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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史學概念上說，洋務運動和維新變法是兩件事。洋務運動，“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維新變法，“師夷之長制以制夷”。用今天的詞兒說，洋務運動是在硬件上師夷，維新變法是在軟件上師夷。而無論這師夷大業從何處下手做功夫，目的都是為了終於能制夷。兩事由“制夷”之一理相牽而成為一件事，所以，《盛世危言》將兩事捏在一起說。
師夷者，重點在一個“學”字；制夷者，重點在一個“戰”字。富國者，以商戰為中心；強兵者，以富國為基礎。“國既富矣，兵奚不強？竊恐既富且強，我縱欲邀彼一戰，而彼族且怡色下氣，講信修睦，絕不敢輕發難端矣。”（《盛世危言》“商戰”篇）這就是鄭氏心目中的師夷與制夷、商戰與兵戰、富國與強兵的辯證關係。
“首為商戰鼓與呼”這句話，題在《盛世危言》封面上，感覺像是書的副標題。“商戰”二字，魅力四射，生出以副壓正之效，副標題的影響力比正標題還大。到了近世的改革開放，全面的商業化轉軌，中華民族一夜間由八億政治家變成了八億商人，正在四處搜尋意識形態支持的中國思想界，看到這句“首為商戰鼓與呼”，不勝興奮，如獲至寶，《盛》書的現代命運，遂亦跟著這句原本只是敲邊鼓的話沾光，在“新時期”名聲再振。今世許多對《盛世危言》讚歎有加的人士，未必讀過這本書，卻徑捷興奮於這“商戰”二字。二字細而再分，興奮點所在，其實就是一個“商”字。
然而若是單講一個商字，今人所逐所求之“商”，與當初鄭氏所鼓所呼之“商”，在含義上恐怕是有很大差異的。二者的歷史背景和心理動機就大不一樣。當今國人嘴裡的“商”字，大抵是自由競爭發財致富過好日子的意思；而鄭觀應的“商”字，則是面對虎狼據我利源、噬我膏血的嚴酷現實，號召國人學商習商、以商迎商、以商戰商、“師夷之商技以制夷”，以保護國家利益為目的的。今人言商者，其義多為“私商”；鄭氏之商，乃為“公商”。二“商”當不可同日而語。
鄭氏眼中之商戰二字，文眼不在“商”而在“戰”，這一點，既能從《盛世危言》本身的內容結構中得出確實的印象，更可從鄭氏之其他諸多作品中得到佐證。例如，鄭觀應一生寫了很多詩，這些詩的文學價值不大，卻能真實地反映他的思想傾向和人格情懷。他在一篇名為《與西客談時事志感》的五言詩中表露了自己寫作《盛世危言》的心跡：
“群雄各覬覦，利權暗侵奪。俄德窺北轅，法日界南轍。英複圖中央，圍棋布子密。或借港泊船，或租地築室。或司總稅務，或代郵傳譯。或為開礦謀，或為訓士卒。鐵路或包工，國債或借撥。措施靡不周，陰謀多詭譎。欲取故先與，亡本翻逐末。叵奈據要津，猶自耽安逸。無複計變通，只用羈縻術。厝薪臥其上，舉火同迅發。其勢必燎原，其間不容髮。虎視兼狼吞，海疆終決裂。奮筆作此詩，字字含淚血。危言宜深省，聊用告明哲。”
此危、此難、此情、此心，便是鄭氏商戰思想產生的的大環境大背景。鼓呼商戰，不是要鼓勵百姓發財致富，更不是要自家發財致富，而是要為國家在商業領域開闢國際鬥爭的第二戰場，與敵爭利。此時的鄭觀應，是一個壯懷激烈的民族戰士，而不是一個討好百姓、與人實惠、禍世沽名的鄉願之徒。那些企圖從《盛世危言》中找到當今物欲哲學之理論支持的人，有點誤解鄭觀應了。（說到這裡，插段拾趣。七年前筆者出版了一本《博彩經濟學》，許多人便以為這是一本可以教人賭博賺錢的書，害得本人不得不每每作出解釋，這不是一本教人賭博的書，而是一本教人不賭博的書。）
《盛世危言》在各個篇章中提出了一系列的發展國家經濟以利商戰的戰略設計，讀者可以從中實在地體會到鄭觀應商戰思想的公心所在。他提出：要進口機器以自織布匹、自製絨氈、呢紗、羽毛洋衫褲、洋襪、洋傘等；要煉湖沙造玻璃器皿；要煉精銅仿製鐘錶；要發揮地方特色發展上海造紙、關東捲煙、南洋蔗糖、中州葡萄酒；要“制山東野蠶之絲繭、收江北土棉以紡紗、種植玫瑰等香花”（《盛世危言》“商戰”篇）；要遍開五金銅錢煤等礦山、“廣制煤油，自造火柴”、整頓磁器生產以運銷歐洲；要“以杭寧之機法，仿織外國縐綢，料堅致而價廉平，運往各國，投其奢靡之好，此足以戰其零星雜貨。”（《盛世危言》“商戰”篇）；“更有無上妙著，則莫如各關鼓鑄金銀錢也，分兩成色，悉與外來逼肖無二，鑄成分佈，乃下令盡收民間寶銀、各色銀錠，概令赴局銷毀，按成補水，給還金銀錢幣。行之市間，既無各色錠銀，自不得不通用錢幣。我既能辦理一律，彼詎能勢不從同？則又可戰彼洋錢，而與之工力悉敵者。”（《盛世危言》“商戰”篇）等等。
鄭觀應的這一整套經濟戰略思想，不但對於當時我國的對外商戰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也有著相當的經濟學理論價值，是鄭氏在理論上對我國近代經濟思想的重要貢獻。19世紀初葉，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提出的“生產力論”認為，一國，特別是後發國家，不應當僅是從比較成本的角度謀求在即時的國際貿易中有利可圖，而應當從保護本國生產力發展的長遠眼光出發，實行保護本國產業以進行貿易替代的戰略。鄭觀應提出的上述這些通過發展本國經濟以抵制洋貨的政策主張，與李斯特的理論不謀而合，可以稱之為“中國的生產力論”。（此處所說的“生產力論”，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第二國際伯恩斯坦修正主義者及其後世門徒鼓吹的“生產力論”，是兩碼事。）
“首為商戰鼓與呼”一句還有一個關鍵字，“首”字。如果僅從“商”字來理解鄭觀應商戰思想，鄭氏據何而有資格說此一個“首”字？中國人經商，已有至少三千年的歷史，何勞鄭氏“首”之？其實，鄭氏所首者，非商事乃商戰也，非私商乃公商也。在鄭觀應看來，商業交往，不但可以發生在商人與商人之間、買者與賣者之間、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服務者與被服務者之間，而且也可以發生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商業關係，不但可以是互利共贏的關係，也可以是互伺敵利的關係。從國際爭鬥的層面看，這個“商”字還可以具有戰爭的性質，國家可以以商資兵，以兵護商，而使商戰與兵戰相輔相助，在國際爭鬥中戰而取勝——這個角度很新鮮，以前沒人提，沒人說，沒人呼，現在，作為一個思想創新，首次被鄭觀應提了出來。這樣理解，這“首”字就講通了。 另外，這個“首”字，還可以從“商務”與“商戰”兩個概念的關係中去理解。《易言》中有“商務”篇無“商戰”篇，《盛世危言》中既保留了《易言》中的“商務”篇，又加上了具有創新性的“商戰”篇。或許是擔心讀者未必會看得明白此一變化之含義，遂于《盛世危言》封面上加上句“首為商戰鼓與呼”。如此說來，封面上這句話也有可能就是為了突出《盛》《易》二書的此一重要差異、重要變化而加上的。這一加，也就進一步強調了商務與商戰兩個概念的重要區別。商務者，以個人（或企業）為主體；商戰者，以國家為主體——無論是在鄭觀應思想的概念體系中，還是在晚清的歷史實踐中，商戰都不同於商務。如果把商戰一詞中的“戰”字抹殺掉或淡化掉，只講一個“商”字，那就在概念上把商務與商戰混為一談，而背離了原著中商戰思想的本來含義。
表面上看，任何一筆商業交易都是買者逐賤、賣者逐貴的自由交易，但自由交易並不等於平等交易。要保證交易的公平性，交易規則本身必須是公平的；要保證交易規則是公平的，制訂規則的程式應當是公平的；要保證程式的公平，交易規則制訂權的權力配置必須是公平的。也就是說，交易規則至少應當是由一個置身事外、與交易主體無利益瓜葛的第三者來制訂的。這個第三者，一般情況下，就稱之為“政府”。由政府所制訂出的公平的交易規則，以及在此一規則下所進行的交易活動，就是著名的“市場”。市場以政府為基礎，以政府為前提，以政府為條件。從特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正是對市場的需求派生出了對政府的需求。
而世界是無政府的。沒有世界政府，何來世界市場？從這個意義上，至少，“世界市場”之概念的市場性應當是打了折扣的。世界市場的市場性既打了折扣，國際貿易的公平性乃至其商業性質，自然也要跟著打折扣。
鄭觀應其實是看到了這一點的：“夫所謂通者，往來之謂也。若止有來而無往，則彼通而我塞矣。商者，交易之謂也。若既出贏而入絀，則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損矣。”（《盛世危言》“商戰”篇）鄭觀應沒指出的一點是，既有“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損”的事情，這事情本身就不能算是純粹的“商”了。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種“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損”的事情呢？因為，在世界的假市場上，交易規則制訂者和交易糾紛仲裁者的角色，不是由一個第三者的“世界政府”擔任，而是在世界市場上由交易雙方中的一方兼任的。那麼，這兼任權是根據什麼分配的？兵戰嘛。國際商場上的規則制訂權和裁判兼任權，以及交易規則的內容本身，都是兵戰的結果。這一點在晚清歷史上再清楚不過了。半殖民地中國的對外貿易，也是有規則的，那規則就是那一紙紙的國際條約。條約怎麼來的？大炮轟出來的嘛。
《盛世危言》八卷本“禁煙”篇開首第一句大聲呼喊：“天禍中國，使士不能食舊德，農不能服先疇，工不能守矩矱，商不能勤懋遷，其洋煙乎？”（《盛世危言》“禁煙”篇）其實，哪裡是“天禍中國”，明明是人禍中國嘛。而且，這禍害是通過商業途徑進來的，是中國人拿白銀買進來的，“夫每歲四千余萬金之漏卮，千萬餘口之鴆毒”。（《盛世危言》“禁煙”篇）那麼試問，中國人幹這種傻事是因為缺乏商業知識嗎？以鴉片換白銀，以大炮迫賠款，毒殺一個人還要讓他交毒藥費，轟殺一個人還要讓他交炮彈費，這樣的生意，中國何人去做能作出效益來？中國人在北京攻打了幾個外國使館，還沒攻進去，為此便要讓中國一人一兩賠4.5億兩白銀。試問，這樣的國際債務，中國何人去打理能打理出商戰的大學問來？
事實上，當時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人益已損現象，固然有其對國際商務缺乏知識的因素，但最本質的，還是因為兵戰的失敗。用大炮對著你的國門，逼著你用白銀買鴉片。不買？不買不行！不買打你！這算是兵戰還是商戰？弱國無外交，弱國也無外貿。強兵是強商的基礎，這個道理，鄭氏本人是明白的，“非富不能圖強，非強不能保富”“以商富國，以兵衛商”（《盛世危言》“商戰”篇）。根本而論，若是兵不能衛商，則商戰便不能取勝，商戰不勝則國不得富，國不得富便無以強兵，邏輯串還是回到了根本上。兵如何衛商？以兵戰的勝利為憑藉而制訂出於已有利的交易規則嘛。在這一點上，今人在讀《盛世危言》時，對鄭觀應商戰理論似乎有所誤解。無論如何，那種以為戰場上力不如人可以轉而打商戰，以為兵戰是力戰而商戰是智戰，以為可以以商戰代兵戰的思想，既有失天真，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師夷者，重點在一個“學”字；制夷者，重點在一個“戰”字。富國者，以商戰為中心；強兵者，以富國為基礎。“國既富矣，兵奚不強？竊恐既富且強，我縱欲邀彼一戰，而彼族且怡色下氣，講信修睦，絕不敢輕發難端矣。”（《盛世危言》“商戰”篇）這就是鄭氏心目中的師夷與制夷、商戰與兵戰、富國與強兵的辯證關係。
“首為商戰鼓與呼”這句話，題在《盛世危言》封面上，感覺像是書的副標題。“商戰”二字，魅力四射，生出以副壓正之效，副標題的影響力比正標題還大。到了近世的改革開放，全面的商業化轉軌，中華民族一夜間由八億政治家變成了八億商人，正在四處搜尋意識形態支持的中國思想界，看到這句“首為商戰鼓與呼”，不勝興奮，如獲至寶，《盛》書的現代命運，遂亦跟著這句原本只是敲邊鼓的話沾光，在“新時期”名聲再振。今世許多對《盛世危言》讚歎有加的人士，未必讀過這本書，卻徑捷興奮於這“商戰”二字。二字細而再分，興奮點所在，其實就是一個“商”字。
然而若是單講一個商字，今人所逐所求之“商”，與當初鄭氏所鼓所呼之“商”，在含義上恐怕是有很大差異的。二者的歷史背景和心理動機就大不一樣。當今國人嘴裡的“商”字，大抵是自由競爭發財致富過好日子的意思；而鄭觀應的“商”字，則是面對虎狼據我利源、噬我膏血的嚴酷現實，號召國人學商習商、以商迎商、以商戰商、“師夷之商技以制夷”，以保護國家利益為目的的。今人言商者，其義多為“私商”；鄭氏之商，乃為“公商”。二“商”當不可同日而語。
鄭氏眼中之商戰二字，文眼不在“商”而在“戰”，這一點，既能從《盛世危言》本身的內容結構中得出確實的印象，更可從鄭氏之其他諸多作品中得到佐證。例如，鄭觀應一生寫了很多詩，這些詩的文學價值不大，卻能真實地反映他的思想傾向和人格情懷。他在一篇名為《與西客談時事志感》的五言詩中表露了自己寫作《盛世危言》的心跡：
“群雄各覬覦，利權暗侵奪。俄德窺北轅，法日界南轍。英複圖中央，圍棋布子密。或借港泊船，或租地築室。或司總稅務，或代郵傳譯。或為開礦謀，或為訓士卒。鐵路或包工，國債或借撥。措施靡不周，陰謀多詭譎。欲取故先與，亡本翻逐末。叵奈據要津，猶自耽安逸。無複計變通，只用羈縻術。厝薪臥其上，舉火同迅發。其勢必燎原，其間不容髮。虎視兼狼吞，海疆終決裂。奮筆作此詩，字字含淚血。危言宜深省，聊用告明哲。”
此危、此難、此情、此心，便是鄭氏商戰思想產生的的大環境大背景。鼓呼商戰，不是要鼓勵百姓發財致富，更不是要自家發財致富，而是要為國家在商業領域開闢國際鬥爭的第二戰場，與敵爭利。此時的鄭觀應，是一個壯懷激烈的民族戰士，而不是一個討好百姓、與人實惠、禍世沽名的鄉願之徒。那些企圖從《盛世危言》中找到當今物欲哲學之理論支持的人，有點誤解鄭觀應了。（說到這裡，插段拾趣。七年前筆者出版了一本《博彩經濟學》，許多人便以為這是一本可以教人賭博賺錢的書，害得本人不得不每每作出解釋，這不是一本教人賭博的書，而是一本教人不賭博的書。）
《盛世危言》在各個篇章中提出了一系列的發展國家經濟以利商戰的戰略設計，讀者可以從中實在地體會到鄭觀應商戰思想的公心所在。他提出：要進口機器以自織布匹、自製絨氈、呢紗、羽毛洋衫褲、洋襪、洋傘等；要煉湖沙造玻璃器皿；要煉精銅仿製鐘錶；要發揮地方特色發展上海造紙、關東捲煙、南洋蔗糖、中州葡萄酒；要“制山東野蠶之絲繭、收江北土棉以紡紗、種植玫瑰等香花”（《盛世危言》“商戰”篇）；要遍開五金銅錢煤等礦山、“廣制煤油，自造火柴”、整頓磁器生產以運銷歐洲；要“以杭寧之機法，仿織外國縐綢，料堅致而價廉平，運往各國，投其奢靡之好，此足以戰其零星雜貨。”（《盛世危言》“商戰”篇）；“更有無上妙著，則莫如各關鼓鑄金銀錢也，分兩成色，悉與外來逼肖無二，鑄成分佈，乃下令盡收民間寶銀、各色銀錠，概令赴局銷毀，按成補水，給還金銀錢幣。行之市間，既無各色錠銀，自不得不通用錢幣。我既能辦理一律，彼詎能勢不從同？則又可戰彼洋錢，而與之工力悉敵者。”（《盛世危言》“商戰”篇）等等。
鄭觀應的這一整套經濟戰略思想，不但對於當時我國的對外商戰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也有著相當的經濟學理論價值，是鄭氏在理論上對我國近代經濟思想的重要貢獻。19世紀初葉，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提出的“生產力論”認為，一國，特別是後發國家，不應當僅是從比較成本的角度謀求在即時的國際貿易中有利可圖，而應當從保護本國生產力發展的長遠眼光出發，實行保護本國產業以進行貿易替代的戰略。鄭觀應提出的上述這些通過發展本國經濟以抵制洋貨的政策主張，與李斯特的理論不謀而合，可以稱之為“中國的生產力論”。（此處所說的“生產力論”，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第二國際伯恩斯坦修正主義者及其後世門徒鼓吹的“生產力論”，是兩碼事。）
“首為商戰鼓與呼”一句還有一個關鍵字，“首”字。如果僅從“商”字來理解鄭觀應商戰思想，鄭氏據何而有資格說此一個“首”字？中國人經商，已有至少三千年的歷史，何勞鄭氏“首”之？其實，鄭氏所首者，非商事乃商戰也，非私商乃公商也。在鄭觀應看來，商業交往，不但可以發生在商人與商人之間、買者與賣者之間、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服務者與被服務者之間，而且也可以發生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商業關係，不但可以是互利共贏的關係，也可以是互伺敵利的關係。從國際爭鬥的層面看，這個“商”字還可以具有戰爭的性質，國家可以以商資兵，以兵護商，而使商戰與兵戰相輔相助，在國際爭鬥中戰而取勝——這個角度很新鮮，以前沒人提，沒人說，沒人呼，現在，作為一個思想創新，首次被鄭觀應提了出來。這樣理解，這“首”字就講通了。 另外，這個“首”字，還可以從“商務”與“商戰”兩個概念的關係中去理解。《易言》中有“商務”篇無“商戰”篇，《盛世危言》中既保留了《易言》中的“商務”篇，又加上了具有創新性的“商戰”篇。或許是擔心讀者未必會看得明白此一變化之含義，遂于《盛世危言》封面上加上句“首為商戰鼓與呼”。如此說來，封面上這句話也有可能就是為了突出《盛》《易》二書的此一重要差異、重要變化而加上的。這一加，也就進一步強調了商務與商戰兩個概念的重要區別。商務者，以個人（或企業）為主體；商戰者，以國家為主體——無論是在鄭觀應思想的概念體系中，還是在晚清的歷史實踐中，商戰都不同於商務。如果把商戰一詞中的“戰”字抹殺掉或淡化掉，只講一個“商”字，那就在概念上把商務與商戰混為一談，而背離了原著中商戰思想的本來含義。
表面上看，任何一筆商業交易都是買者逐賤、賣者逐貴的自由交易，但自由交易並不等於平等交易。要保證交易的公平性，交易規則本身必須是公平的；要保證交易規則是公平的，制訂規則的程式應當是公平的；要保證程式的公平，交易規則制訂權的權力配置必須是公平的。也就是說，交易規則至少應當是由一個置身事外、與交易主體無利益瓜葛的第三者來制訂的。這個第三者，一般情況下，就稱之為“政府”。由政府所制訂出的公平的交易規則，以及在此一規則下所進行的交易活動，就是著名的“市場”。市場以政府為基礎，以政府為前提，以政府為條件。從特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正是對市場的需求派生出了對政府的需求。
而世界是無政府的。沒有世界政府，何來世界市場？從這個意義上，至少，“世界市場”之概念的市場性應當是打了折扣的。世界市場的市場性既打了折扣，國際貿易的公平性乃至其商業性質，自然也要跟著打折扣。
鄭觀應其實是看到了這一點的：“夫所謂通者，往來之謂也。若止有來而無往，則彼通而我塞矣。商者，交易之謂也。若既出贏而入絀，則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損矣。”（《盛世危言》“商戰”篇）鄭觀應沒指出的一點是，既有“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損”的事情，這事情本身就不能算是純粹的“商”了。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種“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損”的事情呢？因為，在世界的假市場上，交易規則制訂者和交易糾紛仲裁者的角色，不是由一個第三者的“世界政府”擔任，而是在世界市場上由交易雙方中的一方兼任的。那麼，這兼任權是根據什麼分配的？兵戰嘛。國際商場上的規則制訂權和裁判兼任權，以及交易規則的內容本身，都是兵戰的結果。這一點在晚清歷史上再清楚不過了。半殖民地中國的對外貿易，也是有規則的，那規則就是那一紙紙的國際條約。條約怎麼來的？大炮轟出來的嘛。
《盛世危言》八卷本“禁煙”篇開首第一句大聲呼喊：“天禍中國，使士不能食舊德，農不能服先疇，工不能守矩矱，商不能勤懋遷，其洋煙乎？”（《盛世危言》“禁煙”篇）其實，哪裡是“天禍中國”，明明是人禍中國嘛。而且，這禍害是通過商業途徑進來的，是中國人拿白銀買進來的，“夫每歲四千余萬金之漏卮，千萬餘口之鴆毒”。（《盛世危言》“禁煙”篇）那麼試問，中國人幹這種傻事是因為缺乏商業知識嗎？以鴉片換白銀，以大炮迫賠款，毒殺一個人還要讓他交毒藥費，轟殺一個人還要讓他交炮彈費，這樣的生意，中國何人去做能作出效益來？中國人在北京攻打了幾個外國使館，還沒攻進去，為此便要讓中國一人一兩賠4.5億兩白銀。試問，這樣的國際債務，中國何人去打理能打理出商戰的大學問來？
事實上，當時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人益已損現象，固然有其對國際商務缺乏知識的因素，但最本質的，還是因為兵戰的失敗。用大炮對著你的國門，逼著你用白銀買鴉片。不買？不買不行！不買打你！這算是兵戰還是商戰？弱國無外交，弱國也無外貿。強兵是強商的基礎，這個道理，鄭氏本人是明白的，“非富不能圖強，非強不能保富”“以商富國，以兵衛商”（《盛世危言》“商戰”篇）。根本而論，若是兵不能衛商，則商戰便不能取勝，商戰不勝則國不得富，國不得富便無以強兵，邏輯串還是回到了根本上。兵如何衛商？以兵戰的勝利為憑藉而制訂出於已有利的交易規則嘛。在這一點上，今人在讀《盛世危言》時，對鄭觀應商戰理論似乎有所誤解。無論如何，那種以為戰場上力不如人可以轉而打商戰，以為兵戰是力戰而商戰是智戰，以為可以以商戰代兵戰的思想，既有失天真，也不符合歷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