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20年结束，“居家”至少会成为年度热词之一。这个春天，中国的千家万户格外热闹，而商场、写字楼、工厂、游乐场、体育场、大街小巷却一片沉寂。新冠病毒不仅侵袭了人们的身体，还进而冲击了经济发展。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2月份PMI（采购经理指数）明显下滑。PMI是衡量经济繁荣与否的重要指标，以50%为荣枯线。其中综合PMI为28.9%，比1月下降24.1个百分点;制造业PMI为35.7%，比1月下降14.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29.6%，比1月下降24.5个百分点。而2月份CPI（居民人均消费指数）同比上涨5.2%，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1.9%，非食品价格上涨0.9%。国家统计局称，这与各地交通运输管控、配送人力短缺、企业和市场延期开工开市，以及居家百姓的囤购等因素密切相关。
　　疫情总会结束，生活还将继续。这“一降一升”不禁让人担忧：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中国经济，在未来几个月将如何表现？
　　“中国一旦控制住疫情，受压抑的需求将很快驱动经济的强势反弹，中国经济将迎来‘补偿期’。”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改革友谊勋章获得者库恩博士这样解答《环球人物》记者的疑问。这种回答与国人的美好期待相符，却很难让人与上述数据反映的现状联系在一起。冷清的商场、餐厅，不再热闹拥挤的街道，真的能重新承载繁荣的经济吗？本身就已处在经济下行周期和恶化的外贸环境中，中国经济该怎样迎来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呢？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韩保江向《环球人物》记者发出反问：“为什么有的孩子每病一次，就长大了一点？虽然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吸取教训、抓住灾难中蕴藏的机遇，唤醒潜能，大可不必唱衰和沮丧！”

控疫情、抓经济，是这场大考的两个分数线

　　各行各业都在感受着疫情带来的冲击。
　　“目前财政能做到的有限，只能解决一些企业的固定性支出问题，在债务、税收、房租、社保等方面减轻一些负担，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如果两三个月后仍然不能回到春节前的正常轨道上来，很多企业都将难以为继。
　　服务业受疫情的冲击显而易见。刘尚希认为，服务业受到的冲击虽然呈断崖式，但也是断点式，“影响的是流量，而不是经济存量”，一旦人们可以重新外出消费，服务业可以迅速恢复生产和服务能力。
　　相比而言，制造业才更加令人担忧，尤其是行业中的中小微企业。这些企业的资金链、供应链和产业链均存在上下游关系，“在产业链条上，光是前一个开工还不行，还需要上下游动起来”。如果整个链条运转不起来，很可能会造成一些企业的倒闭、外移，本来完整的产业链会变得不完整，供应链和资金链也会随之断裂，元气大伤。
　　当前，防疫仍然是第一位的，只能保持充足的耐心。但有的产业不能等，比如农业。“3月正是春耕农时，必须把种子种下去，才能保证农业丰收，这关系到14亿人的饭碗问题。”韩保江說，农业才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都要抓的。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作为脱贫攻坚重要阵地的农村受到格外关注。今年5月，由库恩博士担任主持人和撰稿人的纪录片《中国脱贫攻坚》将在美国播出，由此他亲身了解到中国各地的一些扶贫项目。“新冠肺炎疫情让地方官员不得不将精力从脱贫攻坚转移到疫情防控上来，这完全可以理解和尊重，但却对农民造成连锁反应。”库恩分析，具体来说主要影响了农村贫困人口和农民工这两类人群。对于农村贫困人口来说，养殖业、加工业的发展严重滞后，贫困地区的农产品销售持续低迷，令人担忧。农民工被困在了家乡，而沿海城市的用工企业则缺乏劳动力。各项扶贫措施中，受市场影响最大的是地方工业和中小企业。针对这一情况，库恩认为在疫情风险较低地区，应当支持留在家乡的农民工在当地就业，缓解当地用工难，同时通过提供电子平台和交通便利，优先支持地方中小企业复工。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韩保江认为，这场大考要想“考及格”，有两个分数线，一个是疫情防控，一个是经济。“目前来看，我们在疫情防控上考及格没问题，但如果我们防疫得分很高，经济却考砸了，这场大考也不算及格。”而疫情对于上半年经济的影响已成事实，“如果下半年还不甩开膀子，不再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那么也别说明年再挣回来，今年没了就是没了。”韩保江说，一定要珍惜有利于发展的时间窗口，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即便没有疫情，经济下行压力也很大

　　库恩与中国结缘已经有31年的时间了。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与库恩有过一次会面，给了他正确看待中国问题的视角：“从横向上看，中国有着巨大的地理多样性;从纵向上看，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这个视角同样适用于中国经济。
　　即便没有疫情，经济下行压力也很大。这首先与经济发展规律有关。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就基本呈现下降趋势，从2007年的14.23%到2019年的6.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学良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他参与了一个利用数据模型推演中国经济走势的项目，看到中国经济未来10年内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期。“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条件收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增速会逐渐放缓，这是客观规律，是所有发达国家都走过的路。”
　　不过库恩认为，GDP增长率可能具有误导性。“中国2006年GDP同比增速为12.6%，2019年为6.1%，不少人看到增速放缓就感到不安。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GDP基数。” 库恩给《环球人物》记者算了一笔账，“2005年，中国GDP为2.3万亿美元，那么12.6%的增长意味着2006年增长了不足3000亿美元。13年之后，2019年中国GDP已经超过14.36万亿美元，即使是5%的增长也意味着将增加7000多亿美元，是2006年经济增长总量的两倍多。” 　　其次，“我不太相信GDP的原始增长率。我们必须看看它的组成部分，比如基础设施投资，然后问：它们有生产力吗？”库恩认为，过去中国GDP增长率高的同时，也隐藏着一些结构问题。“中国经济的弱点，要么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遗留，要么源于中国庞大人口和独特历史。”库恩说，中国经济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不容忽视，需要在深化改革和发展中克服，“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放缓，更多的违约正在发生。由于中国65%的企业债务来自产能过剩行业，偿还贷款的难度不小。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几乎已经成为共识。这方面的风险应该引起注意并加以防控。”

　　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减少产能过剩和企业债务至关重要。”库恩说，“减少过剩产能可以通过关闭僵尸企业来解决。一些国有企业濒临倒闭也不是国家秘密，国有企业破产数量的上升表明政府愿意做出艰难选择、忍受短期痛苦，以实现长期收益的目标。”
　　“中国经济正处在历史性转型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库恩说，疫情在这个时期的冲击力，无疑比一般时期更大，但由于中国继续致力于产业转型，中国经济的前景依然非常乐观。他向《环球人物》记者再次回忆起习近平在2006年与他会面的往事：“他对我说：‘可以说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应该更谨慎地评价我们的成绩，永远不应该高估我们的成就。’他还呼吁中国追求‘我们的下一个更高目标’，并形容这一过程是‘持续和不懈的’。”

挖潜能，想政策，补短板

　　发展，是韩保江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得最多的词。当问到中国经济如何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他说“发展”;当问到中国经济如何确保稳定，他也说“发展”;当问到如何摆脱疫情带来的不利局面，他还说“发展”。
　　“中国经济正处在不惑之年。”韩保江用人生阶段来比喻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他说当前中国经济既经历过令人惊叹的高速增长，又更加理性了，就像一个人“30岁的日子基本过完了，到了40岁、50岁，就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度的阶段。在此期间，中国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但发达国家那个阶段的要求也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基本上解决了吃饱穿暖的问题，接下来对质量、品牌、服务、各种非物质产品的需求，日益高涨了”。

　　“一定要唤醒蛰伏在社会中的发展潜能！”韩保江说，转型期中国日益高涨的新需求，也同时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潜能。而中国地大物博、人才众多，发展潜能涵盖方方面面。当《环球人物》记者问：“有哪些灾后迅速提振的经典案例值得中国借鉴？”韩保江第一时间想到了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在战争中基本上是被摧毁的，但又很快发展起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抓住了人力资本这个关键。虽然国家的物质被摧毁了，但人才的知识和创新还在。”韩保江反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说法，“一个拥有9亿劳动力人口的大国，再说劳动力短缺是不成立的，但怎样最大限度地让这9亿人各尽其才，是最关键的。疫情过后，哪个地方能把人的工作活力调动出来，能把各类人才的创新热情激发出来，把人的心气儿、精气神儿释放出来，哪个地方的经济就一定能发展好。”
　　韩保江说，政府要想办法释放消费、投资、出口上的潜能。消费上，可以适当放宽汽车和住房限购，同时释放合理的集团消费需求。投资上，要降低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融资和生产成本，甚至可以考虑贴息，鼓励贷款等方式。政府投资也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过去我们在地面上做的不错，其实城市、农村还有很多地下管网，改造空间很大”。出口上，目前疫情正在全球蔓延，而中国已打先手牌，“在保证国内需求的同时，可以适当向卫生防护用品需求量大的国家出口”。
　　挖掘发展潜能，意味着找到各领域的短板。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医疗卫生系统的短板，而老百姓需求却很大，因此疫后的医疗、养老等产业可能会迎來快速发展。
　　在金融上，国有商业银行在落实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利润过高，“国家的本意是通过减税，让企业赚钱，而商业银行却要把这个宽松的钱，通过高利润给紧回来。俗话讲‘不与民争利’，要想确保实体经济产业协调发展，必须确保金融工具和财政工具协调好，否则会削弱了改革效果。这就需要国家统筹，各个部门之间算大账，不能简单地算部门账。” 　　甚至一些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都能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当前经常讲抓环保，这是正确的。但抓环保和抓经济相互促进，这个我们做还不够。对有污染的企业，我们是不是应该一刀切一律关停？”韩保江回忆在德国时，看到当地雨污分流技术很成熟，就有所感慨：“我们也应该做这种东西，要想办法把环保做成一个产业，既保护了环境，又繁荣了经济，何乐而不为呢？”

忧患意识不应仅仅局限在卫生领域

　　“光靠财政上的刺激性政策很难对冲疫情造成的损失，恐怕需要改革上出大招。”刘尚希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几年来，有很大成效，还要继续坚持和深化。“改革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经济效率的提升，尤其是民营经济。我们讲市场化配置，就要在实际操作中，避免一些不平等的待遇。很多人都在观望，只有将改革继续深入，让这些观望者参与进来，市场竞争的潜力才能被调动出来了，经济效率自然就上来了。一定要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这是改革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改革是提振经濟的最强动力。“在1992年之前的几年，中国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改革方向有些迷茫，争论甚至很大，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市场一下就活跃起来了。”刘尚希感慨，“必需通过充分挖掘、释放、调动，把政策上的优势变成实际的优势，在这方面要开动脑筋下大功夫。”
　　2018年1月，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8个方面16个具体风险，其中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在这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个一以贯之”。其中之一，就是“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
　　“经过新冠肺炎疫情的深刻教训，关于公共卫生的预防体制机制可能要建立了。”刘尚希说，总书记强调的忧患意识并不仅仅局限在公共卫生领域，“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体量越来越大，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世界肯定越来越关注。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越来越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刘尚希强调，发展中国家在转变成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并不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如果我们将变成发达国家作为一种确定性，那么中间就要克服众多外界的不确定性，来构建自身的确定性。”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给中国提了个醒：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还充满了很多未知挑战，必须树立忧患意识。“这就需要将防范风险挑战的意识嵌入到我们现有的治理体系中，进入到我们现在的体制机制中去！”刘尚希说，尽管一些发达国家曾经的发展历史可以作为参考，但没有可以现学的经验。“比如我们多年前就意识到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还有贫富差距等问题，我们看到了前车之鉴，但是怎样才能避免？经济是复杂的，必须一边发展一边解决。”
　　“以前我们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觉得体制机制不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方面已经不适应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刘尚希感慨：“可以预见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任何一次灾难相比，都具有特殊意义，必将载入史册。这次疫情过后，不会一切恢复原样。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心理层面留下深刻的烙印，而这将成为我们不断深化改革、化解重大风险的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