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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国际化三大条件
跨国公司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代表，是一个国家利益在全球存在的象征。毫无疑问，中国需要自己的强大跨国公司。从当前的情况看，中国需要将跨国经营的层面从对产品制造环节，转向全球的经营布局，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人才、技术、资金和自然资源，大大提升企业及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首先，中国需要通过企业的跨国经营，“以攻为守”地应对新的世界贸易格局。近年来，发达国家通过WTO，IMF，世界银行等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以及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一系列政策，确立了新的世界贸易格局，大大加快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第二，中国应该抓住当前的战略机遇期推动企业跨国经营。日本的崛起充分利用了冷战对抗的机遇，韩国的冒升则起到了牵制日本对美国产业的冲击作用。中国面临类似的战略机遇期。20世纪末以来的世界经济竞争格局中，包括日本、欧洲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一定程度上都处在经济衰退之中。造成这种格局的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处在美国和中国的两面夹击之中：创新不如美国，成本不如中国。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仍然处于经济衰退调整期的美国当前非常需要中国的配合，保证经济衰退的调整相对温和，一方面中国廉价而质量不断提高的产品，保证了经济衰退中的一般美国国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显著下降，另一方面中国对其他国家保持竞争压力，大大牵制甚至纾缓了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竞争压力。
第三，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布局已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通过企业跨国经营能大大提高我们所享有的产品附加价值比例。一方面建立全球品牌和销售渠道，扩大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实现向产业价值链前端的延伸；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地组织全球的资源，能够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决定这些资源的定价，降低我们作为全球生产基地需要的原料的成本。
中国企业国际化五大挑战
不过，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之路将是崎岖而曲折的，充满各种挑战。
首先是中国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的挑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跨国经营中最具攻击力的利器。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类似的产品和服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成本应是综合的成本，而不是单项的成本。
当前中国企业大多缺乏自有核心技术，这是很多人认为中国企业不具备跨国经营的重要论据之一。但是，技术只是当前核心竞争力的要素之一，即使具备了一定的自有技术，跨国经营的成功并不会自动实现。
实际上，跨国经营需要跨越的最大壁垒之一是市场心理需求的壁垒，综合经营管理方面的竞争力才是最核心的企业竞争力。了解市场消费者心理的企业，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确定产品定型和渠道选择，从而最大程度地扩大市场和利润空间。
其次是人才管理的挑战。人才是核心竞争力的运用主体，是穿越异国迷宫和克服壁垒的领航人。从人才构成的角度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人才必然是由中国本土的人才、国外的华人和跨国经营所在地的人才这三部分组成。但是，一些核心业务可能只能由跨国经营所在地的人才担任。比如，跨国经营所在国的政策法规方面的壁垒是跨国企业经营的最大陷阱，而国内法律方面的人才很难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例如，东芝是最早发明并经营笔记本电脑的跨国企业，在美国因为一宗软盘数据存储故障的集体诉讼案(class Action)，而不得不向客户赔付近10亿美元，使经营大受影响。
由于人才来源的多元化和国内外人才市场化的程度不同，人才激励机制的多元化成为跨国经营的最大挑战之一。中国的跨国企业必须在人才政策上保持足够的灵活性。据笔者所知，很多中国国有企业外派的管理人员，都对自己工资反而远不如国外的下属颇有微词。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日韩等先进国家的经验。例如，韩国的半导体企业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以高于企业最高领导人工资10倍的价格雇佣当时最需要的人才。又如，日本索尼，从制造业起家，自身的报酬体系相对传统，在收购美国媒体巨头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后，曾经对向CBS旗下明星支付天价不知所措，最后还是决定随行就市，保证了CBS后来的成功运作。
第三是经济情报收集和决策管理机制的挑战。国际市场竞争千变万化，充满不确定性，情报收集和决策管理机制的重要性凸显。虽然中国推行经济外交已经有一段时间，在当前中国外交体系中经济管理方面的专才仍然相当欠缺，外交系统在经济情报收集方面的功能相对薄弱。同时，中国企业的体系中，也不具备类似日本商社的组织安排(商社在日本财团跨国经营中具有组织者和协调者的地位)。中国企业协会和商会至今仍然处于萌芽状态，明显缺乏组织号召力，承担不了情报信息枢纽的职能。这使得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信息渠道相对狭窄，缺乏“千里眼”和“顺风耳”，很容易陷入被动的地步。
第四，国内服务业发育不足，协调跨国经营过程中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关系将相当艰难。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达到了空前的深度和广度，或者可以称之为产业资本的被金融化。例如，GE资本为GE贡献了绝大比例的利润，汽车金融服务公司是主要世界汽车巨头的主要利润来源，戴尔在美国是公认的财务公司，而非计算机厂商。虽然看起来，无论GE还是GM、福特、丰田都市在产业发展十分强大之后才介入金融服务领域的，但是，在当前全球服务经济化的跨国经营格局中，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相对主客地位是一目了然的。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在这方面的障碍，一是企业家忽略了金融资本运作本身也是一个产业的事实，本能地将金融资本贴上“过度投机和不务正业”的标签，不愿轻易向金融家让渡企业所有权和经营主导权；二是企业家恪守“实业是本，金融是末”之类的信条，不愿探索从金融角度发动和组织跨国经营的行动；三是即使产业界认识到了金融资本的重要性，当前国内金融体系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也很难跟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要求，更何况担心中国跨国经营的风险引发国内金融风险的人并不在少数。这些障碍的根源是国内服务业发育不足和金融业改革滞后。
最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对国家鼓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企业大规模跨国经营一般都以国家力量作后盾，母国给予的政策支持几乎是企业跨国经营成功的必要条件。例如，很多美国跨国公司是跟着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的足迹，进行世界市场的扩张和市场网络的搭建的。可口可乐是美军士兵聊解乡愁的良药，而重型机械制造商Caterpillar则为美军开山搭桥。在具体的支持政策方面，美国政府也曾经给予跨国经营损失抵扣国内税收等优惠政策。
不过，在支持大规模跨国经营的各个国家中，也有的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日本企业跨国经营以抑制国内生活水平为代价，通过提高产品和资产在国内的定价获取高额利润和融资，用于支撑跨国经营。很多人注意到了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必然性，但是很少有人把这种必然性和韩国鼓励企业跨国经营的政策挂钩。韩国鼓励企业跨国经营的一个重要政策，是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品经营提供包括流动资金在内的多种信贷资金支持。这项政策促使韩国涌现了大量出口导向型企业，其中不乏具有尖端技术并占据世界市场首位的企业。但是，这些具有世界竞争力但是高短期负债的韩国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结构性的致命伤，就是短期负债比例过高的巨额负债。后来韩国为了度过亚洲金融危机，不得不低价向欧美企业抛售这类企业来减少负债。
如果说日韩还能够通过建立国内市场壁垒和鼓励进口替代为跨国经营奠基，中国却已经不得不在当前世界经济日益开放和一体化的环境中开始跨国经营的航程。同时，由于跨国经营内在的复杂性，对于企业跨国经营绩效的评估和对于政策执行过程及效果的监管，往往非常困难。从我国过去实施的具体政策实例看，出口退税的政策对我国扩大出口曾起到巨大的支持作用，但是也引发了出口骗税的黑潮，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促使我国在制定类似政策时更加谨慎。这一切都给跨国经营鼓励政策的设计提出了重大的挑战。
总体上，中国企业的全球跨国经营布局需要相关各方持之以恒，群策群力，在挑战中摸索，在危机中前行，在竞争中奋起。
跨国公司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代表，是一个国家利益在全球存在的象征。毫无疑问，中国需要自己的强大跨国公司。从当前的情况看，中国需要将跨国经营的层面从对产品制造环节，转向全球的经营布局，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人才、技术、资金和自然资源，大大提升企业及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首先，中国需要通过企业的跨国经营，“以攻为守”地应对新的世界贸易格局。近年来，发达国家通过WTO，IMF，世界银行等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以及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一系列政策，确立了新的世界贸易格局，大大加快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第二，中国应该抓住当前的战略机遇期推动企业跨国经营。日本的崛起充分利用了冷战对抗的机遇，韩国的冒升则起到了牵制日本对美国产业的冲击作用。中国面临类似的战略机遇期。20世纪末以来的世界经济竞争格局中，包括日本、欧洲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一定程度上都处在经济衰退之中。造成这种格局的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处在美国和中国的两面夹击之中：创新不如美国，成本不如中国。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仍然处于经济衰退调整期的美国当前非常需要中国的配合，保证经济衰退的调整相对温和，一方面中国廉价而质量不断提高的产品，保证了经济衰退中的一般美国国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显著下降，另一方面中国对其他国家保持竞争压力，大大牵制甚至纾缓了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竞争压力。
第三，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布局已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通过企业跨国经营能大大提高我们所享有的产品附加价值比例。一方面建立全球品牌和销售渠道，扩大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实现向产业价值链前端的延伸；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地组织全球的资源，能够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决定这些资源的定价，降低我们作为全球生产基地需要的原料的成本。
中国企业国际化五大挑战
不过，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之路将是崎岖而曲折的，充满各种挑战。
首先是中国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的挑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跨国经营中最具攻击力的利器。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类似的产品和服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成本应是综合的成本，而不是单项的成本。
当前中国企业大多缺乏自有核心技术，这是很多人认为中国企业不具备跨国经营的重要论据之一。但是，技术只是当前核心竞争力的要素之一，即使具备了一定的自有技术，跨国经营的成功并不会自动实现。
实际上，跨国经营需要跨越的最大壁垒之一是市场心理需求的壁垒，综合经营管理方面的竞争力才是最核心的企业竞争力。了解市场消费者心理的企业，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确定产品定型和渠道选择，从而最大程度地扩大市场和利润空间。
其次是人才管理的挑战。人才是核心竞争力的运用主体，是穿越异国迷宫和克服壁垒的领航人。从人才构成的角度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人才必然是由中国本土的人才、国外的华人和跨国经营所在地的人才这三部分组成。但是，一些核心业务可能只能由跨国经营所在地的人才担任。比如，跨国经营所在国的政策法规方面的壁垒是跨国企业经营的最大陷阱，而国内法律方面的人才很难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例如，东芝是最早发明并经营笔记本电脑的跨国企业，在美国因为一宗软盘数据存储故障的集体诉讼案(class Action)，而不得不向客户赔付近10亿美元，使经营大受影响。
由于人才来源的多元化和国内外人才市场化的程度不同，人才激励机制的多元化成为跨国经营的最大挑战之一。中国的跨国企业必须在人才政策上保持足够的灵活性。据笔者所知，很多中国国有企业外派的管理人员，都对自己工资反而远不如国外的下属颇有微词。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日韩等先进国家的经验。例如，韩国的半导体企业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以高于企业最高领导人工资10倍的价格雇佣当时最需要的人才。又如，日本索尼，从制造业起家，自身的报酬体系相对传统，在收购美国媒体巨头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后，曾经对向CBS旗下明星支付天价不知所措，最后还是决定随行就市，保证了CBS后来的成功运作。
第三是经济情报收集和决策管理机制的挑战。国际市场竞争千变万化，充满不确定性，情报收集和决策管理机制的重要性凸显。虽然中国推行经济外交已经有一段时间，在当前中国外交体系中经济管理方面的专才仍然相当欠缺，外交系统在经济情报收集方面的功能相对薄弱。同时，中国企业的体系中，也不具备类似日本商社的组织安排(商社在日本财团跨国经营中具有组织者和协调者的地位)。中国企业协会和商会至今仍然处于萌芽状态，明显缺乏组织号召力，承担不了情报信息枢纽的职能。这使得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信息渠道相对狭窄，缺乏“千里眼”和“顺风耳”，很容易陷入被动的地步。
第四，国内服务业发育不足，协调跨国经营过程中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关系将相当艰难。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达到了空前的深度和广度，或者可以称之为产业资本的被金融化。例如，GE资本为GE贡献了绝大比例的利润，汽车金融服务公司是主要世界汽车巨头的主要利润来源，戴尔在美国是公认的财务公司，而非计算机厂商。虽然看起来，无论GE还是GM、福特、丰田都市在产业发展十分强大之后才介入金融服务领域的，但是，在当前全球服务经济化的跨国经营格局中，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相对主客地位是一目了然的。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在这方面的障碍，一是企业家忽略了金融资本运作本身也是一个产业的事实，本能地将金融资本贴上“过度投机和不务正业”的标签，不愿轻易向金融家让渡企业所有权和经营主导权；二是企业家恪守“实业是本，金融是末”之类的信条，不愿探索从金融角度发动和组织跨国经营的行动；三是即使产业界认识到了金融资本的重要性，当前国内金融体系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也很难跟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要求，更何况担心中国跨国经营的风险引发国内金融风险的人并不在少数。这些障碍的根源是国内服务业发育不足和金融业改革滞后。
最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对国家鼓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企业大规模跨国经营一般都以国家力量作后盾，母国给予的政策支持几乎是企业跨国经营成功的必要条件。例如，很多美国跨国公司是跟着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的足迹，进行世界市场的扩张和市场网络的搭建的。可口可乐是美军士兵聊解乡愁的良药，而重型机械制造商Caterpillar则为美军开山搭桥。在具体的支持政策方面，美国政府也曾经给予跨国经营损失抵扣国内税收等优惠政策。
不过，在支持大规模跨国经营的各个国家中，也有的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日本企业跨国经营以抑制国内生活水平为代价，通过提高产品和资产在国内的定价获取高额利润和融资，用于支撑跨国经营。很多人注意到了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必然性，但是很少有人把这种必然性和韩国鼓励企业跨国经营的政策挂钩。韩国鼓励企业跨国经营的一个重要政策，是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品经营提供包括流动资金在内的多种信贷资金支持。这项政策促使韩国涌现了大量出口导向型企业，其中不乏具有尖端技术并占据世界市场首位的企业。但是，这些具有世界竞争力但是高短期负债的韩国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结构性的致命伤，就是短期负债比例过高的巨额负债。后来韩国为了度过亚洲金融危机，不得不低价向欧美企业抛售这类企业来减少负债。
如果说日韩还能够通过建立国内市场壁垒和鼓励进口替代为跨国经营奠基，中国却已经不得不在当前世界经济日益开放和一体化的环境中开始跨国经营的航程。同时，由于跨国经营内在的复杂性，对于企业跨国经营绩效的评估和对于政策执行过程及效果的监管，往往非常困难。从我国过去实施的具体政策实例看，出口退税的政策对我国扩大出口曾起到巨大的支持作用，但是也引发了出口骗税的黑潮，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促使我国在制定类似政策时更加谨慎。这一切都给跨国经营鼓励政策的设计提出了重大的挑战。
总体上，中国企业的全球跨国经营布局需要相关各方持之以恒，群策群力，在挑战中摸索，在危机中前行，在竞争中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