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水饱含着两岸的胡杨，在一个隆起的、不高的土丘边拐了一个小弯，画了一道银白的弧线，就一路欢快地向东流去。河水流淌在空旷而辽阔的河床底部。就在它北抵河岸转头东南时，又冲向南，直顶着伟岸，这就是塔里木河古老而悠久的渡口。
　　世间的码头、渡口不下千万。它们都在村庄、城镇等人口密布的地方接送来往行人，而塔河的渡口却置身于万古荒野的胡杨林。东西数百里是萧萧莽林，南北数十里也没有人烟，孤寂的河面上只有一只独木小舟，平日里系在岸边一棵干枯了的红柳根桩上，静静地等待稀少的过客。孤舟上没有人，也没有一只飞鸟。灰褐色的躯体任凭着一河春水轻轻拍打，吟唱着单调而凄凉的悲歌。
　　谁能想到，就是这个孤寂地，没有任何人工雕凿的原始渡口，曾经是贯通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重要渡口，有中国历史上不亚于官渡的名望。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有它显赫的位置和显赫的名称——特里木渡。曾有多少游僧、商贾、探险家、猎奇者、军旅及避世的哲人从此渡过，成为他们传奇人生中的记忆。由古龟兹南行，经此而渡跨河，偏向西南，穿抵林海进入沙漠。经昆冈（今阿拉尔市）转向南，至麻扎塔格，再向南可通于阗，人称“神山道”。可能是因为路经人们朝拜的麻扎塔格（神山）而得名。这在《往五天竺国传》中有记载。过渡经径直向南行，沿克里雅河道而进可以通向扜弥、精绝、楼兰。这是一条古代穿抵沙漠要道上的古渡，也是吐蕃盘踞西域时代军事通道上的古渡。
　　1896年，瑞典学者斯文·赫定首次穿抵大漠时就是由此而行的。那时，他乘坐着一只独木舟，由一位本地的维吾尔族“船夫”用一片木板为桨划向南岸，开始了他的探险历程。27年之后，当他已是68岁高龄的时候，仍然是坐在摇摆不定的独木舟上渡过了塔里木河。在此之间，还有我国的考古学者黄文弼等都是如此渡河的。一段巨大的胡杨木挖成的小舟成为这条横断通衢大道的塔里木大河上唯有的坐乘工具，承载着历史的使命，共同完成人类的精神探索。时间飞过，到1985年瑞典人要拍摄一部纪念斯文·赫定的电影时，一批碧眼高鼻子的瑞典人带着全部的摄像器材，在我国学者杨镰先生的引领下重演了昔日苍凉及艰险的一幕，又记述了塔河古渡的昔日辉煌。
　　千百年来，塔河古渡描绘给世人难以忘怀的记忆和涉渡者的足迹，却没有聚集人口使古渡煊赫兴旺。它依然落寞地处于荒凉的塔里木河上，伴随着极少的牧人、猎户和偶尔光顾的旅客。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有了新的起色。1960年，当全国正值全民大饥饿的时代，由古渡进入河南岸原始洪荒林区的民众多达3000多人。他们在远离故土后，在与世隔绝的荒野里穴地而居，开始了原始的刀耕生活。
　　古渡成为维系塔河南北的唯一通道，也维系着几千赤贫的逃难饥民的生命。
　　不要以为塔里木河只是潺潺的一线细流，那是3月枯水期的情况。当天气变暖，雪山融化时，它方才显现出我国最大的内陆河的气势。到了7月，掀起千尺巨浪，万顷波涛，河床宽达数公里，溢出河床涌进两岸的莽林中。此时的古渡已无法再使用那原始的独木舟。南北岸数千民众彻底地与世隔绝了。中原迁徙而来的人，为了生存的需要开始造船，古渡上开始有了木质的渡船，有了摆渡的船夫。随着日月的运转和人口的增多，渡船由小渐大，由木质变为铁质，由槁桨而变为机动，由渡行人而变成可渡车马，古渡日夜忙碌无暇，变成了人声喧嚣的场所。
　　然而，两岸都是沙质的河岸，码头上又无任何人为设施，面对着滔滔大河，渡船在洪水期一天仅能涉渡一个往返，停留在古渡上待渡的人群中，不时传出病人的呻吟、孕妇的哀号和焦急求渡的抱怨。就在这千人争渡的时刻，每年都有人落水，鲜活的生命在瞬间消失于滚滚的塔河中。塔河结束了他们的生命，也留给人们永远不忘的悲哀。
　　斗转星移，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塔河南岸的无人区已是人丁兴旺的居民区，原先的不毛之地变成了棉田如海的沃野。人们再也不愿停留在抱怨古渡的哀叹中，要在古渡的地方修一座跨越大河的钢铁水泥大桥。2007年，一座长6公里多，宽可通四车的大桥建成了，原先需要等待一天的涉渡今日只是一瞬即过。人们在桥上远眺着两岸苍郁的胡杨林海，俯视脚下的滔滔河水，陷入了沉思：古渡维系着两岸的民众，民众改变了古渡的古貌。
　　就在大桥的旁边，原来渡口处的红柳桩上，依然系着一只古老的独木舟。它漂浮在水面上，静静地、悠闲地注视着大桥上飞快而过的车流，静听着传来的汽笛声，如同一位退休的老人，安逸地坐在浓荫下回味着他暑往寒来的多少春秋，从此岸到彼岸，承载着多少汗水、苦愁与欢乐，他任凭汹涌波浪的拍打和细流的抚摸，完成了他的心愿，卸去了他的负重，也逝去了他的孤独和痛楚。
　　塔河南岸，那些当年刀耕穴居的人已住进了窗明几净的新村居室，建成了一个乡级的政府和它属下的许多村落，成为我国棉花生产基地的主人。
　　古渡是历史的见证，新桥是时代的印记。古渡千秋不朽，新桥通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