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俄罗斯富豪产生模式有本质差异。俄罗斯寡头产生于“与国争利”，而中国富豪则产生于“为国分忧”，这注定了他们命运的不同。
　　最近，媒体报道称，在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伦敦，中国“首富”王健林购入了折合7亿多人民币的一处豪宅。豪宅位于伦敦知名的“富人街”，王健林将和俄罗斯寡头阿布成为邻居。“阿布”全名是罗曼·阿布拉莫维奇，普京崛起后，他避居伦敦，是英超切尔西球队的老板。
　　突然间，我想起了媒体对王健林的一段采访视频。王健林曾热心赞助中国的足球事业，因此一些人会把他和同样玩足球的阿布相比。在这段视频中，一位电视台记者便这样问王健林：“有人把你比作阿布，你怎么看？”
　　听完问题，王健林有点情绪激动：“我觉得这是一种侮辱，我和阿布完全不在一个层次。”“阿布就是一个暴发户，靠切割国有资产发起来的，我的财富完全是靠万达在市场竞争环境中挣到的钱。”
　　王健林还说了阿布的两个问题。一是阿布个人修为不行，“他比我差远了，他成天花天酒地的。”这估计说的是阿布成天和超模拍拖。二是阿布钱可能还没他多。“从钱的角度讲，我还不知道究竟我和他比，谁多呢。”
　　这个被时间淹没了的视频，可以当八卦看，但我却从其中读出了中国和俄罗斯富豪产生模式的本质差异。俄罗斯寡头产生于“与国争利”，而中国富豪则产生于“为国分忧”，这注定了他们命运的不同。
　　俄罗斯寡头的来源是苏联解体前的地方官员和投机商人，他们低价攫取石油、天然气领域的国有资产。但他们的致富之路有着致命缺陷，其冒犯了俄罗斯在工业时代国家治理的本质逻辑——国家控制自然资源，通过资源出口所得，维持对地方或加盟共和国的“转移支付”，以及人民可以承受的最低福利水平。
　　在转型期，寡头很开心地把本该属于国家的东西据为己有，那么必然会让新的统治者对国家的治理失去了“经济基础”。简而言之，寡头是国家的敌人，而不是国家的“朋友”。俄罗斯的七大寡头，后来多数人都混得不好，甚至死于非命。
　　但在中国，房地产富豪却是经济不可或缺的“补充”。我甚至认为，房地产公司可以比作国家财政的“第二套转移支付系统”。这个逻辑异常简单：大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都是国有或国有控股，房地产公司从银行贷款，资金会通过各种方式，最终进入城市开发之中，这和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异曲同工。
　　某种程度上说，通过地产商的“转移支付”，远要比“跑部钱进”式的转移支付更有效率。因为，地产商“唯利是图”，其实等同于项目的“筛选器”，如果他们能抵制地方官的影响，资金便会流向那些集中了产业集群和劳动人口，真正需要房地产的地方，而不是去建造“鬼城”。
　　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王健林完全有鄙视阿布的资格。阿布是个对国家“无益”的人，而中国地产商则是“土地资本化”战车的必要配件，缺了它们，经济运转就会出问题。
　　伦敦是个神奇的地方。除了遭到驱逐的俄罗斯寡头之外，非洲的统治者、中东的王室，还有掘金于另外一个半球的东南亚权贵和富豪，都把这里当作资产“避险”的首选地。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些人在各自的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重量级人物，到底害怕什么？为什么还要到外国进行资产“避险”呢？
　　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期，企业家群体的“信心”极为重要，其言行会成为普通人解读经济走向的风向标。海外购房是“首富”个人财务上的自由，但也希望他即便与阿布为邻，也要认识到，中国富豪和他所“鄙视”的俄罗斯寡头是不同的两类人，各自对国家和国民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同的。
　　（刘易风荐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