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先父卫道然于1998年曾著有 《周恩来总理与先父卫立煌的友谊拾零》 等纪念文章。近些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越来越多有关祖父卫立煌将军的史料被披露出来，这一往事也逐渐丰富起来。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周恩来与卫立煌的初遇

　　1924年9月，周恩来由法国回到广州，起初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不久，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第1军副党代表等职，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卫立煌此时是东征军许崇智部的旅长，所部是东征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其间，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随军到了前线。他积极鼓舞士气，沿途发动民众，常有惊人的救国救民新思想言论，且富有政治活动家的才华，善于组织朋友，宣传革命思想，卫立煌对周恩来的印象深刻。
　　1925年8月，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邓颖超时年21岁，气度出众，为人和蔼，办事周到。根据先父文章的记述：卫立煌将军生前曾说，当时大家说到中国杰出妇女，都首推宋庆龄，后来又发现女青年中还有人才，邓大姐将来必定也是杰出人物。
　　叛军陈炯明部在第一次被东征军打败后，退兵福建。9月，又欲蠢动，于是第二次东征开始。周恩来于10月间又亲到前线督战。卫立煌时任东征军第3师第9团团长 （旅整编）。他看到这位书生出身的主任在军事见解方面居然有独到之处，敬重随之有加。随后，在攻打陈炯明叛军坚守的惠州时，战斗激烈，伤亡很大。蒋介石总司令在军事会议上表示，先不要打惠州，径往潮梅，再走第一次东征路径。周恩来挺身而出主张先打下惠州，端掉陈炯明老巢。结果是先打下惠州，以后的胜利随之而来。周恩来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主张，卫立煌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1926年北伐，周恩来担任北伐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兼第1师的党代表，卫立煌仍为第1军第3师第9团团长。此时，他与周恩来在工作和战斗中的接触就更多了。北伐军第1军进入浙江时，卫立煌因松口战役立功，在北伐途中升任第14师师长，周恩来对他的启发与此有很大关系。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恩来与卫立煌的重逢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随蒋介石在西安开会的20几名军政大员中，也有卫立煌。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全部与会人员，因大家均无一点思想准备，一时间都不知所措。随后几天，听说中共出面调停，周恩来已率代表团从延安出发，卫立煌当即感到宽慰，让大家不用担心，因为他相信周恩来的胆略、智谋和人格。果然，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1937年初，卫立煌调任豫鄂皖督办公署主任，在抗日战争迫在眉睫之际，他积极促进国共真诚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大敌。春夏之际，他到庐山开会时，还用长途电话叮嘱他的谈判代表要与当时在三省边区的红28军高敬亭部和平解决双方驻防问题，并因此而顺利达成协议，为日后的共同抗日打下了基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形势日益紧张。日军在平津作战得手后，本想短期内解决中国战场问题，便增兵由山西北面进攻太原，想一举拿下山西。山西是兵家必争之地，谁拿下山西，谁就控制了华北。北路来的日军是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和伪蒙军两个师团，兵力超过五六万人，且第5师团是日军三大精锐师团之一 （另外两个是第18师团和日军近卫师团）。1937年9月，山西局势危急，卫立煌率第14集团军正转战于北平门头沟地区，后奉急电驰援山西。周恩来此时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朱德任第18集团军总司令，也已先后到太原。阎锡山介绍完军情后说道，中共周恩来副主席已在太原，一会儿就来。卫立煌听后喜出望外。周恩来和他见面时，互相紧握双手。周恩来说，十年未见了，变化虽大，终归又回到一条战线，共同对敌。卫立煌听了周恩来这几句话，感到十分欣慰。他原来担心长期隔阂很可能有许多误解，此时见到周恩来的真诚态度，他的担心一扫而光。
　　此后，卫立煌和周恩来、朱德多次长谈，交换了对付日军的战略战术。卫立煌常说，当时我国军队还没有和日军打过全面大战，过去多年来虽然和日军冲突不断，都属局部性作战。第14集团军中只有刘戡的第83师在古北口和日军打过硬仗，但也属局部性的。参谋班子也心中没底。共产党提出要在阵地战外加敌后游击战;要有战略运动战;要动员民众，组织军民一起打持久的全民战。这些宝贵见解我们马上就接受了，后来的作战都是围绕这些框架去组织和实施的。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在谈话中向卫立煌介绍了9月下旬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伏击并歼灭了日军板垣师团辎重部队，卫立煌当即衷心祝贺。回到总部后，即用长途电话通知14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购买了上万元的食品罐头等约两大卡车的慰问品，由办事处处长亲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并附一亲笔賀信交林伯渠。
　　经过以上宝贵的思想交流后，卫立煌即赴太原以北的忻口阵地，组织中国军队进行华北抗战以来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忻口战役。他出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此次战役是国共两军在同一战线上打击外敌的最大一次战役，共歼敌2万余人，阻敌20多天。
　　周恩来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长期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 （先为武汉） 工作。1939年，卫立煌转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在此期间只要他经西安到重庆开会，总要设法和周恩来互通问候或见面长谈。在抗战期间，仅有卫立煌管辖的第一战区洛阳第18集团军办事处，可以与八路军相配合工作。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卫立煌从民族大义出发，力所能及地帮助了各种抗日力量，特别是为八路军发放了4年军饷和抗日物资。1941年年底，国民党顽固派攻击他帮助八路军，因此，重庆军委会命令卫立煌与反共出名的蒋鼎文对调职务，转任西安行营主任。1942年初，日军进攻缅甸，我国对外唯一通道滇缅公路眼看就要中断，中国政府应英国政府请求，出兵支援在缅甸的英军。卫立煌奉命到重庆报到，出任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他在重庆正忙于赴缅甸的准备工作，这时原驻洛阳的第18集团军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在蒋鼎文的诱骗下叛变，将卫立煌与八路军的一些友好往来，变本加厉，添油加醋当本钱出卖。卫立煌闻此讯，不知如何是好。身处孤立无援之境，他毅然决定去拜访周恩来。经约定后，周恩来在住处等他。见面时，周恩来拉着他的手，第一句话就说，你受了我们的累，随即拉着他到内间去详谈。据当时陪同卫立煌的秘书回忆，卫立煌走出来时面露宽慰，烦恼尽去。回到住处，他就提笔给蒋介石上书，大意是：在待职期间，他请求到成都去看望老母，好在往返路程一两天就可，他可随叫随到。得到蒋的批准后，卫立煌在成都安心住了年余，总算脱离了在重庆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为他复出抗日留下了余地。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于1943年4月成立，第一任司令长官陈诚因病去职，卫立煌于10月接任司令长官。1945年1月底，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经过与日军极为惨烈的战斗，终于打通了国际通道，存积在印度的大量医药、汽油等战略物资由公路源源进入我国。

新中国时期：周恩来与卫立煌的共事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欢腾，卫立煌当时暂居香港，他在欣喜之余，托有关组织郑重地向毛主席发去贺电。电文是：
　　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歡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致贺忱。
　　煌 十月江 （三日）电
　　未几，即接到毛主席复电，尤使卫立煌欣喜。
　　1955年初，周总理托挚友转告卫立煌，党和政府领导人仍然记得过去友谊，欢迎他回归祖国，共同努力解决两岸问题，尽快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爱国不分先后。
　　1955年3月，卫立煌将军在中共的妥善安排下，经澳门、中山县到广州，安全回到祖国。在广州休息时，周总理电讯频传，卫立煌此时始知此次行动自始至终周总理均在亲自过问。更使其感动的是，3月17日9时，他接到毛主席的欢迎电：
　　卫俊如先生：
　　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此时，卫立煌除参观会客外，就是修改他要向外界发表的 《告台湾袍泽朋友书》。稿成后他想先征求当地有关负责同志的意见，事后才知道，有的同志想让他加上一两句自我批评过去历史的话，可是，周总理在北京知道此事后立刻出面制止。总理说，一改动就让人说不真实，还有伤卫先生的感情。于是全文由新华社于3月17日只字未动发表，结果此文在国内外起到很大的作用。1955年4月6日，卫立煌一行由南方参观后抵达北京，在车站受到有关领导和众亲友的热烈欢迎。到北京饭店略事休息后，下午5时许，周总理派人来接。总理见到卫立煌时态度亲切，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此时此刻，卫立煌感到盛情终身难忘。晚间参加总理夫妇为他举行的接风晚宴。席间，卫立煌才得知周总理于次日即要出国参加亚非工作会议，尤其使他不安的是总理日理万机，明日出国开会，今日还抽出如此多时间与他谈话。
　　在总理出国后，卫立煌将军忙于会见党和国家有关领导人，余下时间多和亲友谈新中国的各项成就。4月25日，毛主席的秘书电话通知，主席将会见卫立煌将军。17时，卫立煌见到毛泽东主席，自延安阔别后算来已有17年未见了。
　　周总理回国后，即让秘书通知卫立煌到怀仁堂听他的亚非会议工作报告。5月20日，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邀请卫立煌参加招待印度外长梅农的晚宴。席间，梅农外长很专注地与卫立煌谈起海峡两岸问题。宴会散后，周总理又送卫立煌回住宅。总理下车后，略坐片刻就邀卫立煌绕园观看新居。总理边走边谈，言辞精辟，对住宅的修缮指点有独到之处。
　　李宗仁回国后，周总理曾在某次与程思远先生谈话时提到，当时卫立煌先生回到祖国，很快安排他的工作，生活上也照应周到，这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抗战时期，他为了我们，自己就受到很大影响嘛！
　　1956年9月，卫立煌将军在 《人民画报》 上发表了 《回到祖国大陆以后》。他在文中写道：“短短几年中，祖国在工农交通等方面的建设中突飞猛进，气魄之宏伟，诚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当此祖国轰轰烈烈建设之时，我深感无论何人都有为祖国效力的机会……我本人也能和全国人民一起参加建设事业，实属万幸……我虽年逾六旬，但自觉较过去更为年轻，今后我当致力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负祖国人民的关切和厚望。”
　　1957年4月16日晚，北京饭店灯火辉煌，在这里正举行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的盛大宴会。在宴会上，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陪着伏老绕会场向中外来宾祝酒。当伏老走到卫立煌将军面前时，周总理上前特地作了介绍。伏老笑容可掬地说道：“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是无敌的。”周总理接着说道：“国共两党过去已合作了两次。”这时，毛泽东插话：“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合作。”散会后，卫立煌坐于家中客厅，至深夜情绪方才平静下来。
　　1958年5月1日，一年一度的国际劳动节庆典在天安门举办，卫立煌将军怀着兴奋的心情前去观礼。回到家中，他心情兴奋，晚间突感不适，经医生诊断为糖尿病并发心脏病，病情危急，当即被送至北京医院住院治疗。卫立煌将军住院期间，承蒙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医院看望和关照。9月5日至8日，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召开，卫立煌将军因病不能出席，在家人读报给他听时得知，周总理在6日就台湾海峡地区局势发表声明。他想了一会儿，便口述一函致总理。摘要如下：
　　恩来总理：
　　今早由家人给我读报时，听到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我全心全意地热烈拥护这一声明。解放我国领土是我国人民的神圣权利，任何外力不能干涉。美帝国主义胆敢疯狂挑衅，我们一定要向它斗争到底，我们有力量粉碎它的威胁。
　　昨天承邓大姐亲自到我家来，并送鲜花，实不敢当。知道主席同您对我的关怀尤为感谢。我一定加意疗养，决心战胜疾病，以求早日恢复，好为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贡献一份力量。现在我虽卧病，但对我力所能及的事，愿意尽力量来作。谨布谢忱，并致
　　敬礼
　　主席前代致敬
　　卫立煌 九·七
　　在以后的几个月，卫立煌将军病情恶化，总理适逢在外地开会，闻讯后，曾请陈毅副总理代表他来看望。陈副总理在医院多方鼓励卫立煌要与病魔作斗争，对医院的治疗方案询问端详。1960年1月17日凌晨，卫立煌将军因并发肺炎，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终年64岁。当天，治丧委员会成立并发出讣告。治丧委员会由41人组成，周总理为主委。1月20日，公祭大会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首都各界近千人参加。总理到中山堂时表情肃穆，心情沉重，作为主祭，他向卫立煌将军献了花圈。
　　1960年1月卫将军去世后，我的祖母韩权华难免有一种失落感。老年人最能理解老年人。为了让韩权华精神上多些快乐，邓颖超有空就去找她聊天，韩权华由此感到十分欣慰。1974年9月30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建国25周年招待会。韩权华是被邀请的代表之一，但因病未能出席。次日，总理和邓颖超看 《人民日报》 出席会议的名单，未见韩权华名字，邓颖超立即打电话到卫家，才知道韩权华正生病。10月2日，邓颖超驱车前往探望，带去总理对她的问候。韩权华知道总理身体状况不好，在操劳国事的百忙中，还惦念着她，对此深表感激。
　　某年初秋，我还不满8岁，刚刚记事，邓颖超带着一盒烟台梨和一束鲜花来家里探望我的祖母，她一进门就握住祖母的手，嘘寒问暖，得知我生病发烧，还走到床前关心问候。后来我得知邓颖超和我祖母还有更深一层的关系。祖母是天津人，其父是位进步知识分子。邓颖超由广西来天津读小学时，和祖母是同学。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发起组织的觉悟社，曾在韩家秘密开过两次会。谈及这些，饱经风霜的两位老人都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
　　周总理、邓颖超和祖父、祖母交往密切，友情深厚，我从小耳濡目染，印象深刻。追忆起过去的往事，让我再次重温对周总理、邓颖超的无限感恩和思念！
　　（选自《黄埔》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