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收入这么低?为什么我们的物价这么高?为什么我们的企业过得这么难?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他的新书《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东方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中认为,中国的经济困境其实是极端制造业的困局,是作为西方国家的加工厂的必然困局。
　　
　　中国人的日子为何这么苦?
　　2010年,金融危机余波尚存,中国居民的“钱袋子”问题依然引人关注。现在有两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个是中国成为了奢侈品消费的第二大国,另一个是金融危机的时候,“民工荒”又出现了。一个奢侈品的消费大国,2009年的消费占GDP的比率却只有29%,按照这个数据,中国其实是个消费力严重不足的国家。
　　这是因为中国人太贫穷。比如人均工资。每小时人均工资第一名是德国,大概是30美元。中国的比泰国还差,泰国接近2美元,中国才0.8美元一小时,位列全世界最后一名。虽然中国的工资水平在全世界垫底,但中国人的工作时间世界第一,一年工作时间竟然高达2200个小时,美国只有1610小时,荷兰最低,只有1389小时。中国的工人,拿的是全世界最少的工资,但工作时间却是全世界最长的。
　　金融危机之后,珠三角又出现民工荒。这不是简单地因为订单增多了,而是因为工人对工资不满意。近10年,东莞的工资基本都没有怎么变化,但这10年来的通货膨胀却在大幅度增长,所以农民工越来越穷。普通老百姓的日子确实过得很辛苦,那么企业家呢?企业家也非常辛苦,很多企业家都说,他们是在替工人们打工,搞得每天晚上12点才能睡觉。因此,企业家也好,工人也好,大家都很辛苦。为什么这样的辛苦只能拿到全世界最低的工资呢。据我分析,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欧美对我们的剥削。一些学者经常讲,中国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缺乏核心技术,所以毛利率低,而解决毛利率低的现状是要转型成为高科技企业。这是瞎掰。我个人从来不反对高科技,但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毛利率为什么低?真的是因为它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吗?不是这样的。以东莞的玩具为例。中国玩具业的毛利率接近零,而美国玩具公司美泰的毛利率,在2007年超过了40%。美泰不做制造,它掌控了除制造以外的其他所有产业链环节,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零售,因此美泰掌控了销售的定价权。美泰给中国制造商每个玩具1毛钱的利润,而它可以赚3.6美元。
　　再思考工厂的生产成本。还是以玩具工厂为例,在购买原材料的时候,你会发现,定价权又被掌控在别人手里。因此对中国的制造业而言,刚好被卡在中间:购买原材料的价格是华尔街控制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又被美泰这样的公司控制着。我给美泰取了个名字,叫做产业资本;我给华尔街也取了个名字,叫做金融资本。可以说,中国的制造业是前有狼后有虎;金融资本好比是狼,产业资本好比是虎。具体点说,购买原材料时,金融资本在控制着我们的价格;销售时,产业资本控制着我们的价格,它们一起把夹在中间的我们剥削得干干净净。
　　话又说回来,欧美国家为什么会把制造业放在中国?因为制造会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它们才不愿意要这种烂东西。所以,它们就把除制造外其他产业链的环节全部控制在手上。这样,欧美各国就透过金融资本、产业资本控制原材料和销售的定价权,然后把制造放在中国。因此,中国越制造,欧美就越富裕。
　　还值得思考的是,和其他国家相比,比如印度,中国同样是被剥削的人民,为什么我们会比他们还差呢?这里还有第二个原因,这就是这几年中国的产业政策搞偏了。社会的大量资源被拿去修桥铺路了,所以GDP才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并不代表中国经济有什么了不起的增长,真正拉动GDP的是钢筋水泥。比如说一地方政府让农民把宅基地拆掉,然后到政府规划的土地上盖房子,农民就把仅有的10万元储蓄拿去盖房子了。这些钱本来可以消费,拉动其他生产的,但都被拿来搞钢筋水泥了。钢筋水泥越多,老百姓就越穷。
　　
　　人民币升值的容忍度是6.625元
　　在一次财富论坛上,郎咸平再次抛出他对中国制造业的担忧。他认为,在近期的人民币升值汇率战中,中国遭受了来自全球经济体的压力,但是人民币一旦升值超过3%的临界点,将会给中国的制造业带来一场灾难。
　　郎咸平认为,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不可否定,但是也使中国成为了一个制造业大国,失去了产品在国际上的定价权。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利润率约为3%～5%。根据今年上半年对沿海地区制造业所做的压力测试,若人民币升值3%,沿海地区制造型企业将面临着一场空前的灾难,“不排除大量破产、倒闭”,根据他测算,6.625元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关口。
　　中国政府领导人日前在第六届中欧工商峰会上,曾呼吁欧洲的领导人和工商界不要参与压迫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无益于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也无益解决全球失衡问题,美国人难道真不清楚这个事实吗?”郎咸平认为,这场汇率战争是由美国发起的,引导全球经济体向人民币施压,背后隐藏着更深的意图,其中包括使华尔街资本进驻中国、参与中国新能源的合作开发。
　　房价居高难下,通货膨胀的影子挥之不去、出口锐减之下内需不足……郎咸平将中国经济的困境归结为制造业的困境。要改善这些症结,最大程度上减少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他认为应下决心打破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利益关联,彻底改变“土地财政”的现象;改善投资环境,切实解决产能过剩,而不是“以将来的产能过剩来解决眼前的产能过剩”。
　　
　　房地产要学重庆模式
　　西方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征房产税,如美国50个州都已开征房产税,税率一般为1%到3%。理论上说,住房价格上涨意味着资产价值增加,个人税款也因此增加。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00年到2007年,美国的个人收入增长了28%,中等价位房的房价增长了48%,而美国房产税的同期增幅是62%。
　　美国政府拿走房产税之后把每一分钱都花在百姓的教育和治安上,他们当然愿意交。因为百姓自己不可能有这个钱去改善环境的,政府必须集合所有人的房产税的钱大面积地改善治安、学校、环境,所以你房子自然增值,因此对于美国老百姓而言,每一年只出1.38%的钱却可以享受到这么多的福利,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房产税是为了藏富于民,为了让房价升值。
　　房地产市场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呢?我认为希望可能还是存在的,比如说重庆模式,建构4000万平方米的廉租屋、经济适用房,同时透过引进大量的外资,包括惠普、富士康、思科等等。大量外资进来之后必然改善投资经营环境,再加上减少税负、增加融资的管道,自然可以消化风险。所以目前政府的决策有两个,第一个房产税,第二个是重庆模式。所以很多人问我未来股价走势如何、楼价走势如何,我不知道。目前就这两个不同的力量在博弈,只要房产税占了上风,将来前途一片黯淡;如果重庆模式占了上风,将来中国地产可以慢慢步入正轨。
　　德国是我们的对手
　　2010年7月的时候,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带着她的庞大代表团来到中国。我们的媒体对默克尔的评价简直好得不得了。
　　仅仅投资是满足不了德国企业的胃口的,他们想要的还有很多,比如我们的政府采购市场,现在也已经被他们彻底盯上了。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测算,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采购金额,一般都占到GDP的10%～15%。具体到我国,2009年底,我们的政府采购占GDP的比例只有2%。如果扩大到10%,那至少是5000亿美元。为了拿到这块市场,德国企业使出浑身解数,他们透过媒体、透过跟随政府访问的形式,向我们的高层频频施压。这些新帝国主义的贪婪本性从来没有改变过。
　　如果中国加入政府采购协议,中国也能享有其他政府采购协议成员的对等的政府采购准入。这个市场在2008年的规模大概在1.6万亿美元,其中1万亿美元的市场来自美国。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中国是愿意保护国内的政府采购市场呢,还是更愿意让中国企业进入另一个1.6万亿美元的市场?目前来讲,德国生产的汽车,奔驰、宝马、奥迪,哪个市场的潜力最大?肯定是中国。戴姆勒-奔驰车在中国的销售量,过去4年竟然增长了280%。看一下“2009-2010年中央国家机关汽车协议供货汽车厂商名单”就能发现,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的宝马品牌和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的梅赛德斯—奔驰品牌都出现在里面,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这两大全球豪华车品牌正式进入了我们的政府公务车的采购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