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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城市垃圾处理主要有填埋、堆肥和焚烧发电三种方式。由于各地掩埋场数量有限且简单填埋易造成二次污染，农业堆肥对垃圾中的无机物无法处理，相对环保又能资源再利用的焚烧发电得到大力推广。但即便采用焚烧发电方式处理城市垃圾已成为越来越多地方的选择，但垃圾焚烧发电依然面临诸多争议。
因爭议多、选址难，垃圾焚烧一直是道难解的题。2014年6月，湖北仙桃市城建重点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正式奠基并开工建设。两年后的6月26日，在“反建”声中，仙桃叫停了该项目。而这只是近几年来垃圾焚烧“邻避运动”中的一个缩影。
“邻避运动”是垃圾焚烧领域中一个不可能回避的词汇。“邻避”来自英文“Not In My Back Yard（不要建在我家后院）”。
自2006年公众反对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以来，“邻避运动”在中国已经持续了10年。
但“邻避运动”并未起到效果。在此起彼伏的抗议声中，诸多企业纷纷进军垃圾焚烧发电业“跑马圈地”。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垃圾焚烧的处理服务费也在不断降低，价格战已经打响。
这一切的背后是中国各地正面临“垃圾围城”的窘境。目前，全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有2/3陷入垃圾的包围中，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的场所堆放垃圾。
一边是抗议不断，一边是跑马圈地。在“垃圾围城”的窘境下，垃圾焚烧发电如何走出“抗议—中止—重启—再次抗议”的怪圈？
仙桃，鱼米之乡。2016年6月，风波起。两年前开工在建的垃圾焚烧厂让当地民众如坐针毡，情绪焦急之下走上街头“暴力”抗议。未经批准的游行，政府则强力回应，武警涌上街头，随后一段段警民冲突的微视频刷爆朋友圈，引爆自媒体，仙桃深陷舆论漩涡。
6月26日，仙桃市政府官网连发两条信息称，为了消除疑虑、维护稳定，仙桃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暂缓建设。
仙桃项目不是个例。今年以来上海青浦、海南万宁、江西赣州等地的垃圾焚烧项目也引发了“邻避运动”。
10多年来，诸多垃圾焚烧项目都因遭遇“邻避运动”而停建。作为北京市“十一五”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在2006年首次遭遇“邻避运动”。
六里屯项目计划投资超过8亿元，原计划2007年3月动工。但2006年底，周围居民开始抗议，并揭露出项目的环评、规划等问题。2007年6月7日，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建议缓建，并全面公开论证过程，扩大征求公众意见范围。
2009年7月，正值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前夕，小汤山镇的居民以各种形式反对建设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这成为六里屯项目后，“垃圾焚烧史”上又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接着，“邻避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各地抗议事件此起彼伏。广州番禺、广州李坑、杭州余杭、无锡锡东……
一切似乎都在悄悄变化——当时遭遇反对的项目都暂缓停建。其实。五六年后回头看，多个曾经因抗议被停建的项目又卷土重来，要么原址重建、要么异地新建。
2015年，北京市环保局批准阿苏卫循环经济园项目。周围居民发现，这其实就是他们6年前成功“阻击”的阿苏卫垃圾焚烧厂，而且规模还从原先1200吨/日扩建为3000吨/日，于是又掀起了新一轮“邻避运动”。
2014年5月，杭州余杭垃圾发电项目遭到周围民众抗议。余杭区政府表态：在没有履行完法定程序和征得大家理解支持的情况下一定不开工。而据运营方光大国际的官网介绍，该项目已经于2015年开工建设，预计2017年投入运营。
“抗议后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环保爱好者陈立雯多次和光大国际打交道，但她认为自己并未得到真正的回应。而最近她又忙着去秦皇岛，因为当地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也有重启的迹象”。
此外，北京梁家务、南京天井洼、广州萝岗等地项目也都经历过“抗议—中止—重启—再抗议”的怪圈。
怪圈的背后，是中国各城市面临垃圾围城的窘境。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官网的一篇文章提到，当前北京常住人口已突破2200万，每天产生生活垃圾达到1.84万吨，如果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卡车连成一串能整整排满三环路一圈。
2009年以前，北京市90%以上的生活垃圾通过卫生填埋方式进行处理，每年要消耗500亩土地，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按照每年8%的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长速度，几年后全市现有垃圾填埋场将被全部填满。
广州、深圳同样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广东省科协的一项调研显示，广州、深圳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超过1.3千克/天，年产生总量分别超过600万吨和500万吨。而2002年投产的广州兴丰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预计2017年将被填满。
“依据废弃物处理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原则，垃圾焚烧比填埋、堆肥等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发电分会秘书长郭云高表示。
上海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张益介绍，垃圾焚烧项目有诸多优点。譬如，同等垃圾处理量，垃圾焚烧厂用地面积只有卫生填埋场的1/20～1/15。垃圾在卫生填埋场中分解通常需7年～30年，而常规垃圾经焚烧2小时左右就能处理完毕。等量垃圾，填埋约可减容30%，堆肥约可减容60%，焚烧约可减容90%。德国权威环境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垃圾焚烧产生的污染仅为卫生填埋的1/50左右。“垃圾焚烧能源”也较为可观，每吨垃圾可焚烧发电300多度，约5个人产生的生活垃圾，通过焚烧发电可满足1个人的日常用电需求。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十二五”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规划》指出，到2015年，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要达到87万吨/日以上。
2012年广州市提出“建设7座焚烧厂，总处理量在1.4万吨/日”的规划。地少的深圳则提出，2020年将垃圾焚烧处理率提升到100%。根据《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13-2015）》，到2015年底，全市要建设10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然而除了鲁家山、高家屯项目进展稍显顺利外，其他项目或多或少遭遇过“邻避运动”而影响建设进度。 近十年来，在一片抗议声中，中国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与日俱增，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各环保企业也使尽浑身解数来“跑马圈地”。
郭云高表示，虽然垃圾焚烧发电收益率低，但持续稳定。在中央大力提倡“美丽中国”的政策引导下，各路资本这两年对环保产业青睐有加。
5月14日，环保巨头启迪桑德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募集资金约95亿元，其中6.2亿元投入鸡西、辛集、兰陵三个垃圾发电项目。其财报显示，2015年共有河北巨鹿、四川开县、山东临朐等20余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BOT项目全面开工。
另一家环保巨头光大国际截止2015年底共有46个垃圾发电项目，总设计规模为年处理约1378万吨，年上网电量约为41.5亿千瓦时。其中，2015年新取得12个垃圾发电项目，总投资约为38.53亿元。
而为了“跑马圈地”，行业里掀起了价格战，垃圾发电项目中标价越来越低。
2015年5月，山东新泰垃圾焚烧项目的中标价格为48元/吨，8月安徽蚌埠项目中标价格为26.8元/吨，随后又爆出江苏高邮垃圾焚烧项目26.5元/吨中标。而业内普遍认为，处理1吨垃圾的费用一般应在65元～80元左右，早些年更是高达160元/吨。
据郭云高透露，目前全国已建成200多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正在立项的有70多座，未来10年将有六七百座的市场空间。
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收益大致有两类：地方政府支付的垃圾处理费和焚烧垃圾电价收入。其中垃圾处理费各地不一样，以中标价为准。而垃圾焚烧电价则执行全国统一的每千瓦时0.65元（含税），每吨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为280千瓦时。
浙江博世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昆柏指出，不同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效率大不相同，导致利润差异巨大，以处理规模为1000吨/天的项目为例，有的一年利润高达5000万元，而有的还亏本。
“技术含量低，效率差，大多靠财政补贴度日。”山西国际能源的一位高管表示，垃圾焚烧发电厂要真正市场化就必须提高发电效率。郭云高也认为，未来垃圾焚烧发电的财政补贴还会越来越低，低价中标某种程度上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焚烧技术有利于垃圾处理似乎无可争议，可老百姓的抗议一浪接一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专家的回答出奇地一致：管理上或存在缺陷，监管不力，造成了所谓邻避现象的发生。在一些观察者看来，垃圾焚烧厂选址困难主要面临的就是邻避现象。
在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何建军看来，国内垃圾焚烧问题可能出在前端——垃圾回收环节做得不够好，从而导致垃圾混烧，易产生有毒化学气体，如二
英等。“国外如日本、德国等，垃圾焚烧场旁边可以打造出公园，有的甚至成为当地的地标。这与他们的垃圾分类做得好有关。”
但中南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杨卫春对此有不同看法：“垃圾分类对垃圾焚烧而言是充分而非必要条件。垃圾分类确实可起到减少垃圾处理量和污染排放量、改善燃烧工况、提高发电效率等作用。但焚烧技术本身是能适应处理混合垃圾的典型技术，目前世界上大部分采用垃圾焚烧的城市也并没有做到垃圾的完全分类。”
如果“邻避运动”继续盛行，可能导致垃圾出路的困境和整个社会的失序。专家们呼吁政府或企业将项目可能造成的影响完全公开，要真正了解周边居民和利益相关方的顾虑及期望，并予以认真回应，避免“技术性傲慢”。
“无论多先进，垃圾焚烧厂还是扰民设施，要承认这种环境影响。国内外许多经验证明，生态补偿能否及时到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中科院生态环境所研究员郑明辉称。
同时，专家们提出，对垃圾焚烧中公众最担忧却又存在误解的科学问题，需要充分宣传与解释。譬如，二 英实际是二 英类的一个简称，共有约210种有机化合物，其中仅有极少数种类有毒性。而且二 英并不是垃圾焚烧厂特有的公害，它是一种有机物与氯一起加热就会产生的化合物，是一种较普遍的化学产物。
现有技术下，垃圾焚烧厂可使二 英在焚烧炉膛内完全分解，通过最先进的净化处理系统后，会将单位二 英浓度控制在0.1纳克以内，达到国际上最严格的排放标准。
目前，这些问题也逐步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今年上半年，东莞市城管局在全国率先把垃圾焚烧厂的烟气监测信息放上官网，广州也正着手起草《广州市生活垃圾終端处理设施区域生态补偿办法》，尝试使用生态补偿机制缓和这方面的冲突。
此外，7月6日，芜湖生态中心、自然之友在北京联合发布《231座生活垃圾焚烧厂信息公开与污染物排放报告》。该报告撰写人、自然之友零废弃基金负责人田倩建议，我国所有垃圾焚烧厂都应列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各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并通过现有的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平台进行信息公开。各省、市环保部门应及时核查自行监测信息平台信息不规范的情况，并与公众形成投诉反馈互动机制。
因爭议多、选址难，垃圾焚烧一直是道难解的题。2014年6月，湖北仙桃市城建重点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正式奠基并开工建设。两年后的6月26日，在“反建”声中，仙桃叫停了该项目。而这只是近几年来垃圾焚烧“邻避运动”中的一个缩影。
“邻避运动”是垃圾焚烧领域中一个不可能回避的词汇。“邻避”来自英文“Not In My Back Yard（不要建在我家后院）”。
自2006年公众反对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以来，“邻避运动”在中国已经持续了10年。
但“邻避运动”并未起到效果。在此起彼伏的抗议声中，诸多企业纷纷进军垃圾焚烧发电业“跑马圈地”。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垃圾焚烧的处理服务费也在不断降低，价格战已经打响。
这一切的背后是中国各地正面临“垃圾围城”的窘境。目前，全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有2/3陷入垃圾的包围中，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的场所堆放垃圾。
一边是抗议不断，一边是跑马圈地。在“垃圾围城”的窘境下，垃圾焚烧发电如何走出“抗议—中止—重启—再次抗议”的怪圈？
仙桃，鱼米之乡。2016年6月，风波起。两年前开工在建的垃圾焚烧厂让当地民众如坐针毡，情绪焦急之下走上街头“暴力”抗议。未经批准的游行，政府则强力回应，武警涌上街头，随后一段段警民冲突的微视频刷爆朋友圈，引爆自媒体，仙桃深陷舆论漩涡。
6月26日，仙桃市政府官网连发两条信息称，为了消除疑虑、维护稳定，仙桃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暂缓建设。
仙桃项目不是个例。今年以来上海青浦、海南万宁、江西赣州等地的垃圾焚烧项目也引发了“邻避运动”。
10多年来，诸多垃圾焚烧项目都因遭遇“邻避运动”而停建。作为北京市“十一五”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在2006年首次遭遇“邻避运动”。
六里屯项目计划投资超过8亿元，原计划2007年3月动工。但2006年底，周围居民开始抗议，并揭露出项目的环评、规划等问题。2007年6月7日，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建议缓建，并全面公开论证过程，扩大征求公众意见范围。
2009年7月，正值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前夕，小汤山镇的居民以各种形式反对建设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这成为六里屯项目后，“垃圾焚烧史”上又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接着，“邻避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各地抗议事件此起彼伏。广州番禺、广州李坑、杭州余杭、无锡锡东……
一切似乎都在悄悄变化——当时遭遇反对的项目都暂缓停建。其实。五六年后回头看，多个曾经因抗议被停建的项目又卷土重来，要么原址重建、要么异地新建。
2015年，北京市环保局批准阿苏卫循环经济园项目。周围居民发现，这其实就是他们6年前成功“阻击”的阿苏卫垃圾焚烧厂，而且规模还从原先1200吨/日扩建为3000吨/日，于是又掀起了新一轮“邻避运动”。
2014年5月，杭州余杭垃圾发电项目遭到周围民众抗议。余杭区政府表态：在没有履行完法定程序和征得大家理解支持的情况下一定不开工。而据运营方光大国际的官网介绍，该项目已经于2015年开工建设，预计2017年投入运营。
“抗议后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环保爱好者陈立雯多次和光大国际打交道，但她认为自己并未得到真正的回应。而最近她又忙着去秦皇岛，因为当地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也有重启的迹象”。
此外，北京梁家务、南京天井洼、广州萝岗等地项目也都经历过“抗议—中止—重启—再抗议”的怪圈。
怪圈的背后，是中国各城市面临垃圾围城的窘境。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官网的一篇文章提到，当前北京常住人口已突破2200万，每天产生生活垃圾达到1.84万吨，如果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卡车连成一串能整整排满三环路一圈。
2009年以前，北京市90%以上的生活垃圾通过卫生填埋方式进行处理，每年要消耗500亩土地，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按照每年8%的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长速度，几年后全市现有垃圾填埋场将被全部填满。
广州、深圳同样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广东省科协的一项调研显示，广州、深圳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超过1.3千克/天，年产生总量分别超过600万吨和500万吨。而2002年投产的广州兴丰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预计2017年将被填满。
“依据废弃物处理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原则，垃圾焚烧比填埋、堆肥等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发电分会秘书长郭云高表示。
上海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张益介绍，垃圾焚烧项目有诸多优点。譬如，同等垃圾处理量，垃圾焚烧厂用地面积只有卫生填埋场的1/20～1/15。垃圾在卫生填埋场中分解通常需7年～30年，而常规垃圾经焚烧2小时左右就能处理完毕。等量垃圾，填埋约可减容30%，堆肥约可减容60%，焚烧约可减容90%。德国权威环境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垃圾焚烧产生的污染仅为卫生填埋的1/50左右。“垃圾焚烧能源”也较为可观，每吨垃圾可焚烧发电300多度，约5个人产生的生活垃圾，通过焚烧发电可满足1个人的日常用电需求。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十二五”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规划》指出，到2015年，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要达到87万吨/日以上。
2012年广州市提出“建设7座焚烧厂，总处理量在1.4万吨/日”的规划。地少的深圳则提出，2020年将垃圾焚烧处理率提升到100%。根据《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13-2015）》，到2015年底，全市要建设10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然而除了鲁家山、高家屯项目进展稍显顺利外，其他项目或多或少遭遇过“邻避运动”而影响建设进度。 近十年来，在一片抗议声中，中国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与日俱增，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各环保企业也使尽浑身解数来“跑马圈地”。
郭云高表示，虽然垃圾焚烧发电收益率低，但持续稳定。在中央大力提倡“美丽中国”的政策引导下，各路资本这两年对环保产业青睐有加。
5月14日，环保巨头启迪桑德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募集资金约95亿元，其中6.2亿元投入鸡西、辛集、兰陵三个垃圾发电项目。其财报显示，2015年共有河北巨鹿、四川开县、山东临朐等20余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BOT项目全面开工。
另一家环保巨头光大国际截止2015年底共有46个垃圾发电项目，总设计规模为年处理约1378万吨，年上网电量约为41.5亿千瓦时。其中，2015年新取得12个垃圾发电项目，总投资约为38.53亿元。
而为了“跑马圈地”，行业里掀起了价格战，垃圾发电项目中标价越来越低。
2015年5月，山东新泰垃圾焚烧项目的中标价格为48元/吨，8月安徽蚌埠项目中标价格为26.8元/吨，随后又爆出江苏高邮垃圾焚烧项目26.5元/吨中标。而业内普遍认为，处理1吨垃圾的费用一般应在65元～80元左右，早些年更是高达160元/吨。
据郭云高透露，目前全国已建成200多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正在立项的有70多座，未来10年将有六七百座的市场空间。
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收益大致有两类：地方政府支付的垃圾处理费和焚烧垃圾电价收入。其中垃圾处理费各地不一样，以中标价为准。而垃圾焚烧电价则执行全国统一的每千瓦时0.65元（含税），每吨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为280千瓦时。
浙江博世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昆柏指出，不同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效率大不相同，导致利润差异巨大，以处理规模为1000吨/天的项目为例，有的一年利润高达5000万元，而有的还亏本。
“技术含量低，效率差，大多靠财政补贴度日。”山西国际能源的一位高管表示，垃圾焚烧发电厂要真正市场化就必须提高发电效率。郭云高也认为，未来垃圾焚烧发电的财政补贴还会越来越低，低价中标某种程度上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焚烧技术有利于垃圾处理似乎无可争议，可老百姓的抗议一浪接一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专家的回答出奇地一致：管理上或存在缺陷，监管不力，造成了所谓邻避现象的发生。在一些观察者看来，垃圾焚烧厂选址困难主要面临的就是邻避现象。
在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何建军看来，国内垃圾焚烧问题可能出在前端——垃圾回收环节做得不够好，从而导致垃圾混烧，易产生有毒化学气体，如二
英等。“国外如日本、德国等，垃圾焚烧场旁边可以打造出公园，有的甚至成为当地的地标。这与他们的垃圾分类做得好有关。”
但中南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杨卫春对此有不同看法：“垃圾分类对垃圾焚烧而言是充分而非必要条件。垃圾分类确实可起到减少垃圾处理量和污染排放量、改善燃烧工况、提高发电效率等作用。但焚烧技术本身是能适应处理混合垃圾的典型技术，目前世界上大部分采用垃圾焚烧的城市也并没有做到垃圾的完全分类。”
如果“邻避运动”继续盛行，可能导致垃圾出路的困境和整个社会的失序。专家们呼吁政府或企业将项目可能造成的影响完全公开，要真正了解周边居民和利益相关方的顾虑及期望，并予以认真回应，避免“技术性傲慢”。
“无论多先进，垃圾焚烧厂还是扰民设施，要承认这种环境影响。国内外许多经验证明，生态补偿能否及时到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中科院生态环境所研究员郑明辉称。
同时，专家们提出，对垃圾焚烧中公众最担忧却又存在误解的科学问题，需要充分宣传与解释。譬如，二 英实际是二 英类的一个简称，共有约210种有机化合物，其中仅有极少数种类有毒性。而且二 英并不是垃圾焚烧厂特有的公害，它是一种有机物与氯一起加热就会产生的化合物，是一种较普遍的化学产物。
现有技术下，垃圾焚烧厂可使二 英在焚烧炉膛内完全分解，通过最先进的净化处理系统后，会将单位二 英浓度控制在0.1纳克以内，达到国际上最严格的排放标准。
目前，这些问题也逐步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今年上半年，东莞市城管局在全国率先把垃圾焚烧厂的烟气监测信息放上官网，广州也正着手起草《广州市生活垃圾終端处理设施区域生态补偿办法》，尝试使用生态补偿机制缓和这方面的冲突。
此外，7月6日，芜湖生态中心、自然之友在北京联合发布《231座生活垃圾焚烧厂信息公开与污染物排放报告》。该报告撰写人、自然之友零废弃基金负责人田倩建议，我国所有垃圾焚烧厂都应列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各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并通过现有的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平台进行信息公开。各省、市环保部门应及时核查自行监测信息平台信息不规范的情况，并与公众形成投诉反馈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