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思想家，他们习惯于从小处看大问题，对庞大的理论体系无甚热心。蒙田(一五三三——一五九二)毫无疑义地属于后一类。他的传世名著《随笔集》三卷，收了一百○七篇长短不一的随笔，题材五花八门，而作者的深刻思想，便在这些论述中自然地表露了出来。
　　国内的选译本，去年一下子有了两种：陈晓燕译的《人生随笔》和梁宗岱、黄建华合译的《蒙田随笔》。蒙田之著应该有全译本，如今的节译本只能救急、不能治本，但有两种又比一种要好一些。陈本用语录体节译原著，并围绕一些中心予以重新排列，在精神上，我以为与蒙田随兴之至自由游走、机锋到处妙语天成的文章可以相通。梁、黄的译本，序言交代了许多曲折，又可于“文革”摧残文化得一例证，只是体例不一，其咎只归于历史罢。
　　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如伊斯拉谟、拉伯雷与前期莎士比亚，都不例外地用满腔热情歌颂着人，肯定着人的价值，其方式常用夸张和充满激情的描述。到了蒙田，作为十六世纪法国后期人文主义的重要代表，在人的认识上向前迈了一大步。他由肯定人发展到剖析人，深刻地解析着人身上固有的矛盾和弱点。与前期人文主义者把人当做神来看待不同，他是把神(圣人)拉到凡人的地位上来。初期的人文主义者，初发现人的伟大，必定同哥仑布发现新大陆一般，讴歌称颂，狂欢不已；而春潮漫过，神的伟大的外壳开始剥落，人成为神的可能性也便自然消退了。莎士比亚后期的痛苦，同样也是此种深化的结果。
　　由此导向蒙田思想的另一特点——怀疑主义。他的怀疑主义，逻辑上发端于对人的知觉能力的怀疑。由此出发，蒙田展开了对已知知识体系的怀疑，其中心是对宗教的怀疑。
　　宗教改革运动在历史上无疑是进步的。但矛盾在于：宗教改革家们为了完成自己的改革事业，往往更为固执地认为只有唯一的真理且在自己手上。而在蒙田旁边爆发的胡格诺战争，也是以信仰的唯一性为准则的。在此营垒分明的对峙面前，蒙田迥异于常人，展开了对宗教的全面怀疑。他嘲讽道：“人类肯定完全疯了，他甚至不能造出一只跳蚤，尚且想造就成打的神。”我们最不知道的事情最易于被神化，所以，无备的人更易接受神学知识，将自己的见解让位于信仰。这对于当时的宗教迷狂不能不说是一种深沉的摇撼。
　　蒙田的怀疑与其说是怀疑，毋宁说是对绝对真理采取一种开放性的眼光。正因此种深刻的怀疑，蒙田对知识、对社会、对人生，皆表现出独特的宽容精神。他说：“没有任何主张使我惊讶，没有任何信念会触怒我，无论与我自己的主张或信念多么对立；不存在任何极端无谓和放肆的想象，以致在我看来不利于人类才智的产生。”他把一切罪行都归咎于自负，希望人人避免愚笨和荒谬，建议大家作长途旅行以开阔视野，以宽阔的胸怀改变自己的狭隘与固执。而他的主要矛头仍指向愚昧的宗教迷狂。就这样，今日若谈宽容史，便不得不道及崇高的蒙田。
　　蒙田的弱点是极明显的。“我的思想是不可屈的，虽然我的膝盖如此”，明确地道出蒙田自己思想与行为的巨大矛盾。他在思想时无拘无束，在现实中则谨小慎微。这自然可归咎于当时资产阶级的软弱。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向旧营垒冲击的往往有这么两类人：一类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另一类则犹豫徘徊、只求怀疑。后者在坚定性上远逊于前，而深刻又常胜于彼。如若此说成立，那么，朋友，请不要偏爱一类而鄙弃另一类吧。
　　
　　(《人生随笔》，陈晓燕译，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三月版，0.74元；《蒙田随笔》，梁宗岱、黄建华译，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二月版，1.6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