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更精确地来表述的话，我们讨论的其实是“上大学是否有用”。在若干破解大学生就业难的招数里，“上大学当蓝领”成为一条很主流的出路。既然铁定了要做蓝领，还需要我们去上大学镀金吗？没上过大学也不见得没有传奇，比尔·盖茨半路退学，卡耐基没上过大学，不也都成了一代富豪？可如果卡耐基活在今天，他能获得当年那样的成功吗？教育这一关过不了，他根本进不了高层次的竞争，又如何出人头地？
　　讨论来讨论去，我们还是满脑子混沌。在这一片混沌中，似乎也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和经济结构还紧密相连。有识之士说了，中国经济发展在明显地走向“粗笨化”。这种产业结构反映在劳动力需求结构上就是，知识型服务业岗位——所谓的“白领”岗位——需求相对不足，对蓝领型岗位却产生了旺盛的需求。如果产业结构那么渴求蓝领，即便你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大部分人还是难逃当蓝领的出路，而做一个蓝领并不一定需要高昂的上大学投资，当真如此，这样的投资不要也罢。
　　可我们真的能够放弃“知识改变命运”的感召吗？有谁又情愿做一辈子蓝领呢？这不比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制造业的顶峰阶段造就了对产业工人的大量需求。同时，由于“新政”以来工人的权利和福利都得到充分保障，一个人的工资就能养活一家。
　　谁都不愿意永远当下层社会的打工仔，所以我们还必须依靠教育、依靠知识来改变命运。遗憾的是，这些年来，中国教育一直朝著不利于农村学生的方向发展变化。知名教育专家朱清时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农村孩子占整个大学生人数的比例只有17.7％，而20世纪60年代这个比例要高于70％，基本与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相符。现在的比例太低了，太不正常。”过去是因为上大学后收益太低，现在除了收益风险过大，上学成本太高难以负担更是重要原因。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放弃这一高昂的教育投资或许没有错，但是我们必须往前看。经济障碍总有扫除的时候，最可怕的是，一旦“读书无用论”成为一种文化障碍，社会整体前进的阻力恐怕会变得更大。
　　薛涌在《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里指出，自1960年代以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开始走下坡路，那些高中毕业生能干的大多是服务业中的低端工作。经济平权为蓝领家庭提供了上大学的保证，提供了阶层流动的可能性，但是这些劳动阶层缺乏对教育文化的认知，这种文化桎梏使得这些阶层的后代还只能在麦当劳、沃尔玛里做售货员、清洁工等等。
　　消解文化桎梏，也许比消解制度不公更为困难。
　　
　　雷茜摘自《中国青年报》 编辑/静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