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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的飙升，让房产本身具有了较大的经济价值和升值空间，也让许多人不惜使用违法、违规手段获取房产。长期以来，我国房地产领域普遍存在权力深度介入、权力寻租现象，建设部原部长汪光焘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房地产领域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问题相当严重”。也有专家直言，当“房”和“腐”挂上钩，中国人的买房情结将成为一场巨大的劫难。
“房结”根深蒂固
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奋斗一辈子的最重要主题就是买房。从古至今，概莫能外。从公元760年，杜甫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如今年轻人将父母的老本、自己的家底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中国房地产事业，中国人的买房热情从未降温。
经济学家吴晓波曾撰文《中国人的买房情结》，提到自己多年前到安徽农村搞田野调查时，看到无数高檐大宅时的所思所想：那些曾在淮扬一带声名赫赫的盐商、茶商为何不将钱拿去扩大再生产，偏要回到偏僻的老家，盖这些中看不中用的大宅子，或是买一大块产出效率很低的红壤地？吴晓波并不赞同从“叶落归根”、“显耀乡里”的角度作出解释，反而认为“商人是没国界的，只要有钱赚，连国家都未必认，何况乡里了”。
“司马迁把‘富裕’分成3种，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就是靠农田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他说，‘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跑到商海中尽情扑腾，大把赚钱，再回头去买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赚来的钱牢牢守住。”吴晓波认为，中国的治国者是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人，他们最早明白工商业比农业更能敛聚财富，早早便将这些产业收归国有。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在工商业中赚了钱便转身购买土地、房产的人，为的就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他由此提出，“在千年中国，土地其实不是由泥巴构成的，它是一种‘类货币’，是资产阶层逃避政府力量的一个避险性工具”。而这应该就是中国人偏爱土地和房产的传统社会文化因素。
时至今日，中国房价之所以日见攀高，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工商业资本汹涌进入房地产业，靠炒房迅速实现资本增值，更多人又在投机及从众心理的影响下，对投资房产趋之若鹜。另一方面，随着物价不断攀升，老百姓开始考虑，如何才能确保自己口袋里的钱不贬值。在高房价的带动下，买房成了老百姓资本保值的首选方式。
虽然同为投资对象，在过去6年里，中国的楼市与股市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走势。自2007年后，中国股市从6124.04点一路下滑，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沪指最高点数仅为2478.34点。反观楼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商品房均价为每平方米3864元，虽然在2008年出现不足2%的下滑，却在股市最惨淡的2009年实现了23.18%的涨幅，达到每平方米4681元，接下来3年更是一路上扬至每平方米5791元。仅以北京为例，二环边每平方米的房价已由2007年的约1万元上涨至四五万元，也就是说，如果你有50万元，扔到股市里，可能瞬间蒸发，拿来买房却能翻好几倍。
对比当下大热的艺术品投资、玉石投资等，房产投资的含金量也很高。虽然艺术品与玉石的稀缺性及不可再生性使其保值功能不俗，可投资者鉴别能力及变现能力的缺失，却可能使投资回报大打折扣。相比而言，炒房不需要具备什么专业素养，也不愁卖不出去。
涉房腐败形式多样
2009年12月，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副部级官员，如果仅靠工资，自己也买不起房。3年后，有记者再次问起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仍然买不起！”话虽如此，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却是，房地产领域确实已成为官员腐败的重灾区。一名长期从事反腐工作的办案人员说，“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有多长”，而龚爱爱事件的曝光，则让涉房腐败利益链条逐渐显露。
从全国各地已披露的案例中不难发现，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正成为官员和房产商进行权钱交易的集散地。
在已“盖棺论定”的落马官员中，和炒房关联最密切的当属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因为长期掌握土地交易大权，康慧军被称为“炒房区长”。2007年，上海市纪委在对局级以上公职人员住房情况进行普查时发现，康慧军所住的陆家嘴“仁恒滨江园”一套320多平方米的住房，市场售价近千万元，康的申报价格却只有270多万元。纪委进一步调查后得知，早在康慧军担任陆家嘴集团总经理时，就曾多次利用职务便利，为上海仁恒房地产有限公司获取浦东世纪大道多个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提供帮助。官员想要房产，自然就会有开发商投其所好。作为“回报”，仁恒公司将一套144平方米的房子以1999年每平方米8300元的价钱卖给康慧军，总价仅需119万元。随着房价迅速攀升，康慧军又看中了该公司新开发的一套320多平方米的精装样板房，公司方面又仅以1999年的同样价格（8300元每平方米）卖给了他。就这样，康慧军以270余万元的总价拿下市价近千万元的豪宅。类似的交易，对康慧军来说显然是家常便饭，截至案发时，他和妻儿名下的房产多达14处。最终，康慧军因受贿罪及巨额财产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前副总经理宋军的“手段”与康慧军又不相同。2006年10月至2008年6月间，他利用职务便利贪污人民币4620万元，并用其中3500多万元在北京、天津、青岛等地购买了37套房产。这其中的大部分，是价值数百万元的高档住宅。他甚至还在北京石景山的某写字楼项目一次购买了25套房。
在一些二、三线城市，公务员和公职人员通过拆迁先低价得房，再高价卖出获利，也已是公开的秘密。
2009年曝光的温州官员低价购房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标本。2004年至2005年间，温州市实行大规模旧城改建，旧城改建指挥部未经审批，以“暂定价”的形式，将拆迁安置后多余的房源销售给一批干部及其他人。指挥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说：好房留给官员，“就是为了开绿灯，这是潜规则”，因为如此一来，工程才会在各方面得到方便。 另一种涉房腐败模式叫“直改名”。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二手房交易，需要在房产证上改名字，但对于房产证都没办下来的新房，就不需要改房产证了，只要与开发商、房管部门关系好，简单办办手续就行。”这位中介说，“假如你有亲戚在房产公司工作，就可以通过内部渠道将新房通过合同约定的形式预留给你。你只需在房产证办理前找到买家，向他收取一定的费用，再注销原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将房转到新的买家名下即可。”一位长期从事二手房买卖的中介告诉记者，这样一进一出，有时“就能赚几十万元”。那些想通过房子获取私利的公职人员，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空子”。2010年12月12日，浙江台州市纪委就曾披露，台州至少有800多套房源存在“直改名”问题，有40多名党政干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涉嫌参与“直改名”。那位业内人士说，台州现在的情况“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只是更多地以亲友的名义拿房源转卖，更隐蔽了”。
还有一些城市，比如榆林、鄂尔多斯等，靠资源起家，以炒房闻名。为了炒房，一些人想方设法要办理多重户口，相关部门的公职人员也就成了他们的公关对象。王楠（化名）祖籍鄂尔多斯，现在北京工作。他告诉记者，家乡人买房“有团购的喜好，一个人买了，就喜欢带许多朋友去买”。限购政策出来之后，一个人办理多个户口在当地“蔚然成风”。王楠说，很多鄂尔多斯老板只要花上几百、几千元钱，就能弄到一个当地的户口。
龚爱爱事件被曝光之后，一系列被查实有房产问题的问题官员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广东省番禺区城管分局政委、被称为“房叔”的蔡彬被查拥有22套房产，随后，蔡彬被停职、“双规”；广东省佛山市一街道原党工委书记郑年胜有7处房产，其中在顺德的5处房产均属当地高档楼盘；原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在北京、海南等地有房产35处……随着官员房产问题的曝光，多地“官员抛售房产”的消息也不断传出。
制度设计须完善
涉房腐败频发，相关部门也早就意识到其严重性。2010年1月，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公报就指出，要认真落实并抓紧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但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主任程文浩看来，距离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龚爱爱事件的爆发，就再次说明了涉房腐败的严重性，也表明“我国在社会管理、身份管理体系上还存在较大漏洞，容易为人所乘”。
“杜绝涉房腐败，当务之急是进行全国房产登记信息联网，消除因地域分割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发现违规行为的几率。”程文浩认为，由于全国住房信息尚未联网，个人在外地的房产无法在本地系统上查询到，这就为个别官员隐瞒财产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时，龚爱爱之所以能办理多个户口并规避限购政策，也是因为住房登记信息未与公安系统的信息联网，若能将银行、财政、税务、公安等系统的信息统一到一个平台上，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中国住房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普查，将开发商、土地、房产、交易等各方面的信息都告知公众，不仅能大大改善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情况，像“房叔”、“房姐”这样刺激大家神经的事也会大幅减少。
住建部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2010年6月，住建部推进城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的建设，希望能借此对联网城市的房地产交易、个人住房产权信息变更等进行实时监控，并要求全国40个重点城市在2012年6月底之前与之联网，但期限过后便无下文。住房信息联网一再推迟，继续推进265个地级市联网也只是一个规划，短期内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落地完成时间。
还有不少人担心，住房信息的联网会导致个人隐私的泄露。针对这一问题，日前，福建漳州、江苏盐城等地已经加紧出台了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对输入人名查询名下有多少套房的“以人查房”方式作出专门约束。不少媒体和网友质疑，这一措施的出台，无疑是“将涉房腐败塞进保护伞”，“让‘房姐’、‘房叔’吃下定心丸”。考虑双方意见，程文浩提出，本地的房产信息可首先对纪委等监督部门公开，接受查询，待条件成熟后再考虑官员房产公示等问题。
制度设计的完善，对杜绝涉房腐败而言更为重要。程文浩提出，龚爱爱事件中，户口的迁出、迁入之所以能如此容易，显然是因为公安部门对基层派出所使用准迁证缺乏监督和控制。制度设计不严密、运作者素质不过关、监管把关者彼此缺乏监管等因素，让户籍制度形同虚设。此外，个人征信系统贷款记录相对滞后，为骗贷者提供了1至3个月的真空期；条例中有关家庭成员的界定也不够细化，容易被“房姐”、“房叔”利用。
正如一些媒体评论的，官员名下的房产，是一张测试其廉洁与否的“试纸”。如何才能真正遏制涉房腐败，不让它一再刺激公众的神经，或许是我们需要持续思索的问题。
“房结”根深蒂固
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奋斗一辈子的最重要主题就是买房。从古至今，概莫能外。从公元760年，杜甫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如今年轻人将父母的老本、自己的家底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中国房地产事业，中国人的买房热情从未降温。
经济学家吴晓波曾撰文《中国人的买房情结》，提到自己多年前到安徽农村搞田野调查时，看到无数高檐大宅时的所思所想：那些曾在淮扬一带声名赫赫的盐商、茶商为何不将钱拿去扩大再生产，偏要回到偏僻的老家，盖这些中看不中用的大宅子，或是买一大块产出效率很低的红壤地？吴晓波并不赞同从“叶落归根”、“显耀乡里”的角度作出解释，反而认为“商人是没国界的，只要有钱赚，连国家都未必认，何况乡里了”。
“司马迁把‘富裕’分成3种，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就是靠农田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他说，‘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跑到商海中尽情扑腾，大把赚钱，再回头去买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赚来的钱牢牢守住。”吴晓波认为，中国的治国者是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人，他们最早明白工商业比农业更能敛聚财富，早早便将这些产业收归国有。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在工商业中赚了钱便转身购买土地、房产的人，为的就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他由此提出，“在千年中国，土地其实不是由泥巴构成的，它是一种‘类货币’，是资产阶层逃避政府力量的一个避险性工具”。而这应该就是中国人偏爱土地和房产的传统社会文化因素。
时至今日，中国房价之所以日见攀高，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工商业资本汹涌进入房地产业，靠炒房迅速实现资本增值，更多人又在投机及从众心理的影响下，对投资房产趋之若鹜。另一方面，随着物价不断攀升，老百姓开始考虑，如何才能确保自己口袋里的钱不贬值。在高房价的带动下，买房成了老百姓资本保值的首选方式。
虽然同为投资对象，在过去6年里，中国的楼市与股市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走势。自2007年后，中国股市从6124.04点一路下滑，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沪指最高点数仅为2478.34点。反观楼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商品房均价为每平方米3864元，虽然在2008年出现不足2%的下滑，却在股市最惨淡的2009年实现了23.18%的涨幅，达到每平方米4681元，接下来3年更是一路上扬至每平方米5791元。仅以北京为例，二环边每平方米的房价已由2007年的约1万元上涨至四五万元，也就是说，如果你有50万元，扔到股市里，可能瞬间蒸发，拿来买房却能翻好几倍。
对比当下大热的艺术品投资、玉石投资等，房产投资的含金量也很高。虽然艺术品与玉石的稀缺性及不可再生性使其保值功能不俗，可投资者鉴别能力及变现能力的缺失，却可能使投资回报大打折扣。相比而言，炒房不需要具备什么专业素养，也不愁卖不出去。
涉房腐败形式多样
2009年12月，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副部级官员，如果仅靠工资，自己也买不起房。3年后，有记者再次问起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仍然买不起！”话虽如此，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却是，房地产领域确实已成为官员腐败的重灾区。一名长期从事反腐工作的办案人员说，“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有多长”，而龚爱爱事件的曝光，则让涉房腐败利益链条逐渐显露。
从全国各地已披露的案例中不难发现，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正成为官员和房产商进行权钱交易的集散地。
在已“盖棺论定”的落马官员中，和炒房关联最密切的当属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因为长期掌握土地交易大权，康慧军被称为“炒房区长”。2007年，上海市纪委在对局级以上公职人员住房情况进行普查时发现，康慧军所住的陆家嘴“仁恒滨江园”一套320多平方米的住房，市场售价近千万元，康的申报价格却只有270多万元。纪委进一步调查后得知，早在康慧军担任陆家嘴集团总经理时，就曾多次利用职务便利，为上海仁恒房地产有限公司获取浦东世纪大道多个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提供帮助。官员想要房产，自然就会有开发商投其所好。作为“回报”，仁恒公司将一套144平方米的房子以1999年每平方米8300元的价钱卖给康慧军，总价仅需119万元。随着房价迅速攀升，康慧军又看中了该公司新开发的一套320多平方米的精装样板房，公司方面又仅以1999年的同样价格（8300元每平方米）卖给了他。就这样，康慧军以270余万元的总价拿下市价近千万元的豪宅。类似的交易，对康慧军来说显然是家常便饭，截至案发时，他和妻儿名下的房产多达14处。最终，康慧军因受贿罪及巨额财产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前副总经理宋军的“手段”与康慧军又不相同。2006年10月至2008年6月间，他利用职务便利贪污人民币4620万元，并用其中3500多万元在北京、天津、青岛等地购买了37套房产。这其中的大部分，是价值数百万元的高档住宅。他甚至还在北京石景山的某写字楼项目一次购买了25套房。
在一些二、三线城市，公务员和公职人员通过拆迁先低价得房，再高价卖出获利，也已是公开的秘密。
2009年曝光的温州官员低价购房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标本。2004年至2005年间，温州市实行大规模旧城改建，旧城改建指挥部未经审批，以“暂定价”的形式，将拆迁安置后多余的房源销售给一批干部及其他人。指挥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说：好房留给官员，“就是为了开绿灯，这是潜规则”，因为如此一来，工程才会在各方面得到方便。 另一种涉房腐败模式叫“直改名”。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二手房交易，需要在房产证上改名字，但对于房产证都没办下来的新房，就不需要改房产证了，只要与开发商、房管部门关系好，简单办办手续就行。”这位中介说，“假如你有亲戚在房产公司工作，就可以通过内部渠道将新房通过合同约定的形式预留给你。你只需在房产证办理前找到买家，向他收取一定的费用，再注销原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将房转到新的买家名下即可。”一位长期从事二手房买卖的中介告诉记者，这样一进一出，有时“就能赚几十万元”。那些想通过房子获取私利的公职人员，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空子”。2010年12月12日，浙江台州市纪委就曾披露，台州至少有800多套房源存在“直改名”问题，有40多名党政干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涉嫌参与“直改名”。那位业内人士说，台州现在的情况“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只是更多地以亲友的名义拿房源转卖，更隐蔽了”。
还有一些城市，比如榆林、鄂尔多斯等，靠资源起家，以炒房闻名。为了炒房，一些人想方设法要办理多重户口，相关部门的公职人员也就成了他们的公关对象。王楠（化名）祖籍鄂尔多斯，现在北京工作。他告诉记者，家乡人买房“有团购的喜好，一个人买了，就喜欢带许多朋友去买”。限购政策出来之后，一个人办理多个户口在当地“蔚然成风”。王楠说，很多鄂尔多斯老板只要花上几百、几千元钱，就能弄到一个当地的户口。
龚爱爱事件被曝光之后，一系列被查实有房产问题的问题官员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广东省番禺区城管分局政委、被称为“房叔”的蔡彬被查拥有22套房产，随后，蔡彬被停职、“双规”；广东省佛山市一街道原党工委书记郑年胜有7处房产，其中在顺德的5处房产均属当地高档楼盘；原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在北京、海南等地有房产35处……随着官员房产问题的曝光，多地“官员抛售房产”的消息也不断传出。
制度设计须完善
涉房腐败频发，相关部门也早就意识到其严重性。2010年1月，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公报就指出，要认真落实并抓紧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但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主任程文浩看来，距离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龚爱爱事件的爆发，就再次说明了涉房腐败的严重性，也表明“我国在社会管理、身份管理体系上还存在较大漏洞，容易为人所乘”。
“杜绝涉房腐败，当务之急是进行全国房产登记信息联网，消除因地域分割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发现违规行为的几率。”程文浩认为，由于全国住房信息尚未联网，个人在外地的房产无法在本地系统上查询到，这就为个别官员隐瞒财产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时，龚爱爱之所以能办理多个户口并规避限购政策，也是因为住房登记信息未与公安系统的信息联网，若能将银行、财政、税务、公安等系统的信息统一到一个平台上，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中国住房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普查，将开发商、土地、房产、交易等各方面的信息都告知公众，不仅能大大改善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情况，像“房叔”、“房姐”这样刺激大家神经的事也会大幅减少。
住建部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2010年6月，住建部推进城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的建设，希望能借此对联网城市的房地产交易、个人住房产权信息变更等进行实时监控，并要求全国40个重点城市在2012年6月底之前与之联网，但期限过后便无下文。住房信息联网一再推迟，继续推进265个地级市联网也只是一个规划，短期内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落地完成时间。
还有不少人担心，住房信息的联网会导致个人隐私的泄露。针对这一问题，日前，福建漳州、江苏盐城等地已经加紧出台了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对输入人名查询名下有多少套房的“以人查房”方式作出专门约束。不少媒体和网友质疑，这一措施的出台，无疑是“将涉房腐败塞进保护伞”，“让‘房姐’、‘房叔’吃下定心丸”。考虑双方意见，程文浩提出，本地的房产信息可首先对纪委等监督部门公开，接受查询，待条件成熟后再考虑官员房产公示等问题。
制度设计的完善，对杜绝涉房腐败而言更为重要。程文浩提出，龚爱爱事件中，户口的迁出、迁入之所以能如此容易，显然是因为公安部门对基层派出所使用准迁证缺乏监督和控制。制度设计不严密、运作者素质不过关、监管把关者彼此缺乏监管等因素，让户籍制度形同虚设。此外，个人征信系统贷款记录相对滞后，为骗贷者提供了1至3个月的真空期；条例中有关家庭成员的界定也不够细化，容易被“房姐”、“房叔”利用。
正如一些媒体评论的，官员名下的房产，是一张测试其廉洁与否的“试纸”。如何才能真正遏制涉房腐败，不让它一再刺激公众的神经，或许是我们需要持续思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