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作家，文化批评家。生于1967年，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居天津。
　　编剧对剧中生活的“咀嚼”程度不同，所引发的观众反应自然也就不同，所以归根到底，比的逐是创作者对生活滋味的把握
　　跟着电视和平台的播放进度，在半煎熬的等待状态下看新剧，正好轮上《流金岁月》。
　　有朋友看过原著，说原小说比较一般，我说那电视剧还真就有可能不错。因为按照小说改编影视的常规：好小说文字讲究、结构严谨、人物刻画鲜明，每一个优点都好像是为了为难导演、编剧和演员而生的。流行小说就不一样了，原著粗糙的地方，往往正是编剧、导演乃至演员大显身手的空间。
　　《流金岁月》就是这种情形。港台的旧故事，穿上创富年代新上海的外衣，类型化的人物和情感故事，一下子都变得活色生香起来。这背后的依托，当然是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性和欲望的大同小异。与此同时，陈道明、王骁、田雨、刘诗诗、倪妮、杨祜宁、董子健及众多戏骨的演绎，给剧集添加了独有的饱满。
　　当一部剧开始引发观众广泛关注，原著的文字和风格如何，估计已经没有多少人去品评了。这就是影视改编独特和“残忍”的地方。剧成功，荣耀归于导演、演员;其次归功于编剧;至于原著，虽然提供最初的起飞跑道，但毕竟飞起来的是飞机，不是跑道。除非原著作者同时出任编剧，像马里奥·普佐改编《教父》、莫言改编《红高粱》、刘恒改编《黑的雪》（电影名字改为《本命年》），那属于跑道和飞机绑在一块儿起飞——在影视工业各环节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这种事正变得越来越罕见。
　　成功的原著作者，不一定是成功的作品改编者。因为对许多作者而言，作品就像是自己的孩子，里面的一字一句，都让他们心怀惦念。删减几个字都可能引发他们的不适，更别说给人物命运、情节走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前面三部影片的原作者，之所以在“编剧”这个角色上能获得成功，除了自身的才华，还有两条：一来是和导演的趣味相投，二来都是对自己原著下得了手的狠角色。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在哪个年代都不多。
　　我们近年看到的成功的改编剧集，无论是古装的，还是时装的，基本上都具备几个特点——情节丰富，主题简单，人物关系纠结……这些如果放到单纯的文学评价上，不少都会被归入“差评”选项。对于文学而言，情节丰富可以，但不能失之琐碎（但影视有时需要，尤其是靠時长支撑的电视剧）;主题简单，一般都会被归入概念化或市场化写作，被视为“不入流”（电视剧本来就不以主题的高、深见长）;人物关系过分纠结，则会被视为刻意，成为“拙劣”的代名词（在影视里，纠结和反转一直是编剧技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事实上，这些也正是一些原著作者对改编后的同名影视不太满意的地方。可那又怎么办呢？观众要看的是“戏”，他们并不在意剧情是不是忠实传递了原著的信息。能同时满足原著作者、观众和市场期望的导演与编剧很少，只有大导演大编剧或许才勉强可以在这三个因素中兼顾两个。
　　先不深究作品的专业品质，仅就引人注目、引发观众热议的电影和剧集来看，改编自小说的要占到一半以上。无论是正午阳光近些年的一系列剧集，还是《红高粱》《大刀记》“大军师司马懿”系列、《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甄嬛传》，以及《让子弹飞》《集结号》《匆匆那年》……都源自对小说的成功改编。而影视对小说改编的依赖，短期内不会有所改变。
　　成功的改编作品，选对团队是非常重要的。表演团队、服道美团队、宣传团队……最重要的——编剧团队。好的编剧团队，既得是影视剧作的熟手、高手，又得是原作精神的真诚倾听者、知音，是为文字和影像搭建桥梁、打下第一根桥桩的人。
　　改编者的精神境界、对世象的洞察、对题材的领悟高度，奠定了作品的精神摸高。这也就决定了改编工作，不仅仅是“小说一剧作”简单的转换。以《清平乐》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两部同一导演执导的、同一朝代背景的剧集举例，前者题材的分量重、历史名人出场多，但口碑和可看性却明显比后一部低了不少。原因在哪儿？编剧对剧中生活的“咀嚼”程度不同，所引发的观众反应自然也就不同，所以归根到底，比的还是创作者对生活滋味的把握。情节琐碎至极的《红楼梦》，两百年来被人们念念不忘，诀窍也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