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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倡导毛泽东创造的调查研究方法——“第一是眼睛向下”“第二是开调查会”，要求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第一手材料。回顾1927年春毛泽东深入考察醴陵农民运动的历史，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搞好调查研究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小年到初二，毛泽东在醴陵农运考察中掌握第一手材料
1927年1月27日，农历小年。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这一天来到了湘东醴陵。9天时间里，毛泽东风尘仆仆、夙兴夜寐，在中共醴陵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罗学瓒和醴陵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孙筱山陪同下，“眼睛向下”“开调查会”，深入基层，在先农坛、文庙、东富寺、伏波庙等醴陵城乡的许多地方实地考察，了解醴陵农民运动情况，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到醴陵当晚，就召集地方执委、农会和工青妇负责人座谈。随后，连续3晚召开区乡支部和农协座谈会，研究如何加强领导，扩大农协组织，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和巩固农民政权。在农民、绅士座谈会上，询问农民土地占有情况，有什么神祖祀会，有什么出产品。给醴陵民众训练班700多师生作报告，并到城郊考察。在东富寺考察3天，参加了基层骨干座谈会、区委扩大会和七千人大会并讲话。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务实精神，为他随后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毛泽东深入下去、解剖麻雀、点面结合、观察民情、虚心向群众学习、寻找规律和解决问题办法、以资正确决策的调查研究精神，“毛泽东式”的调查研究风采，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都对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方法给予高度评价和大力倡导。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15处点到醴陵，还有部分篇幅不点名地写到醴陵的事情。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表扬醴陵等地“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
在醴陵农村考察的9天，体现了毛泽东重视农村、重视农民、重视中国革命农民问题的思想精髓，反映了毛泽东深入调研、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从实际出发、从调查研究中获得发言权决策权、从农民革命实践中寻找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精神风范。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下去了，不要走马观花，不要蜻蜓点水，不要前呼后拥，而是要深入基层群众，掌握第一手材料，推动解决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县城到乡村，毛泽东在醴陵农运考察中破解革命难题
毛泽东说过：“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1926年9月，全国农村大革命高潮开始兴起，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给社会各阶层造成了巨大震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农民解放运动，引起党内外的很多非议和责难。毛泽东认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所以，才有了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深入调查研究，目的是支持伟大的农民运动，驳斥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并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解决中国革命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调查研究需要“眼睛向下”，沉下身子，拿出真心，身入心入，不要“走马观花”，而要“下马看花”，更要“解剖麻雀”，做好典型分析，得到丰富的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不能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盲人摸象。毛泽东在醴陵，采用查阅书面报告、报表统计资料，听取各方面汇报，参与座谈讨论，征求看法，会上讲演，座谈走访等多种形式进行潜心考察。
调查研究一具体就深入，要细致入微，不能粗枝大叶。毛泽东一到醴陵，首先从了解县情、民情、革命状况入手。孙筱山以北二区高桥乡胡氏宗祠的公租谷被6个土豪掌管、从不公布账目为例说：“农会成立后，就组织了清算委员会，先缴了他们的账簿，再封了谷仓，然后算账，再量谷，结果发现他们私分了几十担谷，农民就气愤地打开他们的谷仓，担了几十担谷做农会开办费，还抓他们游垅，其他地方也照这个办法搞清算。”毛泽东点头赞成说：“这个办法好，不但在经济上打击了土豪劣绅，而且在政治上使他们威风扫地，通过清算，还启发鼓舞了农民，做得好。”
注重抓住主要矛盾，指导解决难点重点问题。孙筱山向毛泽东报告了捉拿、关押公开与农民协会、总工会对抗的土豪恶霸、县团防局长彭志藩，收繳县团防局枪支一事。毛泽东站起身，竖起拇指称赞：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就要这样做，对土豪劣绅的政权和武装，就是要一把撬，连根撬出来，把它压下去，压得它永世不得翻身！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好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都应该顺应人民意愿、符合人民所思所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新时代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扎实练就调查研究的基本功，做善于和勤于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摸清情况、找准问题、提实对策，重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在“求真”“求实”“求深”“求准”“求细”“求效”上狠下功夫，深入调查、深入研判、科学决策，以适应开启新征程、奋斗新时代的任务需要。
从调研到决策，毛泽东在醴陵农运考察中指引革命方向
经过几天紧锣密鼓的认真考察，毛泽东对醴陵农民运动有了基本了解。1927年1月31日，在先农坛召开的醴陵地方执委和部门负责人会议上，毛泽东就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作出以下决策指示：一是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每个区要公开一二个有威望的党员的身份，以形成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二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农民协会组织。三是普遍建立农民自卫军，以保卫农会权力。四是成立特别法庭，镇压反革命。这些重大决策，建立在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深入调查的基础之上，从而对大革命斗争向纵深发展发挥了强劲的推动作用。
中共醴陵地方执委、县农民协会抓紧落实毛泽东的决策指示，分工负责，突出重点，到1927年4月，由50多个党支部发展到110多个党支部，由600多名党员发展到1800多名党员;农民协会会员由10多万人发展到20多万人;抓紧组建醴陵县、区、乡农民自卫军。毛泽东评价说：“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在毛泽东和中共湖南区委的指导下，全省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成为全国大革命的中心，农会会员达到600万人，居全国第一位。
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评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指出，“毛泽东是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资格在说话”“长期的实地调查赋予了他在论述农村问题的权威性”。毛泽东醴陵调查告诉我们：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我们要努力从毛泽东醴陵农运考察中获得历史经验和智慧，不断通过加强调查研究来掌握和提高从事领导工作的发言权和决策权。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现代社会资讯发达，但“键对键”绝对不能代替“面对面”。
2020年9月17日，在长沙参加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基层代表座谈会的基层干部群众代表，都处在改革发展和生产一线，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效感知最真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更接地气。为此，总书记给予很高的评价：“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很鲜活，很接地气，有利于我们更多了解基层情况。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充分吸收。”这让我们想起毛泽东当年振聋发聩的论断：“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作者系中共醴陵市委书记）
从小年到初二，毛泽东在醴陵农运考察中掌握第一手材料
1927年1月27日，农历小年。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这一天来到了湘东醴陵。9天时间里，毛泽东风尘仆仆、夙兴夜寐，在中共醴陵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罗学瓒和醴陵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孙筱山陪同下，“眼睛向下”“开调查会”，深入基层，在先农坛、文庙、东富寺、伏波庙等醴陵城乡的许多地方实地考察，了解醴陵农民运动情况，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到醴陵当晚，就召集地方执委、农会和工青妇负责人座谈。随后，连续3晚召开区乡支部和农协座谈会，研究如何加强领导，扩大农协组织，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和巩固农民政权。在农民、绅士座谈会上，询问农民土地占有情况，有什么神祖祀会，有什么出产品。给醴陵民众训练班700多师生作报告，并到城郊考察。在东富寺考察3天，参加了基层骨干座谈会、区委扩大会和七千人大会并讲话。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务实精神，为他随后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毛泽东深入下去、解剖麻雀、点面结合、观察民情、虚心向群众学习、寻找规律和解决问题办法、以资正确决策的调查研究精神，“毛泽东式”的调查研究风采，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都对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方法给予高度评价和大力倡导。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15处点到醴陵，还有部分篇幅不点名地写到醴陵的事情。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表扬醴陵等地“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
在醴陵农村考察的9天，体现了毛泽东重视农村、重视农民、重视中国革命农民问题的思想精髓，反映了毛泽东深入调研、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从实际出发、从调查研究中获得发言权决策权、从农民革命实践中寻找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精神风范。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下去了，不要走马观花，不要蜻蜓点水，不要前呼后拥，而是要深入基层群众，掌握第一手材料，推动解决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县城到乡村，毛泽东在醴陵农运考察中破解革命难题
毛泽东说过：“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1926年9月，全国农村大革命高潮开始兴起，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给社会各阶层造成了巨大震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农民解放运动，引起党内外的很多非议和责难。毛泽东认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所以，才有了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深入调查研究，目的是支持伟大的农民运动，驳斥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并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解决中国革命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调查研究需要“眼睛向下”，沉下身子，拿出真心，身入心入，不要“走马观花”，而要“下马看花”，更要“解剖麻雀”，做好典型分析，得到丰富的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不能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盲人摸象。毛泽东在醴陵，采用查阅书面报告、报表统计资料，听取各方面汇报，参与座谈讨论，征求看法，会上讲演，座谈走访等多种形式进行潜心考察。
调查研究一具体就深入，要细致入微，不能粗枝大叶。毛泽东一到醴陵，首先从了解县情、民情、革命状况入手。孙筱山以北二区高桥乡胡氏宗祠的公租谷被6个土豪掌管、从不公布账目为例说：“农会成立后，就组织了清算委员会，先缴了他们的账簿，再封了谷仓，然后算账，再量谷，结果发现他们私分了几十担谷，农民就气愤地打开他们的谷仓，担了几十担谷做农会开办费，还抓他们游垅，其他地方也照这个办法搞清算。”毛泽东点头赞成说：“这个办法好，不但在经济上打击了土豪劣绅，而且在政治上使他们威风扫地，通过清算，还启发鼓舞了农民，做得好。”
注重抓住主要矛盾，指导解决难点重点问题。孙筱山向毛泽东报告了捉拿、关押公开与农民协会、总工会对抗的土豪恶霸、县团防局长彭志藩，收繳县团防局枪支一事。毛泽东站起身，竖起拇指称赞：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就要这样做，对土豪劣绅的政权和武装，就是要一把撬，连根撬出来，把它压下去，压得它永世不得翻身！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好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都应该顺应人民意愿、符合人民所思所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新时代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扎实练就调查研究的基本功，做善于和勤于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摸清情况、找准问题、提实对策，重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在“求真”“求实”“求深”“求准”“求细”“求效”上狠下功夫，深入调查、深入研判、科学决策，以适应开启新征程、奋斗新时代的任务需要。
从调研到决策，毛泽东在醴陵农运考察中指引革命方向
经过几天紧锣密鼓的认真考察，毛泽东对醴陵农民运动有了基本了解。1927年1月31日，在先农坛召开的醴陵地方执委和部门负责人会议上，毛泽东就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作出以下决策指示：一是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每个区要公开一二个有威望的党员的身份，以形成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二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农民协会组织。三是普遍建立农民自卫军，以保卫农会权力。四是成立特别法庭，镇压反革命。这些重大决策，建立在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深入调查的基础之上，从而对大革命斗争向纵深发展发挥了强劲的推动作用。
中共醴陵地方执委、县农民协会抓紧落实毛泽东的决策指示，分工负责，突出重点，到1927年4月，由50多个党支部发展到110多个党支部，由600多名党员发展到1800多名党员;农民协会会员由10多万人发展到20多万人;抓紧组建醴陵县、区、乡农民自卫军。毛泽东评价说：“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在毛泽东和中共湖南区委的指导下，全省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成为全国大革命的中心，农会会员达到600万人，居全国第一位。
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评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指出，“毛泽东是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资格在说话”“长期的实地调查赋予了他在论述农村问题的权威性”。毛泽东醴陵调查告诉我们：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我们要努力从毛泽东醴陵农运考察中获得历史经验和智慧，不断通过加强调查研究来掌握和提高从事领导工作的发言权和决策权。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现代社会资讯发达，但“键对键”绝对不能代替“面对面”。
2020年9月17日，在长沙参加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基层代表座谈会的基层干部群众代表，都处在改革发展和生产一线，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效感知最真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更接地气。为此，总书记给予很高的评价：“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很鲜活，很接地气，有利于我们更多了解基层情况。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充分吸收。”这让我们想起毛泽东当年振聋发聩的论断：“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作者系中共醴陵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