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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十分崇拜张学良，读过不同版本的张学良传记。今年8月，我出差东北，挤出时间也绕道拜谒了位于沈阳市中心的“张氏帅府”。近日，我偶尔看到几篇否定张学良“民族英雄”的文章后，为之愤然不平。再次研读张学良的有关史料，我真切地认为张学良既是历史罪人，更是民族英雄。
一
1928年6月，日本人制造“皇姑屯”事件，杀害了不与其合作的“东北王”张作霖。这杀父之仇张学良应该是刻骨’铭心的。但当1931年“9.18”事件发生时，在欢娱享乐中的张学良可能早忘掉了这段历史。当晚，日寇精心策划后，栽赃我军“炸毁了铁路，先向日军开了火”，借故挑起事端，向张学良部队所驻防的沈阳市北大营守备官兵疯狂射杀，而此时在北平陪赵四小姐看戏的张学良，得到报告后斍然下达了“不准抵抗”的命令。
从前，我总认为是蒋介石下的这道“不抵抗”的“指令”。近期我反复研读了张学良晚年接受美籍著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和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及老报人李勇等人不同时期的采访记录等史料后，更清楚了这段历史真相。张学良曾分别多次信誓旦旦对他们说：“我要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仔细研读历史，张学良所言完全在情理之中。当时他是同民政府仅次于蒋介石的“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中央授权他主政东北(包括华北等6省市)，他完全有权下此命令。
张学良后来陈述他下达“不准抵抗”命令的原因主要是这几个方面：一是在此事件之前，“中央政府的政策是不要还手，让他们(日本)打，好向‘国际联盟’(类似现在的联合国)说话”：二是“我没有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找借口”：三是“我情报不够，判断错误，以为是平常的‘挑衅’行为：我认为日本不敢那么嚣张，那样做对他们小利，这个国家一定要倒霉的”。
张学良这些陈述，一是说明他襟怀坦荡，尊重历史，敢作敢为，勇于承担历史责任：二是小抵抗、丢失国土的历史责任他无法推脱。虽然“9.18”事件有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及历史背景，但当时张学良作为封疆大吏，作为与日本人打了近10年交道的东北最高军政长官，不应该“判断错误”；更不应该把日本侵华的战略意图看“不明白”，而下达“不准抵抗”命令。
我们再看“9.18”事件发生时张学良他们在干什么。张学良率领一部分东北军在关内参加“中原大战”、“蒋冯大战”等争地盘的内战，他长期驻北京，过花天酒地的日子。9月18日晚，东北代理司令官张作相回老家锦州为父治丧；参谋长荣臻当时正在为父亲祝寿：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尚在北平“串门”；驻守部队旅长王以哲不在军营内。日寇对我国东北早已虎视眈眈，而张学良及这些军政要员都在过太平盛世的享乐生活，对日寇毫无防范准备。
日寇在东北盘踞已有10多年。此前，他们制造了多起欺压中国人的事端，张学良的一贯政策是“退让”。他后来回忆处理这类事时说：“你捣蛋，想找借口，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总是用“打不还手”，坚守“非战公约”的政策，期待让“日寇背理”，由“国际联盟”来支持中国对抗日本。
如果张学良牢记家仇国恨，下令“坚决抵抗”，中国的抗日及二战的历史肯定又将是新的一页。二战是1939年1月德国突袭波兰才算正式爆发的。日本此时入侵中国，只要中国军队抵抗，是能争取世界支持的。同时，当时张作相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是要求坚持抵抗的。张学良当时可调动的战斗部队有48万之众，其中仍驻在东北可调动投入战斗的部队也还有10多万人。特别是东北军当时还有60多架作战飞机，有大量的捷克式机关枪和苏式大炮。日寇虽然是有充分准备的武装侵犯，但他在东北的关东军还不足2万人。无论是从兵力，还是从武器装备比较，我军优势都十分明显。同时我军又在本土作战，又是正义的保卫战，不一定就败北。就是暂时战败，也能延缓日寇侵华进程，可为中国军队争取抗战作准备。
如果张学良平常对待日寇的“挑衅”行为。能像他父亲那样多点民族气节，“你日本人杀我三个中国人，赔款1500元。我也杀你三个日本人，赔你1500元”，日寇绝不会那么嚣张，绝不敢轻举妄动。如果张学良早点弄清日寇的战略意图和侵华野心，未雨绸缪，早点备战，不至于“9.18”事件发生时，军政要员解甲枕肱，东北绝不可能一个月不到全境沦陷；3000多万东北的父老乡亲也不可能在日寇的铁蹄之下苦苦挣扎14年；日寇也不可能以东北作跳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开始时就占领大半个中国。
张学良当时的心态，一是认为敌强我弱打不赢；二是希望“国际联盟”调停支持：三是抗日不是我张学良一人、一家、一个部队的事；四是说到底还是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保自己的位置，继续争天下。这一道万夫指责的“不准抵抗”命令，将我国东北的大好河山、张家父子多年经营的家业及中国军队唯有的一批战机等全部拱手让给了日寇。无论怎么说。“9.18”事件使中国的大好河山被日寇侵占他难辞其咎。直到他晚年恢复自由后，他也丝毫没有推托历史罪责的意思。他曾多次说到：“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二
张学良的历史罪过还不只这一点。1933年春，张学良在一片“民族罪人”的声讨声中，被迫下野到欧洲“考察”。1934年1月回国后，他决定继续拥戴蒋介石，建议蒋介石学德、意法西斯独裁政体；主动挑选了豫鄂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这个差事：1935年又跑到西北“剿共”。后来他对人讲：“我认为只有首先消灭共产党，解除内乱，再联合友邦，才有巩固的力量抗日。”但是他的东北军不愿意打共产党，要求抗日，要打回东北老家去。因而他与共产党作战是屡战屡败，这使他又背了一个“常败将军”的恶名。
张学良晚年也还常常自鸣得意地说：“平生无憾事，惟一好女人。”他年轻时的确是一位放荡公子，沉溺于酒色之中，尤其好色。除了于凤至、赵一荻两任夫人之外，与其相好有染的有名有姓、有身份的女性就有10多人，还有那些暗渡陈仓的风尘女子难记其数。这种纸醉金迷、挥金如土的生活，不误国事、军事才怪。
特别是失去东北后，他明显感觉钱不够用。除了增收苛捐杂税，搜刮民脂民膏外，张学良竟然干出了盗卖故宫国宝数百箱的丑事。如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唐寅踏雪寻楼阁”等绝品都是张学良当时卖出去的。
张学良晚年恢复自由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他的一些老部下、乡亲多次诚恳邀请他“回国看看”。他总是说：我真心爱国，但我不能回国。“现在有些话还不好说。”究其原因还是私心杂念太重作怪。他骨子里对共产党不信任，一身追随并敬重蒋介石。特别是“西安事变”后，他总觉得“对不起蒋公”。当祖国的和平统一希望他有个姿态 作点贡献时，他“看破红尘”，信奉基督教，不愿过问时政。特别是他终身怀有“痛失东北”的愧歉心理，但当家乡人民想请他回乡。给他一个体面的“忏悔”解脱机会，他却“怕面对媒体”、“怕面对父老乡亲”而不回东北。
三
张学良的英雄面及可贵之处，是在战场、情场之外。年轻时张学良就有爱国的一腔热情。他顶住俄日及奉系军阀守旧元老的压力，幡然“易帜”，促进国家统一；他兴办教育、发展经济，东北人至今都留恋铭记；他“剿共”与共产党“交朋友”，并发起“西安事变”，促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等等。这些都表明张学良有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和民族英雄的气概：这些都足以彪炳千秋，名垂千史。
1928年上半年，日本人要张学良宣布东北独立，并由土肥原游说张学良当东北“满州国”的“皇帝”。张学良的确有民族气节，坚决拒绝了日寇的这一“参谋”意见。当时，日寇手中有满清政府与其签定的许多卖国“条约”，我国东北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日寇在东北早有驻军，并有很多特权。关外日寇用军事、政治、经济的多种手段扼制张学良，关内是蒋介石搞“武装统一”打压张学良。应该说张学良当时处于一种英雄无主的境地。
我在参观“帅府”时。认真研究当时东北的地理位置、经济实力及国际环境，我认为张学良要举旗独立，易于反掌，谁也拦不住。但张学良没有占山为王，宣布东北独立，而在1928年12月29日易旗归顺国民党中央政府，并宣誓“捍卫国家，爱护人民、克尽军人天职”。随即张学良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官。东北大地同时都挂上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大旗”。这样结束了东北地区近20年游离于中央政府领导之外的局面，使中国实行了形式上的大统一。此举让日寇、让奉系遗老惊讶不已。张学良后来说：“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这就是张学良“息内争，御外侮”，“宁做刀下鬼，不当卖国贼”的民族英雄气节。
张学良在主政东北时，他十分注重办教育，发展经济。他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明确提出“培养实用人才，建设东北，以促进国家现代化”。他出资8000银元，促成刘长春成为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他在与日寇抗衡的夹缝中致力于东北的工业、农业、商业、金融、铁路、航空、交通运输业等建设，开办了‘铁厂、油厂、纱厂、印刷厂等。我这次参观张学良“边业银行”，其规模、管理令人叹服。这些为东北地区的民族工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随行的军政要员，发表了“八项抗日救国主张”的通电。蒋介石被迫许下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六项承诺”。“西安事变”终止了蒋介石长期坚持的“剿共”及“攘外必先内安”的战略构想，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全国统一抗日战线的形成。中国对日宣战正式开始。
现在有些人对张学良的这一义举都还存异议，甚至说他主要“为了报父仇”、“为了保全自己”，“算不上民族英雄”等。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甚至歪曲历史的阴暗观点。当时张学良看到大敌当头，日寇已占领了我国东北、华北大片领土，蒋介石不积极抗日，而是到处“剿共”。张学良对国民党的长期“剿共”策略不理解，对蒋介石长期内战的作法十分厌倦。特别是当全国人民要求“保家卫国，抗日杀敌”的呼声如巨浪席卷中华大地时，张学良痛定思痛，日寇侵华5年之久了，他看不到“非战公约”、“国际联盟”的作用，认识到“不抵抗”中华民族只有死路一条。而此时他张学良还在内地攻打积极主张抗日的共产党，他无法面对全国的舆论压力，也无法面对他手下的20多万东北军人。他明白了共产党主张“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策略不错。更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运动这是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国民党是无法消灭共产党的。这样才有了此义举。
张学良后来多次说到：“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为了国家民族!”当共产党同意放蒋后，张学良竟毅然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这更是为国家和民族大业而置生死不顾的英雄壮举。蒋介石可没有这么大度，更没有“领袖”气概。张学良到达南京就被国民党军事法庭审判了，35岁的张学良从此身陷囹圄，失去人生自由长达54年之久。蒋介石对张学良可以说恨之入骨，他死后也不放过张学良，其子蒋经国继续将他监禁，直到蒋经国死后的1990年张学良才恢复自由。这时他已是90高龄的耄耋之人了。
可以说没有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就没有“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就没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也就没有后来的抗战成果。说不定整个中国都被日寇占领。共产党、包括不少国民党人和日本人都称张学良是“民族英雄”。
不过，蒋介石可不是这么个观点。蒋认为：“如果不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共产党当时就完蛋了，不至于我蒋家王朝败失大陆，被赶到孤岛台湾。”
百年沧桑，春秋更迭，是非自有公论。我们评说张学良先生，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塑造英雄，我们只能尊重历史，秉笔直书，辨证评说。
至此，我最后还是要说一句：张学良既是历史罪人，更是民族英雄!
一
1928年6月，日本人制造“皇姑屯”事件，杀害了不与其合作的“东北王”张作霖。这杀父之仇张学良应该是刻骨’铭心的。但当1931年“9.18”事件发生时，在欢娱享乐中的张学良可能早忘掉了这段历史。当晚，日寇精心策划后，栽赃我军“炸毁了铁路，先向日军开了火”，借故挑起事端，向张学良部队所驻防的沈阳市北大营守备官兵疯狂射杀，而此时在北平陪赵四小姐看戏的张学良，得到报告后斍然下达了“不准抵抗”的命令。
从前，我总认为是蒋介石下的这道“不抵抗”的“指令”。近期我反复研读了张学良晚年接受美籍著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和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及老报人李勇等人不同时期的采访记录等史料后，更清楚了这段历史真相。张学良曾分别多次信誓旦旦对他们说：“我要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仔细研读历史，张学良所言完全在情理之中。当时他是同民政府仅次于蒋介石的“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中央授权他主政东北(包括华北等6省市)，他完全有权下此命令。
张学良后来陈述他下达“不准抵抗”命令的原因主要是这几个方面：一是在此事件之前，“中央政府的政策是不要还手，让他们(日本)打，好向‘国际联盟’(类似现在的联合国)说话”：二是“我没有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找借口”：三是“我情报不够，判断错误，以为是平常的‘挑衅’行为：我认为日本不敢那么嚣张，那样做对他们小利，这个国家一定要倒霉的”。
张学良这些陈述，一是说明他襟怀坦荡，尊重历史，敢作敢为，勇于承担历史责任：二是小抵抗、丢失国土的历史责任他无法推脱。虽然“9.18”事件有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及历史背景，但当时张学良作为封疆大吏，作为与日本人打了近10年交道的东北最高军政长官，不应该“判断错误”；更不应该把日本侵华的战略意图看“不明白”，而下达“不准抵抗”命令。
我们再看“9.18”事件发生时张学良他们在干什么。张学良率领一部分东北军在关内参加“中原大战”、“蒋冯大战”等争地盘的内战，他长期驻北京，过花天酒地的日子。9月18日晚，东北代理司令官张作相回老家锦州为父治丧；参谋长荣臻当时正在为父亲祝寿：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尚在北平“串门”；驻守部队旅长王以哲不在军营内。日寇对我国东北早已虎视眈眈，而张学良及这些军政要员都在过太平盛世的享乐生活，对日寇毫无防范准备。
日寇在东北盘踞已有10多年。此前，他们制造了多起欺压中国人的事端，张学良的一贯政策是“退让”。他后来回忆处理这类事时说：“你捣蛋，想找借口，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总是用“打不还手”，坚守“非战公约”的政策，期待让“日寇背理”，由“国际联盟”来支持中国对抗日本。
如果张学良牢记家仇国恨，下令“坚决抵抗”，中国的抗日及二战的历史肯定又将是新的一页。二战是1939年1月德国突袭波兰才算正式爆发的。日本此时入侵中国，只要中国军队抵抗，是能争取世界支持的。同时，当时张作相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是要求坚持抵抗的。张学良当时可调动的战斗部队有48万之众，其中仍驻在东北可调动投入战斗的部队也还有10多万人。特别是东北军当时还有60多架作战飞机，有大量的捷克式机关枪和苏式大炮。日寇虽然是有充分准备的武装侵犯，但他在东北的关东军还不足2万人。无论是从兵力，还是从武器装备比较，我军优势都十分明显。同时我军又在本土作战，又是正义的保卫战，不一定就败北。就是暂时战败，也能延缓日寇侵华进程，可为中国军队争取抗战作准备。
如果张学良平常对待日寇的“挑衅”行为。能像他父亲那样多点民族气节，“你日本人杀我三个中国人，赔款1500元。我也杀你三个日本人，赔你1500元”，日寇绝不会那么嚣张，绝不敢轻举妄动。如果张学良早点弄清日寇的战略意图和侵华野心，未雨绸缪，早点备战，不至于“9.18”事件发生时，军政要员解甲枕肱，东北绝不可能一个月不到全境沦陷；3000多万东北的父老乡亲也不可能在日寇的铁蹄之下苦苦挣扎14年；日寇也不可能以东北作跳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开始时就占领大半个中国。
张学良当时的心态，一是认为敌强我弱打不赢；二是希望“国际联盟”调停支持：三是抗日不是我张学良一人、一家、一个部队的事；四是说到底还是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保自己的位置，继续争天下。这一道万夫指责的“不准抵抗”命令，将我国东北的大好河山、张家父子多年经营的家业及中国军队唯有的一批战机等全部拱手让给了日寇。无论怎么说。“9.18”事件使中国的大好河山被日寇侵占他难辞其咎。直到他晚年恢复自由后，他也丝毫没有推托历史罪责的意思。他曾多次说到：“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二
张学良的历史罪过还不只这一点。1933年春，张学良在一片“民族罪人”的声讨声中，被迫下野到欧洲“考察”。1934年1月回国后，他决定继续拥戴蒋介石，建议蒋介石学德、意法西斯独裁政体；主动挑选了豫鄂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这个差事：1935年又跑到西北“剿共”。后来他对人讲：“我认为只有首先消灭共产党，解除内乱，再联合友邦，才有巩固的力量抗日。”但是他的东北军不愿意打共产党，要求抗日，要打回东北老家去。因而他与共产党作战是屡战屡败，这使他又背了一个“常败将军”的恶名。
张学良晚年也还常常自鸣得意地说：“平生无憾事，惟一好女人。”他年轻时的确是一位放荡公子，沉溺于酒色之中，尤其好色。除了于凤至、赵一荻两任夫人之外，与其相好有染的有名有姓、有身份的女性就有10多人，还有那些暗渡陈仓的风尘女子难记其数。这种纸醉金迷、挥金如土的生活，不误国事、军事才怪。
特别是失去东北后，他明显感觉钱不够用。除了增收苛捐杂税，搜刮民脂民膏外，张学良竟然干出了盗卖故宫国宝数百箱的丑事。如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唐寅踏雪寻楼阁”等绝品都是张学良当时卖出去的。
张学良晚年恢复自由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他的一些老部下、乡亲多次诚恳邀请他“回国看看”。他总是说：我真心爱国，但我不能回国。“现在有些话还不好说。”究其原因还是私心杂念太重作怪。他骨子里对共产党不信任，一身追随并敬重蒋介石。特别是“西安事变”后，他总觉得“对不起蒋公”。当祖国的和平统一希望他有个姿态 作点贡献时，他“看破红尘”，信奉基督教，不愿过问时政。特别是他终身怀有“痛失东北”的愧歉心理，但当家乡人民想请他回乡。给他一个体面的“忏悔”解脱机会，他却“怕面对媒体”、“怕面对父老乡亲”而不回东北。
三
张学良的英雄面及可贵之处，是在战场、情场之外。年轻时张学良就有爱国的一腔热情。他顶住俄日及奉系军阀守旧元老的压力，幡然“易帜”，促进国家统一；他兴办教育、发展经济，东北人至今都留恋铭记；他“剿共”与共产党“交朋友”，并发起“西安事变”，促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等等。这些都表明张学良有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和民族英雄的气概：这些都足以彪炳千秋，名垂千史。
1928年上半年，日本人要张学良宣布东北独立，并由土肥原游说张学良当东北“满州国”的“皇帝”。张学良的确有民族气节，坚决拒绝了日寇的这一“参谋”意见。当时，日寇手中有满清政府与其签定的许多卖国“条约”，我国东北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日寇在东北早有驻军，并有很多特权。关外日寇用军事、政治、经济的多种手段扼制张学良，关内是蒋介石搞“武装统一”打压张学良。应该说张学良当时处于一种英雄无主的境地。
我在参观“帅府”时。认真研究当时东北的地理位置、经济实力及国际环境，我认为张学良要举旗独立，易于反掌，谁也拦不住。但张学良没有占山为王，宣布东北独立，而在1928年12月29日易旗归顺国民党中央政府，并宣誓“捍卫国家，爱护人民、克尽军人天职”。随即张学良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官。东北大地同时都挂上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大旗”。这样结束了东北地区近20年游离于中央政府领导之外的局面，使中国实行了形式上的大统一。此举让日寇、让奉系遗老惊讶不已。张学良后来说：“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这就是张学良“息内争，御外侮”，“宁做刀下鬼，不当卖国贼”的民族英雄气节。
张学良在主政东北时，他十分注重办教育，发展经济。他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明确提出“培养实用人才，建设东北，以促进国家现代化”。他出资8000银元，促成刘长春成为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他在与日寇抗衡的夹缝中致力于东北的工业、农业、商业、金融、铁路、航空、交通运输业等建设，开办了‘铁厂、油厂、纱厂、印刷厂等。我这次参观张学良“边业银行”，其规模、管理令人叹服。这些为东北地区的民族工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随行的军政要员，发表了“八项抗日救国主张”的通电。蒋介石被迫许下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六项承诺”。“西安事变”终止了蒋介石长期坚持的“剿共”及“攘外必先内安”的战略构想，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全国统一抗日战线的形成。中国对日宣战正式开始。
现在有些人对张学良的这一义举都还存异议，甚至说他主要“为了报父仇”、“为了保全自己”，“算不上民族英雄”等。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甚至歪曲历史的阴暗观点。当时张学良看到大敌当头，日寇已占领了我国东北、华北大片领土，蒋介石不积极抗日，而是到处“剿共”。张学良对国民党的长期“剿共”策略不理解，对蒋介石长期内战的作法十分厌倦。特别是当全国人民要求“保家卫国，抗日杀敌”的呼声如巨浪席卷中华大地时，张学良痛定思痛，日寇侵华5年之久了，他看不到“非战公约”、“国际联盟”的作用，认识到“不抵抗”中华民族只有死路一条。而此时他张学良还在内地攻打积极主张抗日的共产党，他无法面对全国的舆论压力，也无法面对他手下的20多万东北军人。他明白了共产党主张“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策略不错。更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运动这是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国民党是无法消灭共产党的。这样才有了此义举。
张学良后来多次说到：“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为了国家民族!”当共产党同意放蒋后，张学良竟毅然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这更是为国家和民族大业而置生死不顾的英雄壮举。蒋介石可没有这么大度，更没有“领袖”气概。张学良到达南京就被国民党军事法庭审判了，35岁的张学良从此身陷囹圄，失去人生自由长达54年之久。蒋介石对张学良可以说恨之入骨，他死后也不放过张学良，其子蒋经国继续将他监禁，直到蒋经国死后的1990年张学良才恢复自由。这时他已是90高龄的耄耋之人了。
可以说没有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就没有“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就没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也就没有后来的抗战成果。说不定整个中国都被日寇占领。共产党、包括不少国民党人和日本人都称张学良是“民族英雄”。
不过，蒋介石可不是这么个观点。蒋认为：“如果不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共产党当时就完蛋了，不至于我蒋家王朝败失大陆，被赶到孤岛台湾。”
百年沧桑，春秋更迭，是非自有公论。我们评说张学良先生，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塑造英雄，我们只能尊重历史，秉笔直书，辨证评说。
至此，我最后还是要说一句：张学良既是历史罪人，更是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