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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在国家大力提倡创新与创业的今天，设计行业正在走向崛起。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柳冠中是清华美术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设计》杂志总编，任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荣誉副会长兼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是中国设计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回首四十载，我国工业设计走过从无到有的历程，柳教授对于当下中国设计的发展情况、设计教育，以及设计市场发展趋势都有怎样的理解和看法？带着问题，《设计》杂志对柳教授进行了专访。
《设计》：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同时中国的设计市场也在崛起，请您简单介绍40年来中国设计的一些情况。
柳冠中：中国设计从刚萌发到现在发展得很快。过去没有“工业设计”这个概念，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引进了不少国外工业设计的思想和技术，比如提出“中国创造”这个思路。但是，这个路径怎么走，我觉得还不是十分清楚。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设计观念的改变基本还是以艺术设计，即一些外观和造型的设计为主，我国的工业现状使得人们还不可能关注设计的真正含义。我们从解放后就在引进，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在引进。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制造的“制”是引进的，“造”是我们的，所以中国是一个制造大国。有人说大国“大而不强”，原因就在于我们主要是“造”。我目前的感觉是，凡是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现在基本上仍停留在引进后的水平上徘徊。
比如现在在设计界很多企业都在做品牌，但这并不实在。品牌最重要的是“品”，而我们现在做的是“牌”，不做品。品是所蕴含的精神、历史价值、品质和信誉，它让一个物品变活，一个商品变高贵，一个产品变成观念的延伸。只做表面功夫的引导我觉得远远不够。
另外，在国家大工业的背景下，工业化强调标准化，设计工作需要协调需求、制造、流通、使用，以及回收等环节的矛盾。设计师恰恰是一个协调者，要兼顾各方利益。
现在很多设计师只关注概念，把真正核心东西放掉了。这40年我们开始重视设计，但对设计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最浅的层次上。政府现在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所以需要转型。
《设计》：转型应该如何“转”？重点在哪里？
柳冠中：现在有一个词叫“痛点”，这是个商业词，不是设计词。想要解决问题，先要诊断为什么“痛”。马上解决“痛点”的做法好像瞄得很准，实则只是解决了表面的问题。真正解决问题需要钻研和研究，也就是弄清设计的本质——在生产制造之前明确为什么要生产。转型并不是转产，不等于说昨天做水杯，今天做手机。
工业化的转型意味着设计要进入到生产的每一个程序，它要设计参与、干预每个程序的判断。我们提倡设计师、设计公司一定要到“主战场”和企业合作、参与企业产品全程序的开发。在概念层面上还要真正了解工艺、了解供应链、了解管理、了解整个的市场情况。这样一来设计师的水平就提升了，设计也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转型要开发和创新，而创新的根是耍研究人、研究生活，这是设计的核心。日本在70年代初就提出了“设计不是满足市场，是创造市场”。而我们现在推设计却没有把它放到核心位置上，还是为了商业利益，为了产值产量，为了利润去设计的。设计师要懂得和商业合作，但要保持设计的立场，以人和社会为本。
拿品牌来说，做品牌最重要的一是质量，二是信誉，要在保证“品”的基础上去做品牌。现在中国设计的转型问题不能只依靠外国引进，总希望快，那样就会一直被牵制着。习主席讲的中国方案我觉得是非常具有远见的政治智慧。
那么中国方案是什么？是我们要自力更生，实现共赢，而设计恰恰符合中国方案这个思路，那就是提倡使用，提倡服务，不提倡占有。人们的观念需要扭转过来。从更高的层次来说，中国战略发展实际上是在做社会设计，设计的主战场虽然是企业，但真正的创新是社会创新。那么，设计师就应该进行更大范围的合作跨界，比如金融投资、社会学、规划等领域。中国未来的希望是产业创新而不仅仅是产品创新，我觉得目前已经有这个可能性了。
《设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力在不断增强，另外各方面也在不断发展，设计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目前中国提倡文化自信，设计上我们也需要一些自信。您觉得在设计方面应该怎样更好地引导？
柳冠中：首先要了解文化自信是什么。我们现在的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引导，一方面要做好非遗的活化，让传统的东西传承下去;另一方面就是创新，“用现代的土壤来培育新品种的花朵”。也就是说，设计工作一定不能忘了主体。当下的主体是随着整体生活水平提升，1 3亿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我们就要引导对“美好生活”的定义，绝非占有、炫耀，以及奢侈。
一说传统就讲到元素，一讲元素就是符号，一讲符号就把古代的东西搬过来，但现在时代变了，我们应该总结新的符号出来了，不能老拘泥于古代的东西。要研究现在的“土壤”，就需要设计师研究生活，研究13亿人。我们要创出中国现代的东西，再过五百年又为中国丰富传统增加了一种新的元素。而我们设计师恰恰要做这个事情，要拿设计师作品来影响大众，影响决策者。
设计关注的是什么？不是彩虹出现。未来设计追求的是海平面是否提升，而不是浪花多么漂亮，现在大家追求的都是浪花，所以设计未来就是整体水平提升，就是合理、健康、公平，而不是奢华和炫耀。
艺术、商业关注彩虹，因为它可以卖钱，可以成名。而设计则应该关注海平面是否提升了。所以这点必然符合中国的社会方案，我们追求的不是少数的富，而是整体水平的提升。设计的责任很重，但我们对设计的认识远远还没达到，总认为它是一个商业手段。所以品牌成为了下一个阶段的风口，但本质不是这个。我们现在要做的最关键的是企业的转型。转型不等于抓品牌，而是抓真正的产业链的重组。
《设计》：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设计人开始在企业中担任要职，您如何看待这种趋势？这种新的位置要求设计人才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另外中国在这方面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引导？
柳冠中：现在有些设计公司已经开始自己办企业了，从整个社会产业链的角度去开发，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成为新兴的产业引导，这是个好现象，说明设计是一个产业的可能性已经出现端倪了，而不是过去的企业加上设计力量、改进产品创新，而是一个产业的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但同时也应该承认我们的教育好像没有做这样的人才的准备。
目前我们设计教育培养人是技巧性的人才，从整个的战略角度思考还谈不到，而真正的设计教育要从国家战略角度、从区域政治角度去培养人才的课程几乎没有。这就涉及到教育当中的改革，至少顶尖大学应该有这样的人才培养，要站得高，要学会跟搞管理的、搞金融的、搞技术等人去合作，在这里面去磨合，找到共同语言。
《设计》：从-个教育者的角度来说，您认为设计教育应如何作为？
柳冠中：要培养人才，培养能够适应未来发展的人才。再过10年20年，社会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但学校必须培养能适应未来社会的人才，而不是过了五年这个技巧不需要了，旧的知识就要被淘汰了。所以设计教育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教会他去打猎，而不是给他具体的知识和技巧。社会进步了，发展了，他到社会上自己能寻找知识，能提升自己。我的看法不见得一定正确，但我经常说“回炉”就说明大学教育在某些方面失败了。社会在进步，未来将会有什么专业教育，什么行业，谁也不知道，那么我们就要培养具备社会适应性的人才。大学里专业课程的训练不是目的，而作业、课程、专业的学习过程仅仅是自己扩展知识的能力的“载體”，让学生懂得社会关系的教育才是正确的教育。知识是会过时的，那么就要培养适应新的社会的能力，能够去吸收新的知识。 “超以象外，得其圜中”，如果新一代的设计师能秉持这种信念，中国的未来会变得更加美好。
《设计》：2019年是包豪斯成立一百周年，请您谈谈包豪斯对中国的影响，以及针对目前中国的一些状况，应该如何应变？
柳冠中：包豪斯的本质是从艺术跨界到技术，也就是说设计的来源、知识不仅仅是过去的东西，要“跨”。我们要继承的是包豪斯的精神而不是形式，不能仅仅拘泥在具体的东西上。我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吗？”，而我们总把眼见的东西当“实”。包豪斯的设计思想是在一个新平台上去认知设计，所以我们必须发展看，不能把包豪斯的做法直接搬过来，否则就又走错了。
柳冠中是清华美术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设计》杂志总编，任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荣誉副会长兼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是中国设计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回首四十载，我国工业设计走过从无到有的历程，柳教授对于当下中国设计的发展情况、设计教育，以及设计市场发展趋势都有怎样的理解和看法？带着问题，《设计》杂志对柳教授进行了专访。
《设计》：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同时中国的设计市场也在崛起，请您简单介绍40年来中国设计的一些情况。
柳冠中：中国设计从刚萌发到现在发展得很快。过去没有“工业设计”这个概念，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引进了不少国外工业设计的思想和技术，比如提出“中国创造”这个思路。但是，这个路径怎么走，我觉得还不是十分清楚。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设计观念的改变基本还是以艺术设计，即一些外观和造型的设计为主，我国的工业现状使得人们还不可能关注设计的真正含义。我们从解放后就在引进，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在引进。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制造的“制”是引进的，“造”是我们的，所以中国是一个制造大国。有人说大国“大而不强”，原因就在于我们主要是“造”。我目前的感觉是，凡是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现在基本上仍停留在引进后的水平上徘徊。
比如现在在设计界很多企业都在做品牌，但这并不实在。品牌最重要的是“品”，而我们现在做的是“牌”，不做品。品是所蕴含的精神、历史价值、品质和信誉，它让一个物品变活，一个商品变高贵，一个产品变成观念的延伸。只做表面功夫的引导我觉得远远不够。
另外，在国家大工业的背景下，工业化强调标准化，设计工作需要协调需求、制造、流通、使用，以及回收等环节的矛盾。设计师恰恰是一个协调者，要兼顾各方利益。
现在很多设计师只关注概念，把真正核心东西放掉了。这40年我们开始重视设计，但对设计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最浅的层次上。政府现在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所以需要转型。
《设计》：转型应该如何“转”？重点在哪里？
柳冠中：现在有一个词叫“痛点”，这是个商业词，不是设计词。想要解决问题，先要诊断为什么“痛”。马上解决“痛点”的做法好像瞄得很准，实则只是解决了表面的问题。真正解决问题需要钻研和研究，也就是弄清设计的本质——在生产制造之前明确为什么要生产。转型并不是转产，不等于说昨天做水杯，今天做手机。
工业化的转型意味着设计要进入到生产的每一个程序，它要设计参与、干预每个程序的判断。我们提倡设计师、设计公司一定要到“主战场”和企业合作、参与企业产品全程序的开发。在概念层面上还要真正了解工艺、了解供应链、了解管理、了解整个的市场情况。这样一来设计师的水平就提升了，设计也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转型要开发和创新，而创新的根是耍研究人、研究生活，这是设计的核心。日本在70年代初就提出了“设计不是满足市场，是创造市场”。而我们现在推设计却没有把它放到核心位置上，还是为了商业利益，为了产值产量，为了利润去设计的。设计师要懂得和商业合作，但要保持设计的立场，以人和社会为本。
拿品牌来说，做品牌最重要的一是质量，二是信誉，要在保证“品”的基础上去做品牌。现在中国设计的转型问题不能只依靠外国引进，总希望快，那样就会一直被牵制着。习主席讲的中国方案我觉得是非常具有远见的政治智慧。
那么中国方案是什么？是我们要自力更生，实现共赢，而设计恰恰符合中国方案这个思路，那就是提倡使用，提倡服务，不提倡占有。人们的观念需要扭转过来。从更高的层次来说，中国战略发展实际上是在做社会设计，设计的主战场虽然是企业，但真正的创新是社会创新。那么，设计师就应该进行更大范围的合作跨界，比如金融投资、社会学、规划等领域。中国未来的希望是产业创新而不仅仅是产品创新，我觉得目前已经有这个可能性了。
《设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力在不断增强，另外各方面也在不断发展，设计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目前中国提倡文化自信，设计上我们也需要一些自信。您觉得在设计方面应该怎样更好地引导？
柳冠中：首先要了解文化自信是什么。我们现在的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引导，一方面要做好非遗的活化，让传统的东西传承下去;另一方面就是创新，“用现代的土壤来培育新品种的花朵”。也就是说，设计工作一定不能忘了主体。当下的主体是随着整体生活水平提升，1 3亿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我们就要引导对“美好生活”的定义，绝非占有、炫耀，以及奢侈。
一说传统就讲到元素，一讲元素就是符号，一讲符号就把古代的东西搬过来，但现在时代变了，我们应该总结新的符号出来了，不能老拘泥于古代的东西。要研究现在的“土壤”，就需要设计师研究生活，研究13亿人。我们要创出中国现代的东西，再过五百年又为中国丰富传统增加了一种新的元素。而我们设计师恰恰要做这个事情，要拿设计师作品来影响大众，影响决策者。
设计关注的是什么？不是彩虹出现。未来设计追求的是海平面是否提升，而不是浪花多么漂亮，现在大家追求的都是浪花，所以设计未来就是整体水平提升，就是合理、健康、公平，而不是奢华和炫耀。
艺术、商业关注彩虹，因为它可以卖钱，可以成名。而设计则应该关注海平面是否提升了。所以这点必然符合中国的社会方案，我们追求的不是少数的富，而是整体水平的提升。设计的责任很重，但我们对设计的认识远远还没达到，总认为它是一个商业手段。所以品牌成为了下一个阶段的风口，但本质不是这个。我们现在要做的最关键的是企业的转型。转型不等于抓品牌，而是抓真正的产业链的重组。
《设计》：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设计人开始在企业中担任要职，您如何看待这种趋势？这种新的位置要求设计人才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另外中国在这方面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引导？
柳冠中：现在有些设计公司已经开始自己办企业了，从整个社会产业链的角度去开发，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成为新兴的产业引导，这是个好现象，说明设计是一个产业的可能性已经出现端倪了，而不是过去的企业加上设计力量、改进产品创新，而是一个产业的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但同时也应该承认我们的教育好像没有做这样的人才的准备。
目前我们设计教育培养人是技巧性的人才，从整个的战略角度思考还谈不到，而真正的设计教育要从国家战略角度、从区域政治角度去培养人才的课程几乎没有。这就涉及到教育当中的改革，至少顶尖大学应该有这样的人才培养，要站得高，要学会跟搞管理的、搞金融的、搞技术等人去合作，在这里面去磨合，找到共同语言。
《设计》：从-个教育者的角度来说，您认为设计教育应如何作为？
柳冠中：要培养人才，培养能够适应未来发展的人才。再过10年20年，社会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但学校必须培养能适应未来社会的人才，而不是过了五年这个技巧不需要了，旧的知识就要被淘汰了。所以设计教育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教会他去打猎，而不是给他具体的知识和技巧。社会进步了，发展了，他到社会上自己能寻找知识，能提升自己。我的看法不见得一定正确，但我经常说“回炉”就说明大学教育在某些方面失败了。社会在进步，未来将会有什么专业教育，什么行业，谁也不知道，那么我们就要培养具备社会适应性的人才。大学里专业课程的训练不是目的，而作业、课程、专业的学习过程仅仅是自己扩展知识的能力的“载體”，让学生懂得社会关系的教育才是正确的教育。知识是会过时的，那么就要培养适应新的社会的能力，能够去吸收新的知识。 “超以象外，得其圜中”，如果新一代的设计师能秉持这种信念，中国的未来会变得更加美好。
《设计》：2019年是包豪斯成立一百周年，请您谈谈包豪斯对中国的影响，以及针对目前中国的一些状况，应该如何应变？
柳冠中：包豪斯的本质是从艺术跨界到技术，也就是说设计的来源、知识不仅仅是过去的东西，要“跨”。我们要继承的是包豪斯的精神而不是形式，不能仅仅拘泥在具体的东西上。我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吗？”，而我们总把眼见的东西当“实”。包豪斯的设计思想是在一个新平台上去认知设计，所以我们必须发展看，不能把包豪斯的做法直接搬过来，否则就又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