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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梭，恩师杨时展教授辞世转眼已有10年。此时此刻，我难以用言辞表达我对先生的感恩与怀念之情，但先生的音容笑貌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其道德、文章、风骨、风范常激励着我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不做一个“资不抵债”的人。
2007年10月，仰仗中国会计学会和财政部王军副部长等领导的支持，在我国著名会计学家郭道扬教授的大力倡议和自始至终的关心下，有关部门的领导、先生的亲朋好友、弟子门生等近百人，“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齐聚在先生的家乡绍兴会稽山下参加“杨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缅怀先生之道德，仰望大师之风范，学习先生之文章。会议办得庄重而热烈，足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作为先生的弟子和同乡的我，虽有操办会议之疲惫，但终有情怀之释放，不辜负先生教我一场。
从1982年至1997年，受教于先生十五载，读硕、博期间更是能常伴先生左右，亲聆先生之教诲，对先生的感情日深且恒久。各种情怀虽有千言万语，仍可归结为“敬、畏、亲” 三个字。始则“敬”，继而“畏”，终于“亲”。
记得1982年初报考研究生时，中南财经大学（当时为湖北财经学院）的会计专业仅有三名硕导（刘炳炎教授、杨时展教授和毛恩培教授）。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教授十分稀罕，怀着对先生十分崇敬却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大胆报考了湖北财经学院的研究生而被侥幸录取，首次投入先生的门下。
及到校后，了解到先生德高望重、学贯中西，对先生更为崇拜；又听说先生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极严，遂产生畏惧之情。这种对先生“敬畏”的心情一直伴随着我读研究生的三年光阴。记得杨先生给我们上英语原版的《管理会计学》和《审计学》时，每每要求我们预习教材并常常在课间提问。老师在上，学生在下仅两三人，回答问题怕有难堪，因此我们丝毫不敢懈怠，深知“滥竽充数”是行不通的。现在回想起来，正是那时先生的严格要求才使我打下较好的专业英语基础，为以后的工作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85年，当我进行硕士论文答辩时，恰逢杨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真担心论文不能顺利通过，好在我论文的选题还算前沿，参考了不少美国《会计评论》等中外文献，也略有创新，有幸得到了先生的首肯。
感到先生的慈祥和亲切应该是在我研究生毕业后。1987年初，先生亲笔给我致函，告之他开始招博士生并要我积极报考。收到先生来信真使我喜出望外，感到先生除了对我们严格要求之外，还体现了他对我们前途的真切关怀，只是他从不将这种爱心溢于言表而已。甚为遗憾的是，当时我已被组织上选派赴香港工作，一时不能再回到先生的身边。这以后，我与先生的联络日益频繁，先生访港或出国路经香港，我必前去探望。先生常勉励我在工作之余加强学习，有机会再返母校攻读博士。90年代以后，政策允许在职报考博士，终于给了我重返师门的机会。杨先生给我寄来了美国《公认会计原则汇编》（The Codifications of GAAP）、《公认审计准则汇编》（The Codifications of GAAS）等书目，要求我重点读好这些书，由此引领我走上了研究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之路，也为我以后博士论文的选题奠定了基础（我原想利用长期境外工作的经验探讨境外企业的投资与财务问题）。通过认真复习和报考，1994年秋我终于有幸再拜先生门下。我到中南财大报到后，先生竟以八十高龄偕夫人和郭道扬教授，执意陪我同游武汉东湖磨山，并留下一批珍贵的合影。这段美好的时光，令我终生难忘。
1996年夏，先生偕夫人最后一次返回故乡，我专程从香港飞到杭州。其间，我陪先生看望了其在浙江大学工作的胞妹，约见了30、40年代在杭工作的老同事、老朋友，我们一起游览了九溪、龙井等西湖名胜，最后由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原所长朱美璇老先生陪同回到了绍兴新昌。一路上，先生欢声笑语，心情极佳，俨然是一个既慈祥又幽默的老人。我完全看到且强烈感受到了先生亲切和蔼的另一面。但谁也没料到，此时离他生命的终点已为期不远了。
1997年年中，先生病重，但他仍在病床上认真阅读和修改了我和其他弟子的博士论文初稿，并拖着病体坚持参加了阎红玉博士等人的答辩。国庆前夕，我到医院看望先生，此时先生已处弥留，当我努力呼唤他时，先生忍着病痛，勉强睁开眼睛示意，我的眼泪也几乎夺眶而出。这是我最后一次拜见先生，我知道先生时日不多，因此当晚我迟迟不忍离去。
先生仙逝后不久，在郭道扬教授的主持下，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这使我有了杨先生“遗腹子”之感，对先生倍加怀念。在郭道扬教授的陪同下，我与徐政旦老先生等到了先生家中的灵堂前、先生的“树葬”之处，祭拜先生的在天之灵，告慰于先生：您的又一个弟子翅膀长硬要飞翔了！弟子将以您为人生楷模，传承您的学术思想。
十年来，我常常思念先生。感怀先生的道德、文章、文采、口才等，远非吾等可及。这其中，最使我钦佩的是先生的风骨，他襟怀坦白、刚正直言、不屈不挠、坚持真理的风骨堪称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他那种为社稷、为苍生勇于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人们怀念。
最后，愿先生的“会计控制论”和“受托责任”思想永远传承！●
2007年10月，仰仗中国会计学会和财政部王军副部长等领导的支持，在我国著名会计学家郭道扬教授的大力倡议和自始至终的关心下，有关部门的领导、先生的亲朋好友、弟子门生等近百人，“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齐聚在先生的家乡绍兴会稽山下参加“杨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缅怀先生之道德，仰望大师之风范，学习先生之文章。会议办得庄重而热烈，足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作为先生的弟子和同乡的我，虽有操办会议之疲惫，但终有情怀之释放，不辜负先生教我一场。
从1982年至1997年，受教于先生十五载，读硕、博期间更是能常伴先生左右，亲聆先生之教诲，对先生的感情日深且恒久。各种情怀虽有千言万语，仍可归结为“敬、畏、亲” 三个字。始则“敬”，继而“畏”，终于“亲”。
记得1982年初报考研究生时，中南财经大学（当时为湖北财经学院）的会计专业仅有三名硕导（刘炳炎教授、杨时展教授和毛恩培教授）。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教授十分稀罕，怀着对先生十分崇敬却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大胆报考了湖北财经学院的研究生而被侥幸录取，首次投入先生的门下。
及到校后，了解到先生德高望重、学贯中西，对先生更为崇拜；又听说先生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极严，遂产生畏惧之情。这种对先生“敬畏”的心情一直伴随着我读研究生的三年光阴。记得杨先生给我们上英语原版的《管理会计学》和《审计学》时，每每要求我们预习教材并常常在课间提问。老师在上，学生在下仅两三人，回答问题怕有难堪，因此我们丝毫不敢懈怠，深知“滥竽充数”是行不通的。现在回想起来，正是那时先生的严格要求才使我打下较好的专业英语基础，为以后的工作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85年，当我进行硕士论文答辩时，恰逢杨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真担心论文不能顺利通过，好在我论文的选题还算前沿，参考了不少美国《会计评论》等中外文献，也略有创新，有幸得到了先生的首肯。
感到先生的慈祥和亲切应该是在我研究生毕业后。1987年初，先生亲笔给我致函，告之他开始招博士生并要我积极报考。收到先生来信真使我喜出望外，感到先生除了对我们严格要求之外，还体现了他对我们前途的真切关怀，只是他从不将这种爱心溢于言表而已。甚为遗憾的是，当时我已被组织上选派赴香港工作，一时不能再回到先生的身边。这以后，我与先生的联络日益频繁，先生访港或出国路经香港，我必前去探望。先生常勉励我在工作之余加强学习，有机会再返母校攻读博士。90年代以后，政策允许在职报考博士，终于给了我重返师门的机会。杨先生给我寄来了美国《公认会计原则汇编》（The Codifications of GAAP）、《公认审计准则汇编》（The Codifications of GAAS）等书目，要求我重点读好这些书，由此引领我走上了研究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之路，也为我以后博士论文的选题奠定了基础（我原想利用长期境外工作的经验探讨境外企业的投资与财务问题）。通过认真复习和报考，1994年秋我终于有幸再拜先生门下。我到中南财大报到后，先生竟以八十高龄偕夫人和郭道扬教授，执意陪我同游武汉东湖磨山，并留下一批珍贵的合影。这段美好的时光，令我终生难忘。
1996年夏，先生偕夫人最后一次返回故乡，我专程从香港飞到杭州。其间，我陪先生看望了其在浙江大学工作的胞妹，约见了30、40年代在杭工作的老同事、老朋友，我们一起游览了九溪、龙井等西湖名胜，最后由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原所长朱美璇老先生陪同回到了绍兴新昌。一路上，先生欢声笑语，心情极佳，俨然是一个既慈祥又幽默的老人。我完全看到且强烈感受到了先生亲切和蔼的另一面。但谁也没料到，此时离他生命的终点已为期不远了。
1997年年中，先生病重，但他仍在病床上认真阅读和修改了我和其他弟子的博士论文初稿，并拖着病体坚持参加了阎红玉博士等人的答辩。国庆前夕，我到医院看望先生，此时先生已处弥留，当我努力呼唤他时，先生忍着病痛，勉强睁开眼睛示意，我的眼泪也几乎夺眶而出。这是我最后一次拜见先生，我知道先生时日不多，因此当晚我迟迟不忍离去。
先生仙逝后不久，在郭道扬教授的主持下，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这使我有了杨先生“遗腹子”之感，对先生倍加怀念。在郭道扬教授的陪同下，我与徐政旦老先生等到了先生家中的灵堂前、先生的“树葬”之处，祭拜先生的在天之灵，告慰于先生：您的又一个弟子翅膀长硬要飞翔了！弟子将以您为人生楷模，传承您的学术思想。
十年来，我常常思念先生。感怀先生的道德、文章、文采、口才等，远非吾等可及。这其中，最使我钦佩的是先生的风骨，他襟怀坦白、刚正直言、不屈不挠、坚持真理的风骨堪称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他那种为社稷、为苍生勇于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人们怀念。
最后，愿先生的“会计控制论”和“受托责任”思想永远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