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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遵义会议从顾全大局、团结全党的角度出发，避免涉及政治路线的讨论，着力解决组织和军事指挥问题。然而由于敌情变化，中央放弃了在遵义创建苏区的计划，决定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创建苏区。遵义会议在紧迫的情况下着力解决组织和军事指挥问题。但遵义会议相关决议的进一步完善、落实是在之后的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实现的。苟坝会议则是遵义会议解决军事指挥问题的继续和完善。
[关键词]苟坝会议;军事指挥;继续;完善
[作者简介]杨利（1970-），女，汉族，贵州遵义人，贵州省遵义会议纪念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管理所所长，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党史。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20）09-0011-03
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主要以围绕第五次反“围剿”的是非问题展开，着力解决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组织和军事指挥问题。
一、遵义会议在紧迫的情况下，着力解决了组织和军事指挥问题
当时，由于面临严酷紧迫的战争形势，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到过去中央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毛泽东顾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作用，从顾全大局，团结全党的角度考虑，在遵义会议上尽量避免涉及政治路线的讨论，避免因讨论政治路线而导致遵义会议流产乃至党的分裂。为此，遵义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政治路线一般是正确的”。对此可以从张闻天在1943年12月16日的笔记中看出当时避免对政治路线展开讨论和斗争的重要性。张闻天写道：“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是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①
遵义会议避免政治路线问题而着力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组织和军事问题，是维护党的团结，带领红军走出绝境所必须立即解决的主要问题。在“左”倾路线领导下，红军丢失了中央根据地被迫长征。长征中，特别是渡过湘江后，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左”倾领导人面对红军向何处去束手无策，只是盲目强调共产国际以前的指令去湘西，红军将领普遍对“左”倾领导人的瞎指挥导致红军严重损失而不满。这时不解决急需解决的组织和军事指挥问题，红军、党中央、中国革命将面临灭顶之灾。对此，当时“左”倾路线的代表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后来在谈到遵义会议时也讲到：“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②
解决组织和军事路线问题，从遵义会议作出的决定第一条可以看出：“毛泽东选为常委”，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决定。这以前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尤其是在长征中，政治局委员们分散在各部队，不可能经常开政治局会议，许多重大事务只能由政治局常委决定。毛泽东进入常委，也就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其他组织调整，则有步骤的推迟了一些问题的解决。如在遵义会议上，作为党的总负责的博古，并没有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会议没有决定要他立即交出职务。博古交出总负责的职务是在18天后的2月5日，至此，党的组织调整才告一段落，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的总责。
至于同样迫切的军事指挥问题，遵义会议对过去军事领导者的领导方式和作风进行了批评。《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华夫即李德）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决议还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领导是非常不够”，“而把这一责任放在少数的同志身上，首先是博古同志与华夫同志”。“博古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而且积极地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鉴于此，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取消“三人团”也就取消了博古、李德对红军的直接指挥权，从军事指挥机构和军事路线上结束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三人团”对红军行动的独断指挥。
二、关于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常委分工时间问题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遵义会议决定第三条：“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进行了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是当时党中央高层为纠正过去“左”倾军事领导错误做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标志着毛泽东不仅重新回到了党的领导核心，而且在军事指挥上也进入了核心领导层。
至于“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一常委分工的具体时间，由于当时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又无详细的会议记录，过去史学界普遍依据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的《杨尚昆回忆录》中讲到“……以后，常委进一步明确分工：一是在行军到川黔滇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时，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时间大约在1935年2月5日。因为当时没有设總书记，所以称‘总负责’;二是确定毛主席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该书出版后学界普遍采用了这一说法，认为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分工，是在中央机关于1月19日撤离遵义至博古交权（2月5日）之间的某一天。但最近遵义会议研究专家、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费侃如依据对中央办公厅于1957年从莫斯科接收回来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份文件《（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认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的17日或18日有一次常委会，常委即按遵义会议决定的政治局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毛泽东按分工即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费侃如认为，遵义会议后常委有一次会议研究分工的理由有三，现简述如下：
（一）中央机关所在的军委纵队是19日离开遵义的，18日没有任何史料反映中央领导人有任何活动，18日完全有时间举行常委会议。
（二）取消“三人团”，排除了不懂军事的博古和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鉴于要求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的呼声较高，红军前进的路上仍然充满凶险，中央急需毛泽东这样既懂军事又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出来参与军事领导，是当务之急，是拖延不得的头等大事，因而《（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件中的“扩大会完毕后中央常委即分工”。“即分工”的即就是立即、马上、很快，那么18号召开常委会分工是可能的、必要的。
（三）而对于博古交权一事文件表述清楚为“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这与前面表述相互印证，军机大事当即决定，而有鉴于“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博古交权放到了18天后的2月5日。同时，根据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中央政治局在18日以后至2月5日前从未开过常委会，从而已证明常委分工只能是在扩大会议结束后的18日开会进行的。③
在费侃如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查证了相关资料，也佐证了费侃如的意见。如《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天地出版社2017年版）书中写道，在北线松坎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红四团收到了红一軍团发来的一份非常简短的电文：“中央胜利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等指挥红军。”④《长征中的重大战略决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更是明确写道：1月18日，也就是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常委进行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长征中的重大战略决策》102页书中写道，“遵义会议开完后的第二天，1月18日，又接着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常委进行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此毛泽东又重新回到军队领导岗位，直接参与对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⑤
如相关资料还不足以证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结束后即参与了直接指挥红军，那么红军撤离遵义后随之发生的土城战斗（青杠坡战斗）则足以说明毛泽东也已经直接参与了指挥红军。
青杠坡战斗是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后一次较大的战斗。就是由毛泽东提议由红军总部决定的。毛泽东从东皇殿向土城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军委领导同志共同商定的。而在战斗过程中，急令已北上进入赤水的红一军团返回增援，令陈赓、宋任穷率干部团上前沿阵地，提议召开政治局主要领导人紧急会议，决定迅速撤离战斗西渡赤水河都是由毛泽东参与并主导的。
关于毛泽东指挥的土城战斗，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总结土城战斗失利时也说到：“我们要汲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毛泽东在几十年后“八大”预备会上也说到：“土城战斗是他军事指挥中的败仗之一。”
土城战斗虽然说不上完全意义上的败仗，但毛泽东把之揽在自己名下，也说明他是主要的决策人、指挥者。当时博古的一句“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也不成。”这些都足以说明了毛泽东获得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三、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关于指挥问题的继续和完善
在扎西会议期间，毛泽东更是基于对全局的把握，提出了暂时放弃北渡长江，回师东进，再渡赤水河，重占遵义城的战略目标。此议得到了中央和军委的一致认可。至此，红军二渡赤水河，出其不意地杀了国民党军一个回马枪，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胜仗。遵义战役的胜利，蒋介石气得直跺脚，哀叹道：“这是国军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遵义战役获胜极大地提振了红军渡过湘江后十分低迷的士气，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得到了全军的高度认可，更得到了中央高层的肯定。
二占遵义后，鉴于红军仍然处于强敌环伺的围堵之中，情况瞬息万变，为了讨论作战问题，张闻天按猴场会议规定的“关于作战方针、作战时间以及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的决定（当时为了限制李德独断专行的指挥权而作出的决定），每天要召开二十余人的会议，实行集体决策。这种情况显然与紧张的行军作战环境不相适应。因而二占遵义后，张闻天看到毛泽东领导作战比较有把握，为保证及时抓住战机，并保证毛泽东能适时指挥。张闻天提议成立前敌司令部，由毛泽东出任政委，直接指挥红军作战，3月4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和王稼祥联合签发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⑥这样，毛泽东自宁都会议被排斥后重新获得了直接指挥红军的军职。
这一命令把前方机动灵活指挥作战的权力交给了毛泽东，但军事领导的集体体制仍然存在。这样在实际操作中仍避免不了丧失作战机遇和矛盾碰撞，而紧接着的苟坝会议，最终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让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更加机动作战，最终跳出重围，完成了长征壮举。
3月9日，蒋介石坐镇重庆，调集重兵围堵集结在遵义附近的红军。3月10日1时军委收到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要求攻打打鼓新场的“万急”电报。朱德认为，攻打打鼓新场对于中央红军西进开辟新的根据地较为有利，赞同林、聂建议;而毛泽东从军委二局送来的情报和三局破译敌军各部来往电报发现蒋介石正调兵遣将围堵红军。这时若硬打打鼓新场，后果难料，因而不赞成攻打打鼓新场。前敌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发生分歧，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也难下决心。
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再次召集由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和军委局级干部参加的会议（即苟坝会议）讨论林、聂建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的意见就被否决，毛泽东愤而争论，会议开得非常激烈，到晚上21时仍然没有争出一个结果。无奈之下，毛泽东表示辞去前敌政委职务。会议最终通过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撤销了毛泽东前敌政委的职务，决定攻打打鼓新场，并由周恩来起草攻打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11日清晨发至各军团。 深夜，中革军委二局译电员戴镜元再一次截获蒋介石部署“围剿”红军的情报并立即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深夜提着马灯到周恩来住处说服周恩来后，俩人又说服朱德，决定暂缓下达作战命令。
3月11日一早，经周恩来提议，张闻天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撤销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对此，周恩来回忆道：“主席那个时候半夜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⑦
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我们过去反对“三人团”是反对他们不结合中國实际指挥打仗，不是反对“三人团”那样的组织，现在作战动辄搞那么多人开会，不利于在紧迫的军事指挥上抉择。指挥战争，权力必须相对集中。于是，毛泽东、周恩来向张闻天建议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张闻天采纳了这个建议，于3月12日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至此，毛泽东正式进入指挥红军的最高军事机构，对指挥红军转战有了最高的指挥权力。⑧
总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是遵义会议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后，新成立代表政治局指挥军事的最高机构。也标志着遵义会议改变中央军事领导、军事路线任务的圆满完成，进一步提升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因而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善。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党研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96.
②见秦邦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1月13日.
③费侃如.遵义会议一个重要史实的辨析[J].遵义党史党建，2018（4）：8.
④欧阳雪梅.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M].天地出版社，2017年：141.
⑤刘华清.长征中的重大战略决[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102.
⑥欧阳雪梅.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M].天地出版社，2017年：184.
⑦费侃如.红军长征遵义亲历记[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5.
⑧刘华清.长征中的重大战略决策[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130.
[关键词]苟坝会议;军事指挥;继续;完善
[作者简介]杨利（1970-），女，汉族，贵州遵义人，贵州省遵义会议纪念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管理所所长，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党史。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20）09-0011-03
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主要以围绕第五次反“围剿”的是非问题展开，着力解决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组织和军事指挥问题。
一、遵义会议在紧迫的情况下，着力解决了组织和军事指挥问题
当时，由于面临严酷紧迫的战争形势，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到过去中央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毛泽东顾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作用，从顾全大局，团结全党的角度考虑，在遵义会议上尽量避免涉及政治路线的讨论，避免因讨论政治路线而导致遵义会议流产乃至党的分裂。为此，遵义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政治路线一般是正确的”。对此可以从张闻天在1943年12月16日的笔记中看出当时避免对政治路线展开讨论和斗争的重要性。张闻天写道：“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是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①
遵义会议避免政治路线问题而着力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组织和军事问题，是维护党的团结，带领红军走出绝境所必须立即解决的主要问题。在“左”倾路线领导下，红军丢失了中央根据地被迫长征。长征中，特别是渡过湘江后，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左”倾领导人面对红军向何处去束手无策，只是盲目强调共产国际以前的指令去湘西，红军将领普遍对“左”倾领导人的瞎指挥导致红军严重损失而不满。这时不解决急需解决的组织和军事指挥问题，红军、党中央、中国革命将面临灭顶之灾。对此，当时“左”倾路线的代表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后来在谈到遵义会议时也讲到：“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②
解决组织和军事路线问题，从遵义会议作出的决定第一条可以看出：“毛泽东选为常委”，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决定。这以前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尤其是在长征中，政治局委员们分散在各部队，不可能经常开政治局会议，许多重大事务只能由政治局常委决定。毛泽东进入常委，也就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其他组织调整，则有步骤的推迟了一些问题的解决。如在遵义会议上，作为党的总负责的博古，并没有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会议没有决定要他立即交出职务。博古交出总负责的职务是在18天后的2月5日，至此，党的组织调整才告一段落，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的总责。
至于同样迫切的军事指挥问题，遵义会议对过去军事领导者的领导方式和作风进行了批评。《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华夫即李德）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决议还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领导是非常不够”，“而把这一责任放在少数的同志身上，首先是博古同志与华夫同志”。“博古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而且积极地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鉴于此，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取消“三人团”也就取消了博古、李德对红军的直接指挥权，从军事指挥机构和军事路线上结束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三人团”对红军行动的独断指挥。
二、关于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常委分工时间问题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遵义会议决定第三条：“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进行了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是当时党中央高层为纠正过去“左”倾军事领导错误做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标志着毛泽东不仅重新回到了党的领导核心，而且在军事指挥上也进入了核心领导层。
至于“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一常委分工的具体时间，由于当时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又无详细的会议记录，过去史学界普遍依据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的《杨尚昆回忆录》中讲到“……以后，常委进一步明确分工：一是在行军到川黔滇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时，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时间大约在1935年2月5日。因为当时没有设總书记，所以称‘总负责’;二是确定毛主席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该书出版后学界普遍采用了这一说法，认为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分工，是在中央机关于1月19日撤离遵义至博古交权（2月5日）之间的某一天。但最近遵义会议研究专家、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费侃如依据对中央办公厅于1957年从莫斯科接收回来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份文件《（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认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的17日或18日有一次常委会，常委即按遵义会议决定的政治局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毛泽东按分工即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费侃如认为，遵义会议后常委有一次会议研究分工的理由有三，现简述如下：
（一）中央机关所在的军委纵队是19日离开遵义的，18日没有任何史料反映中央领导人有任何活动，18日完全有时间举行常委会议。
（二）取消“三人团”，排除了不懂军事的博古和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鉴于要求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的呼声较高，红军前进的路上仍然充满凶险，中央急需毛泽东这样既懂军事又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出来参与军事领导，是当务之急，是拖延不得的头等大事，因而《（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件中的“扩大会完毕后中央常委即分工”。“即分工”的即就是立即、马上、很快，那么18号召开常委会分工是可能的、必要的。
（三）而对于博古交权一事文件表述清楚为“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这与前面表述相互印证，军机大事当即决定，而有鉴于“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博古交权放到了18天后的2月5日。同时，根据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中央政治局在18日以后至2月5日前从未开过常委会，从而已证明常委分工只能是在扩大会议结束后的18日开会进行的。③
在费侃如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查证了相关资料，也佐证了费侃如的意见。如《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天地出版社2017年版）书中写道，在北线松坎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红四团收到了红一軍团发来的一份非常简短的电文：“中央胜利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等指挥红军。”④《长征中的重大战略决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更是明确写道：1月18日，也就是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常委进行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长征中的重大战略决策》102页书中写道，“遵义会议开完后的第二天，1月18日，又接着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常委进行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此毛泽东又重新回到军队领导岗位，直接参与对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⑤
如相关资料还不足以证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结束后即参与了直接指挥红军，那么红军撤离遵义后随之发生的土城战斗（青杠坡战斗）则足以说明毛泽东也已经直接参与了指挥红军。
青杠坡战斗是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后一次较大的战斗。就是由毛泽东提议由红军总部决定的。毛泽东从东皇殿向土城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军委领导同志共同商定的。而在战斗过程中，急令已北上进入赤水的红一军团返回增援，令陈赓、宋任穷率干部团上前沿阵地，提议召开政治局主要领导人紧急会议，决定迅速撤离战斗西渡赤水河都是由毛泽东参与并主导的。
关于毛泽东指挥的土城战斗，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总结土城战斗失利时也说到：“我们要汲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毛泽东在几十年后“八大”预备会上也说到：“土城战斗是他军事指挥中的败仗之一。”
土城战斗虽然说不上完全意义上的败仗，但毛泽东把之揽在自己名下，也说明他是主要的决策人、指挥者。当时博古的一句“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也不成。”这些都足以说明了毛泽东获得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三、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关于指挥问题的继续和完善
在扎西会议期间，毛泽东更是基于对全局的把握，提出了暂时放弃北渡长江，回师东进，再渡赤水河，重占遵义城的战略目标。此议得到了中央和军委的一致认可。至此，红军二渡赤水河，出其不意地杀了国民党军一个回马枪，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胜仗。遵义战役的胜利，蒋介石气得直跺脚，哀叹道：“这是国军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遵义战役获胜极大地提振了红军渡过湘江后十分低迷的士气，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得到了全军的高度认可，更得到了中央高层的肯定。
二占遵义后，鉴于红军仍然处于强敌环伺的围堵之中，情况瞬息万变，为了讨论作战问题，张闻天按猴场会议规定的“关于作战方针、作战时间以及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的决定（当时为了限制李德独断专行的指挥权而作出的决定），每天要召开二十余人的会议，实行集体决策。这种情况显然与紧张的行军作战环境不相适应。因而二占遵义后，张闻天看到毛泽东领导作战比较有把握，为保证及时抓住战机，并保证毛泽东能适时指挥。张闻天提议成立前敌司令部，由毛泽东出任政委，直接指挥红军作战，3月4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和王稼祥联合签发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⑥这样，毛泽东自宁都会议被排斥后重新获得了直接指挥红军的军职。
这一命令把前方机动灵活指挥作战的权力交给了毛泽东，但军事领导的集体体制仍然存在。这样在实际操作中仍避免不了丧失作战机遇和矛盾碰撞，而紧接着的苟坝会议，最终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让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更加机动作战，最终跳出重围，完成了长征壮举。
3月9日，蒋介石坐镇重庆，调集重兵围堵集结在遵义附近的红军。3月10日1时军委收到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要求攻打打鼓新场的“万急”电报。朱德认为，攻打打鼓新场对于中央红军西进开辟新的根据地较为有利，赞同林、聂建议;而毛泽东从军委二局送来的情报和三局破译敌军各部来往电报发现蒋介石正调兵遣将围堵红军。这时若硬打打鼓新场，后果难料，因而不赞成攻打打鼓新场。前敌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发生分歧，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也难下决心。
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再次召集由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和军委局级干部参加的会议（即苟坝会议）讨论林、聂建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的意见就被否决，毛泽东愤而争论，会议开得非常激烈，到晚上21时仍然没有争出一个结果。无奈之下，毛泽东表示辞去前敌政委职务。会议最终通过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撤销了毛泽东前敌政委的职务，决定攻打打鼓新场，并由周恩来起草攻打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11日清晨发至各军团。 深夜，中革军委二局译电员戴镜元再一次截获蒋介石部署“围剿”红军的情报并立即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深夜提着马灯到周恩来住处说服周恩来后，俩人又说服朱德，决定暂缓下达作战命令。
3月11日一早，经周恩来提议，张闻天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撤销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对此，周恩来回忆道：“主席那个时候半夜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⑦
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我们过去反对“三人团”是反对他们不结合中國实际指挥打仗，不是反对“三人团”那样的组织，现在作战动辄搞那么多人开会，不利于在紧迫的军事指挥上抉择。指挥战争，权力必须相对集中。于是，毛泽东、周恩来向张闻天建议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张闻天采纳了这个建议，于3月12日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至此，毛泽东正式进入指挥红军的最高军事机构，对指挥红军转战有了最高的指挥权力。⑧
总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是遵义会议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后，新成立代表政治局指挥军事的最高机构。也标志着遵义会议改变中央军事领导、军事路线任务的圆满完成，进一步提升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因而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善。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党研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96.
②见秦邦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1月13日.
③费侃如.遵义会议一个重要史实的辨析[J].遵义党史党建，2018（4）：8.
④欧阳雪梅.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M].天地出版社，2017年：141.
⑤刘华清.长征中的重大战略决[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102.
⑥欧阳雪梅.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M].天地出版社，2017年：184.
⑦费侃如.红军长征遵义亲历记[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5.
⑧刘华清.长征中的重大战略决策[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