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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54年美国热核武器试验成功,放射性尘降的世界性扩散随之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本文在全球放射性污染背景下重审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禁试政策。关于全球尘降危害及其对核禁试辩论的影响,公众的话语不断变化,为解释这一点,本文聚焦于认知的交锋,力图展示各种专家机构是如何从不同角度考虑放射性尘降的生物效应,评估其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与道德上的模糊性,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科学顾问委员会内部和之间的分歧是如何加剧了这场争论,从而影响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禁试政策,该政策导致了1958年的核试验暂停。
关键词 放射性尘降 核禁试政策 核武器试验 艾森豪威尔政府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执政期间的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放射性水平持续增加的星球。估算表明,1953—1958年间,美国、英国和苏联进行了223次大气、地面或水下的核武器试验,总当量约为1.4亿吨TNT[1]。尽管有小部分放射性残渣很快落在试验场周围的地面上,但大部分残渣仍悬浮在大气中,穿越很远的距离才能落至地球表面。历史学家约翰·麦考马克(John McCormack)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放射性尘降的全球性扩散无论是其规模还是强度,都成为“战后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环境问题——甚至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2]。直到1958年11月,当美国、英国和苏联这三位核竞争对手进入禁试谈判阶段,并暂时中止了所有核武器试验,全球放射性尘降的排放才告一段落。尽管更持久的解决方案需要等待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Partial Test Ban Treaty)的缔结,但核武器实验从1958年11月持续至1961年8月的短暂止步,为这个处在冷战和放射性污染双重焦虑中的世界,带来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艾森豪威尔政府核政策的相关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这些文献往往忽视了对全球环境背景的关照。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已经表明,尽管总统与其顾问们公开发表了关于核边缘政策的好战言论,但他们的行动在国际危机期间仍相当谨慎,最终与苏联陷入了核对峙的僵局[3—6]。但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积极追求核武器的技术优势,在太平洋和内华达州进行了超过120次的核武器试验。每一个在地表爆炸的核装置都会向大气释放大量放射性残渣,缓慢但持续地提高全世界的电离辐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冷战不同于其他的重大冲突——它是一场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战争。“人类世”是新近提出的一个术语,用以描述人类活动成为地球变化主要驱动力的最新地质时代[7—8]。虽然历史学家承认放射性尘降问题在禁止核武器试验辩论中的重要性,但他们的主要关切仍集中在核裁军问题的各个方面,如核查(verification)问题等[9—12]。此研究以最新学术成果为基础,将重新审视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全球范围放射性污染背景下的核武器禁试政策,并力图阐明自然环境是影响冷战的重要因素之一[13—14]。
核军备竞赛提升了我们所在星球的放射性水平,但这一全球环境变化是否会对人类产生危害,成为了一个有高度争议的问题。虽然放射性尘降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会将其平均辐射水平降至一个较低范围,但这反而使我们更难确定它的生物效应。同样难以确定的,是全球放射性污染的道德蕴含。如果辐射对健康的影响与其剂量成正比,那么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放射性尘降只会轻微增加地球上任何个体受到伤害的风险;但从绝对值来看,它的总体影响将是巨大的——放射性尘降将影响到世界范围内几代人口的数量。最关键的是,由于任何关于全球放射性尘降危害的结论必然会从人类健康的角度出发,加强或破坏核禁试的理由,其牵涉的政治风险也极高。因此,全球放射性尘降的污染问题并不属于传统的科学知识领域,而属于社会学家西尔维奥·冯托维奇(Silvio Funtowicz)与杰罗姆·拉维兹(Jerome Ravetz)所称的“后常态科学”,即“事实不确定、价值存争议、风险极大、决策紧迫”[15]。
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特别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U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里反对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人士,一再否认、驳斥和淡化放射性尘降对人类的危害,这是意料之中的。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并非唯一一个拥有政治授权评估辐射生物效应的专家机构,它深刻地依赖于两个非政府组织的辐射防护知识与实践:美国国家辐射防护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Radiation Protection)和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此外,由于放射性尘降问题在美国国内外的科学家中引起巨大争议,美国和英国政府不得不委托美国国家科学院(the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the British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the United Nations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the Effects of Atomic Radiation)进行研究。
这些与辐射防护相关的科学咨询委员会,其内部与外部都牵涉了复杂且动态的相互联系,历史学家们已对此进行了一定探索。索拉婭·布迪亚(Soraya Boudia)追踪了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和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发展演化的过程,并指出: 科学家们为辐射危害的技术管理建立了一个国际结构,通过这一精心打造的客观和权威形象促使公众接受有争议性的技术[16]。然而,这种全球性的认知协作实际上充满了矛盾。雅各布·汉布林(Jacob D. Hamblin)在其对美、英两国有关海上处置放射性废物问题互动的研究中证实,来自不同学科和国家的科学家,经常因放射性废物处置问题中科学的不确定性与价值争议而发生冲突[17]。一些新近研究揭示出了组织化的公共卫生、环境事务的专业知识中政治因素的影响,本文基于这些研究成果,将探讨放射性尘降争论中的认知交锋过程,试图说明每个专家机构是如何根据不同的关注点评估放射性尘埃的生物效应,以及由此产生的分歧如何引发公众对核武器试验安全性的争论,最终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禁试政策走向暂停核武器试验的决策。 一 认知僵局
1954年3月1日,代号为“布拉沃”(Bravo)的热核武器试验在位于赤道太平洋的美国托管领土比基尼环礁上进行。自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就任总统以来,他与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一直试图通过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威慑力来阻挡共产主义国家的“侵略”。布拉沃试验展示了相当于1500万吨TNT炸药的爆炸威力,使得这种威慑力具有了技术上的信服力。然而,这一成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试验爆炸产生的强放射性羽流向禁区外扩散,数百名美国军人、马绍尔岛居民和一艘金枪鱼船上的日本渔民暴露在有害级别的辐射水平下。这次试验还将放射性残渣散布到了太平洋及其以外地区。日本的食品检查员和科学家们,在空气、水和食品中发现了少量但可检测到的放射性物质[18—19]。这场比基尼群岛的核辐射灾难无论在日本本土还是其它地区,都引起了轩然大波。杜勒斯担心这可能会瓦解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冷战联盟,因此警告说,一股“歇斯底里的浪潮”正在“驱使我们的盟友远离我们”,杜勒斯敦促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施特劳斯(Lewis L. Strauss)“说些使这一观点回到理性领域的东西”[20]。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成立于1947年,最初是一个负责美国原子能的开发、生产和管控的民间机构,此后成为总统在所有核事务上唯一的咨询机构。然而,委员会在认识上的垄断还没有形成。出于推广与监管间的利益冲突之忧,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寻求外部专家委员会的支持以树立其科学权威,合法化其风险判断。美国国家辐射防护委员会是一个由来自多个辐射物使用团体的代表组成的非政府组织,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标准正是基于该委员会提供的指南[21]。然而,全球放射性污染问题已经超出了美国国家辐射防护委员会的监管范围。该委员会提出了“允许剂量”的概念,以表示“发生这种(辐射)伤害的概率必须低至普通人容易接受的风险”的暴露水平[22]。然而,遗传学家们提出了所谓的线性非阈模型(linear non-threshold mode),该模型假定无论辐射剂量多么小,遗传损伤都将与剂量成正比,且这些影响是可累积的。随着核武器试验带来的放射性尘降使全世界的人口都受到低剂量辐射的影响,包括阿尔弗雷德·斯图特万特(Alfred H. Sturtevant)和赫尔曼·穆勒(Herman J. Muller)在内的一些美国著名遗传学家都敦促不要忽视放射性尘降遗传[23]。
由于当时没有外部专家机构来评估辐射的遗传效应,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与其他辐射源相比,核武器试验所涉及的遗传风险可以忽略不计。该结论的第一个参照基准是来自宇宙射线、岩石、镭水和人体内钾的放射性同位素的自然辐射。委员会指出与自然辐射相比,核武器试验所增加的遗传有效剂量极为微小,且其辐射量因地而异。这也意味着即便核武器试验的确产生了过度的遺传风险,也无法以目前的统计精度检测出来[24]。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另一个参照基准,即人造辐射源,如医用X射线、荧光手表和核能等。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甚至将比较范围扩展至现代社会中的各种一般风险中,如吸烟、交通事故和肥胖等。1957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锶-90作为一种高度致癌的、主要积聚在人体骨骼的核爆炸产物,其平均残留量的确有可能缩短世界人口的预期寿命,但这就如同“我们所经历的一些机械事故,正是我们机械化和充满活力的时代这一‘优势’的部分代价”[25]。
并非所有批评家都认同这些言论。斯图特万特拒绝接受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提出的相对风险分析,认为核武器试验造成的遗传问题极具隐患,因为这会在自然辐射源的基础上继续叠加最低风险。他还认为,将放射性尘降的遗传风险与现代社会的一般风险进行比较有失公正,现代社会的风险是人们在自由的、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被接受的,但“在放射性尘降的问题上,我们都无可奈何地屈从了”[26]。然而他的许多同行却不以为然。虽然遗传学家们一致支持线性非阈假说,但在道德和政治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却大相径庭。对于那些相信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也信奉冷战共识的人来说,因军事与和平目的利用原子能而使辐射水平略有增加,从成本效益来看这是完全正当的[27]。许多科学家还告诫不要卷入关于核武器试验益处的辩论——这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28]。
尽管遗传学家们未能就全球放射性污染问题达成共识,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加强了对放射性尘降相关信息的控制,以打击它所谓的不负责任和有害的猜测。1954年秋,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关于放射性尘埃问题的声明,寄希望于该声明能够带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美国国务院说服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保留了这份文件,担心它可能会令美国盟友和公众舆论不安。直到1955年2月,该文件才公之于众,但这只是进一步证实了批评家们的怀疑,即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故意隐瞒了与官方观点相抵触的数据[9]。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试图使批评者保持沉默的努力,进一步加剧了互不信任的气氛。1955年夏,正值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之时,有消息透露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曾秘密向会议组织者施压,阻止穆勒就辐射遗传危害问题发表口头报告。这一秘密行动适得其反,许多科学家公开谴责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对学术自由的高压干预[23]。随后放射性尘降的相关争论陷入了僵局,无论哪一方都无法满意地化解这一难题。
二 重构组织化的专门知识
这一广受公众关注的全球健康问题争论长期未取得进展,直至科学家运动介入其中,这场认识僵局才开始被打破。1955年3月,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发表声明,呼吁联合国建立一个包括美国、英国和苏联在内的科学家委员会。根据该提案,该委员会将评估核武器试验带来的遗传风险、确定释放辐射的最大允许剂量、建议联合国大会采取适当监管措施,以将放射性尘降导致的辐射水平变化保持在商定的限值内[29]。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之所以加入这场争论,部分原因是担心随着核军备竞赛和核扩散的持续,未来核试验带来的辐射遗传风险将变得更加严峻。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相信一项国际性的放射性尘降研究,将会为核裁军进程带来一个“小突破”。由于核战争所涉及的遗传风险几乎必然超过和平时期核试验的最大允许限度,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希望所有国家“对原子战争的后果和军备限制与管控之必要性,采取更加现实的态度”[29]。简言之,科学家运动的目的不仅是将风险判断的科学权威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转移到一个国际科学机构中,而且还将评估本身与限制核武器试验、全面裁军直接联系起来。
尽管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提议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但美国和英国政府最初都拒绝了它。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核禁试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各方均认为应将其视为国家安全问题,而非公共卫生问题。核禁试的反对者将低剂量辐射的遗传效应的巨大不确定性视为不采取行动的借口,声称“只要持续的技术研究不能提供坚实的证据基础,这些担忧就不能成为放弃我们核武器试验的理由”[30]。然而,同样的不确定性也可能为采取预防措施提供依据。正如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一位官员所指出的,如果拟议中的科学审查暴露了“安全”辐射剂量所有的不确定性,那么它很可能对限制核试验甚至禁用核武器的呼声有利,并为其创造不可抗拒的势头[31]。为防止这种结果出现,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美国国防部坚持认为在新的数据或学术共识出现之前,“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确定危险阈值的主张,是不合时宜且不谨慎的”[32]。
为了缓解在国际层面上进行独立放射性尘降风险评估的压力,美国和英国政府分别宣布,要求各自的国家科学机构——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参与研究放射性尘降的生物效应。然而这一先发制人的行动未能遏制进行国际调查的呼声。1955年4月,在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发出呼吁的一个月后,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Biological Sciences)呼吁非政府学术机构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调查放射性尘降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然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示,这种缺乏政治监督的研究是危险的。作为替代方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 Jr)建议美国赞助成立一个联合国下属的科学委员会。与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呼吁不同,洛奇建议将这一新委员会的任务授权范围限定于收集和分发联合国会员国提交的科学数据和出版物,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将得以保留其对自身放射性尘降评估的控制权[33]。
洛奇在1955年6月公开宣布了他的想法,英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政府也同意与美国一道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相关的决议草案。然而,共同提案国随后进行的讨论导致了提案中一些内容的重大变更。最初的版本允许联合国秘书长根据各政府代表组成的提名委员会的推荐来任命科学家,从而赋予专家组成员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但据报道,美国政府越来越担心专家小组可能会以某种方式介入政治事务,正如一些知识分子在7月发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一样[34]。为约束和控制科学家,共同提案国一致同意由每个会员国任命专家为其官方代表。这意味着政府将能够通过其指定的科学家,对专家组的审查过程施加直接且有力的影响。
另一个重大变化涉及职权范围。如前所述,华盛顿方面希望该专家小组不过是一个信息交换所。然而伦敦方面则建议,允许专家组评估收集的数据并就放射性尘降问题发布全面的报告。英国官员认为,只有到那时才有可能结束这场漫长而拖沓的争论。他们对英美科学的国际领导力充满信心,认为如果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能先于联合国专家组完成报告,将“定下联合国科学家们的讨论基调”,并防止“(苏联的)同行误入歧途”[35]。因此扩大联合国专家组的授权,实际上会大大提高美国和英国政府在各自国家审查中的政治风险。
然而联合国大会一经召开,共同赞助者很快便失去了对专家组构成的控制。最初的成员国名单共有11个国家,其中美国及其6个冷战同盟国(澳大利亚、巴西、英国、加拿大、法国和日本)相对于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和中立国(印度和瑞典)来说,在数量上占据了明显优势。尽管西方阵营成功地挫败了苏联引进更多共产主义国家的努力,但它还是不得不勉强接受了另外四个国家(阿根廷、比利时、埃及和墨西哥)的加入。正如英国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扩大成员数有将志同道合的西方国家置于少数派的潜在风险[36]。政府间专家组最终于1955年12月成立,当时的名称为“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ited Nations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the Effects of Atomic Radiation),该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英的认知导向。
三 认知分野
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报告的提交期限为1958年夏天,在此之前,美国和英国政府正焦急等待着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研究的完成。这两个机构在各自的国家都拥有科学权威,美国国家科学院于1863年被美国国会授为杰出学者协会,负责向联邦政府提供科学咨询; 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成立于1919年,它不仅管理着英国的医学研究基金,同时也是英国首屈一指的公共卫生顾问机构。美国和英国政府认为,如果这些机构免受核禁试的政治压力,自然会基于辐射生物效应的科学事实得出类似结论。事实上,这两个机构在研究过程中進行了密切磋商,甚至决定在1956年6月12日同一天向公众发布他们的报告,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所谓的一致意见的影响[37]。然而如前所述,全球辐射危害的问题涉及科学的不确定性和核心的价值冲突。因此,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科学家不得不出于他们各自科学和监管的考虑,做出一些假设来填补这些知识空白。 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在研究中共同面临的最具争议的问题是辐射的遗传效应。实际上,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NAS Committee on the Biological Effects of Atomic Radiation)的遗传学专家组包括了穆勒、斯图特万特和其他严厉批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人。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遗传学家们都重申了线性非阈假说,认为由于基因损伤与剂量成正比,放射性尘降的辐射暴露将提高人类突变率,且几乎所有额外的突变都对生物有害。然而美国人更进一步,确定了美国人口的“遗传允许剂量”(genetically permissible dose): 30年的生育周期内,平均剂量为100毫西弗。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其他继续忽视基因损伤的人对此感到失望,他们试图通过制定一个低水平但更实际的剂量限制,迫使辐射物质的使用者来解决这一问题[38]。通过私密的渠道得知这一决定后,英国人匆忙在报告初稿中加入了类似的指导方针,以与美国人保持一致[37, 39]。
讽刺的是,这些旨在控制辐射暴露的战略举措,使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遗传学家们的观点,更加接近美国政府对全球辐射危害的看法。如前所述,像斯图特万特这样的批评者长期以来一直谴责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淡化放射性尘降的遗传风险、将其与来自其他辐射源的辐射进行定量比较却不承认该风险将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的事实。然而,“遗传允许剂量”提供了另一个潜在的误导性参考点。实际上,这两个机构都发现在其各自的国家来自放射性尘降的遗传有效剂量小于新建议限值的1%。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遗传学专家组的领导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用家庭预算的比喻来总结委员会的观点:“的确,这仍然不是我们年度预算中可以忽略的部分。它仍然值得仔细检查,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对此进行所有讨论。”[38]这恰恰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一直以来主张的论点。尽管斯图特万特和其他一些成员表示强烈反对,但遗传学专家组一致批准了该报告初稿,报告宣称尽管从绝对意义上讲放射性尘降的遗传风险是有害的,但无论在过去还是可预见的未来,这种风险都将是微不足道的[40]。
尽管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遗传学家出人意料地认同了美国和英国政府的观点,但研究非遗传(体细胞)效应的学者之间产生了分歧,尤其是在锶-90的癌症风险争议上。这一事态进展使华盛顿和伦敦感到意外。与遗传学家不同,肿瘤学家倾向于忽视低剂量辐射的致癌作用,认为恶性肿瘤是一个多阶段事件,因此即使在理论上不存在剂量阈值,在实践中也很可能存在[23]。另外,华盛顿和伦敦认为两个委员会体细胞研究专家组的成员在政治上是可靠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为美国和英国的原子能机构工作,并在美国国家辐射防护委员会和其国际层面的对应机构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中担任重要职务。然而两个专家组对放射性尘降的癌症风险评估结果却截然不同。美国专家组提供了一个令人安心的估计,表明人体骨骼中锶-90的含量远低于美国国家辐射防护委员会和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对普通人群建议的最高允许浓度[40]。英国专家组虽然同意了这一说法,但还补充道,如果人体内锶-90水平显示出超过最大允许浓度1/10的迹象,则应及时采取对策。英国专家组还警告说,人体骨骼中锶-90的含量在未来几十年内或将达到这一“警告剂量”(warning dose)[39]。
在放射性尘降的健康影响问题上,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体细胞研究专家组的看法被預期应与其政府的观点十分接近,但为何最终结果却存在出入呢?正如此前遗传学家的案例一样,科学考量与监管考量共同左右着医学研究人员的判断。一方面,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的专家组有意识地将其工作局限于对现有文献的审查,既没有进行新的研究,在允许剂量的设定问题上也推迟了,他们等待美国国家辐射防护委员会和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的意见。尽管承认了美国医学放射学家和日本原子弹幸存者提供的全身性辐射暴露数据表明白血病可能与线性非阈模型有关,但专家组成员们认为在剂量估算方面这些研究并不可靠[23]。该专家组主要由内科医生组成,他们也倾向于从计算风险的角度考虑问题。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阿贡国家实验室的奥斯汀·布鲁斯(Austin Brues)指出,如果锶-90的辐射量只是天然镭的一小部分,那么抱怨锶-90问题“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愚蠢的”[41]。
另一方面,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专家组既有意愿也有资源来挑战现有准则与直觉判断。专家组中的一些成员长期以来一直对锶-90的最大允许浓度值的科学依据持怀疑态度,认为用于估测最小伤害剂量的镭漆画家中骨癌发病率的原始数据量过少,无法排除其与线性非阈模型联系[42]。作为研究资助方,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还得以资助针对接受X射线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炎性关节炎)患者的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结果表明,白血病发病率可能与估算出的剂量成正比[39]。此外,在英国观测到的放射性尘降沉降速度要比美国快得多。专家组不仅对是否存在致癌安全辐射剂量心有疑虑,还因环境中放射性尘降的迅速累积而感到震惊,最终决定在报告发布前夕将“警告剂量”纳入报告草案中[43]。然而此时,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的专家组已经完成报告工作,无法做出最后的努力来弥补与英国同行这一突如其来的分歧。
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之间的认识分歧,在诸多关键方面影响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禁试政策。首先,英国人放弃了华盛顿在核武器试验方面的立场。当两个委员会发布报告时,英国首相安东尼·伊登(Anthony Eden)正准备宣布在太平洋进行首次英国热核武器试验的计划。考虑到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对放射性尘降问题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伊登及其部长们得出结论:“世界的科学见解和大部分美国的科学见解,很可能会与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达成一致。”[44]愈演愈烈的核禁试压力将会全面停止英国核武器计划,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伊登选择了“适度限制核试验”的替代方案。1956年7月23日,伊登告知下议院,政府愿与美国和苏联就一项国际条约进行谈判,以遏制核武器试验中放射性尘降的排放[45]。 大西洋彼岸的认识分歧,也促使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一些官员重新考虑他们过去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限制核武器试验的主张。在1956年3月至9月在伦敦举行的裁军谈判中,苏联宣布支持立即禁止核武器试验。为重新获得主动权,艾森豪威尔的裁军顾问哈罗德·斯塔森(Harold Stassen)敦促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其他机构提出积极的反向提案[11]。对此,美国著名核化学家、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威拉德·利比(Willard Libby)起草了一份限制核武器试验的计划。鉴于大多数核禁试的支持者担心的是辐射对健康的影响,利比建议美国寻求达成一项国际协议,即为放射性尘降的排放量设定年度上限,从而将全球范围内的锶-90水平无限期地维持在普通民众的“最大允许浓度”以下[46]。与英国人一样,利比并没有忽视公众对放射性污染日益严重的担忧,他试图通过提供一种限制性核武器试验的选择,来分化和征服核禁试的支持者。
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是西方核盟友之间的认识分歧直接影响了195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核禁试辩论。同年4月,与艾森豪威尔竞争的民主党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宣布,作为和平倡议的一部分,他支持暂停热核武器试验[47]。然而,当他在9月再次谈到这一话题时,公众的注意力已转移到了所谓的锶-90风险上。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报告中对癌症风险的乐观看法,引起了美国内外越来越多科学家的尖锐批评,史蒂文森立刻抓住了这一争端,试图促成他的成功竞选[47]。随着禁止核试验成为一个重大的党派问题,杜勒斯突然撤回了对斯塔森政策审查的支持,认为这样的行动在政治上不合时宜。尽管艾森豪威尔亲自干预以确保继续对斯塔森政策进行审查,但这项新的政策倡议已不可挽回地失去其在选举中的热度[11]。艾森豪威尔在总统选举中的压倒性胜利,也终止了史蒂文森对氢弹试验禁令的谋求。
然而,美国核禁试反对派的成功回击,几乎没有打破华盛顿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孤立局面。即使在总统大选结束后,英国仍然继续寻求达成一项国际协议,该协议将为每个产生污染国家设定放射性污染物排放的年度上限。为迫使英国放弃这一想法,施特劳斯及其同事以“清洁炸弹”(clean bomb)的设想,对技术可行性提出了挑战。“清洁炸弹”是一种聚变增强型核武器,单位当量裂变产物较之前更少[48]。他们认为若开发成功,这种炸弹不仅可以为污染问题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也无需再出于监管目的对放射性尘降的排放进行可靠估算[49]。英国人认为这种浮于表面的技术论点无法令人信服,但仍然敏锐地感知到了“清洁炸弹”背后的政治信息。1956年秋,苏伊士危机已导致英美关系紧张,于1957年1月接替伊登担任总理的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已无力与英国这个关键盟友进一步对抗。在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在施特劳斯的坚持下,1957年3月举行的首脑会议同意在未经英美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不寻求禁止或限制核武器试验[50]。
尽管华盛顿和伦敦设法在核禁试问题上恢复了政治统一,但此时他们在放射性尘降问题上的认知领导力已明显减弱。与政府的预期相反,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在锶-90的癌症风险方面的分歧,将放射性尘降的争议与美国内外的核禁试辩论紧密联系了起来。当全世界都在等待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的最终裁决时,美国和英国正面临着他们最强大的对手:苏联。
四 认知谈判
放射性尘降的争议刚一开始,苏联就试图将全球放射性污染问题与禁用核弹的宣传直接联系起来。当西方大国在1954年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成立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的方案时,苏联代表正试图推动修正案,要求立即停止核武器试验,理由是放射性尘降与X射线或其他辐射源不同,既无法带来社会效益也无法实现技术可控,但这一修正案以失败告终[51]。然而,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中的苏联代表团最初在推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目的时收效甚微,部分原因与苏联提供的科学信息数量有关。美国和英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系统测量其核武器试验场地外的辐射水平,但苏联向委员会共享的辐射数据表明,苏联显然只是为了应付委员会的要求,启动了非机密试验场地外辐射尘降监测计划[52]。1956年4月,当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时,英国代表团告知伦敦,苏联根本没有提交任何科学出版物,声称“他们无法为委员会提供有用的数据,这一点往往会降低他们在较小代表团中的威信”[53]。
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中的苏联科学家准备不足,无法就辐射的遗传效应进行充分讨论。如前所述,辐射导致染色体突变的研究为线性非阈假说提供了最为可靠的科学基础,这一关键命题使人们得以設想出少量辐射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危险。然而在苏联,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D. Lysenko)曾抨击染色体遗传理论,认为这是一个无用的抽象概念,有机体能够适应环境并将后天获得的特征传递给后代。1948年,他说服了斯大林禁止基因遗传学研究,并从研究机构中清除了他的科学竞争对手,尤其是尼古拉·杜比宁(Nikolai P. Dubinin)[54—57]。尽管一些遗传学家设法幸存了下来,最极端的政治迫害形式随着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而终结,但李森科在遗传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严重削弱了苏联科学家在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中的影响力。当委员会在1957年3月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讨论遗传损伤问题时,苏联人未就该主题提交任何书面报告,这与美国人和英国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贡献了政府间小组会议收到的9份出版物中的5份[58]。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苏联科学家在辐射问题上变得更加坚定自信。这种态度改变的原因有二。首先,一批知名的苏联核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在反李森科的斗争中,向遗传学研究人员提供了帮助[54, 59]。这个跨学科联盟一再强调放射性尘降问题,认为这正是遗传学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之一。1957年3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建立以杜比宁为主任的细胞学和遗传学研究所提案时,地球化学家亚历克桑德尔·维诺格拉多夫(Aleksandr P. Vinogradov)表示强烈赞同,并宣称单凭遗传学就可以为“争取和平、禁止核武器试验、停止军事利用原子能”提供解决方案[60]。反李森科的科学家们敏锐地意识到克里姆林宫的冷战议程,他们利用这场影响深远的争论来强调基因知识的重要性。 第二个原因是苏联遗传学家及其支持者通过科学家中积极分子构建起的跨国网络,与西方同行建立了联系。1957年7月,伯特兰·罗素和他的合作者在加拿大小村庄帕格沃什(Pugwash)组织了一次科学家国际会议,讨论了核武器的风险,这构成一个转折点。苏联科学院原计划派遣4名科学家,其中包括两名被称为李森科支持者的生化学家亚历山大·奥帕林(Aleksandr I. Oparin)和诺艾尔·西萨基安(Norair M. Sisakian)。然而,就在会议召开前不久,科学院突然将奥帕林和西萨基安从与会者名单中删除,并增加了生物物理学家亚历山大·库津(Aleksandr M.Kuzin)[61]。尽管最后一刻的改组没有任何公开解释,但很明显,当时临时托管杜比宁实验室的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库津与西方同行所讲的科学语言是一样的。意料之中,帕格瓦什会议一致认可线性非阈假说,将其作为评估放射性尘降遗传和癌症风险的审慎基础[62]。
克里姆林宫立刻意识到这一跨越铁幕的科学共识的政治价值。帕格沃什会议结束后,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 · 格罗米科(Andrei A. Gromyko)致函中共中央委员会,敦促“利用外国科学家发起的一场运动”促使西方国家同意即刻的且无条件的核试验禁令[61]。对此,苏联科学院展开了密集的宣传运动,在全国组织群众集会,发表了一系列由大量苏联科学家签署的公开声明,强烈谴责持续的核武器试验对全球健康的负面影响[63]。与此同时,一些反李森科的科学家也把他们的专业知识“借给”了联合国辐射科委的苏联代表团。库津作为代表团的遗传学顾问,得到了由杜比宁和另外两位遗传学家提供的相关数据。代表团团长、生理学家安德烈·列别登斯基(Andrei V. Lebedinskiy)和他的同事兼病理学家尼古拉·克拉维斯基(Nikolay A.Kraevskiy)主管了与癌症和其它非遗传效应有关的工作[64]。直至1958年初,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在最终发布报告前再次讨论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草案时,苏联科学家才真正具备了在科学和政治上挑战美英认知领导力的实力。
正如列别登斯基后来向莫斯科的科学院成员解释的那样,由于低剂量辐射生物效应的相关知识状态非常不确定,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正处于“科学史上的一个有趣境遇中”[64]。用英國观察员的话来说,苏联代表团一贯强调的认知是“给出(损害的)最大估计值,并接受最大不确定性”[65]。例如,当委员会审查摄入锶-90引起的白血病风险时,任特派调查员的美国代表奥斯汀·布鲁斯(Austin Brues)在总结时认为,阈值存在与否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列别登斯基对此立即提出异议,认为非阈值理论“必须对该问题给予高度重视,毕竟医学统计数据还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66]。双方最终达成了折中的法案:在阈值和非阈值假设的双重基础上,计算与核武器试验相关的白血病发生率。
在解释科学的不确定性问题时,苏联代表团成功促使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转向了更为谨慎的态度,并更进一步直接将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与核禁试问题联系了起来。委员会会议即将结束时,列别登斯基对报告草案进行了一项修正,他要求禁止核试验,并宣称即使是最微量的放射性尘降也不应被容忍,因为它超出了人类的可控范围,可能会伤及世界范围内的大量无辜者。美国和英国代表团震惊地发现,即使是像瑞典这样的西方成员国也强烈支持划清放射性尘降和其它危害之间道德界限的想法[67]。由于担心少数派的报告会严重削弱委员会的威信,美国人同意了比利时人提出的措辞谨慎的折衷意见[68]。1958年6月,委员会在一致通过的修订草案指出,停止核试验将有助于减少全球范围内的辐射暴露程度,并补充道这一问题涉及的是“超出(委员会)工作范围的国家、国际的决定”[69]。如此一来,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就将管控放射性尘降的任务推回给了污染制造者。
五 认知转变与核武器试验的暂停
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于1958年8月向公众发布,当时美国和英国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要求暂停核试验的压力。此前5个月,即1958年3月,莫斯科突然宣布如果西方核对手能够做出一定回应,它将单方面中止所有核武器试验。但是,华盛顿和伦敦最初拒绝跟随这一提议。艾森豪威尔坚持认为,苏联必须接受有效的国际核查体系,寄希望于这一体系不仅可以防止欺瞒行为,也可以迫使苏联揭开铁幕。同时,麦克米伦坚决反对在美国与英国充分分享其核武器技术之前,采取任何措施禁止核武器试验。因此,这两位西方领导人都以自己的方式驳斥了苏联的提议,并建议东西方专家应会面商讨,确定核查各国遵守禁试令的情况在技术上是否可行。1958年8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专家会议发表了一份肯定该技术可行性的报告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允许交换武器信息的立法,美英两国政府才联合宣布暂停核武器试验1年[11]。
这些是否意味着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的报告对西方核大国没有任何影响?事实上,仔细观察华盛顿的决策过程可以发现,政府间专家组的认知谈判是如何微妙而又根本地改变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禁试政策的两大途径。首先,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为美国决策者设定了一个做出暂停核试验决定的严格时间限制。1958年7月底,随着日内瓦会议即将圆满结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向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新任主席约翰·麦科恩(John A. McCone)强调,美国应毫不拖延地宣布暂停核试验的计划,因为“无论如何,这对下届联合国大会都是必要的,特别是考虑到未来联合国专家报告的某些方面”[70]。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政府正是因为意识到了放射性尘降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的影响,以至于不敢在暂停核武器试验的声明中提及。正如杜勒斯向麦克米伦解释的那样,如果西方宣布暂停测试的决定是为了公共健康,“那么我们实际上可能已经断了后路”,即使禁试谈判失败,也无法恢复核武器试验[71]。然而讽刺的是,美英联合声明中明显避开了放射性尘降问题,这反而突显了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报告对美国禁试政策的重大影响。 其次,作为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替代方案,美国核禁试的反对者重新提出了限制核武器试验的想法。1958年5月,在苏联宣布暂停核试验2个月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建议美国应将大多数核武器试验转移至地下进行,同时寻求一项国际协议,将每年的放射性尘降排放量限制在百万吨级的裂变当量内[72]。两个月后,当白宫倾向于做出暂停核试验决定时,利比和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竭力主张麦科恩支持总顾问委员会的提议,他们认为“如果未来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尘降能够被限制或消除的话,那么最有力的反对继续试验的意见也将被消除”[73]。尽管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无视了这一最后关头的请求,但1959年初,由于美国要求对苏联境内一个疑似地下核试验场地进行现场检查,使得谈判陷入了僵局,部分核禁试的提议又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11]。就这样,关于放射性尘降全球辐射危害的公共话语不断变化,即便在核武器试验暂停期后,这种变化仍重塑着美国的核禁试政策。
六 结论
1954年3月,比基尼环礁上成功进行的布拉沃核武器试验,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正视人类世的困境,即放射性污染的规模跨越了空间和时间,模糊了有关环境变化的科学与道德的界限。本文通过四个连续的阶段,论证了面对种种未知下的认知交锋是如何逐步改变全球放射性尘降危害的公众话语的。首先,缺乏组织化的辐射遗传效应方面的专业知识,引发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遗传学家之间旷日持久的公开辩论。第二,科学家运动通过提出了一项在联合国领导下的、独立的科学审查方案,打破了这种认识上的僵局; 引入第三方来应对放射性尘降的相关争议,引发了有组织的辐射防护专业知识的全面重组。第三,尽管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试图在幕后进行密切合作,但二者未能就锶-90的致癌风险达成共识,从而使放射性尘降问题的重要性被提升至与核禁试问题相当。最后,苏联生物学知识的重建和铁幕两侧日益紧密的科学联系,使苏联科学家得以在放射性尘降对人类健康影响这一问题上,成功促使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采取了更为审慎的态度。
人们对全球辐射危害认识的逐渐转变,反过来又在许多重要方面影响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禁试政策。正如1956年总统大选表明的那样,这一认知转变大大提高了美国核禁试倡导者的地位。然而,公众舆论并不是放射性尘降争议与核禁試辩论交集的唯一场所。这篇文章还表明,认知交锋打破了美英两国在核禁试问题上的政治团结,加深了华盛顿在国际上的孤立局面。更重要的是,核禁试的反对者在不断否认放射性尘降对人类危害的同时,通过一些限制核试验的提议和包括“清洁炸弹”和地下试验在内的技术创新,战略性地转移了公众对放射性污染的日益关注。这种来自辐射危害否认者的令人惊讶的灵活性、创造性反应,使人们对暂停核武器试验的传统说法产生了质疑,过去普遍认为这是核禁试倡导者战胜反对者的胜利。这有力地表明,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的决策过程是相当辩证的,核禁试辩论的双方都试图利用人们对核辐射全球健康影响不断变化的理解,为各自的政治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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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放射性尘降 核禁试政策 核武器试验 艾森豪威尔政府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执政期间的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放射性水平持续增加的星球。估算表明,1953—1958年间,美国、英国和苏联进行了223次大气、地面或水下的核武器试验,总当量约为1.4亿吨TNT[1]。尽管有小部分放射性残渣很快落在试验场周围的地面上,但大部分残渣仍悬浮在大气中,穿越很远的距离才能落至地球表面。历史学家约翰·麦考马克(John McCormack)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放射性尘降的全球性扩散无论是其规模还是强度,都成为“战后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环境问题——甚至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2]。直到1958年11月,当美国、英国和苏联这三位核竞争对手进入禁试谈判阶段,并暂时中止了所有核武器试验,全球放射性尘降的排放才告一段落。尽管更持久的解决方案需要等待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Partial Test Ban Treaty)的缔结,但核武器实验从1958年11月持续至1961年8月的短暂止步,为这个处在冷战和放射性污染双重焦虑中的世界,带来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艾森豪威尔政府核政策的相关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这些文献往往忽视了对全球环境背景的关照。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已经表明,尽管总统与其顾问们公开发表了关于核边缘政策的好战言论,但他们的行动在国际危机期间仍相当谨慎,最终与苏联陷入了核对峙的僵局[3—6]。但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积极追求核武器的技术优势,在太平洋和内华达州进行了超过120次的核武器试验。每一个在地表爆炸的核装置都会向大气释放大量放射性残渣,缓慢但持续地提高全世界的电离辐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冷战不同于其他的重大冲突——它是一场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战争。“人类世”是新近提出的一个术语,用以描述人类活动成为地球变化主要驱动力的最新地质时代[7—8]。虽然历史学家承认放射性尘降问题在禁止核武器试验辩论中的重要性,但他们的主要关切仍集中在核裁军问题的各个方面,如核查(verification)问题等[9—12]。此研究以最新学术成果为基础,将重新审视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全球范围放射性污染背景下的核武器禁试政策,并力图阐明自然环境是影响冷战的重要因素之一[13—14]。
核军备竞赛提升了我们所在星球的放射性水平,但这一全球环境变化是否会对人类产生危害,成为了一个有高度争议的问题。虽然放射性尘降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会将其平均辐射水平降至一个较低范围,但这反而使我们更难确定它的生物效应。同样难以确定的,是全球放射性污染的道德蕴含。如果辐射对健康的影响与其剂量成正比,那么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放射性尘降只会轻微增加地球上任何个体受到伤害的风险;但从绝对值来看,它的总体影响将是巨大的——放射性尘降将影响到世界范围内几代人口的数量。最关键的是,由于任何关于全球放射性尘降危害的结论必然会从人类健康的角度出发,加强或破坏核禁试的理由,其牵涉的政治风险也极高。因此,全球放射性尘降的污染问题并不属于传统的科学知识领域,而属于社会学家西尔维奥·冯托维奇(Silvio Funtowicz)与杰罗姆·拉维兹(Jerome Ravetz)所称的“后常态科学”,即“事实不确定、价值存争议、风险极大、决策紧迫”[15]。
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特别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U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里反对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人士,一再否认、驳斥和淡化放射性尘降对人类的危害,这是意料之中的。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并非唯一一个拥有政治授权评估辐射生物效应的专家机构,它深刻地依赖于两个非政府组织的辐射防护知识与实践:美国国家辐射防护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Radiation Protection)和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此外,由于放射性尘降问题在美国国内外的科学家中引起巨大争议,美国和英国政府不得不委托美国国家科学院(the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the British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the United Nations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the Effects of Atomic Radiation)进行研究。
这些与辐射防护相关的科学咨询委员会,其内部与外部都牵涉了复杂且动态的相互联系,历史学家们已对此进行了一定探索。索拉婭·布迪亚(Soraya Boudia)追踪了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和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发展演化的过程,并指出: 科学家们为辐射危害的技术管理建立了一个国际结构,通过这一精心打造的客观和权威形象促使公众接受有争议性的技术[16]。然而,这种全球性的认知协作实际上充满了矛盾。雅各布·汉布林(Jacob D. Hamblin)在其对美、英两国有关海上处置放射性废物问题互动的研究中证实,来自不同学科和国家的科学家,经常因放射性废物处置问题中科学的不确定性与价值争议而发生冲突[17]。一些新近研究揭示出了组织化的公共卫生、环境事务的专业知识中政治因素的影响,本文基于这些研究成果,将探讨放射性尘降争论中的认知交锋过程,试图说明每个专家机构是如何根据不同的关注点评估放射性尘埃的生物效应,以及由此产生的分歧如何引发公众对核武器试验安全性的争论,最终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禁试政策走向暂停核武器试验的决策。 一 认知僵局
1954年3月1日,代号为“布拉沃”(Bravo)的热核武器试验在位于赤道太平洋的美国托管领土比基尼环礁上进行。自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就任总统以来,他与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一直试图通过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威慑力来阻挡共产主义国家的“侵略”。布拉沃试验展示了相当于1500万吨TNT炸药的爆炸威力,使得这种威慑力具有了技术上的信服力。然而,这一成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试验爆炸产生的强放射性羽流向禁区外扩散,数百名美国军人、马绍尔岛居民和一艘金枪鱼船上的日本渔民暴露在有害级别的辐射水平下。这次试验还将放射性残渣散布到了太平洋及其以外地区。日本的食品检查员和科学家们,在空气、水和食品中发现了少量但可检测到的放射性物质[18—19]。这场比基尼群岛的核辐射灾难无论在日本本土还是其它地区,都引起了轩然大波。杜勒斯担心这可能会瓦解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冷战联盟,因此警告说,一股“歇斯底里的浪潮”正在“驱使我们的盟友远离我们”,杜勒斯敦促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施特劳斯(Lewis L. Strauss)“说些使这一观点回到理性领域的东西”[20]。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成立于1947年,最初是一个负责美国原子能的开发、生产和管控的民间机构,此后成为总统在所有核事务上唯一的咨询机构。然而,委员会在认识上的垄断还没有形成。出于推广与监管间的利益冲突之忧,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寻求外部专家委员会的支持以树立其科学权威,合法化其风险判断。美国国家辐射防护委员会是一个由来自多个辐射物使用团体的代表组成的非政府组织,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标准正是基于该委员会提供的指南[21]。然而,全球放射性污染问题已经超出了美国国家辐射防护委员会的监管范围。该委员会提出了“允许剂量”的概念,以表示“发生这种(辐射)伤害的概率必须低至普通人容易接受的风险”的暴露水平[22]。然而,遗传学家们提出了所谓的线性非阈模型(linear non-threshold mode),该模型假定无论辐射剂量多么小,遗传损伤都将与剂量成正比,且这些影响是可累积的。随着核武器试验带来的放射性尘降使全世界的人口都受到低剂量辐射的影响,包括阿尔弗雷德·斯图特万特(Alfred H. Sturtevant)和赫尔曼·穆勒(Herman J. Muller)在内的一些美国著名遗传学家都敦促不要忽视放射性尘降遗传[23]。
由于当时没有外部专家机构来评估辐射的遗传效应,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与其他辐射源相比,核武器试验所涉及的遗传风险可以忽略不计。该结论的第一个参照基准是来自宇宙射线、岩石、镭水和人体内钾的放射性同位素的自然辐射。委员会指出与自然辐射相比,核武器试验所增加的遗传有效剂量极为微小,且其辐射量因地而异。这也意味着即便核武器试验的确产生了过度的遺传风险,也无法以目前的统计精度检测出来[24]。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另一个参照基准,即人造辐射源,如医用X射线、荧光手表和核能等。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甚至将比较范围扩展至现代社会中的各种一般风险中,如吸烟、交通事故和肥胖等。1957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锶-90作为一种高度致癌的、主要积聚在人体骨骼的核爆炸产物,其平均残留量的确有可能缩短世界人口的预期寿命,但这就如同“我们所经历的一些机械事故,正是我们机械化和充满活力的时代这一‘优势’的部分代价”[25]。
并非所有批评家都认同这些言论。斯图特万特拒绝接受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提出的相对风险分析,认为核武器试验造成的遗传问题极具隐患,因为这会在自然辐射源的基础上继续叠加最低风险。他还认为,将放射性尘降的遗传风险与现代社会的一般风险进行比较有失公正,现代社会的风险是人们在自由的、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被接受的,但“在放射性尘降的问题上,我们都无可奈何地屈从了”[26]。然而他的许多同行却不以为然。虽然遗传学家们一致支持线性非阈假说,但在道德和政治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却大相径庭。对于那些相信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也信奉冷战共识的人来说,因军事与和平目的利用原子能而使辐射水平略有增加,从成本效益来看这是完全正当的[27]。许多科学家还告诫不要卷入关于核武器试验益处的辩论——这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28]。
尽管遗传学家们未能就全球放射性污染问题达成共识,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加强了对放射性尘降相关信息的控制,以打击它所谓的不负责任和有害的猜测。1954年秋,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关于放射性尘埃问题的声明,寄希望于该声明能够带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美国国务院说服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保留了这份文件,担心它可能会令美国盟友和公众舆论不安。直到1955年2月,该文件才公之于众,但这只是进一步证实了批评家们的怀疑,即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故意隐瞒了与官方观点相抵触的数据[9]。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试图使批评者保持沉默的努力,进一步加剧了互不信任的气氛。1955年夏,正值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之时,有消息透露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曾秘密向会议组织者施压,阻止穆勒就辐射遗传危害问题发表口头报告。这一秘密行动适得其反,许多科学家公开谴责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对学术自由的高压干预[23]。随后放射性尘降的相关争论陷入了僵局,无论哪一方都无法满意地化解这一难题。
二 重构组织化的专门知识
这一广受公众关注的全球健康问题争论长期未取得进展,直至科学家运动介入其中,这场认识僵局才开始被打破。1955年3月,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发表声明,呼吁联合国建立一个包括美国、英国和苏联在内的科学家委员会。根据该提案,该委员会将评估核武器试验带来的遗传风险、确定释放辐射的最大允许剂量、建议联合国大会采取适当监管措施,以将放射性尘降导致的辐射水平变化保持在商定的限值内[29]。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之所以加入这场争论,部分原因是担心随着核军备竞赛和核扩散的持续,未来核试验带来的辐射遗传风险将变得更加严峻。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相信一项国际性的放射性尘降研究,将会为核裁军进程带来一个“小突破”。由于核战争所涉及的遗传风险几乎必然超过和平时期核试验的最大允许限度,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希望所有国家“对原子战争的后果和军备限制与管控之必要性,采取更加现实的态度”[29]。简言之,科学家运动的目的不仅是将风险判断的科学权威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转移到一个国际科学机构中,而且还将评估本身与限制核武器试验、全面裁军直接联系起来。
尽管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提议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但美国和英国政府最初都拒绝了它。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核禁试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各方均认为应将其视为国家安全问题,而非公共卫生问题。核禁试的反对者将低剂量辐射的遗传效应的巨大不确定性视为不采取行动的借口,声称“只要持续的技术研究不能提供坚实的证据基础,这些担忧就不能成为放弃我们核武器试验的理由”[30]。然而,同样的不确定性也可能为采取预防措施提供依据。正如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一位官员所指出的,如果拟议中的科学审查暴露了“安全”辐射剂量所有的不确定性,那么它很可能对限制核试验甚至禁用核武器的呼声有利,并为其创造不可抗拒的势头[31]。为防止这种结果出现,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美国国防部坚持认为在新的数据或学术共识出现之前,“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确定危险阈值的主张,是不合时宜且不谨慎的”[32]。
为了缓解在国际层面上进行独立放射性尘降风险评估的压力,美国和英国政府分别宣布,要求各自的国家科学机构——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参与研究放射性尘降的生物效应。然而这一先发制人的行动未能遏制进行国际调查的呼声。1955年4月,在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发出呼吁的一个月后,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Biological Sciences)呼吁非政府学术机构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调查放射性尘降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然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示,这种缺乏政治监督的研究是危险的。作为替代方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 Jr)建议美国赞助成立一个联合国下属的科学委员会。与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呼吁不同,洛奇建议将这一新委员会的任务授权范围限定于收集和分发联合国会员国提交的科学数据和出版物,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将得以保留其对自身放射性尘降评估的控制权[33]。
洛奇在1955年6月公开宣布了他的想法,英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政府也同意与美国一道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相关的决议草案。然而,共同提案国随后进行的讨论导致了提案中一些内容的重大变更。最初的版本允许联合国秘书长根据各政府代表组成的提名委员会的推荐来任命科学家,从而赋予专家组成员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但据报道,美国政府越来越担心专家小组可能会以某种方式介入政治事务,正如一些知识分子在7月发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一样[34]。为约束和控制科学家,共同提案国一致同意由每个会员国任命专家为其官方代表。这意味着政府将能够通过其指定的科学家,对专家组的审查过程施加直接且有力的影响。
另一个重大变化涉及职权范围。如前所述,华盛顿方面希望该专家小组不过是一个信息交换所。然而伦敦方面则建议,允许专家组评估收集的数据并就放射性尘降问题发布全面的报告。英国官员认为,只有到那时才有可能结束这场漫长而拖沓的争论。他们对英美科学的国际领导力充满信心,认为如果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能先于联合国专家组完成报告,将“定下联合国科学家们的讨论基调”,并防止“(苏联的)同行误入歧途”[35]。因此扩大联合国专家组的授权,实际上会大大提高美国和英国政府在各自国家审查中的政治风险。
然而联合国大会一经召开,共同赞助者很快便失去了对专家组构成的控制。最初的成员国名单共有11个国家,其中美国及其6个冷战同盟国(澳大利亚、巴西、英国、加拿大、法国和日本)相对于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和中立国(印度和瑞典)来说,在数量上占据了明显优势。尽管西方阵营成功地挫败了苏联引进更多共产主义国家的努力,但它还是不得不勉强接受了另外四个国家(阿根廷、比利时、埃及和墨西哥)的加入。正如英国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扩大成员数有将志同道合的西方国家置于少数派的潜在风险[36]。政府间专家组最终于1955年12月成立,当时的名称为“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ited Nations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the Effects of Atomic Radiation),该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英的认知导向。
三 认知分野
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报告的提交期限为1958年夏天,在此之前,美国和英国政府正焦急等待着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研究的完成。这两个机构在各自的国家都拥有科学权威,美国国家科学院于1863年被美国国会授为杰出学者协会,负责向联邦政府提供科学咨询; 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成立于1919年,它不仅管理着英国的医学研究基金,同时也是英国首屈一指的公共卫生顾问机构。美国和英国政府认为,如果这些机构免受核禁试的政治压力,自然会基于辐射生物效应的科学事实得出类似结论。事实上,这两个机构在研究过程中進行了密切磋商,甚至决定在1956年6月12日同一天向公众发布他们的报告,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所谓的一致意见的影响[37]。然而如前所述,全球辐射危害的问题涉及科学的不确定性和核心的价值冲突。因此,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科学家不得不出于他们各自科学和监管的考虑,做出一些假设来填补这些知识空白。 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在研究中共同面临的最具争议的问题是辐射的遗传效应。实际上,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NAS Committee on the Biological Effects of Atomic Radiation)的遗传学专家组包括了穆勒、斯图特万特和其他严厉批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人。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遗传学家们都重申了线性非阈假说,认为由于基因损伤与剂量成正比,放射性尘降的辐射暴露将提高人类突变率,且几乎所有额外的突变都对生物有害。然而美国人更进一步,确定了美国人口的“遗传允许剂量”(genetically permissible dose): 30年的生育周期内,平均剂量为100毫西弗。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其他继续忽视基因损伤的人对此感到失望,他们试图通过制定一个低水平但更实际的剂量限制,迫使辐射物质的使用者来解决这一问题[38]。通过私密的渠道得知这一决定后,英国人匆忙在报告初稿中加入了类似的指导方针,以与美国人保持一致[37, 39]。
讽刺的是,这些旨在控制辐射暴露的战略举措,使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遗传学家们的观点,更加接近美国政府对全球辐射危害的看法。如前所述,像斯图特万特这样的批评者长期以来一直谴责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淡化放射性尘降的遗传风险、将其与来自其他辐射源的辐射进行定量比较却不承认该风险将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的事实。然而,“遗传允许剂量”提供了另一个潜在的误导性参考点。实际上,这两个机构都发现在其各自的国家来自放射性尘降的遗传有效剂量小于新建议限值的1%。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遗传学专家组的领导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用家庭预算的比喻来总结委员会的观点:“的确,这仍然不是我们年度预算中可以忽略的部分。它仍然值得仔细检查,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对此进行所有讨论。”[38]这恰恰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一直以来主张的论点。尽管斯图特万特和其他一些成员表示强烈反对,但遗传学专家组一致批准了该报告初稿,报告宣称尽管从绝对意义上讲放射性尘降的遗传风险是有害的,但无论在过去还是可预见的未来,这种风险都将是微不足道的[40]。
尽管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遗传学家出人意料地认同了美国和英国政府的观点,但研究非遗传(体细胞)效应的学者之间产生了分歧,尤其是在锶-90的癌症风险争议上。这一事态进展使华盛顿和伦敦感到意外。与遗传学家不同,肿瘤学家倾向于忽视低剂量辐射的致癌作用,认为恶性肿瘤是一个多阶段事件,因此即使在理论上不存在剂量阈值,在实践中也很可能存在[23]。另外,华盛顿和伦敦认为两个委员会体细胞研究专家组的成员在政治上是可靠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为美国和英国的原子能机构工作,并在美国国家辐射防护委员会和其国际层面的对应机构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中担任重要职务。然而两个专家组对放射性尘降的癌症风险评估结果却截然不同。美国专家组提供了一个令人安心的估计,表明人体骨骼中锶-90的含量远低于美国国家辐射防护委员会和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对普通人群建议的最高允许浓度[40]。英国专家组虽然同意了这一说法,但还补充道,如果人体内锶-90水平显示出超过最大允许浓度1/10的迹象,则应及时采取对策。英国专家组还警告说,人体骨骼中锶-90的含量在未来几十年内或将达到这一“警告剂量”(warning dose)[39]。
在放射性尘降的健康影响问题上,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体细胞研究专家组的看法被預期应与其政府的观点十分接近,但为何最终结果却存在出入呢?正如此前遗传学家的案例一样,科学考量与监管考量共同左右着医学研究人员的判断。一方面,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的专家组有意识地将其工作局限于对现有文献的审查,既没有进行新的研究,在允许剂量的设定问题上也推迟了,他们等待美国国家辐射防护委员会和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的意见。尽管承认了美国医学放射学家和日本原子弹幸存者提供的全身性辐射暴露数据表明白血病可能与线性非阈模型有关,但专家组成员们认为在剂量估算方面这些研究并不可靠[23]。该专家组主要由内科医生组成,他们也倾向于从计算风险的角度考虑问题。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阿贡国家实验室的奥斯汀·布鲁斯(Austin Brues)指出,如果锶-90的辐射量只是天然镭的一小部分,那么抱怨锶-90问题“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愚蠢的”[41]。
另一方面,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专家组既有意愿也有资源来挑战现有准则与直觉判断。专家组中的一些成员长期以来一直对锶-90的最大允许浓度值的科学依据持怀疑态度,认为用于估测最小伤害剂量的镭漆画家中骨癌发病率的原始数据量过少,无法排除其与线性非阈模型联系[42]。作为研究资助方,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还得以资助针对接受X射线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炎性关节炎)患者的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结果表明,白血病发病率可能与估算出的剂量成正比[39]。此外,在英国观测到的放射性尘降沉降速度要比美国快得多。专家组不仅对是否存在致癌安全辐射剂量心有疑虑,还因环境中放射性尘降的迅速累积而感到震惊,最终决定在报告发布前夕将“警告剂量”纳入报告草案中[43]。然而此时,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的专家组已经完成报告工作,无法做出最后的努力来弥补与英国同行这一突如其来的分歧。
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之间的认识分歧,在诸多关键方面影响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禁试政策。首先,英国人放弃了华盛顿在核武器试验方面的立场。当两个委员会发布报告时,英国首相安东尼·伊登(Anthony Eden)正准备宣布在太平洋进行首次英国热核武器试验的计划。考虑到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对放射性尘降问题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伊登及其部长们得出结论:“世界的科学见解和大部分美国的科学见解,很可能会与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达成一致。”[44]愈演愈烈的核禁试压力将会全面停止英国核武器计划,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伊登选择了“适度限制核试验”的替代方案。1956年7月23日,伊登告知下议院,政府愿与美国和苏联就一项国际条约进行谈判,以遏制核武器试验中放射性尘降的排放[45]。 大西洋彼岸的认识分歧,也促使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一些官员重新考虑他们过去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限制核武器试验的主张。在1956年3月至9月在伦敦举行的裁军谈判中,苏联宣布支持立即禁止核武器试验。为重新获得主动权,艾森豪威尔的裁军顾问哈罗德·斯塔森(Harold Stassen)敦促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其他机构提出积极的反向提案[11]。对此,美国著名核化学家、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威拉德·利比(Willard Libby)起草了一份限制核武器试验的计划。鉴于大多数核禁试的支持者担心的是辐射对健康的影响,利比建议美国寻求达成一项国际协议,即为放射性尘降的排放量设定年度上限,从而将全球范围内的锶-90水平无限期地维持在普通民众的“最大允许浓度”以下[46]。与英国人一样,利比并没有忽视公众对放射性污染日益严重的担忧,他试图通过提供一种限制性核武器试验的选择,来分化和征服核禁试的支持者。
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是西方核盟友之间的认识分歧直接影响了195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核禁试辩论。同年4月,与艾森豪威尔竞争的民主党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宣布,作为和平倡议的一部分,他支持暂停热核武器试验[47]。然而,当他在9月再次谈到这一话题时,公众的注意力已转移到了所谓的锶-90风险上。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报告中对癌症风险的乐观看法,引起了美国内外越来越多科学家的尖锐批评,史蒂文森立刻抓住了这一争端,试图促成他的成功竞选[47]。随着禁止核试验成为一个重大的党派问题,杜勒斯突然撤回了对斯塔森政策审查的支持,认为这样的行动在政治上不合时宜。尽管艾森豪威尔亲自干预以确保继续对斯塔森政策进行审查,但这项新的政策倡议已不可挽回地失去其在选举中的热度[11]。艾森豪威尔在总统选举中的压倒性胜利,也终止了史蒂文森对氢弹试验禁令的谋求。
然而,美国核禁试反对派的成功回击,几乎没有打破华盛顿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孤立局面。即使在总统大选结束后,英国仍然继续寻求达成一项国际协议,该协议将为每个产生污染国家设定放射性污染物排放的年度上限。为迫使英国放弃这一想法,施特劳斯及其同事以“清洁炸弹”(clean bomb)的设想,对技术可行性提出了挑战。“清洁炸弹”是一种聚变增强型核武器,单位当量裂变产物较之前更少[48]。他们认为若开发成功,这种炸弹不仅可以为污染问题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也无需再出于监管目的对放射性尘降的排放进行可靠估算[49]。英国人认为这种浮于表面的技术论点无法令人信服,但仍然敏锐地感知到了“清洁炸弹”背后的政治信息。1956年秋,苏伊士危机已导致英美关系紧张,于1957年1月接替伊登担任总理的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已无力与英国这个关键盟友进一步对抗。在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在施特劳斯的坚持下,1957年3月举行的首脑会议同意在未经英美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不寻求禁止或限制核武器试验[50]。
尽管华盛顿和伦敦设法在核禁试问题上恢复了政治统一,但此时他们在放射性尘降问题上的认知领导力已明显减弱。与政府的预期相反,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在锶-90的癌症风险方面的分歧,将放射性尘降的争议与美国内外的核禁试辩论紧密联系了起来。当全世界都在等待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的最终裁决时,美国和英国正面临着他们最强大的对手:苏联。
四 认知谈判
放射性尘降的争议刚一开始,苏联就试图将全球放射性污染问题与禁用核弹的宣传直接联系起来。当西方大国在1954年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成立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的方案时,苏联代表正试图推动修正案,要求立即停止核武器试验,理由是放射性尘降与X射线或其他辐射源不同,既无法带来社会效益也无法实现技术可控,但这一修正案以失败告终[51]。然而,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中的苏联代表团最初在推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目的时收效甚微,部分原因与苏联提供的科学信息数量有关。美国和英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系统测量其核武器试验场地外的辐射水平,但苏联向委员会共享的辐射数据表明,苏联显然只是为了应付委员会的要求,启动了非机密试验场地外辐射尘降监测计划[52]。1956年4月,当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时,英国代表团告知伦敦,苏联根本没有提交任何科学出版物,声称“他们无法为委员会提供有用的数据,这一点往往会降低他们在较小代表团中的威信”[53]。
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中的苏联科学家准备不足,无法就辐射的遗传效应进行充分讨论。如前所述,辐射导致染色体突变的研究为线性非阈假说提供了最为可靠的科学基础,这一关键命题使人们得以設想出少量辐射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危险。然而在苏联,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D. Lysenko)曾抨击染色体遗传理论,认为这是一个无用的抽象概念,有机体能够适应环境并将后天获得的特征传递给后代。1948年,他说服了斯大林禁止基因遗传学研究,并从研究机构中清除了他的科学竞争对手,尤其是尼古拉·杜比宁(Nikolai P. Dubinin)[54—57]。尽管一些遗传学家设法幸存了下来,最极端的政治迫害形式随着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而终结,但李森科在遗传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严重削弱了苏联科学家在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中的影响力。当委员会在1957年3月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讨论遗传损伤问题时,苏联人未就该主题提交任何书面报告,这与美国人和英国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贡献了政府间小组会议收到的9份出版物中的5份[58]。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苏联科学家在辐射问题上变得更加坚定自信。这种态度改变的原因有二。首先,一批知名的苏联核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在反李森科的斗争中,向遗传学研究人员提供了帮助[54, 59]。这个跨学科联盟一再强调放射性尘降问题,认为这正是遗传学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之一。1957年3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建立以杜比宁为主任的细胞学和遗传学研究所提案时,地球化学家亚历克桑德尔·维诺格拉多夫(Aleksandr P. Vinogradov)表示强烈赞同,并宣称单凭遗传学就可以为“争取和平、禁止核武器试验、停止军事利用原子能”提供解决方案[60]。反李森科的科学家们敏锐地意识到克里姆林宫的冷战议程,他们利用这场影响深远的争论来强调基因知识的重要性。 第二个原因是苏联遗传学家及其支持者通过科学家中积极分子构建起的跨国网络,与西方同行建立了联系。1957年7月,伯特兰·罗素和他的合作者在加拿大小村庄帕格沃什(Pugwash)组织了一次科学家国际会议,讨论了核武器的风险,这构成一个转折点。苏联科学院原计划派遣4名科学家,其中包括两名被称为李森科支持者的生化学家亚历山大·奥帕林(Aleksandr I. Oparin)和诺艾尔·西萨基安(Norair M. Sisakian)。然而,就在会议召开前不久,科学院突然将奥帕林和西萨基安从与会者名单中删除,并增加了生物物理学家亚历山大·库津(Aleksandr M.Kuzin)[61]。尽管最后一刻的改组没有任何公开解释,但很明显,当时临时托管杜比宁实验室的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库津与西方同行所讲的科学语言是一样的。意料之中,帕格瓦什会议一致认可线性非阈假说,将其作为评估放射性尘降遗传和癌症风险的审慎基础[62]。
克里姆林宫立刻意识到这一跨越铁幕的科学共识的政治价值。帕格沃什会议结束后,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 · 格罗米科(Andrei A. Gromyko)致函中共中央委员会,敦促“利用外国科学家发起的一场运动”促使西方国家同意即刻的且无条件的核试验禁令[61]。对此,苏联科学院展开了密集的宣传运动,在全国组织群众集会,发表了一系列由大量苏联科学家签署的公开声明,强烈谴责持续的核武器试验对全球健康的负面影响[63]。与此同时,一些反李森科的科学家也把他们的专业知识“借给”了联合国辐射科委的苏联代表团。库津作为代表团的遗传学顾问,得到了由杜比宁和另外两位遗传学家提供的相关数据。代表团团长、生理学家安德烈·列别登斯基(Andrei V. Lebedinskiy)和他的同事兼病理学家尼古拉·克拉维斯基(Nikolay A.Kraevskiy)主管了与癌症和其它非遗传效应有关的工作[64]。直至1958年初,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在最终发布报告前再次讨论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草案时,苏联科学家才真正具备了在科学和政治上挑战美英认知领导力的实力。
正如列别登斯基后来向莫斯科的科学院成员解释的那样,由于低剂量辐射生物效应的相关知识状态非常不确定,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正处于“科学史上的一个有趣境遇中”[64]。用英國观察员的话来说,苏联代表团一贯强调的认知是“给出(损害的)最大估计值,并接受最大不确定性”[65]。例如,当委员会审查摄入锶-90引起的白血病风险时,任特派调查员的美国代表奥斯汀·布鲁斯(Austin Brues)在总结时认为,阈值存在与否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列别登斯基对此立即提出异议,认为非阈值理论“必须对该问题给予高度重视,毕竟医学统计数据还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66]。双方最终达成了折中的法案:在阈值和非阈值假设的双重基础上,计算与核武器试验相关的白血病发生率。
在解释科学的不确定性问题时,苏联代表团成功促使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转向了更为谨慎的态度,并更进一步直接将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与核禁试问题联系了起来。委员会会议即将结束时,列别登斯基对报告草案进行了一项修正,他要求禁止核试验,并宣称即使是最微量的放射性尘降也不应被容忍,因为它超出了人类的可控范围,可能会伤及世界范围内的大量无辜者。美国和英国代表团震惊地发现,即使是像瑞典这样的西方成员国也强烈支持划清放射性尘降和其它危害之间道德界限的想法[67]。由于担心少数派的报告会严重削弱委员会的威信,美国人同意了比利时人提出的措辞谨慎的折衷意见[68]。1958年6月,委员会在一致通过的修订草案指出,停止核试验将有助于减少全球范围内的辐射暴露程度,并补充道这一问题涉及的是“超出(委员会)工作范围的国家、国际的决定”[69]。如此一来,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就将管控放射性尘降的任务推回给了污染制造者。
五 认知转变与核武器试验的暂停
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于1958年8月向公众发布,当时美国和英国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要求暂停核试验的压力。此前5个月,即1958年3月,莫斯科突然宣布如果西方核对手能够做出一定回应,它将单方面中止所有核武器试验。但是,华盛顿和伦敦最初拒绝跟随这一提议。艾森豪威尔坚持认为,苏联必须接受有效的国际核查体系,寄希望于这一体系不仅可以防止欺瞒行为,也可以迫使苏联揭开铁幕。同时,麦克米伦坚决反对在美国与英国充分分享其核武器技术之前,采取任何措施禁止核武器试验。因此,这两位西方领导人都以自己的方式驳斥了苏联的提议,并建议东西方专家应会面商讨,确定核查各国遵守禁试令的情况在技术上是否可行。1958年8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专家会议发表了一份肯定该技术可行性的报告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允许交换武器信息的立法,美英两国政府才联合宣布暂停核武器试验1年[11]。
这些是否意味着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的报告对西方核大国没有任何影响?事实上,仔细观察华盛顿的决策过程可以发现,政府间专家组的认知谈判是如何微妙而又根本地改变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禁试政策的两大途径。首先,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为美国决策者设定了一个做出暂停核试验决定的严格时间限制。1958年7月底,随着日内瓦会议即将圆满结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向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新任主席约翰·麦科恩(John A. McCone)强调,美国应毫不拖延地宣布暂停核试验的计划,因为“无论如何,这对下届联合国大会都是必要的,特别是考虑到未来联合国专家报告的某些方面”[70]。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政府正是因为意识到了放射性尘降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的影响,以至于不敢在暂停核武器试验的声明中提及。正如杜勒斯向麦克米伦解释的那样,如果西方宣布暂停测试的决定是为了公共健康,“那么我们实际上可能已经断了后路”,即使禁试谈判失败,也无法恢复核武器试验[71]。然而讽刺的是,美英联合声明中明显避开了放射性尘降问题,这反而突显了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报告对美国禁试政策的重大影响。 其次,作为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替代方案,美国核禁试的反对者重新提出了限制核武器试验的想法。1958年5月,在苏联宣布暂停核试验2个月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建议美国应将大多数核武器试验转移至地下进行,同时寻求一项国际协议,将每年的放射性尘降排放量限制在百万吨级的裂变当量内[72]。两个月后,当白宫倾向于做出暂停核试验决定时,利比和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竭力主张麦科恩支持总顾问委员会的提议,他们认为“如果未来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尘降能够被限制或消除的话,那么最有力的反对继续试验的意见也将被消除”[73]。尽管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无视了这一最后关头的请求,但1959年初,由于美国要求对苏联境内一个疑似地下核试验场地进行现场检查,使得谈判陷入了僵局,部分核禁试的提议又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11]。就这样,关于放射性尘降全球辐射危害的公共话语不断变化,即便在核武器试验暂停期后,这种变化仍重塑着美国的核禁试政策。
六 结论
1954年3月,比基尼环礁上成功进行的布拉沃核武器试验,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正视人类世的困境,即放射性污染的规模跨越了空间和时间,模糊了有关环境变化的科学与道德的界限。本文通过四个连续的阶段,论证了面对种种未知下的认知交锋是如何逐步改变全球放射性尘降危害的公众话语的。首先,缺乏组织化的辐射遗传效应方面的专业知识,引发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遗传学家之间旷日持久的公开辩论。第二,科学家运动通过提出了一项在联合国领导下的、独立的科学审查方案,打破了这种认识上的僵局; 引入第三方来应对放射性尘降的相关争议,引发了有组织的辐射防护专业知识的全面重组。第三,尽管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试图在幕后进行密切合作,但二者未能就锶-90的致癌风险达成共识,从而使放射性尘降问题的重要性被提升至与核禁试问题相当。最后,苏联生物学知识的重建和铁幕两侧日益紧密的科学联系,使苏联科学家得以在放射性尘降对人类健康影响这一问题上,成功促使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采取了更为审慎的态度。
人们对全球辐射危害认识的逐渐转变,反过来又在许多重要方面影响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禁试政策。正如1956年总统大选表明的那样,这一认知转变大大提高了美国核禁试倡导者的地位。然而,公众舆论并不是放射性尘降争议与核禁試辩论交集的唯一场所。这篇文章还表明,认知交锋打破了美英两国在核禁试问题上的政治团结,加深了华盛顿在国际上的孤立局面。更重要的是,核禁试的反对者在不断否认放射性尘降对人类危害的同时,通过一些限制核试验的提议和包括“清洁炸弹”和地下试验在内的技术创新,战略性地转移了公众对放射性污染的日益关注。这种来自辐射危害否认者的令人惊讶的灵活性、创造性反应,使人们对暂停核武器试验的传统说法产生了质疑,过去普遍认为这是核禁试倡导者战胜反对者的胜利。这有力地表明,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的决策过程是相当辩证的,核禁试辩论的双方都试图利用人们对核辐射全球健康影响不断变化的理解,为各自的政治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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