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他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建国后王稼祥同志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一位杰出的开拓者。他先后出任外交部副部长、首任驻苏联大使、第一任中联部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王稼祥同志以自己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成为党中央制定、完善、执行和丰富外事路线的得力助手，为发展我国我党的对外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坚持各党的独立自主和平等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的威望和影响迅速增大，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纷纷要求同我党建立联系和加强往来。为此，根据中央的决定，1951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立。中央任命王稼祥同志为部长。
　　建部初期，稼祥同志根据国际国内丰富的经验教训，对处理党际关系的准则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他在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双边和多边交往中，一再强调指出，各国共产党应处于平等地位，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问题。每个国家的情况殊异，各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要解决一个国家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只能由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进行探讨和作出决定，因为只有他们最熟悉本国的特点，同本国的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各国共产党应是独立自主和完全平等的，其他任何党都不能也无权对别国的党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干涉其内部事务。
　　稼祥同志在同别国党的同志交换意见和谈论问题时，从来力诫训人口气，总是采取平等商议的态度。他一再强调中国党的意见和中国革命经验只能供外国党作参考，采纳与否，完全由外国党自己决定。决不能把我们的方针、政策或工作经验，强加于别国党。1956年，我们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次年，毛主席在整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准备公开出版时，征求王稼祥同志的意见。稼祥同志提出了意见，其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这条方针抱有顾虑和疑惧，请毛主席考虑。毛主席考虑了他的意见，在整理稿上加上这样一段话，说有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王稼祥同志关于处理党际关系的重要论断经受了历史的检验，为后来我党制定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一贯注重调查研究
　　
　　王稼祥同志历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严格遵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联部成立后，稼祥同志一开始就提出了“了解对象党、对象国”的调研方针，鼓励大家认真看书看报听广播做调研，要求每个业务干部至少每天写出500字的调研材料，强调反映情况要“新、快、短、尖、深、广”，稼祥同志主持中联部工作期间出版了大量的调研材料，为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发展和工作质量的提高和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和基础性的工作。
　　王稼祥同志要求干部通晓业务知识，切忌满足于一知半解，更不应沾沾自喜、以内行自居。他常对干部说：要不断地提高我们关于国际工作方面的业务水平，特别是增加国际知识。他指出我们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而了解情况，又是掌握政策的基础。我们应该认识到，没有丰富的国际知识，就不可能对国际现象和国际关系进行科学分析，也就不可能比较有把握地来掌握党在国际事务中的政策，所以必须赶快学习来增加我们的国际知识。
　　稼祥同志总是带头身体力行，抓住国内外重大问题特别是理论问题搞调研。善于把国际上的经验教训提供给国内作借鉴。1956年他全神贯注研究波匈事件、南斯拉夫问题及马、恩、列、斯论和平过渡问题，1959年聚精会神地研究农业体制问题，1961年又全力研究关于原子战争、美苏核讹诈问题。毛主席称赞稼祥同志“能思考问题”。王稼祥同志在国际问题上的精辟论述，诸如1955年4月4日《在中央国际活动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1956年10月5日写的《坚持党际关系的平等原则》、1958年7月14日的《对外联络部的工作人员要掌握外国语言文字》、1959年10月10日《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决定自己的政策》、1962年3月21日的《实事求是、量力而行》、1962年6月29日的《略谈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等等，都是留给我们外事工作队伍的宝贵理论财富。
　　
　　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
　　
　　稼祥同志一生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在重大问题面前，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表现了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和坚强的党性原则。
　　60年代初，我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国际斗争中也遇到新的挑战。稼祥同志以十分冷静和严肃的态度，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经过深思熟虑，于1962年春以党内通讯的形式向中央主管领导同志提出了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四点建议：第一，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的声明，正确地全面阐明和确认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外交政策。这种政策的任务是创造保证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的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争取在有利条件下加快建设速度；第二，对外采取缓和、避免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第三，在国际斗争中要注意策略、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孤立和分裂中国的图谋保持高度警惕；第四，我国的对外援助要根据国情，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稼祥同志在当时我们党内“左”的错误倾向正在上升发展的时候，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敢于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但他的这些正确意见，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不仅未被采纳，反被指责为对帝国主义和、对反动派和、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对革命斗争支持少的所谓“三和一少”，“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康生诬蔑为“三降一灭”，使他身心受到折磨和摧残，遭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对待。在逆境中，他仍然嘱咐部下“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中国是有希望的”，对党忠心耿耿。直到1979年党中央为王稼祥同志的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彻底平反，推倒了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克己奉公严于律己
　　
　　王稼祥同志毕生克己奉公，严于律己，从不因为自己长期担任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职务而自视特殊。他一贯不居功自傲，从不向别人谈及自己对党的贡献。相反，他经常检讨自己的错误和不足。毛主席称赞他“是个好同志”，“工作做了很多”，“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是有功的人”。他谦虚谨慎，严守纪律，绝不自行其是。他常告诫干部，外事无小事。他要求秘书，即使他晚上服安眠药休息了，只要是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找他，都要及时向他报告。
　　王稼祥同志是在1974年1月25日离开我们的。他虽然没有看到“四人帮”的垮台和改革春潮的涌动，但我们可以告慰于稼祥同志的是，目前我们党已同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各类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十二大以来，我们党全面系统地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已成为我党对外交往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的确立包含了稼祥同志早期所作的贡献。今天，我们纪念王稼祥同志，就是要学习他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畏任何艰难曲折的革命精神；学习他高度的原则性和坚强的党性、敢于坚持真理的求实精神；学习他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
　　
　　（作者系中联部前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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