南京担任江宁布政使，他登城指挥守卫，激战三天三夜，在城上吐血数升而亡。消息传来，祁寯藻写下长诗《哭六弟幼章三首》《再哭六弟》。同治初年，清朝平定江南后，祁寯藻派人找到其弟的遗棺，迁葬家乡。
王楷苏与王轩：祖孙书院情
洪洞县曲亭镇地处县东南部，距县城12公里，是历史名镇。该镇的薄村是汉文帝生母薄太后的故里，也是光绪《山西通志》总纂王轩的家乡。王轩的祖父王楷苏，聪敏好学，读书过目不忘。年轻时曾在酷暑天气奔赴外地探望父病，因中暑落下“重听”（轻度耳聋）的毛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举，被选为知县，但由于有“重听”而没有被授官，于是回到家乡教书。王楷苏口才好，喜欢喝酒，常常在酒酣耳热之时为学生讲解经义，竟然一字不差。乾隆六十年（1795年），知县阎绍世看重他的才学，请他担任玉峰书院山长。 玉峰书院历年的膏火要么指望学田的田租，要么全靠历任知县捐献养廉银，并没有专项收入。乾隆三十年（1765年），知县筹集到3000两白银，交给典当商运营，用利息作为师生的束修和膏火费。王楷苏接任书院山长时，距离当时已经30年了。其间，由于经常有典当商歇业倒闭，导致书院经费入不敷出，束修和膏火难以为继。嘉庆五年（1800年），玉峰书院年久失修，知县阎绍世集资维修，筹到白银2200两。竣工后，用剩余的800多两及放贷给典当商运营的款项，在县境内购买了水地100亩，交给各绅士轮流打理，请人佃种，以租代息，作为书院公费。“至此，膏火赢余，文教振兴矣。”王楷苏受其委托，写下《重修玉峰书院更筹经费记》，碑立于书院。王楷苏担任山长期间，洪洞县被选拔为监生、中举、中进士的，大半都是玉峰书院的学生，因而“从游者日众”。
王轩和祖父王楷苏一样健谈善饮，笃学好思。他12岁开始学作诗，已显示出诗学天赋。道光十八年（1838年），王轩16岁时，来到玉峰书院读书，结交了一批文友，形成了一个诗歌创作群体。其中，与王轩最为投缘的是张于铸。张于铸是赵城县城内人，出身于书香世家，性豪侠，喜交游，与王轩等人以文字订交。他们年龄相仿，意气相投，都有凌云之志，常常在玉峰书院集会，以诗酒唱和。张于铸常到王轩老家薄村阅看王氏祖上藏书，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张于铸中举人，他的文章“斩金截铁”，书法“金划银钩”。
同治元年（1862年），王轩考中进士，任兵部武库司主事。王轩结识了同在京城为官的洪洞老乡董文焕（国画大师董寿平的祖父）、董文灿兄弟，与张之洞等当时的名宿巨儒结社唱和，以文章、气节相砥砺。其诗“风动京畿，读者累累”。王轩的名气越来越大。祁寯藻见到王轩的作品，情不自禁地叹道：“吾乡后起有人，石洲（张穆）死，道不孤矣。”后来，祁寯藻以王轩“经明行修，堪资器使”，向朝廷推荐，王轩因此获得记名军机。
同治八年（1869年），王轩在诗友、山西河东道台杨宝臣的力邀下，返回山西，担任河东宏运书院山长，开始了其长达10年之久的在运城讲学的生涯。其间，他与担任临晋县（今山西临猗县）教谕的张于铸时常会面，相互切磋。
光绪五年（1879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开修《山西通志》，王轩被聘任为通志局总纂兼省属书院晋阳书院主讲，这进一步奠定了他山西学术宗师的地位。王轩挑选张于铸和杨笃（著名方志学家）、杨深秀（著名今文经学家，戊戌六君子之一）担任《山西通志》分纂。光绪八年（1882年），王轩兼任全省最高学府令德书院总校，张于铸和杨深秀、杨笃担任分校兼协讲。
王轩是玉峰书院最著名的校友，他和张于铸等人在玉峰书院的求学经历，为他以后成长为山西“有清一代尊师”打下了坚实基础。
陈景曾与陈德先：府县名师情
在玉峰书院历史上，还流传着一段脍炙人口的府、县书院争名师的佳话。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陈景曾担任洪洞县知县。陈景曾是福建闽县螺洲乡人。其父陈若霖，乾隆进士，担任过四川、湖南、广东、云南、河南、浙江等省的巡抚，历任湖广总督、工部尚书、刑部尚书。螺洲陈家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化大家，明清时期出了21个进士、108个举人，道光至光绪年间，涌现过“父子四进士”“兄弟六科甲”。
陈景曾出身在这样显赫的文化大家，对教育的重视不难想见。当时，玉峰书院已经成为洪洞县的教育中心。维持书院的正常运转，除了教师就是经费，经费中最主要的是山长的束修和学生的膏火。玉峰书院经过前任知县阎绍世的清理整顿、购置水田以租代息，经费比以前有所宽裕，但除了山长束修外，还是所剩无几，肄业诸生仅有奖赏而无膏火。
陈景曾认为“书院无膏火，非国家培养人材之至意”。为此，他捐出养廉银作为山长束修，而将水田每年所收的70余石田租，作价为诸生的膏火，并且制定章程，分为内课、外课，按月发给，并将这一制度报到平阳府核准备案，成为定规，确保继任者也只能照章办理。
山长代表书院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陈景曾知道只有请到博学有识、热心教育的人，玉峰书院才能建成真正的名校。他想到了与自己同年成为拔贡、也是福建同乡的陈德先。陈德先是福建省霞浦县人，不入公门，不交结官员，只是一心在家钻研经学特别是《易经》，并以朱子学说为本，精研《小学》，精通天文。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陈德先中举，第二年赴京参加会试落榜。在陈景曾的力邀下，陈德先来到洪洞县担任了玉峰书院山长。陈德先订立了学规，他教人以德行为本，八股应试次之。以明经学、正文体、端士习为教学宗旨，以“详六书通借之法，土田冬官沟洫及洪范五行、象纬推步之学”为治经方法。陈德先的教学理念、治学之道别开生面，前来跟从学习者众多。玉峰书院声名鹊起，陈德先成为远近皆知的名师大儒。
当时，洪洞县归属的平阳府知府延志也是一位极其重视教育的人，他不仅通令所属的11个州县从养廉银中分摊府属书院——晋山书院的经费，而且还为另一所府属书院——平水书院积极物色名师。陈德先的贤名传到延志耳朵中，延志打算聘请他任平水书院山长。洪洞学生“如失慈母”，奔走呼吁，坚决挽留，延志暂时同意。又过了一年，延志旧话重提，并且说：所谓大贤，就是能为大家之师，人人都能沾其雨露，听其教诲。现在平阳府所属11个州县的学生中，有许多是可造之才，正苦于沒有名师指导，洪洞县却忍心将名师留在本县，有悖于广育人才的宗旨。况且，洪洞县的学生也都是我的子弟，陈德先调到平阳府后，也不必担心不能接受指教。我和他朝夕相处，也可以随时向他请教学问，资治问政。事已至此，洪洞县只得忍痛割爱，送陈德先到平水书院应聘。洪洞县几乎一半学生都负笈而从，追随陈德先到了平水书院求学。
陈德先按照学生的天资、学问的高低而区别进度，应材施教，确定考课，衡量取舍，考核勤惰，甄别好坏，矫正曲枉，培植根柢。要求学生惟严惟明，必果必敏，勿荒勿嬉。为学生答疑解惑，日不暇给，对于资质稍下者难以达到要求的，也不强人所难。区别情况，向学生传授诗文、八股以及小学诂训。
陈德先针对当时学生有的推崇汉学、有的推崇宋学互不相下的状况，主张对儒家思想应摒弃汉学与宋学的门户之见，只要符合圣人之道都应该学习。他指出：没有汉儒对经书的注释，圣学就无法阐明；没有宋儒的性理之学，圣道就得不到尊崇。崇汉贬宋或崇宋贬汉，都是偏见。他教导学生作文章应从经学、圣道上面下功夫，但也不可忽视各朝的典章制度。
陈德先在平阳讲习三年，培养了许多人才，董文涣、王轩、韩耀光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董文涣，洪洞人，文武双全，咸丰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甘肃甘凉兵备道、秦筑阶道，是清代咸丰、同治年间著名诗人、诗律学家。著有《研樵山房文集》《岘樵山房诗》等著作10余种。其《声调四谱图说》，被学术界评价为“清人声律研究的集大成”。韩耀光，进士，历任迁安县、静海县知县，滦州、蔚州知州，勤政爱民，廉洁奉公，为当地名宦。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七月，延志调任太原府知府后，陈德先应洪洞士绅的邀请又回到玉峰书院担任山长，后来又到赵城担任书院山长。陈德先出生于福建霞浦县，因此被学生尊称为“霞浦先生”。咸丰四年（1854年），陈德先因积劳成疾在洪洞县万安镇去世，年仅48岁。学生将他奉祀在书院内，并推举王轩撰写了《平水书院霞浦陈先生教泽碑》树立在平水书院，碑文被民国《洪洞县志》、民国《临汾县志》、民国福建《霞浦县志》等多部地方志书收录。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改制中，玉峰书院被改建为洪洞县第一高等小学堂。抗日战争期间，学校被日军占领。1946年，阎锡山的洪洞县政府在此成立了洪洞中学。次年，阎军撤退临汾，学校停办。不久，洪洞县民主政府在此创办洪洞县第五高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多次改建、更名，先后称为城关完小、东街完小、东风学校、东风中学。1978年更名为城关中学。1984年初中、高中部迁出，原北街学校的小学迁来合并，更名为东街小学，成为全县最大的小学。而玉峰书院包括大门、榜亭、愿学堂、北讲堂、厢房、试号棚、逢源亭、五子祠、藜烟阁、内宅、鱼沼、莲池等在内的庞大建筑群，则在历次变革中，迭经改建、毁坏，最终湮没得了无踪迹。
祁寯藻与祁宿藻：兄弟故土情
山西省寿阳县的祁氏家族是清代北方的文化大家，有“一门五进士”“三世四翰林”等美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祁寯藻、祁宿藻兄弟。祁寯藻（1793—1866），嘉庆进士，翰林院编修，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是道光、咸丰、同治三代帝王师。祁宿藻（？—1853），是祁寯藻之弟，道光进士，翰林院编修，官至江宁布政使。
道光十四年（1834年）春，祁寯藻正在北京担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祁宿藻正在准备参加次年的会试。由于母亲刘夫人去世，兄弟俩只得放下工作和学习，回家乡寿阳县平舒村奔丧。处理完后事，依照当时的官员丁忧制度，应居家守孝三年，即使是教书授课也被明令禁止。但实际上，制度执行时紧时松，而且丁忧不是带薪休假，没有俸禄，迫于生计，许多官员就在家乡或邻县教书授徒。祁宿藻也不例外。
办完丧事后，祁宿藻应邀去了洪洞县，担任玉峰书院山长。玉峰书院是清代雍正三年（1725年）知县孔传忠捐献俸禄兴建的，经过历年续修，成为洪洞县最大的一所书院。祁宿藻答应到玉峰书院，有一个原因是洪洞县是祁氏家族的祖籍。祁氏家族是明代洪武年间从洪洞大槐树移居寿阳的，对洪洞县有着很深的故土情结。祁寯藻非常支持祁宿藻的决定，并且挥笔写下《送六弟之馆洪洞四首》。诗中写道：“姑射神仙宅，王官吏隐居。莲花好城郭，槐树旧村墟。忧患能伤情，清闲且读书。向来离别意，只为望门闾。”祁寯藻还特意在“槐树旧村墟”一句后题注：“吾家明初自洪洞大槐树迁寿阳。”这首诗在洪洞很快传诵开来，特别是“莲花好城郭，槐树旧村墟”一句，可谓妇孺皆知，从此，当地百姓就把洪洞县城称作“莲花城”。
祁寯藻对祁宿藻到洪洞担任书院山长看得很重，考虑到祁宿藻仅仅是个举人，没有多少社会阅历，也没有执教经验，他又写了一首长诗《书院一首示六弟》，帮他梳理书院的历史，告诫他书院山长地位尊崇，“主其教者必耆宿”，洪洞县所在的平阳府是明代大儒薛瑄的家乡，人文荟萃，“平阳大邑材之薮”，决不能等闲视之。
祁宿藻在玉峰书院过得非常惬意，教书之余，踏访故迹，写了不少诗词，抒发回到故里的喜悦。如，《洪洞感旧》称：“入乡不识乡间路，父老当年钓游处。一经莲桥花满城，问津疑是桃源渡。”《大槐访旧》称：“世代难稽新谱系，钓游仍是旧山川。更无乔木枌榆社，剩有唐风蟋蟀篇。”
祁宿藻还写下组诗《玉峰书院杂咏》，徜徉在书院“愿学堂中人似玉，逢源亭畔花如薰”的幽静环境中，追思书院创建者的余业遗烈，“层楼曲槛旧帘栊，范水模山忆孔公”，抒发着“到此敢云桃李盛，奉扬欣许借仁风”的意气奋发。
祁宿藻在玉峰书院差不多度过了一年平静、惬意的教书生活，就被发生在邻县赵城的一件突发事件给打乱了。这就是在山西近现代史上非常有名的曹顺起义。
道光中期，平阳府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生活困苦不堪，阶级矛盾尖锐。赵城县（今洪洞县赵城镇）耿峪村农民曹顺在赵城秘密发展先天教组织，教民捐献家产共同生活。道光十五年（1835年）三月初四，曹顺领导先天教徒200多人起义，一举攻入赵城县城，火烧县衙，杀死知县，很多穷苦百姓参加了起义军。次日，又派兵攻打洪洞。洪洞知县知道祁宿藻平时好谈论兵法，急忙请他出谋划策。祁宿藻说：反贼虽然众多，但站在队列前面的大多是被掳掠、裹胁的普通百姓，只有后面的才是真贼。咱们枪药少，只有避实击虚才能取胜。他让城上的兵勇异口同声大喊：“被胁者左！”被裹胁者遂向左狂奔，祁宿藻指挥兵勇向留在右边的人开枪。又大喊：“被胁者右！”被裹胁者又向右狂奔，兵勇又向左开枪。折腾了三四个来回，前面被裹胁的大多乘乱逃走，后面真正的义兵又损伤惨重，曹顺军队只得溃退。不久，曹顺起义被镇压。
丁忧期间没有安心居家守丧是一件违制的事，所以曹顺起义被镇压后，知县要为祁宿藻上报请奖，被他婉言谢绝了。战乱过后，祁宿藻辞职离开玉峰书院，回到家乡寿阳，将他在玉峰书院期间写下的一百多首诗汇辑成诗集《玉峰吟草》。祁寯藻写了《题六弟〈玉峰吟草〉》一诗，称：“百首玉峰集，一年空谷吟。文章出忧患，离别付登临。渐觉豪情退，仍期道力深。归来且相慰，把卷对横参。”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月，祁寯藻奉命出京使蜀，沿途触景生情，写下大量诗作。进入山西洪洞后，祁寯藻写了《洪洞》，称：“杨侯吾故国，马首昔东迁。一去大槐树，经今五百年。苍茫问家室，感慨付云烟。”“杨侯”“马首”，分别是洪洞、寿阳的古称。路过玉峰书院时，祁寯藻念及祁宿藻在此讲学的种种际遇，写下《玉峰书院寄怀六弟》，想象他讲学的场景，“玉峰恰对讲堂开，曾为诸生问字来”；牵挂他在曹顺起义中的安危，“坐席未安邻警至，登陴不待县符催”；希望他在朝廷识才用才之际能获得一个好的前程，“莽莽炎荒多盗贼，朝廷迁擢正需才”。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太平天国起义军进攻南京，祁宿藻正在南京担任江宁布政使，他登城指挥守卫，激战三天三夜，在城上吐血数升而亡。消息传来，祁寯藻写下长诗《哭六弟幼章三首》《再哭六弟》。同治初年，清朝平定江南后，祁寯藻派人找到其弟的遗棺，迁葬家乡。
王楷苏与王轩：祖孙书院情
洪洞县曲亭镇地处县东南部，距县城12公里，是历史名镇。该镇的薄村是汉文帝生母薄太后的故里，也是光绪《山西通志》总纂王轩的家乡。王轩的祖父王楷苏，聪敏好学，读书过目不忘。年轻时曾在酷暑天气奔赴外地探望父病，因中暑落下“重听”（轻度耳聋）的毛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举，被选为知县，但由于有“重听”而没有被授官，于是回到家乡教书。王楷苏口才好，喜欢喝酒，常常在酒酣耳热之时为学生讲解经义，竟然一字不差。乾隆六十年（1795年），知县阎绍世看重他的才学，请他担任玉峰书院山长。 玉峰书院历年的膏火要么指望学田的田租，要么全靠历任知县捐献养廉银，并没有专项收入。乾隆三十年（1765年），知县筹集到3000两白银，交给典当商运营，用利息作为师生的束修和膏火费。王楷苏接任书院山长时，距离当时已经30年了。其间，由于经常有典当商歇业倒闭，导致书院经费入不敷出，束修和膏火难以为继。嘉庆五年（1800年），玉峰书院年久失修，知县阎绍世集资维修，筹到白银2200两。竣工后，用剩余的800多两及放贷给典当商运营的款项，在县境内购买了水地100亩，交给各绅士轮流打理，请人佃种，以租代息，作为书院公费。“至此，膏火赢余，文教振兴矣。”王楷苏受其委托，写下《重修玉峰书院更筹经费记》，碑立于书院。王楷苏担任山长期间，洪洞县被选拔为监生、中举、中进士的，大半都是玉峰书院的学生，因而“从游者日众”。
王轩和祖父王楷苏一样健谈善饮，笃学好思。他12岁开始学作诗，已显示出诗学天赋。道光十八年（1838年），王轩16岁时，来到玉峰书院读书，结交了一批文友，形成了一个诗歌创作群体。其中，与王轩最为投缘的是张于铸。张于铸是赵城县城内人，出身于书香世家，性豪侠，喜交游，与王轩等人以文字订交。他们年龄相仿，意气相投，都有凌云之志，常常在玉峰书院集会，以诗酒唱和。张于铸常到王轩老家薄村阅看王氏祖上藏书，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张于铸中举人，他的文章“斩金截铁”，书法“金划银钩”。
同治元年（1862年），王轩考中进士，任兵部武库司主事。王轩结识了同在京城为官的洪洞老乡董文焕（国画大师董寿平的祖父）、董文灿兄弟，与张之洞等当时的名宿巨儒结社唱和，以文章、气节相砥砺。其诗“风动京畿，读者累累”。王轩的名气越来越大。祁寯藻见到王轩的作品，情不自禁地叹道：“吾乡后起有人，石洲（张穆）死，道不孤矣。”后来，祁寯藻以王轩“经明行修，堪资器使”，向朝廷推荐，王轩因此获得记名军机。
同治八年（1869年），王轩在诗友、山西河东道台杨宝臣的力邀下，返回山西，担任河东宏运书院山长，开始了其长达10年之久的在运城讲学的生涯。其间，他与担任临晋县（今山西临猗县）教谕的张于铸时常会面，相互切磋。
光绪五年（1879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开修《山西通志》，王轩被聘任为通志局总纂兼省属书院晋阳书院主讲，这进一步奠定了他山西学术宗师的地位。王轩挑选张于铸和杨笃（著名方志学家）、杨深秀（著名今文经学家，戊戌六君子之一）担任《山西通志》分纂。光绪八年（1882年），王轩兼任全省最高学府令德书院总校，张于铸和杨深秀、杨笃担任分校兼协讲。
王轩是玉峰书院最著名的校友，他和张于铸等人在玉峰书院的求学经历，为他以后成长为山西“有清一代尊师”打下了坚实基础。
陈景曾与陈德先：府县名师情
在玉峰书院历史上，还流传着一段脍炙人口的府、县书院争名师的佳话。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陈景曾担任洪洞县知县。陈景曾是福建闽县螺洲乡人。其父陈若霖，乾隆进士，担任过四川、湖南、广东、云南、河南、浙江等省的巡抚，历任湖广总督、工部尚书、刑部尚书。螺洲陈家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化大家，明清时期出了21个进士、108个举人，道光至光绪年间，涌现过“父子四进士”“兄弟六科甲”。
陈景曾出身在这样显赫的文化大家，对教育的重视不难想见。当时，玉峰书院已经成为洪洞县的教育中心。维持书院的正常运转，除了教师就是经费，经费中最主要的是山长的束修和学生的膏火。玉峰书院经过前任知县阎绍世的清理整顿、购置水田以租代息，经费比以前有所宽裕，但除了山长束修外，还是所剩无几，肄业诸生仅有奖赏而无膏火。
陈景曾认为“书院无膏火，非国家培养人材之至意”。为此，他捐出养廉银作为山长束修，而将水田每年所收的70余石田租，作价为诸生的膏火，并且制定章程，分为内课、外课，按月发给，并将这一制度报到平阳府核准备案，成为定规，确保继任者也只能照章办理。
山长代表书院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陈景曾知道只有请到博学有识、热心教育的人，玉峰书院才能建成真正的名校。他想到了与自己同年成为拔贡、也是福建同乡的陈德先。陈德先是福建省霞浦县人，不入公门，不交结官员，只是一心在家钻研经学特别是《易经》，并以朱子学说为本，精研《小学》，精通天文。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陈德先中举，第二年赴京参加会试落榜。在陈景曾的力邀下，陈德先来到洪洞县担任了玉峰书院山长。陈德先订立了学规，他教人以德行为本，八股应试次之。以明经学、正文体、端士习为教学宗旨，以“详六书通借之法，土田冬官沟洫及洪范五行、象纬推步之学”为治经方法。陈德先的教学理念、治学之道别开生面，前来跟从学习者众多。玉峰书院声名鹊起，陈德先成为远近皆知的名师大儒。
当时，洪洞县归属的平阳府知府延志也是一位极其重视教育的人，他不仅通令所属的11个州县从养廉银中分摊府属书院——晋山书院的经费，而且还为另一所府属书院——平水书院积极物色名师。陈德先的贤名传到延志耳朵中，延志打算聘请他任平水书院山长。洪洞学生“如失慈母”，奔走呼吁，坚决挽留，延志暂时同意。又过了一年，延志旧话重提，并且说：所谓大贤，就是能为大家之师，人人都能沾其雨露，听其教诲。现在平阳府所属11个州县的学生中，有许多是可造之才，正苦于沒有名师指导，洪洞县却忍心将名师留在本县，有悖于广育人才的宗旨。况且，洪洞县的学生也都是我的子弟，陈德先调到平阳府后，也不必担心不能接受指教。我和他朝夕相处，也可以随时向他请教学问，资治问政。事已至此，洪洞县只得忍痛割爱，送陈德先到平水书院应聘。洪洞县几乎一半学生都负笈而从，追随陈德先到了平水书院求学。
陈德先按照学生的天资、学问的高低而区别进度，应材施教，确定考课，衡量取舍，考核勤惰，甄别好坏，矫正曲枉，培植根柢。要求学生惟严惟明，必果必敏，勿荒勿嬉。为学生答疑解惑，日不暇给，对于资质稍下者难以达到要求的，也不强人所难。区别情况，向学生传授诗文、八股以及小学诂训。
陈德先针对当时学生有的推崇汉学、有的推崇宋学互不相下的状况，主张对儒家思想应摒弃汉学与宋学的门户之见，只要符合圣人之道都应该学习。他指出：没有汉儒对经书的注释，圣学就无法阐明；没有宋儒的性理之学，圣道就得不到尊崇。崇汉贬宋或崇宋贬汉，都是偏见。他教导学生作文章应从经学、圣道上面下功夫，但也不可忽视各朝的典章制度。
陈德先在平阳讲习三年，培养了许多人才，董文涣、王轩、韩耀光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董文涣，洪洞人，文武双全，咸丰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甘肃甘凉兵备道、秦筑阶道，是清代咸丰、同治年间著名诗人、诗律学家。著有《研樵山房文集》《岘樵山房诗》等著作10余种。其《声调四谱图说》，被学术界评价为“清人声律研究的集大成”。韩耀光，进士，历任迁安县、静海县知县，滦州、蔚州知州，勤政爱民，廉洁奉公，为当地名宦。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七月，延志调任太原府知府后，陈德先应洪洞士绅的邀请又回到玉峰书院担任山长，后来又到赵城担任书院山长。陈德先出生于福建霞浦县，因此被学生尊称为“霞浦先生”。咸丰四年（1854年），陈德先因积劳成疾在洪洞县万安镇去世，年仅48岁。学生将他奉祀在书院内，并推举王轩撰写了《平水书院霞浦陈先生教泽碑》树立在平水书院，碑文被民国《洪洞县志》、民国《临汾县志》、民国福建《霞浦县志》等多部地方志书收录。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改制中，玉峰书院被改建为洪洞县第一高等小学堂。抗日战争期间，学校被日军占领。1946年，阎锡山的洪洞县政府在此成立了洪洞中学。次年，阎军撤退临汾，学校停办。不久，洪洞县民主政府在此创办洪洞县第五高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多次改建、更名，先后称为城关完小、东街完小、东风学校、东风中学。1978年更名为城关中学。1984年初中、高中部迁出，原北街学校的小学迁来合并，更名为东街小学，成为全县最大的小学。而玉峰书院包括大门、榜亭、愿学堂、北讲堂、厢房、试号棚、逢源亭、五子祠、藜烟阁、内宅、鱼沼、莲池等在内的庞大建筑群，则在历次变革中，迭经改建、毁坏，最终湮没得了无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