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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章程是“大学的宪法”，对大学发展具有纲领性作用。大学章程的价值取向决定并支配着大学的价值选择，对提升大学的自我认知、自治能力以及办学水平至关重要。柏林洪堡大学是世界著名大学，《柏林洪堡大学章程》也是世界大学章程的典范。在柏林洪堡大学2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守学术本位的价值取向，以追求学术价值为最高目标，以大学自治原则统领学校发展，以组织结构保证教授治学。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其重要标志是实现高等教育制度现代化，大学章程作为高等教育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建制过程中应注意四点：一是章程設计要立意高远，体现大学理想；二是厘清大学与政府关系，实现大学自治；三是尊重教育与学术规律，推进教授治校；四是注重章程的可操作性，营造制度氛围。
关键词：柏林洪堡大学； 大学章程； 学术本位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995（2018）01-0055-06
大学章程源于中世纪大学，它汲取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中重法治的理念传统，并借由知识阶层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求而产生。我国的大学章程，始兴于清末，也算有相当长的历史。1862年恭亲王等奏请设立中国第一所近代高等学校京师同文馆的奏折，便附有《新设同文馆章程》。[1]1902年和1903年，清政府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不仅标志着中国近代学校制度得以诞生与实施，也标志着我国近代学校办学进入有制可依、有规可循的时代。新中国成立后，受计划经济和计划思维的影响，我国高等学校主要依靠教育部统筹发展，学校层面的章程建设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缺位状态。进入21世纪后，国家和高校开始意识到大学章程的重要意义。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十三章第四十条指出“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由此，我国高校章程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一直以来，大学章程被认为是“大学的宪法”，它是连接大学内外的重要通道，是实现高校自主办学的重要制度保证。到了现代，大学章程又被赋予新的意义，从外部来看它是国家坚持“依法治国”的重要表现；从内部来看，它是高校加强管理，促进发展的内在要求。由于大学章程对高校发展具有这种纲领性作用，大学章程的价值取向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大学章程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支配着大学的价值选择。张继明博士的专著《学术本位视域中的大学章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年），是国内少有的专门研究大学章程的力作。他在厘清大学价值、学术本位、大学章程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影响大学章程制定的各种要素，并结合世界著名大学的章程建设之共性，旗帜鲜明地提出大学的学术本性决定了其学术本位的内在逻辑，大学章程的制定应坚持学术本位的价值取向，并藉此建设性地探讨了我国大学章程建设存在的问题与改革之策。
一、学术本位与大学章程
所谓学术本位就是以学术为中心的看法，即一切行动以学术为中心。大学作为以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为主要职能的高等教育机构，其秉持何种本位，从根本上决定着大学的发展方向与前景。而大学章程是大学的行动纲领与办学蓝图，是体现大学持何种本位的重要载体，既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又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看，大学章程的本位问题事关大学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理念。
（一）大学学术本位的界定
大学从其诞生伊始，就作为一个共同体而存在，学术性是大学的基本组织特性。[2]从字面意思来看，大学学术本位的内涵即大学以学术为本。正如蔡元培所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随着大学的发展，大学的类型越来越多样化，但无论是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还是职业型大学，究其根本，都是对知识的传播、教授、创造与应用。因此，学术性始终是大学的根本特性之一。
张继明博士认为，学术本位是由学术价值为根本的价值指向、学术价值实现的内生性要求及其制度保障三个部分有机组成。[3]具体来讲，就是大学把追求真理当作其最高的价值目标，把探索学术当作其根本的行动指向，尊重和坚持有助于实现学术价值的诸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原则或理念，并以制度体系来保证大学学术价值的实现。当然，除学术本位外，大学在不同时期或根据发展需要，也有可能以教学本位、行政本位、商业本位等为办学价值取向，这些不同的办学价值取向各有其一定的现实性或合理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阶段性地弥补或平衡单一学术本位取向可能带来的不足，譬如教学资源、科研经费、社会投入、智力服务等方面的短缺。但从根本上讲，学术本位是“根本位”，非学术本位都是“枝本位”，而“枝”的发展必须基于甚至依赖于“根”的深植。因此，大学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学术本位被弱化甚至被取代，那么，大学的其他功能将难以拓展，也终将导致大学自身也难以持久地发展下去。
（二）大学章程与学术本位的关系
以学术本位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大学章程更能提高大学的自治能力和办学水平。大学坚持学术本位有其历史渊源和本源诉求等重要依据。然而，随着大学外部环境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大学在选择本位取向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偏离甚至背离的情况。譬如，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业化浪潮也席卷大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的经济属性日渐增强，学术本性受到削弱，而即使是学术性活动，也大多与逐利相关。另外，过度依赖于行政权力也使大学的自治能力下降。大学章程作为一个学校行动的准则，指引着大学的发展方向。事实上，每一所大学在制定本校章程时，都面临着多元化价值取向的选择，如果选择了学术本位，一方面能使大学拥有更多的自治权，独立地处理校内的各项事务，免受各方面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可使大学更加关注自身的学术价值，形成以追求真理为导向的良好教风学风，不断提高自身的办学水平。 总的来说，大学章程学术本位取向的内涵，即是在大学章程中体现以学术为根本的价值理念，通过大学章程的设计体现大学的自治能力，并由大学章程中所规定的制度体系来保障大学的学术价值得以真正实现。简言之，学术本位是大学章程的内核所在，大学章程是学术本位的制度保障，二者同生共存，相得益彰。
二、《柏林洪堡大学章程》学术本位取向的表征
柏林洪堡大学创建于1810年，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高等学校之一，其大学精神、理念设计、管理制度等一直是世界各大学争相学习与效仿的典范。当然。柏林洪堡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也非常注重自身制度建设的与时俱进。2006年6月1日，柏林洪堡大学颁布了新的《柏林洪堡大学章程》，其内容包括10章45款，主要由序言、州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校董会、学术评议会与教职工代表大会、学校领导、成员身份与共决原则、平等原则、审议会成员的权利，管理条例及决议形成等11个部分构成。[4]通观新《柏林洪堡大学章程》，不管是关于州与大学的关系、柏林洪堡大学的组织结构，还是关于学校所要遵循的原则以及各组织、成员所肩负的责任、权力与义务等规定，其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坚守学术本位的价值取向。
（一）以追求学术价值为最高目标
尽管如《柏林洪堡大学章程》序言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现代社会，“大学的工作绩效应满足经济的优先性”，大学的结构也受到等级效率的约束，但章程中仍明确写道“柏林洪堡大学致力于教学与科研的统一、教与学的结合，而且，科学的命脉根植于自由，而自由源于责任，学校因而也致力于学术的自身责任及自我管理。”其中可以看出柏林洪堡大学把追求学术价值当作大学发展的最高目标，坚持教学与科研的统一，在教与学中履行学术责任，在享受自由的同时探求科学的真谛。序言相当于统领全文性的纲领，《柏林洪堡大学章程》在序言中就明确了大学的使命和责任，确立了学术本位为其整个章程的价值取向，为接下来章程的各部分定下了追求学术价值的基调，而章程中所规定的组织结构、原则设定也遵循了学术本位这一根本价值取向。如学术评议会紧紧围绕教学工作展开，保证知识有效地教授给学生，对“研究与科学艺术领域新生力量的基本原则问题”作出决议，注重对学术质量的考察。专设“教学主任”负责课程建设、教学评估、教学改革等系列问题，不断提高柏林洪堡大学的教学质量，在教学中履行学术责任，通过学生学习实现学术的延续与生长。《柏林洪堡大学章程》还规定“若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研究与学术新生力量工作的委员会，则须至少有1/3席位为教授小组以及学术骨干力量。”这也侧面反映了柏林洪堡大学对学术质量的要求之高，通过学术骨干力量的参与来确保新生学术委员会的质量。凡此种种，无论是对教学的严要求还是对学术研究的高期待，都显示出《柏林洪堡大学章程》把追求学术价值当作其安身立命的基础。
（二）以大学自治原则统领学校发展
大学自治被认为是大学充分发挥其作用的保障，是理想大学的重要标志。关于大学自治的内涵，爱德华·希尔斯认为，“大学自治是大学作为法人实体不受国家、教会、任何其他私人或公共的法人社团以及任何诸如统治者、政治家、政府官员、教会负责人、政策评论家或实业家等个人干涉的自由。它是由有能力代表大学、而不是作为个人的大学成员就大学事务作出决定的自由”[5]。从中可以看出，大学自治的主体是大学，大学在对大学事务作出决定时遵从其自身意志，不受任何人或组织的约束。《柏林洪堡大学章程》第一章“州与大学之间的关系”第一款中规定“人事管理，经济管理，财政与金融管理，收取费用以及医疗保障都属于国家行政事务。这些与学术事务一同由学校统一管理。联邦州具备专业监督权力。”虽然政府在有些领域仍然管理着大学的事务，但大学自治的权力依然得到了保障，这些人事管理、经济管理、财政与金融管理等事务并不全权由政府负责，大学也参与管理，而且扮演着主要角色，联邦州则行使的是监督权。正如大学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大学不可能完完全全地脱离政治而存在，正确处理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对于大学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另外，《柏林洪堡大学章程》表明柏林洪堡大学董事会是学校机构之一，同时它也属于柏林联邦州。而且在进行决策决议时，校董会可对负责高校事务的行政管理部门、柏林参议院与众议院提出建议。这些规定表明国家让渡治权，大学具有参与、影响政府决策的权利和空间，并拥有一定的自我管理的实际权力，符合大学自治的内在要求[6]。
（三）以组织结构保证教授治学
柏林洪堡大学对于学术自由的坚持一以贯之，这与其创始人威廉·冯·洪堡的办学理念有关，在办学之初，他就确立了学术自由为柏林大学的基本原则之一，而实现学术自由的一个重要方式即是教授治学。教授治学指在高校内部治理中，以教授为代表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学术人员充分掌握并行使各项学术事务的权力，权力的主体是无行政职务的学术人员，权力的运行机制遵循学术规律。[7]教授作为学术的传授者、研究者，对于学校内各项事务有着切身的理解和清晰的认识，教授治学更能发挥内部管理的优势，解决真实存在的问题。《柏林洪堡大学章程》中通过组织结构的设定来保证教授治学的实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数量在各组织中的占比较高。如教职工大会拥有61名成员，其中包括18名教授，跟其他类别相比，所占比例最高。另外，学术评议会25名拥有表决权的委员中，17名为学术群体成员；系务委员会13名成员中有7名教授；院务委员会成员为4名教授以及其他团体代表各1名，各组织中教授的数量优势为教授治学提供了最基本的人数保障。二是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拥有较大权力。在柏林洪堡大学组织中，学术评议会拥有较大权力，它负责和决定着学校事务的方方面面，如招生、专业划分、教学、考试、科研、大学的预算草案等等，学术评议会还设立常务委员会，负责发展规划、财务预算、媒体等多项事务，而且学术评议会的主要成员即是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大学章程中所规定的组织构成使得教授治学的理念得到真正的实施。三是对教授的选拔十分严格。《柏林洪堡大學章程》第六章成员身份与共决原则第28条详细规定了教授及待晋级教授者的聘任，要求专门成立聘任委员会来进行表决。毫无疑问，高水平的教授与教授治学间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高水准的教授因其具有较高的素质与能力，从而进一步保证了教授治学的效果，教授治学产生的良好效果也促使高校教师成长为更高水平的教授。 三、《柏林洪堡大学章程》坚守学术本位的原因
如前所述，《柏林洪堡大学章程》体现了其学术本位的价值取向，然而这种价值取向并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无论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现实来看，柏林洪堡大学的早期发展经历就已经为其学术本位的选择埋下了种子。具体而言，《柏林洪堡大学章程》坚守学术本位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原因。
（一）学术自由理念的不懈传承
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源于学者以大学为依托，与政府或教会所进行的涉及研究权利的不断抗争。[8]康德也曾在其著作中猛烈抨击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对学术自由的压制，但真正确立德国大学学术自由原则是威廉·冯·洪堡。作为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人，威廉·冯·洪堡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与原则，使现代大学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其中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即是学术自由。洪堡在《柯尼斯堡计划》中说道：“自由不可或缺，宁静有益无害，大学外在组织均以此为依据。”[9]这份不可或缺的自由一直铭记于柏林洪堡大学师生的心中，成为了柏林洪堡大学的特色与传统，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传承至今，引导着柏林洪堡大学师生去感受自由带来的宁静。为了捍卫这种自由，德国政府制定出了相应的制度。如通过颁布法令，真正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大学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如选用一批具有抗争意识的学者，开设自由主义哲学课程等。这一学术自由理念的传承，为《柏林洪堡大学章程》学术价值取向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二）大学自治底线的始终坚守
大学作为培养各类高级人才的专门机构，并非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它与政府、市场、社会、文化等关系密切，彼此影响，形成互动。然而，在面临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大学必须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并适时对外部刺激作出相应反应，以保持其基本特性。而在这众多的关系中，最重要的还是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大学与国家间的关系也是不同的。从19世纪初柏林大学确立学术自由的原则到19世纪初叶学术自由被写入国家法律，到纳粹政权全面否定学术自由、到州政府拥有文化主权，再到高校管理中的去国家化，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一直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但总的来说，受到德国文化国家观念的影响，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从性质上讲是一种国家保障的自由。[10]柏林洪堡大学在追寻学术自由时并不把国家政府当作其完完全全的对立面，因为政府所提供的财政支持、法律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大学自治权的获得。当然，国家的一些行为干预到大学的活动时，大学也会团结起来，形成合力，抵抗政府的野蛮做法。而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使双方的关系达到平衡，也使柏林洪堡大学更加确认了学术价值是其最根本的追求。
（三）学术力量之于决策的主导地位
大学学术生产力是大学学者与学术资源相结合，通过知识的授受、创造与应用而形成的培养专业人才、发展知识和为社会服务的能力。[11]大学学术生产力与大学的职能相契合，也是检验大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柏林大学从创始之初践行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理念，大大提升了德国的学术生产力。有学者研究表明，从1651年到1800年这150年间，英国和法国取得的重要科学成果分别为89项和88项，而德国却只有51项。然而在1801年到1900年的100年间，英国和法国取得的科学成就分别为198项和219项，而德国却有356项。[12]德国所取得的重要科学成果在100年内可以赶超英法，一跃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科学活动中心，德国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功不可没。教授治校使柏林大学获得了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大学教师的主体地位和治校权力得到了保证。大学教师真正成为了大学的主人，责任意识进一步加强，而由此衍生的即教师摆脱了外部条件的施压，而是内部的动机推动着其更加关注大学的发展，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不断探索科研来为大学的进步贡献力量。大学教师思想上得到全新的转变，随之而来的就是行动上的变化。学术力量在内部决策与管理上占据主导地位，避免了非学术力量对于学术的过度干预，为大学教师自由地进行学术研究创造了条件，也为大学学术生产力的提升提供了可能。学术本位对于大学学术生产力产生的明显作用，成为了《柏林洪堡大学章程》一直以来坚守学术本位价值取向的强大动力。
四、《柏林洪堡大学章程》对我国大学章程建设的启示
当前，我国的大学不仅在规模上处于世界前列，在质量方面随着“双一流”建设的启动，也在快速提高，可以说，现阶段我国正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也在加速推进。柏林洪堡大学是世界著名大学，《柏林洪堡大学章程》也是现代世界大学章程的典范，其在建设理念、制度设计、内容结构、实际操作等多方面值得深入研究和学习借鉴。
（一）章程设计要立意高远，体现大学理想
大学之所以神圣，不仅在于它是人类思想、文化、科技集大成之处，同时也在于它所传达出来的诸多精神。人们称其为象牙塔，无数的诗人歌颂大学的草木建筑，而真正使大学充盈起来的，还是大学之精神，大学之理想。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尤其是受到市场经济以及学术资本主义的冲击，大学的神圣感开始被削弱，世俗化进一步加剧。然而，大学要卓然于世，引领社会风潮，促进人类进步，就必须要有“去唯利益化和世俗化”的理想，以指引大学免受市场利益的诱惑，真正坚守其学术本性。大学章程作为“大学的宪法”，是大学理想有章可循的重要载体。《柏林洪堡大学章程》在序言中就表明其追求学术价值的基本理想，这奠定了柏林洪堡大学发展建设的总基调，大到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内部的组织建设、所有行动所要遵循的原则，小到学术评议会的设定、一名教授的选拨与招聘等等，随处可见柏林洪堡大学追求学术价值理想的印痕。因此，为了使大学在社会的急剧变化中能够认清角色与定位，为了保证大学章程在理念与实践两个层面都能发挥作用，我国大学在制定大学章程时，应立意高远，切实体现大学的基本理想。
（二）厘清大学与政府关系，实现大学自治
大学章程是高校自主办学的重要制度保障，要使大学章程发挥促进自治的作用，其重要前提条件是求得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平衡。《柏林洪堡大学章程》中，明确界定政府的权责范围。政府让渡治权，主要提供办学经费和人事，在重要决策时大学董事会有权提出改进建议，校长虽由州政府任命，但其主要对大学负责。这表明柏林洪堡大学较好地界定了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我国大学章程建设的一大难题，即倡导多年的“大学去行政化”问题。目前我国大学无论是在理念层面，还是在具体管理层面，行政权始终主导着学术权乃至教育权，导致大学看似更像是一个行政机构，而非真正独立的学术机构或教育机构。故而也难免造成另一现象，即很多大學虽有章程，却被束之高阁，并没有真正付诸实践。因此，大学自治的前提是有效确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边界，政府应为大学发展的宏观引导者，而非事无巨细的管理者，也即政府的归政府，大学的归大学，只要在合理范围内，大学应具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教育自主。因此，我国的大学章程建设，首先应明确政府和大学的权责边界，并体现在章程之中，以从根本上确保大学自治。 （三）尊重教育与学术规律，推进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是大学自治的一个重要表现。虽然在我国大学章程中有设置学术委员会来体现“教授治校”，但现阶段还不够完善。其一，教授所代表的学术团体权力较小，如我国很多高校大学章程中，学术委员会更多是建议权、审议权，而没有拥有真正的决策权。其二，教授所代表的学术团体行使权力的范围面不广，基本上只是在学术委员会内产生作用，而在校党委、校务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等对高校重要事务进行决策的组织内，还是行政权力占据主导地位。《柏林洪堡大学章程》中，教授所代表的大学学术团体力量贯穿于柏林洪堡大学的各个组织，所占比例也是各个构成部分中最大的一个，并且对学校的重大事项有决策权。这显示出柏林洪堡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趋于完善，且通过大学章程来保证其得以实施。因此，在大学管理中，行政机构要放权，将大学中教育事务、学术事务的决策权转交给教授，让学术委员会发挥作用与价值。因此，我国的大学章程建设也应通过大学组织的权责规定，逐步完善高校的“教授治校”制度。
（四）注重章程的可操作性，营造制度氛围
总体来看，由于我国各大学章程普遍存在价值取向模糊，事项表述太过笼统，且缺乏章程实施的有利环境等问题，以致很多大学的章程在一定程度上“形同虚设”。诚然，大学章程的落实需要多方面的协调配合，但仅从大学章程本身考虑，在大学章程建设中，要加强章程的可操作性，避免出现由于界定模糊而导致实施困难等问题。与我国大学章程的模糊、抽象、务虚等特征相比，《柏林洪堡大学章程》则非常明确、具体、务实，其每一条款的表述都十分清晰，如仅其学术评议会的职责就包含26条细则，而我国的大学章程对学术评议的规定则多为方向性、原则性说明，操作性不强，很难落到实处。当然，柏林洪堡大学的章程建设已历经200余年，其增订、修订多次，在德国社会、大学共同体及其师生之中，早已形成了大学管理的共同文化基础，即大学管理一切要依章而行。而在我国，目前社会各界包括大学共同体自身及其构成人员在相当程度上对大学章程的认识尚浅，更没有形成关注章程、尊重章程的文化氛围，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章程制定“一窝蜂”，章程执行“挂墙上”的尴尬局面。因此，我国大学要推进自治进程，除需要大力提高章程自身的可操性外，还要注重营造关注章程、尊重章程的文化环境。
总之，柏林洪堡大学丰厚的历史底蕴和勇于创新的现代精神铸就了其优秀的品質，而其中最为宝贵的莫过于贯穿柏林洪堡大学发展之中的学术自由理念。《柏林洪堡大学章程》所体现的学术本位价值取向，也正是柏林洪堡大学历史传承、大学精神、大学理念等核心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下，我国正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其中制度现代化是本质体现，通过探究《柏林洪堡大学章程》的文化精髓和传承之道，对于促进我国现代大学章程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张继明博士的著作《学术本位视域中的大学章程研究》的出版正当其时，其对现代大学章程的研究之深刻，构思之精巧，立意之宏伟，现实之针砭都达到了相当高度，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大学章程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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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iversity Charter is the law of university， it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university dominates the value choice of university， and its important to university for improve its self-knowledge， autonomy ability， and education level. Berlin Humboldt University is a world famous university， and its university charter is also a model of the world university. In more than 200 years， Berlin Humboldt University always stick to the academic standard of value orientation， in pursuit of academic value as the highest goal， at the head of the school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ity autonomy principle， professor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 research. At present， China is vigorously promoting highe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its important symbol is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university charter as a core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organizational system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four points： one is the design of university charter should be great foresight， and reflect the university ideals； The second i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and government and realize university autonomy. Third， respect the education and academic rules and promote the teaching of professors. Fourth，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operability of university charter， and constructs the system atmosphere.
Keywords：Berlin Humboldt University； University Charter； Academic Orientation
关键词：柏林洪堡大学； 大学章程； 学术本位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995（2018）01-0055-06
大学章程源于中世纪大学，它汲取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中重法治的理念传统，并借由知识阶层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求而产生。我国的大学章程，始兴于清末，也算有相当长的历史。1862年恭亲王等奏请设立中国第一所近代高等学校京师同文馆的奏折，便附有《新设同文馆章程》。[1]1902年和1903年，清政府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不仅标志着中国近代学校制度得以诞生与实施，也标志着我国近代学校办学进入有制可依、有规可循的时代。新中国成立后，受计划经济和计划思维的影响，我国高等学校主要依靠教育部统筹发展，学校层面的章程建设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缺位状态。进入21世纪后，国家和高校开始意识到大学章程的重要意义。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十三章第四十条指出“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由此，我国高校章程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一直以来，大学章程被认为是“大学的宪法”，它是连接大学内外的重要通道，是实现高校自主办学的重要制度保证。到了现代，大学章程又被赋予新的意义，从外部来看它是国家坚持“依法治国”的重要表现；从内部来看，它是高校加强管理，促进发展的内在要求。由于大学章程对高校发展具有这种纲领性作用，大学章程的价值取向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大学章程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支配着大学的价值选择。张继明博士的专著《学术本位视域中的大学章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年），是国内少有的专门研究大学章程的力作。他在厘清大学价值、学术本位、大学章程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影响大学章程制定的各种要素，并结合世界著名大学的章程建设之共性，旗帜鲜明地提出大学的学术本性决定了其学术本位的内在逻辑，大学章程的制定应坚持学术本位的价值取向，并藉此建设性地探讨了我国大学章程建设存在的问题与改革之策。
一、学术本位与大学章程
所谓学术本位就是以学术为中心的看法，即一切行动以学术为中心。大学作为以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为主要职能的高等教育机构，其秉持何种本位，从根本上决定着大学的发展方向与前景。而大学章程是大学的行动纲领与办学蓝图，是体现大学持何种本位的重要载体，既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又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看，大学章程的本位问题事关大学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理念。
（一）大学学术本位的界定
大学从其诞生伊始，就作为一个共同体而存在，学术性是大学的基本组织特性。[2]从字面意思来看，大学学术本位的内涵即大学以学术为本。正如蔡元培所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随着大学的发展，大学的类型越来越多样化，但无论是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还是职业型大学，究其根本，都是对知识的传播、教授、创造与应用。因此，学术性始终是大学的根本特性之一。
张继明博士认为，学术本位是由学术价值为根本的价值指向、学术价值实现的内生性要求及其制度保障三个部分有机组成。[3]具体来讲，就是大学把追求真理当作其最高的价值目标，把探索学术当作其根本的行动指向，尊重和坚持有助于实现学术价值的诸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原则或理念，并以制度体系来保证大学学术价值的实现。当然，除学术本位外，大学在不同时期或根据发展需要，也有可能以教学本位、行政本位、商业本位等为办学价值取向，这些不同的办学价值取向各有其一定的现实性或合理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阶段性地弥补或平衡单一学术本位取向可能带来的不足，譬如教学资源、科研经费、社会投入、智力服务等方面的短缺。但从根本上讲，学术本位是“根本位”，非学术本位都是“枝本位”，而“枝”的发展必须基于甚至依赖于“根”的深植。因此，大学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学术本位被弱化甚至被取代，那么，大学的其他功能将难以拓展，也终将导致大学自身也难以持久地发展下去。
（二）大学章程与学术本位的关系
以学术本位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大学章程更能提高大学的自治能力和办学水平。大学坚持学术本位有其历史渊源和本源诉求等重要依据。然而，随着大学外部环境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大学在选择本位取向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偏离甚至背离的情况。譬如，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业化浪潮也席卷大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的经济属性日渐增强，学术本性受到削弱，而即使是学术性活动，也大多与逐利相关。另外，过度依赖于行政权力也使大学的自治能力下降。大学章程作为一个学校行动的准则，指引着大学的发展方向。事实上，每一所大学在制定本校章程时，都面临着多元化价值取向的选择，如果选择了学术本位，一方面能使大学拥有更多的自治权，独立地处理校内的各项事务，免受各方面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可使大学更加关注自身的学术价值，形成以追求真理为导向的良好教风学风，不断提高自身的办学水平。 总的来说，大学章程学术本位取向的内涵，即是在大学章程中体现以学术为根本的价值理念，通过大学章程的设计体现大学的自治能力，并由大学章程中所规定的制度体系来保障大学的学术价值得以真正实现。简言之，学术本位是大学章程的内核所在，大学章程是学术本位的制度保障，二者同生共存，相得益彰。
二、《柏林洪堡大学章程》学术本位取向的表征
柏林洪堡大学创建于1810年，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高等学校之一，其大学精神、理念设计、管理制度等一直是世界各大学争相学习与效仿的典范。当然。柏林洪堡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也非常注重自身制度建设的与时俱进。2006年6月1日，柏林洪堡大学颁布了新的《柏林洪堡大学章程》，其内容包括10章45款，主要由序言、州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校董会、学术评议会与教职工代表大会、学校领导、成员身份与共决原则、平等原则、审议会成员的权利，管理条例及决议形成等11个部分构成。[4]通观新《柏林洪堡大学章程》，不管是关于州与大学的关系、柏林洪堡大学的组织结构，还是关于学校所要遵循的原则以及各组织、成员所肩负的责任、权力与义务等规定，其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坚守学术本位的价值取向。
（一）以追求学术价值为最高目标
尽管如《柏林洪堡大学章程》序言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现代社会，“大学的工作绩效应满足经济的优先性”，大学的结构也受到等级效率的约束，但章程中仍明确写道“柏林洪堡大学致力于教学与科研的统一、教与学的结合，而且，科学的命脉根植于自由，而自由源于责任，学校因而也致力于学术的自身责任及自我管理。”其中可以看出柏林洪堡大学把追求学术价值当作大学发展的最高目标，坚持教学与科研的统一，在教与学中履行学术责任，在享受自由的同时探求科学的真谛。序言相当于统领全文性的纲领，《柏林洪堡大学章程》在序言中就明确了大学的使命和责任，确立了学术本位为其整个章程的价值取向，为接下来章程的各部分定下了追求学术价值的基调，而章程中所规定的组织结构、原则设定也遵循了学术本位这一根本价值取向。如学术评议会紧紧围绕教学工作展开，保证知识有效地教授给学生，对“研究与科学艺术领域新生力量的基本原则问题”作出决议，注重对学术质量的考察。专设“教学主任”负责课程建设、教学评估、教学改革等系列问题，不断提高柏林洪堡大学的教学质量，在教学中履行学术责任，通过学生学习实现学术的延续与生长。《柏林洪堡大学章程》还规定“若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研究与学术新生力量工作的委员会，则须至少有1/3席位为教授小组以及学术骨干力量。”这也侧面反映了柏林洪堡大学对学术质量的要求之高，通过学术骨干力量的参与来确保新生学术委员会的质量。凡此种种，无论是对教学的严要求还是对学术研究的高期待，都显示出《柏林洪堡大学章程》把追求学术价值当作其安身立命的基础。
（二）以大学自治原则统领学校发展
大学自治被认为是大学充分发挥其作用的保障，是理想大学的重要标志。关于大学自治的内涵，爱德华·希尔斯认为，“大学自治是大学作为法人实体不受国家、教会、任何其他私人或公共的法人社团以及任何诸如统治者、政治家、政府官员、教会负责人、政策评论家或实业家等个人干涉的自由。它是由有能力代表大学、而不是作为个人的大学成员就大学事务作出决定的自由”[5]。从中可以看出，大学自治的主体是大学，大学在对大学事务作出决定时遵从其自身意志，不受任何人或组织的约束。《柏林洪堡大学章程》第一章“州与大学之间的关系”第一款中规定“人事管理，经济管理，财政与金融管理，收取费用以及医疗保障都属于国家行政事务。这些与学术事务一同由学校统一管理。联邦州具备专业监督权力。”虽然政府在有些领域仍然管理着大学的事务，但大学自治的权力依然得到了保障，这些人事管理、经济管理、财政与金融管理等事务并不全权由政府负责，大学也参与管理，而且扮演着主要角色，联邦州则行使的是监督权。正如大学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大学不可能完完全全地脱离政治而存在，正确处理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对于大学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另外，《柏林洪堡大学章程》表明柏林洪堡大学董事会是学校机构之一，同时它也属于柏林联邦州。而且在进行决策决议时，校董会可对负责高校事务的行政管理部门、柏林参议院与众议院提出建议。这些规定表明国家让渡治权，大学具有参与、影响政府决策的权利和空间，并拥有一定的自我管理的实际权力，符合大学自治的内在要求[6]。
（三）以组织结构保证教授治学
柏林洪堡大学对于学术自由的坚持一以贯之，这与其创始人威廉·冯·洪堡的办学理念有关，在办学之初，他就确立了学术自由为柏林大学的基本原则之一，而实现学术自由的一个重要方式即是教授治学。教授治学指在高校内部治理中，以教授为代表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学术人员充分掌握并行使各项学术事务的权力，权力的主体是无行政职务的学术人员，权力的运行机制遵循学术规律。[7]教授作为学术的传授者、研究者，对于学校内各项事务有着切身的理解和清晰的认识，教授治学更能发挥内部管理的优势，解决真实存在的问题。《柏林洪堡大学章程》中通过组织结构的设定来保证教授治学的实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数量在各组织中的占比较高。如教职工大会拥有61名成员，其中包括18名教授，跟其他类别相比，所占比例最高。另外，学术评议会25名拥有表决权的委员中，17名为学术群体成员；系务委员会13名成员中有7名教授；院务委员会成员为4名教授以及其他团体代表各1名，各组织中教授的数量优势为教授治学提供了最基本的人数保障。二是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拥有较大权力。在柏林洪堡大学组织中，学术评议会拥有较大权力，它负责和决定着学校事务的方方面面，如招生、专业划分、教学、考试、科研、大学的预算草案等等，学术评议会还设立常务委员会，负责发展规划、财务预算、媒体等多项事务，而且学术评议会的主要成员即是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大学章程中所规定的组织构成使得教授治学的理念得到真正的实施。三是对教授的选拔十分严格。《柏林洪堡大學章程》第六章成员身份与共决原则第28条详细规定了教授及待晋级教授者的聘任，要求专门成立聘任委员会来进行表决。毫无疑问，高水平的教授与教授治学间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高水准的教授因其具有较高的素质与能力，从而进一步保证了教授治学的效果，教授治学产生的良好效果也促使高校教师成长为更高水平的教授。 三、《柏林洪堡大学章程》坚守学术本位的原因
如前所述，《柏林洪堡大学章程》体现了其学术本位的价值取向，然而这种价值取向并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无论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现实来看，柏林洪堡大学的早期发展经历就已经为其学术本位的选择埋下了种子。具体而言，《柏林洪堡大学章程》坚守学术本位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原因。
（一）学术自由理念的不懈传承
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源于学者以大学为依托，与政府或教会所进行的涉及研究权利的不断抗争。[8]康德也曾在其著作中猛烈抨击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对学术自由的压制，但真正确立德国大学学术自由原则是威廉·冯·洪堡。作为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人，威廉·冯·洪堡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与原则，使现代大学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其中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即是学术自由。洪堡在《柯尼斯堡计划》中说道：“自由不可或缺，宁静有益无害，大学外在组织均以此为依据。”[9]这份不可或缺的自由一直铭记于柏林洪堡大学师生的心中，成为了柏林洪堡大学的特色与传统，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传承至今，引导着柏林洪堡大学师生去感受自由带来的宁静。为了捍卫这种自由，德国政府制定出了相应的制度。如通过颁布法令，真正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大学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如选用一批具有抗争意识的学者，开设自由主义哲学课程等。这一学术自由理念的传承，为《柏林洪堡大学章程》学术价值取向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二）大学自治底线的始终坚守
大学作为培养各类高级人才的专门机构，并非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它与政府、市场、社会、文化等关系密切，彼此影响，形成互动。然而，在面临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大学必须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并适时对外部刺激作出相应反应，以保持其基本特性。而在这众多的关系中，最重要的还是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大学与国家间的关系也是不同的。从19世纪初柏林大学确立学术自由的原则到19世纪初叶学术自由被写入国家法律，到纳粹政权全面否定学术自由、到州政府拥有文化主权，再到高校管理中的去国家化，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一直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但总的来说，受到德国文化国家观念的影响，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从性质上讲是一种国家保障的自由。[10]柏林洪堡大学在追寻学术自由时并不把国家政府当作其完完全全的对立面，因为政府所提供的财政支持、法律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大学自治权的获得。当然，国家的一些行为干预到大学的活动时，大学也会团结起来，形成合力，抵抗政府的野蛮做法。而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使双方的关系达到平衡，也使柏林洪堡大学更加确认了学术价值是其最根本的追求。
（三）学术力量之于决策的主导地位
大学学术生产力是大学学者与学术资源相结合，通过知识的授受、创造与应用而形成的培养专业人才、发展知识和为社会服务的能力。[11]大学学术生产力与大学的职能相契合，也是检验大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柏林大学从创始之初践行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理念，大大提升了德国的学术生产力。有学者研究表明，从1651年到1800年这150年间，英国和法国取得的重要科学成果分别为89项和88项，而德国却只有51项。然而在1801年到1900年的100年间，英国和法国取得的科学成就分别为198项和219项，而德国却有356项。[12]德国所取得的重要科学成果在100年内可以赶超英法，一跃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科学活动中心，德国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功不可没。教授治校使柏林大学获得了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大学教师的主体地位和治校权力得到了保证。大学教师真正成为了大学的主人，责任意识进一步加强，而由此衍生的即教师摆脱了外部条件的施压，而是内部的动机推动着其更加关注大学的发展，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不断探索科研来为大学的进步贡献力量。大学教师思想上得到全新的转变，随之而来的就是行动上的变化。学术力量在内部决策与管理上占据主导地位，避免了非学术力量对于学术的过度干预，为大学教师自由地进行学术研究创造了条件，也为大学学术生产力的提升提供了可能。学术本位对于大学学术生产力产生的明显作用，成为了《柏林洪堡大学章程》一直以来坚守学术本位价值取向的强大动力。
四、《柏林洪堡大学章程》对我国大学章程建设的启示
当前，我国的大学不仅在规模上处于世界前列，在质量方面随着“双一流”建设的启动，也在快速提高，可以说，现阶段我国正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也在加速推进。柏林洪堡大学是世界著名大学，《柏林洪堡大学章程》也是现代世界大学章程的典范，其在建设理念、制度设计、内容结构、实际操作等多方面值得深入研究和学习借鉴。
（一）章程设计要立意高远，体现大学理想
大学之所以神圣，不仅在于它是人类思想、文化、科技集大成之处，同时也在于它所传达出来的诸多精神。人们称其为象牙塔，无数的诗人歌颂大学的草木建筑，而真正使大学充盈起来的，还是大学之精神，大学之理想。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尤其是受到市场经济以及学术资本主义的冲击，大学的神圣感开始被削弱，世俗化进一步加剧。然而，大学要卓然于世，引领社会风潮，促进人类进步，就必须要有“去唯利益化和世俗化”的理想，以指引大学免受市场利益的诱惑，真正坚守其学术本性。大学章程作为“大学的宪法”，是大学理想有章可循的重要载体。《柏林洪堡大学章程》在序言中就表明其追求学术价值的基本理想，这奠定了柏林洪堡大学发展建设的总基调，大到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内部的组织建设、所有行动所要遵循的原则，小到学术评议会的设定、一名教授的选拨与招聘等等，随处可见柏林洪堡大学追求学术价值理想的印痕。因此，为了使大学在社会的急剧变化中能够认清角色与定位，为了保证大学章程在理念与实践两个层面都能发挥作用，我国大学在制定大学章程时，应立意高远，切实体现大学的基本理想。
（二）厘清大学与政府关系，实现大学自治
大学章程是高校自主办学的重要制度保障，要使大学章程发挥促进自治的作用，其重要前提条件是求得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平衡。《柏林洪堡大学章程》中，明确界定政府的权责范围。政府让渡治权，主要提供办学经费和人事，在重要决策时大学董事会有权提出改进建议，校长虽由州政府任命，但其主要对大学负责。这表明柏林洪堡大学较好地界定了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我国大学章程建设的一大难题，即倡导多年的“大学去行政化”问题。目前我国大学无论是在理念层面，还是在具体管理层面，行政权始终主导着学术权乃至教育权，导致大学看似更像是一个行政机构，而非真正独立的学术机构或教育机构。故而也难免造成另一现象，即很多大學虽有章程，却被束之高阁，并没有真正付诸实践。因此，大学自治的前提是有效确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边界，政府应为大学发展的宏观引导者，而非事无巨细的管理者，也即政府的归政府，大学的归大学，只要在合理范围内，大学应具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教育自主。因此，我国的大学章程建设，首先应明确政府和大学的权责边界，并体现在章程之中，以从根本上确保大学自治。 （三）尊重教育与学术规律，推进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是大学自治的一个重要表现。虽然在我国大学章程中有设置学术委员会来体现“教授治校”，但现阶段还不够完善。其一，教授所代表的学术团体权力较小，如我国很多高校大学章程中，学术委员会更多是建议权、审议权，而没有拥有真正的决策权。其二，教授所代表的学术团体行使权力的范围面不广，基本上只是在学术委员会内产生作用，而在校党委、校务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等对高校重要事务进行决策的组织内，还是行政权力占据主导地位。《柏林洪堡大学章程》中，教授所代表的大学学术团体力量贯穿于柏林洪堡大学的各个组织，所占比例也是各个构成部分中最大的一个，并且对学校的重大事项有决策权。这显示出柏林洪堡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趋于完善，且通过大学章程来保证其得以实施。因此，在大学管理中，行政机构要放权，将大学中教育事务、学术事务的决策权转交给教授，让学术委员会发挥作用与价值。因此，我国的大学章程建设也应通过大学组织的权责规定，逐步完善高校的“教授治校”制度。
（四）注重章程的可操作性，营造制度氛围
总体来看，由于我国各大学章程普遍存在价值取向模糊，事项表述太过笼统，且缺乏章程实施的有利环境等问题，以致很多大学的章程在一定程度上“形同虚设”。诚然，大学章程的落实需要多方面的协调配合，但仅从大学章程本身考虑，在大学章程建设中，要加强章程的可操作性，避免出现由于界定模糊而导致实施困难等问题。与我国大学章程的模糊、抽象、务虚等特征相比，《柏林洪堡大学章程》则非常明确、具体、务实，其每一条款的表述都十分清晰，如仅其学术评议会的职责就包含26条细则，而我国的大学章程对学术评议的规定则多为方向性、原则性说明，操作性不强，很难落到实处。当然，柏林洪堡大学的章程建设已历经200余年，其增订、修订多次，在德国社会、大学共同体及其师生之中，早已形成了大学管理的共同文化基础，即大学管理一切要依章而行。而在我国，目前社会各界包括大学共同体自身及其构成人员在相当程度上对大学章程的认识尚浅，更没有形成关注章程、尊重章程的文化氛围，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章程制定“一窝蜂”，章程执行“挂墙上”的尴尬局面。因此，我国大学要推进自治进程，除需要大力提高章程自身的可操性外，还要注重营造关注章程、尊重章程的文化环境。
总之，柏林洪堡大学丰厚的历史底蕴和勇于创新的现代精神铸就了其优秀的品質，而其中最为宝贵的莫过于贯穿柏林洪堡大学发展之中的学术自由理念。《柏林洪堡大学章程》所体现的学术本位价值取向，也正是柏林洪堡大学历史传承、大学精神、大学理念等核心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下，我国正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其中制度现代化是本质体现，通过探究《柏林洪堡大学章程》的文化精髓和传承之道，对于促进我国现代大学章程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张继明博士的著作《学术本位视域中的大学章程研究》的出版正当其时，其对现代大学章程的研究之深刻，构思之精巧，立意之宏伟，现实之针砭都达到了相当高度，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大学章程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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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毳. 学术自由理念在德国大学的形成及影响[J]. 民办教育研究，2010 （1）：50-54.
Abstract：University Charter is the law of university， it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university dominates the value choice of university， and its important to university for improve its self-knowledge， autonomy ability， and education level. Berlin Humboldt University is a world famous university， and its university charter is also a model of the world university. In more than 200 years， Berlin Humboldt University always stick to the academic standard of value orientation， in pursuit of academic value as the highest goal， at the head of the school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ity autonomy principle， professor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 research. At present， China is vigorously promoting highe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its important symbol is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university charter as a core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organizational system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four points： one is the design of university charter should be great foresight， and reflect the university ideals； The second i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and government and realize university autonomy. Third， respect the education and academic rules and promote the teaching of professors. Fourth，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operability of university charter， and constructs the system atmosphere.
Keywords：Berlin Humboldt University； University Charter； Academic Ori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