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20日全国科普美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后，中国科协和中国美协决定，1980年元旦后再举办一次在京科学家与美术家新春联谊会。当时，我已经从科普美展办公室回到了本单位接手新的展览工作了，中国科协领导又急召回去，参与联谊会的筹备工作。我到了之后，立即给了我一份中国科协开具的有茅以升（1896—1989）、钱伟长（1912—2010）、林巧稚（1901—1983）等50位科学家的名单和一份中国美协提供的有江丰（1910—1982）、吴作人（1908—1997）、华君武（1915—2010）等50位美术家的名单，命我尽快亲自到这些人家里一一拜会，送上请柬，落实出席情况。那时，这些人家中有电话的极少，只得登门拜访，用了整整两周时间顺利完成了任务。如此密集地接触这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给了我一次难得的近距离学习机会，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联谊会于1980年元月5日在政协礼堂如期召开。开会的时候，我坐在角落里作记录，看到两个协会的专业摄影人员在为科学家和美术家们拍照，暗想，我若有台照相机该多好，就能记录下当时和这些人在家中见面的情景，更富有生活情趣。
　　自从参加了工作，我就开始与科技界的一些名人接触，中年之后又与美术界各种各样的名人打交道，能够“接触”，并不是我自身因素所致，而是工作平台决定的，工作结束了，我也就失去接触机会了。因此也形成了淡定的视野，在我眼里，名人与平常人都是社会的人，是平等的。何况，什么是“名人”有我自己的定位，我看重学术成就，不在意社会光环。
　　在1980年代以前是使用胶片的时代，照相机也不普及，摄影视为“技术”，大的单位都配备专业人员、器材、暗室等，以满足工作需要。由于成本高，对老百姓来说则属于高消费，因此，生活中我自己家的“留影”都不多，和名人合影的事情更少了。1990年代之后，人人都有了各类摄影器材，各种名人（特别是文艺圈）也突然多了起来，照相成了“技能”，成了玩的事情。现在打开一个画家的个人画册，都会印有与各种“名人”的合影，大都是近20多年拥有的。其实，名人为社会所知，自有仰慕者，而与名人合影不过是一种社会行为，并不具备学术意义。
　　新时期到中国美协工作之后，我经常见到人们与名画家合影的场面，也萌生过和心仪之人留影的欲念。但协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工作人员（领导人除外）不许向画家索要作品，不能随意拜会和打搅画家们的生活和创作。我胆小，怕犯错误，就不想这事了，所以我至今手中没有几张单独和名人合影的照片。
　　不过有三个人，即使处分了我，也得留个影，一位是我仰慕的理论家王朝闻（1909—2004），一位是我崇敬的油画家罗工柳（1916—2004），一位是我年轻时的偶像华君武。
　　1986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上，我和罗工柳先生合了影。
　　1987年在桂林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中，我和王朝闻先生合了影。
　　这两位学人和蔼可亲，从容地满足了我的愿望。
　　要和“君武同志”（当时在我们单位须如此称呼）合影，我有点“肝儿颤”，除了协会有上面说的潜规则，在机关里君武同志是个严厉的“家长”，不管是谁做错了什么，批评起来从不留情面。果然，我提出后，他就训斥道：“我又不是电影明星，天天和你在一起上班，照什么相！”
　　我不管！誓死也要和他照一张。
　　谢天谢地！后来还是与君武同志合影了，而且不止一次。
　　1988年秋天，终于让我等来了第一个难得的机会，距我有这个念头足足八年了。这年11月7日至14日第五届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华君武是美术家代表团（中直单位为主）团长，我是这个团的秘书。记得在人民大会堂的开幕大会结束后，各省市区的美术家代表见到华君武都很高兴，纷纷过来问候，有的就请求与他合影，那天华君武情绪很好，热情潇洒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由于工作需要我会随时跟在他身边，看到别人照时，我趁机提出要和他合影，华君武瞪了我一眼，但不好当众拒绝，我一看有戏，就赶紧抢着照了一张。虽然在陪他回会议住地的路上被他责备了几句，毕竟了却心愿，毫不在意，别提多兴奋了。
　　会后，等到我拿到照片一看，高兴不起来了。原来是张非常模糊的照片。心里真不是滋味，我从17岁认识华君武有32年了，到他身边工作也8年了，如此漫长的时间盼望着的照片怎么会是这样子的？
　　没办法，只好等机会再照吧。
　　1989年我奉命为第七届全国美展集资，一家赞助商提出要见吴作人、华君武等，于是我就带着他们去拜会，畅谈后就一起合影留念。到华君武家时，他们都照完了，我又向君武同志提出能不能单独照一张，他说，不是照过了吗？我说，上次那张是模糊的。这次华君武态度很好，高兴地与我合影了。这让我喜出望外，落空的愿望终于又实现了。
　　待拿到照片一看，又是一帧模糊的照片。
　　（见所附照片）
　　1989年春未夏初杨悦浦与华君武，看上去彼此的情绪很好为这事，让我责怪了很长时间那个为我照这两张照片的同事。他说：“真是邪了，我前后照了那么多的胶卷，没有一张是模糊的，怎么到你这张就模糊了呢？”我说，见你的鬼！再也不让你照了。
　　1990年君武同志离开了机关，见他的机会少了，我的愿望还能实现吗？
　　六年后在一次画展中与华君武相遇，恰好在我身边的一位画友提出要和他照相，君武同志答应了。我又试探性提出，能否再和他照一张？华君武奇怪地看着我——你怎么没完没了？不过，君武晚年变得亲和多了，沒有责难我。又照了一张。
　　可是照片冲洗出来后一看，又是张奇怪的照片：华君武闭着眼。这样的照片是绝对不能拿给人看的。等于没拍呀！
　　事不过三哪！怎么办？
　　想到第三次拍照时华君武已经81岁了，不久我也要退休赋闲。恐怕我的愿望无法实现了，索性打消了再和华君武照相的念头。
　　没想到又遇上一次机会。 　　2001年画家杨长槐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开幕时华君武应邀出席。他真是个明星，“粉丝”极多，人们见了他都热情地和他握手，问好，有的就要和他照相留念，华君武都大度地应允了。我看到这种状态，照相的念头又蹦了出来！可心里又犯嘀咕，前几次照成那个样子，是不是我命里注定不该有这张合影？想到这里，竟不敢再向老人家提出了。
　　我忽然看到长槐的一个家人拿着相机在为长槐与华君武照相时，便灵机一动，我就求她：你帮我个忙，我悄悄地跟在华君武的身后，别让他知道我要和他照相，你就给我多拍一些，总会有一张是好的，行不行？她说：“杨伯伯，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我就想方设法向华君武靠拢，她就努力抓镜头，咔嚓咔嚓地少说也拍了十几张。
　　這回是绝对保险了！十几张总有一张是清楚的吧？在如此“机智”的状态下把事办成了，高兴得我就差手舞足蹈了。
　　第二天一早，长槐的家人给我打来电话，急切地说：“杨伯伯，真对不起！”
　　我预感不好！是不是又照虚了？
　　“怎么啦？”
　　“昨天晚上，我那个装着照相机和胶卷的包，被人偷走啦！”
　　“……”
　　2015年中国美协纪念华君武诞辰100周年时，会场放置了一帧他的巨幅半身像，散会后，我站在照片下面，请同事为我拍了一张再也不会出问题的与华君武的“合影”。
　　可是，心情极为沮丧……
　　杨悦浦，画家、美术评论家、书法家。1938年生于北京，原籍山东招远东曲城村。中国美术家协会编审，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中国美协“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称号并被表彰，《昆嵛》文艺艺术顾问。
　　1962年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秘书处处长，《美术家通讯》主编、编审。其中国画创作，多作白描。30多年来以白描为表现手法，创作了许多具有独特画风的中国画白描作品。其中中国画《五主席图》《阅——无言的对话》入选第七、八届全国美展，《菩萨图》在2001年全国中国画展特邀展出，《玄奘取经》入选2001年黄河·中国画创作展，《尼泊尔诗人》参加2001年《荣宝斋》邀请展。作品有《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迹》等。出版《杨悦浦白描菩萨》《杨悦浦白描花卉》等画集。近几年，转向非虚构散文写作，相继在《当代散文》《昆嵛》《齐鲁晚报》《烟台日报》等发表了《台灯》《小龚》《青草地》《山丹丹》《寻常日子》《我和养马岛的故事》等非虚构散文随笔20余篇，以“介入现实、观照当下、主张在场”的非虚构散文写作在读者中引起了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