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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都要受到社会或他人的影响。在我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如果有人问我，什么人对你的影响最大、最深刻？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耀邦同志！
“四人帮”被粉碎后，耀邦同志先后在中央党校、中组部、中宣部工作。每到一个单位，他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勇于创新的改革精神，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他顶住极大压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老干部；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他率先组织和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可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实现全党战略大转移等许多重大问题上，耀邦同志的功绩和贡献是全党同志所公认的，是不可磨灭的。也正是因为他杰出的工作和成绩，在１９８１年６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党的主席，１９８２年８月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我于１９８２年４月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任主任，并在十二大后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从那时直到１９８７年初耀邦同志离开党的总书记工作岗位的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亲身感受和见证了耀邦同志的工作和人格，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到了书记处后，我感到从来没有在这么高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过，每天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兢兢业业，如履薄冰，昼夜难安，但究竟该如何工作，我心中无底。耀邦同志除了指点、帮助我干好书记处交代的工作外，经常提醒我：要腾出主要精力来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于事务，一定要学会从事务堆中跳出来。他说，什么是大事？就是中央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中央已经决定了的方针政策，怎么落实？要思考、研究；执行当中还有什么障碍？要想办法克服、排除；同时，还要考虑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应对，这些都是大事情。同时，还要考虑我们下一步该干些什么，每年我们中央总要办成几件大事。近期中央要抓的大事，一个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同时要抓党风，纠正不正之风，抓大案要案。这也是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
现在回想，耀邦同志对我的这些教诲，他都率先做到了。身为总书记，耀邦同志每天日理万机，可他始终牢牢抓住“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这个主题，牢牢抓住改革开放这件大事，按照小平同志的设计，精心规划，精心部署，精心实施，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
他集中精力，抓了几件事关全局的大事。
首先，他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抓起。应该说，耀邦同志对中国的农业、农民问题一直高度关注。每年都要到农村去调查研究。在他主持下，中央每年发一个一号文件，连发五年，专门解决农业问题。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安徽、四川等地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效果挺好，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但有人批评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种指责，１９８２年１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动。”给农民吃了“定心丸”，一时间，实行其他工分制的生产队，也纷纷改为包产到组、到户，到这一年１１月，全国实行“双包”的占７８．８％。
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依次解决了农村管理上从原来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转变为市场调节，农民生产什么，再也不用靠行政指令，而是根据市场需要。农民有了自主权，就有了积极性，开始了多种经营，产业结构也逐步调整了；然后逐步给农村经济松绑，一步步放开了统购统销，搞活并发展流通领域。今天看来，这些措施和规定似乎都算不得什么，可在当时的背景下，每出台一个文件都需要克服许多障碍和分歧。记得就农民长途贩运问题，耀邦同志的意见是：认为农民搞长途贩运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旧观念必须打破，农民不离开土地和家门，生产的东西到哪里去卖？所以需要小商小贩，他们收购农民的产品然后卖到城里，有人把他们叫投机倒把分子、二道贩子。什么二道贩子？我看是“二郎神”！是沟通城乡、搞活经济的“二郎神”。农民离开了他们就无法发展商品生产。那几年，每当一号文件颁发，全国农民就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如久旱之逢甘霖。农村改革经过这四年全面铺开，农村经济搞活了，农村走上了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转向面向市场商品经济的道路，农民逐步富裕起来，城市的供应大大改善，全国人民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希望，极大地调动了改革开放的热情。
在农村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耀邦同志敏锐地感到以城市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不及时跟进，中国的改革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所以他在对农村改革做出部署后紧接着就着手抓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按照他的意思，万里同志和我专门到天津进行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调研。万里同志把城市改革的思路通俗地概括为把“死、懒、穷”变为“活、勤、富”。死：指管得死，当时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得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管得死死的，这样就形成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局面，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不能奖勤罚懒，就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甚至使人变懒，懒就必然导致穷；改革就是要把死的变活，企业生产不再事事受到行政命令的束缚，逐步给企业放权，干多干少不一样了，人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就主动争取多干，这样人就变勤了，勤了就会致富。耀邦同志十分赞成这个思路，他说，农村改革的核心是给农民自主权，城市改革的核心是给企业自主权；农民和企业有了自主权，就必然打破长期形成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给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勃勃生机。
围绕城市经济改革，耀邦同志亲自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经常与经济学家、企业负责人和省市领导同志一起商讨研究。按照小平同志指示，他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齐心协力、几经周折，终于在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农村、城市改革先后铺开后，耀邦痛感教育事业发展的滞后和人才的缺乏，让我组织力量，与教育部门一道着手研究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他认为，农村和城市的改革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今后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必须从改革教育体制入手，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把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摆在最重要位置。在加强基础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快培养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在他的指导下，我和教育部门的同志到几个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和指导思想。１９８５年５月，教育体制改革方案终于形成，经过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认真讨论，在得到小平和耀邦同志赞同后，以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发布执行。
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群众对党风中的某些不正之处反响强烈。耀邦清醒地意识到抓好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了实现耀邦代表中央在十二大上提出的三个根本好转?穴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党风的根本好转?雪中后两个根本好转，在小平的关心和指导下，耀邦不失时机地亲自主持抓党风建设，并于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在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耀邦同志又在思考、酝酿一个新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他认为，现在需要搞一个行动纲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关键环节等都要作出明确的阐述，具体地说，就是要制定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和经济体制改革文件配套的，形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民主法制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格局。１９８５年年底，他把这件事正式提到了中央工作日程。为此，他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开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光书记处就召开过多次会议。文件历经多半年的时间，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直到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所有这些大事，耀邦同志都亲力亲为。从中我也深切领会到耀邦同志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所谓“全面”、“开创”的实际内容和深远意义。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对待中国的改革开放，耀邦同志是完全自觉的，是积极主动的。小平同志提出的每一项改革主张，耀邦同志都是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全力推进。如何对待特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耀邦同志在１９８０年初到深圳和珠海考察后就提出：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特区。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有些一时思想不通的人说，特区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典型，认为在特区社会主义已经变了性质，痛哭流涕，力陈不可。有的同志甚至当面指责耀邦同志说，你搞的特区实际是“租界”。耀邦同志面临种种责难，不为所动，他回答说，旧社会的租界，主权是人家的，而我们开始搞个窗口，现在搞个特区，主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搞试点，好就搞下去，不好还可以收，这和旧社会的租界根本不是一回事。围绕特区姓“社”姓“资”问题，争论一直没停。从耀邦发表意见后，无论广东、深圳出了任何一点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向耀邦同志发难。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当时，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
当然，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是全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小平同志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团结和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形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和态势；但作为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披荆斩棘，冲锋陷阵，为我国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功不可没。
我到中央工作之后，耀邦同志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和感受，就是他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识，民主作风。身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始终把自己看作中央集体的一员，胸怀博大，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从善如流，时时、处处、事事注意倾听党内党外的不同意见，自觉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同志当选为党中央主席之后，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有一段话讲到他自己，他说，我个人职务的提升，并不意味着能力水平就一下子提高多少，我自己知道，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这个意思，他当年对我讲过，其实，他对自己也是这么认识，可见他政治上的冷静和清醒。有几位老同志听了他这段话，高兴地说，就凭这个话，看来这个人我们选对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耀邦同志这一番话，绝不是做做政治姿态，而是作为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准则。他说到做到，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党员的本色，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处处突出个人，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耀邦同志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和自觉，除了他个人的历练、修养，还与他对我们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直接相关。他常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听不进不同意见，搞个人崇拜，使党内生活不正常，形成了一言堂，出现了家长制，导致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兴风作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使我们党的事业蒙受了重大损失，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耀邦同志深刻地总结了这个历史经验，念念不忘这个历史教训。他时刻告诫自己、也告诫别人，再也不能搞过去那一套了，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要能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要把党内的政治生活正常化。他多次对我说：我们党再也不能搞一言堂，再也不能搞运动，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要重蹈历史的覆辙，重犯历史的错误。
有一件事情最能体现耀邦同志博大胸怀和自觉执行民主集中制。那是在１９８１年９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耀邦同志讲话以后，很多省市委书记都表态赞成，但当场有位省委书记明确表示持有异议，他在讲了一大堆理由后明显带有情绪地说：“我们那里情况特殊，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这位省委书记发言之后，会议气氛显得有点紧张。尽管耀邦同志当时非常急切地要推动农村改革，也满心希望在党内高层能形成共识，但当他耐心听完那位省委书记的意见之后，平静地说：各位如果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许你再想一想。那位不同意的同志也可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嘛，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耀邦同志的一席话，让整个会议气氛轻松下来。大家都感到心情格外舒畅。久违了的党内民主终于又回来了。会议过后没多长时间，这位省委书记通过学习和实践，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在本省农村积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据我的观察和感悟，耀邦同志作为总书记，他不仅是把民主意识、民主作风视作政治家个人必备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品质，而且一直在思考，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为谁执政和如何执政的问题。耀邦同志曾经说，我们要在复杂的环境中增强治国安邦的本领，要运用民主法制的办法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耀邦同志实际上是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要如何正确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问题，如何处理新时期改革中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格局调整的问题。他历来主张是非要分清，原则要坚持，但不赞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用过去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而要坚持走民主法制之路。尤其是思想领域里的问题，要按思想认识的规律，要讲道理，让人说话，以理服人。
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工作上废寝忘食，生活上自奉简朴，作风上艰苦深入，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始终保持人民公仆本色，是耀邦同志的又一鲜明特征。
耀邦同志经常给我们讲，艰苦奋斗包括三个层次：生活、工作和思想。他身体力行，在这三个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耀邦同志干工作几乎是不要命，是全身心地投入，说他是夜以继日一点都不夸张。耀邦同志为了党的事业，几乎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他的家就在中南海边上，但他只在每周六晚上回家同家人吃一顿饭，其余时间除了出访、出差，吃住都在办公地点勤政殿。耀邦同志在当总书记的那几年，勤政殿夜夜灯火通明，他经常加班加点批阅文件到深夜。中办的很多工作人员都知道，耀邦同志办公室的灯是熄得最晚的。
考虑到他也是七十岁的人了，我们劝他注意休息，他说：为人民办事情，耽误一分钟都是罪过。确实，我们送耀邦同志的报告、文件、请示等，他从不积压拖拉，总是很快就批示下来，生怕误事。
工作上雷厉风行、紧张有序是耀邦同志一贯的作风。１９８４年１月，耀邦同志到贵州安顺考察，吃完晚饭，时间已经比较晚了。耀邦同志坚持连夜赶往广西百色。因为路况不好，又有大雾，省里陪同的领导同志和身边工作人员都主张第二天天明再出发，他坚持不肯。夜间１２点钟，车到望漠，实在走不了了，只好找地方住下来。望漠那个地方很穷，身边同志到当地招待所看了看，招待所都是大通铺，只有县委书记办公室有几个单人床。于是，他就在县委书记办公室里睡了几个小时，工作人员便在会议室的板凳上躺了半宿，第二天早上又接着赶路。中午到了广西一个小镇，他看到街上很热闹，卖东西的人很多，正好有家路边小摊卖贵州米线，三毛钱一碗。耀邦就说，不要找人家地方去安排了，就在街上吃饭吧。说完他就坐在条凳上，点了一大碗贵州米线。吃完饭，老百姓才发觉，原来是胡耀邦总书记，于是呼拉拉围了过来热烈鼓掌，耀邦同志站起来，恭恭敬敬给大家鞠了个躬，上车就走了。
还有一次，耀邦同志要上西沙，有些同志出于安全考虑，不赞成他去，劝他说耀邦同志不要去了，那地方连水都是从大陆运去的，你去了会给人家增加麻烦。耀邦同志说：我去不是为了吃他们的东西。我觉得我们高级干部，不能老在发达地区、中心城区转来转去，我们国家的边边沿沿，贫困地区，这些地方有机会都要去看一下。耀邦同志带了个头，从那以后，中央形成传统，每逢过年过节就要到老少边穷、经济落后或遭遇灾害、群众还比较困难的地方去慰问，体验和了解民情。
耀邦同志一向反对领导干部利用公款大吃大喝。他吃饭严格按照规定标准，非常简朴。记得有次开会，耀邦同志站起来激动地说，这次我到省里去，他们给我上熊掌，怎么得了啊，我怎么能吃呢！我一再说了，大吃大喝不行，咱们讲个价钱好不好，小吃小喝行不行？最大我让步到中吃中喝行不行？但下面还是不听！后来，耀邦同志再到下边去，就变了个法子：刚上两三个菜，他就抓紧吃，三下五除二，后面的菜还没上完，他已经吃饱放下筷子起身走了。他一走，陪同人员当然也跟着走，宴会不结束也得结束了。平时，有些地方的干部和群众给耀邦同志送来土特产品，他总是转交给托儿所或大食堂。
耀邦同志家住的是一个旧式四合院。他住进去前，负责后勤的同志几次提出要给他翻盖个二层楼，都被他拒绝，最后只是简单地装修了一下。耀邦同志在那个旧房子住着直到逝世。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扩大，党内有些同志经不住考验，出现了一些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消极腐败的现象，个别领导干部甚至还包括中高级干部搞权钱交易，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也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对此，耀邦同志忧心如焚。那一个时期，他在各种场合反复讲，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腐败就要从中央抓起，从自己身边抓起，从高干和高干子弟抓起。他认为中央机关应当做全国人民的表率。他亲自布置，亲自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党政军８０００人大会，号召全党同志珍惜党的生命线，显示中央在惩治贪污腐败问题上动真格的坚强决心。
记得就在８０００人大会过后不久，一次同耀邦同志在中南海边上散步，耀邦同志问我，８０００人大会以后，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反腐败斗争进行得怎么样了？我说，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进展，大案要案抓得比较好。耀邦同志说，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能否制止，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抓这件事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因为这对党的事业是绝对重要的。古话说，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贪污腐败，我们是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有困难，要坚持，要办案，要从中央抓起，要严格，要有监督检查制度，要让人民有权利。我们要做到光明正大，铁面无私。当然，要精心细致，防止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偏差，但是，我们决不后退，决不手软，当然这就可能得罪人。耀邦同志说到这里，情绪有些激动，走了几步，他若有所思，突然停下来，转过头神色凝重地对我说：“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啊！”这句话，如千钧重锤，字字震撼我的心灵。很久很久，我都在琢磨这句话的分量。直到今天，一想起这句话，仍然感到振聋发聩，如同惊雷从心头响过……
耀邦同志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５日离开了我们。党中央在悼词中评价耀邦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跟随耀邦同志多年，有长时间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在我心目中，耀邦同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赤胆忠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一个满怀革命理想并为这一崇高理想献出一切的人。同时，耀邦同志又是我的导师，我的兄长，我最亲近的朋友。
一个人，后人景仰即不朽，活在人心便永生。
我永远怀念耀邦同志，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晓燕摘自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７日《中国青年报》）
“四人帮”被粉碎后，耀邦同志先后在中央党校、中组部、中宣部工作。每到一个单位，他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勇于创新的改革精神，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他顶住极大压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老干部；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他率先组织和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可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实现全党战略大转移等许多重大问题上，耀邦同志的功绩和贡献是全党同志所公认的，是不可磨灭的。也正是因为他杰出的工作和成绩，在１９８１年６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党的主席，１９８２年８月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我于１９８２年４月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任主任，并在十二大后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从那时直到１９８７年初耀邦同志离开党的总书记工作岗位的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亲身感受和见证了耀邦同志的工作和人格，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到了书记处后，我感到从来没有在这么高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过，每天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兢兢业业，如履薄冰，昼夜难安，但究竟该如何工作，我心中无底。耀邦同志除了指点、帮助我干好书记处交代的工作外，经常提醒我：要腾出主要精力来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于事务，一定要学会从事务堆中跳出来。他说，什么是大事？就是中央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中央已经决定了的方针政策，怎么落实？要思考、研究；执行当中还有什么障碍？要想办法克服、排除；同时，还要考虑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应对，这些都是大事情。同时，还要考虑我们下一步该干些什么，每年我们中央总要办成几件大事。近期中央要抓的大事，一个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同时要抓党风，纠正不正之风，抓大案要案。这也是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
现在回想，耀邦同志对我的这些教诲，他都率先做到了。身为总书记，耀邦同志每天日理万机，可他始终牢牢抓住“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这个主题，牢牢抓住改革开放这件大事，按照小平同志的设计，精心规划，精心部署，精心实施，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
他集中精力，抓了几件事关全局的大事。
首先，他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抓起。应该说，耀邦同志对中国的农业、农民问题一直高度关注。每年都要到农村去调查研究。在他主持下，中央每年发一个一号文件，连发五年，专门解决农业问题。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安徽、四川等地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效果挺好，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但有人批评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种指责，１９８２年１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动。”给农民吃了“定心丸”，一时间，实行其他工分制的生产队，也纷纷改为包产到组、到户，到这一年１１月，全国实行“双包”的占７８．８％。
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依次解决了农村管理上从原来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转变为市场调节，农民生产什么，再也不用靠行政指令，而是根据市场需要。农民有了自主权，就有了积极性，开始了多种经营，产业结构也逐步调整了；然后逐步给农村经济松绑，一步步放开了统购统销，搞活并发展流通领域。今天看来，这些措施和规定似乎都算不得什么，可在当时的背景下，每出台一个文件都需要克服许多障碍和分歧。记得就农民长途贩运问题，耀邦同志的意见是：认为农民搞长途贩运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旧观念必须打破，农民不离开土地和家门，生产的东西到哪里去卖？所以需要小商小贩，他们收购农民的产品然后卖到城里，有人把他们叫投机倒把分子、二道贩子。什么二道贩子？我看是“二郎神”！是沟通城乡、搞活经济的“二郎神”。农民离开了他们就无法发展商品生产。那几年，每当一号文件颁发，全国农民就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如久旱之逢甘霖。农村改革经过这四年全面铺开，农村经济搞活了，农村走上了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转向面向市场商品经济的道路，农民逐步富裕起来，城市的供应大大改善，全国人民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希望，极大地调动了改革开放的热情。
在农村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耀邦同志敏锐地感到以城市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不及时跟进，中国的改革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所以他在对农村改革做出部署后紧接着就着手抓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按照他的意思，万里同志和我专门到天津进行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调研。万里同志把城市改革的思路通俗地概括为把“死、懒、穷”变为“活、勤、富”。死：指管得死，当时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得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管得死死的，这样就形成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局面，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不能奖勤罚懒，就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甚至使人变懒，懒就必然导致穷；改革就是要把死的变活，企业生产不再事事受到行政命令的束缚，逐步给企业放权，干多干少不一样了，人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就主动争取多干，这样人就变勤了，勤了就会致富。耀邦同志十分赞成这个思路，他说，农村改革的核心是给农民自主权，城市改革的核心是给企业自主权；农民和企业有了自主权，就必然打破长期形成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给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勃勃生机。
围绕城市经济改革，耀邦同志亲自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经常与经济学家、企业负责人和省市领导同志一起商讨研究。按照小平同志指示，他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齐心协力、几经周折，终于在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农村、城市改革先后铺开后，耀邦痛感教育事业发展的滞后和人才的缺乏，让我组织力量，与教育部门一道着手研究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他认为，农村和城市的改革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今后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必须从改革教育体制入手，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把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摆在最重要位置。在加强基础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快培养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在他的指导下，我和教育部门的同志到几个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和指导思想。１９８５年５月，教育体制改革方案终于形成，经过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认真讨论，在得到小平和耀邦同志赞同后，以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发布执行。
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群众对党风中的某些不正之处反响强烈。耀邦清醒地意识到抓好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了实现耀邦代表中央在十二大上提出的三个根本好转?穴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党风的根本好转?雪中后两个根本好转，在小平的关心和指导下，耀邦不失时机地亲自主持抓党风建设，并于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在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耀邦同志又在思考、酝酿一个新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他认为，现在需要搞一个行动纲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关键环节等都要作出明确的阐述，具体地说，就是要制定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和经济体制改革文件配套的，形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民主法制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格局。１９８５年年底，他把这件事正式提到了中央工作日程。为此，他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开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光书记处就召开过多次会议。文件历经多半年的时间，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直到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所有这些大事，耀邦同志都亲力亲为。从中我也深切领会到耀邦同志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所谓“全面”、“开创”的实际内容和深远意义。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对待中国的改革开放，耀邦同志是完全自觉的，是积极主动的。小平同志提出的每一项改革主张，耀邦同志都是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全力推进。如何对待特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耀邦同志在１９８０年初到深圳和珠海考察后就提出：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特区。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有些一时思想不通的人说，特区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典型，认为在特区社会主义已经变了性质，痛哭流涕，力陈不可。有的同志甚至当面指责耀邦同志说，你搞的特区实际是“租界”。耀邦同志面临种种责难，不为所动，他回答说，旧社会的租界，主权是人家的，而我们开始搞个窗口，现在搞个特区，主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搞试点，好就搞下去，不好还可以收，这和旧社会的租界根本不是一回事。围绕特区姓“社”姓“资”问题，争论一直没停。从耀邦发表意见后，无论广东、深圳出了任何一点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向耀邦同志发难。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当时，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
当然，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是全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小平同志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团结和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形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和态势；但作为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披荆斩棘，冲锋陷阵，为我国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功不可没。
我到中央工作之后，耀邦同志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和感受，就是他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识，民主作风。身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始终把自己看作中央集体的一员，胸怀博大，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从善如流，时时、处处、事事注意倾听党内党外的不同意见，自觉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同志当选为党中央主席之后，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有一段话讲到他自己，他说，我个人职务的提升，并不意味着能力水平就一下子提高多少，我自己知道，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这个意思，他当年对我讲过，其实，他对自己也是这么认识，可见他政治上的冷静和清醒。有几位老同志听了他这段话，高兴地说，就凭这个话，看来这个人我们选对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耀邦同志这一番话，绝不是做做政治姿态，而是作为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准则。他说到做到，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党员的本色，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处处突出个人，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耀邦同志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和自觉，除了他个人的历练、修养，还与他对我们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直接相关。他常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听不进不同意见，搞个人崇拜，使党内生活不正常，形成了一言堂，出现了家长制，导致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兴风作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使我们党的事业蒙受了重大损失，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耀邦同志深刻地总结了这个历史经验，念念不忘这个历史教训。他时刻告诫自己、也告诫别人，再也不能搞过去那一套了，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要能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要把党内的政治生活正常化。他多次对我说：我们党再也不能搞一言堂，再也不能搞运动，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要重蹈历史的覆辙，重犯历史的错误。
有一件事情最能体现耀邦同志博大胸怀和自觉执行民主集中制。那是在１９８１年９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耀邦同志讲话以后，很多省市委书记都表态赞成，但当场有位省委书记明确表示持有异议，他在讲了一大堆理由后明显带有情绪地说：“我们那里情况特殊，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这位省委书记发言之后，会议气氛显得有点紧张。尽管耀邦同志当时非常急切地要推动农村改革，也满心希望在党内高层能形成共识，但当他耐心听完那位省委书记的意见之后，平静地说：各位如果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许你再想一想。那位不同意的同志也可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嘛，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耀邦同志的一席话，让整个会议气氛轻松下来。大家都感到心情格外舒畅。久违了的党内民主终于又回来了。会议过后没多长时间，这位省委书记通过学习和实践，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在本省农村积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据我的观察和感悟，耀邦同志作为总书记，他不仅是把民主意识、民主作风视作政治家个人必备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品质，而且一直在思考，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为谁执政和如何执政的问题。耀邦同志曾经说，我们要在复杂的环境中增强治国安邦的本领，要运用民主法制的办法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耀邦同志实际上是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要如何正确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问题，如何处理新时期改革中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格局调整的问题。他历来主张是非要分清，原则要坚持，但不赞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用过去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而要坚持走民主法制之路。尤其是思想领域里的问题，要按思想认识的规律，要讲道理，让人说话，以理服人。
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工作上废寝忘食，生活上自奉简朴，作风上艰苦深入，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始终保持人民公仆本色，是耀邦同志的又一鲜明特征。
耀邦同志经常给我们讲，艰苦奋斗包括三个层次：生活、工作和思想。他身体力行，在这三个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耀邦同志干工作几乎是不要命，是全身心地投入，说他是夜以继日一点都不夸张。耀邦同志为了党的事业，几乎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他的家就在中南海边上，但他只在每周六晚上回家同家人吃一顿饭，其余时间除了出访、出差，吃住都在办公地点勤政殿。耀邦同志在当总书记的那几年，勤政殿夜夜灯火通明，他经常加班加点批阅文件到深夜。中办的很多工作人员都知道，耀邦同志办公室的灯是熄得最晚的。
考虑到他也是七十岁的人了，我们劝他注意休息，他说：为人民办事情，耽误一分钟都是罪过。确实，我们送耀邦同志的报告、文件、请示等，他从不积压拖拉，总是很快就批示下来，生怕误事。
工作上雷厉风行、紧张有序是耀邦同志一贯的作风。１９８４年１月，耀邦同志到贵州安顺考察，吃完晚饭，时间已经比较晚了。耀邦同志坚持连夜赶往广西百色。因为路况不好，又有大雾，省里陪同的领导同志和身边工作人员都主张第二天天明再出发，他坚持不肯。夜间１２点钟，车到望漠，实在走不了了，只好找地方住下来。望漠那个地方很穷，身边同志到当地招待所看了看，招待所都是大通铺，只有县委书记办公室有几个单人床。于是，他就在县委书记办公室里睡了几个小时，工作人员便在会议室的板凳上躺了半宿，第二天早上又接着赶路。中午到了广西一个小镇，他看到街上很热闹，卖东西的人很多，正好有家路边小摊卖贵州米线，三毛钱一碗。耀邦就说，不要找人家地方去安排了，就在街上吃饭吧。说完他就坐在条凳上，点了一大碗贵州米线。吃完饭，老百姓才发觉，原来是胡耀邦总书记，于是呼拉拉围了过来热烈鼓掌，耀邦同志站起来，恭恭敬敬给大家鞠了个躬，上车就走了。
还有一次，耀邦同志要上西沙，有些同志出于安全考虑，不赞成他去，劝他说耀邦同志不要去了，那地方连水都是从大陆运去的，你去了会给人家增加麻烦。耀邦同志说：我去不是为了吃他们的东西。我觉得我们高级干部，不能老在发达地区、中心城区转来转去，我们国家的边边沿沿，贫困地区，这些地方有机会都要去看一下。耀邦同志带了个头，从那以后，中央形成传统，每逢过年过节就要到老少边穷、经济落后或遭遇灾害、群众还比较困难的地方去慰问，体验和了解民情。
耀邦同志一向反对领导干部利用公款大吃大喝。他吃饭严格按照规定标准，非常简朴。记得有次开会，耀邦同志站起来激动地说，这次我到省里去，他们给我上熊掌，怎么得了啊，我怎么能吃呢！我一再说了，大吃大喝不行，咱们讲个价钱好不好，小吃小喝行不行？最大我让步到中吃中喝行不行？但下面还是不听！后来，耀邦同志再到下边去，就变了个法子：刚上两三个菜，他就抓紧吃，三下五除二，后面的菜还没上完，他已经吃饱放下筷子起身走了。他一走，陪同人员当然也跟着走，宴会不结束也得结束了。平时，有些地方的干部和群众给耀邦同志送来土特产品，他总是转交给托儿所或大食堂。
耀邦同志家住的是一个旧式四合院。他住进去前，负责后勤的同志几次提出要给他翻盖个二层楼，都被他拒绝，最后只是简单地装修了一下。耀邦同志在那个旧房子住着直到逝世。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扩大，党内有些同志经不住考验，出现了一些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消极腐败的现象，个别领导干部甚至还包括中高级干部搞权钱交易，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也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对此，耀邦同志忧心如焚。那一个时期，他在各种场合反复讲，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腐败就要从中央抓起，从自己身边抓起，从高干和高干子弟抓起。他认为中央机关应当做全国人民的表率。他亲自布置，亲自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党政军８０００人大会，号召全党同志珍惜党的生命线，显示中央在惩治贪污腐败问题上动真格的坚强决心。
记得就在８０００人大会过后不久，一次同耀邦同志在中南海边上散步，耀邦同志问我，８０００人大会以后，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反腐败斗争进行得怎么样了？我说，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进展，大案要案抓得比较好。耀邦同志说，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能否制止，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抓这件事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因为这对党的事业是绝对重要的。古话说，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贪污腐败，我们是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有困难，要坚持，要办案，要从中央抓起，要严格，要有监督检查制度，要让人民有权利。我们要做到光明正大，铁面无私。当然，要精心细致，防止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偏差，但是，我们决不后退，决不手软，当然这就可能得罪人。耀邦同志说到这里，情绪有些激动，走了几步，他若有所思，突然停下来，转过头神色凝重地对我说：“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啊！”这句话，如千钧重锤，字字震撼我的心灵。很久很久，我都在琢磨这句话的分量。直到今天，一想起这句话，仍然感到振聋发聩，如同惊雷从心头响过……
耀邦同志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５日离开了我们。党中央在悼词中评价耀邦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跟随耀邦同志多年，有长时间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在我心目中，耀邦同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赤胆忠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一个满怀革命理想并为这一崇高理想献出一切的人。同时，耀邦同志又是我的导师，我的兄长，我最亲近的朋友。
一个人，后人景仰即不朽，活在人心便永生。
我永远怀念耀邦同志，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晓燕摘自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７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