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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新时期的影视剧录音剪辑的特点和多样化发展，不能孤立地只谈发展而不谈继承。因为，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相关的许多问题前辈们已经作为对20年后的前瞻性思考提了出来。
一、顺应生活节奏，录音剪辑时间大大缩短
20年前，天津台的前辈顾明先生曾经在他的《对未来电影录音剪辑的几点思考》中明确提出：“从长度上讲，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电影录音剪辑势必要向短小精悍发展，60分钟将成为极限，而30分钟、甚至20分钟的电影录音剪辑将成为普遍现象”。
当前的现状是这样的：做为报送参评的电影录音剪辑作品是以60分钟为限，电视连续剧每集以30分钟为限；日常的节目播出时间，根据各自节目的时间设置而定：一般电影录音剪辑的时限为50分钟或40分钟，分上半时和下半时播放，各为25分钟或20分钟；电视剧录音剪辑每集的时限一般为25分钟或20分钟。比如：亚非工作室创作的香港贺岁影片《购物狂》的广播版，时限60分钟，但根据文化公司的要求分割成6集，每集10分钟。
二、解说词力求简洁明了而富有文学性
20年前，江苏台的前辈高喜军先生在《听众心理与解说功能的回归》一文中论述到：“听众的审美心理在变，解说的功能也必须跟着改变”。
20年的发展变化，国人的整体文化知识结构和综合素养的大大提高、眼界心胸的开阔、艺术审美取向多元化的形成，早已经使我们的受众摆脱了“聆听”和被动接受“说教”的从属地位。如果我们不能够紧跟时代节奏的变化、不能很好地摆正“解说”的位置，高居审美受众群体之上，“或批判、或赞美、或概括、或深化主题思想、或指点、或挖掘细节意义所在”（高喜军先生语），“为了卖弄自己的才华而尽力添加自己的看法”“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因个人的看法而破坏听众的审美过程”（北广前辈游洁先生语），那我们就等着“收获”谩骂和嘲讽吧，套用眼下的一句时髦说法，受众会“骂”我们：不仅浪费了他们的时间，还侮辱了他们的智商。
“在已有一定欣赏水平的听众面前，说教已经过时，我们影片的剪辑理应与原影片编导意图合一，而不要为听众的辨别能力担心”“我们的目的本来就是介绍影片，是一种为社会服务的节目，是一项社会性的劳动”“让我们电影录音剪辑中的解说再少些、再朴实些。”（游洁先生语）
“简单、直白、重复的交代方式的解说应该成为历史，但解说在尚未完成己任时却一味去追求哲理、抒情、挖掘等等，亦不可取，听众还是要弄懂故事在讲什么，我们不能不顾艺术的接受者能否引起共鸣。”（中央台前辈俞胜利先生）
“解说应该知趣：做好本职工作，尽量少说，如有可能，最好不说。”（高喜军先生语）
这些都是20年前前辈们的告诫，现在用，正是时候。
当然，在此要说明的是：（1）解说词回归到“解释、说明”，并不是走回初创时期的原始状态的“提示、说明”，而是提炼后的“简洁明了”；（2）我们论述主体意识派的局限，并不是全面否定它，而是要适时地合理改进，并继承和发扬其精华的部分，比如它富含的文学性。
三、形式多样化的继承和发展
影视剧录音剪辑是依附于影视剧而存在的，而影视剧多元化发展为录音剪辑形式多元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形式多样化的继承
天津台的前辈顾明先生曾经在20年前预言：“电影录音剪辑的名字将被其他新名称代替，如：电影小说、电影精彩片断、甚至两部、三部以至更多部电影被剪接在一部剪辑中，从而创造出一些全新的更受人们欢迎的节目形式。”
1、他预见得很准，电影录音剪辑的名字确实已被新名称“广播版”所代替。
确切的说，电影小说、电影精彩片断等作为“电影录音剪辑”名称的取代者并不合适。因为，它们也是早已存在的与电影类相关的文艺节目的不同形式。
①电影小说：它的语词重心在“小说”上，是以文字为主的小说载体形式呈现的，反映的内容是某部电影的故事。电影小说和电影录影剪辑从本质上讲就不是一个范畴的，谁也取代不了谁。它俩是并列关系。如果一定要作一种延伸的话，那电影小说，可以成为电影故事。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克莱默夫妇之争》就是典型的电影故事；利用电影中的某些元素，比如歌曲、音乐改变而成的，我们称之为电影音乐故事，《搭错车》《莫扎特传》就属于这类，它们都是选用影片中大部分的歌曲或者音乐，利用男女对播或男声一人主播的形式讲述了与电影内容相同的故事。
②电影精彩片断：它是电影录音剪辑中的一部分，通常用于电影赏析类节目中，节选精彩片断用以说明问题。
③至于“两部、三部以至更多部电影被剪接在一部剪辑中，从而创造出一些全新的更受人们欢迎的节目形式”，这是一个非常大胆、新颖、有创意的设想，我们姑且称它为“电影剪辑组合版”。这个设想的超前性在于：它实际上就是现在的网络游戏版，利用素材任意组合，表达出新的含义。它很适合大型综艺娱乐性节目，挑气氛，有亮点，也有过这样的尝试先例，但在以欣赏为主要功能的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录影剪辑创作中，好像还没有出现过这类的形式。
2、无解说词形式。
上海台的前辈瞿新华先生曾经不写一个字的解说词，仅通过音响、对话的组合来结构全片，制作了《寒夜》的录音剪辑。这类制作，适宜选择那些旁白或内心独白贯穿影视剧始终的剧作。张艺谋导演的、由章子怡主演的《我的父亲母亲》就适合这类创作尝试。
3、解说词多于录音的形式。
天津台的前辈顾明先生则喜欢选择那些对话极少、非情节性的影片，制作出在别人看来根本无法制作的录音剪辑，他编写的解说词常常几倍于影片本身的对白，比如《黄土地》、《青春祭》等等。
4、对话式解说形式。对话式是指两个人来解说电影的方式。两人一问一答或两人分别叙述、或两个人都用“我”分别自述。如电影《白桦林中的哨所》的解说，用男女声分别扮演剧中的男女主人公，以旁白、独白、书信的形式来自述各自的学习、生活、感情，同影片中的书信形式结合起来，整体效果非常不错。得益于前辈们的成功提示，我为《没事偷着乐》设置的两位解说者的身份是旁观者，一男一女，一位看过影片，觉得不错向另一位推荐，一位适时地提一些问题，另一位适时地作一解释。影片的对白采用的是天津方言，加上影片具有一定的黑色喜剧成分，“热贴”原片风格。
（二）形式多样化的发展
1、内地方言的出现
近年来，以大多数观众能接受的方言、主要是以北方方言为主出演的影片有不少，《落叶归根》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它是以赵本山为绝对主角的、以东北方言再现的。这就给录音剪辑的解说词写作及解说者的播音状态提出了新的课题：我们如何更好地面对《落叶归根》这类方言影片呢？我的选择是：朴实的事情朴实办，卸去一切装饰物，不要工整，不要雕琢，词要写得：直白、通俗、口语、短句、突出平民化气息；播音要：平实大方，略带点儿东北方言的音调，把“老赵”当成自家的大哥，说话语气姿态要平和、放松、亲切、自然，偶尔还可以用东北话逗逗趣儿。
2、多国语言的出现
如果说内地方言的出现，多了一份亲切感的话，那么，影片中出现的大段大段的外语，多的可就是陌生感了。在以往的创作中也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比如在中日合拍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出现过日语，在国产片《冒险的美国女人》中出现过英语。不过，在这些影片中外语所占的比例有限，容易处理。但是，面对史实大片《东京审判》的录音剪辑，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其中的外语对白约占三分之二，有英语和日语。我的助手按照粗选内容，用一个工作日从电影碟片上将其中文打印下来。所有剪辑文案做好以后，整合了合肥电台多频道的优秀节目主持人的演播资源，共有10位男声参加了演播工作，为影片中的相关人物配音，力求达到与原片人物语言的神似。我深感欣慰的是：我能有这样的一次机会，荣幸地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在同事们的共同协作下，创作出一部具有史学价值的电影录音剪辑作品。
3、“偶像剧港台腔”的出现
2005年，我欣然接受了北京某文化公司的授权，创制了台湾偶像电视连续剧《爱情魔戒》广播版。偶像剧的剧情结构、主题思想、人物设置等等并不复杂，加上文化公司明确要求解说词不要太多，只要把剧情说清楚，文字表达出清纯、优美、灵动的意境美就可以了，所以，它的剪辑、文案工作难度并不大，难度大的是要找一位与偶像剧风格很贴近的旁白解说，她的声音音质要有一种玲珑剔透的清脆质感，语气中透着一股甜甜的嗲嗲的港台腔，但语气的流露又要柔和、自然、流畅，不能给受众留下生硬的模仿痕迹。幸亏我有这样的人员储备。《爱情魔戒》解说中很多字的读音要以剧中的说法为准，比如：“阿弟”，两个字要分别读成“三声”和“二声（笛）”；“阿妹”的“妹”，不读“四声”而读“一声”；“风筝”的“筝”不读“轻声”而读“一声”；“爷爷”的声调拐着弯的上去，读“也爷”等等。由此不难看出，新时期形式多样化的发展，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点恐怕是以往任何时期都不可能想像、更不可能做到的。
四、我的一点职业希望
影视剧录音剪辑（或称广播版）这门独特的“中国之花”，历经风风雨雨，度过近60个春华秋实，常开不败，它现在有没有被移植到海外去开花结果？我不得而知。
我希望：在我们敞开胸怀接纳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化成果的同时，也应该积极的去推广我们中国自己制造的“本土品牌”——录音剪辑这种广播文艺节目形式，因为我实在想不出阻碍它被输出的任何理由。它是我们中国独有的，它早已被公认为是一门很独特、很成熟的广播艺术形式了，自然有其传播的价值。我们能接受和借鉴世界上任何有益的艺术形式，我们为什么不能输出自己民族创造的有价值的艺术形式呢？我相信：只要真诚的去传播，就会有真诚的接受。■
（作者单位：合肥人民广播电台）
一、顺应生活节奏，录音剪辑时间大大缩短
20年前，天津台的前辈顾明先生曾经在他的《对未来电影录音剪辑的几点思考》中明确提出：“从长度上讲，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电影录音剪辑势必要向短小精悍发展，60分钟将成为极限，而30分钟、甚至20分钟的电影录音剪辑将成为普遍现象”。
当前的现状是这样的：做为报送参评的电影录音剪辑作品是以60分钟为限，电视连续剧每集以30分钟为限；日常的节目播出时间，根据各自节目的时间设置而定：一般电影录音剪辑的时限为50分钟或40分钟，分上半时和下半时播放，各为25分钟或20分钟；电视剧录音剪辑每集的时限一般为25分钟或20分钟。比如：亚非工作室创作的香港贺岁影片《购物狂》的广播版，时限60分钟，但根据文化公司的要求分割成6集，每集10分钟。
二、解说词力求简洁明了而富有文学性
20年前，江苏台的前辈高喜军先生在《听众心理与解说功能的回归》一文中论述到：“听众的审美心理在变，解说的功能也必须跟着改变”。
20年的发展变化，国人的整体文化知识结构和综合素养的大大提高、眼界心胸的开阔、艺术审美取向多元化的形成，早已经使我们的受众摆脱了“聆听”和被动接受“说教”的从属地位。如果我们不能够紧跟时代节奏的变化、不能很好地摆正“解说”的位置，高居审美受众群体之上，“或批判、或赞美、或概括、或深化主题思想、或指点、或挖掘细节意义所在”（高喜军先生语），“为了卖弄自己的才华而尽力添加自己的看法”“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因个人的看法而破坏听众的审美过程”（北广前辈游洁先生语），那我们就等着“收获”谩骂和嘲讽吧，套用眼下的一句时髦说法，受众会“骂”我们：不仅浪费了他们的时间，还侮辱了他们的智商。
“在已有一定欣赏水平的听众面前，说教已经过时，我们影片的剪辑理应与原影片编导意图合一，而不要为听众的辨别能力担心”“我们的目的本来就是介绍影片，是一种为社会服务的节目，是一项社会性的劳动”“让我们电影录音剪辑中的解说再少些、再朴实些。”（游洁先生语）
“简单、直白、重复的交代方式的解说应该成为历史，但解说在尚未完成己任时却一味去追求哲理、抒情、挖掘等等，亦不可取，听众还是要弄懂故事在讲什么，我们不能不顾艺术的接受者能否引起共鸣。”（中央台前辈俞胜利先生）
“解说应该知趣：做好本职工作，尽量少说，如有可能，最好不说。”（高喜军先生语）
这些都是20年前前辈们的告诫，现在用，正是时候。
当然，在此要说明的是：（1）解说词回归到“解释、说明”，并不是走回初创时期的原始状态的“提示、说明”，而是提炼后的“简洁明了”；（2）我们论述主体意识派的局限，并不是全面否定它，而是要适时地合理改进，并继承和发扬其精华的部分，比如它富含的文学性。
三、形式多样化的继承和发展
影视剧录音剪辑是依附于影视剧而存在的，而影视剧多元化发展为录音剪辑形式多元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形式多样化的继承
天津台的前辈顾明先生曾经在20年前预言：“电影录音剪辑的名字将被其他新名称代替，如：电影小说、电影精彩片断、甚至两部、三部以至更多部电影被剪接在一部剪辑中，从而创造出一些全新的更受人们欢迎的节目形式。”
1、他预见得很准，电影录音剪辑的名字确实已被新名称“广播版”所代替。
确切的说，电影小说、电影精彩片断等作为“电影录音剪辑”名称的取代者并不合适。因为，它们也是早已存在的与电影类相关的文艺节目的不同形式。
①电影小说：它的语词重心在“小说”上，是以文字为主的小说载体形式呈现的，反映的内容是某部电影的故事。电影小说和电影录影剪辑从本质上讲就不是一个范畴的，谁也取代不了谁。它俩是并列关系。如果一定要作一种延伸的话，那电影小说，可以成为电影故事。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克莱默夫妇之争》就是典型的电影故事；利用电影中的某些元素，比如歌曲、音乐改变而成的，我们称之为电影音乐故事，《搭错车》《莫扎特传》就属于这类，它们都是选用影片中大部分的歌曲或者音乐，利用男女对播或男声一人主播的形式讲述了与电影内容相同的故事。
②电影精彩片断：它是电影录音剪辑中的一部分，通常用于电影赏析类节目中，节选精彩片断用以说明问题。
③至于“两部、三部以至更多部电影被剪接在一部剪辑中，从而创造出一些全新的更受人们欢迎的节目形式”，这是一个非常大胆、新颖、有创意的设想，我们姑且称它为“电影剪辑组合版”。这个设想的超前性在于：它实际上就是现在的网络游戏版，利用素材任意组合，表达出新的含义。它很适合大型综艺娱乐性节目，挑气氛，有亮点，也有过这样的尝试先例，但在以欣赏为主要功能的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录影剪辑创作中，好像还没有出现过这类的形式。
2、无解说词形式。
上海台的前辈瞿新华先生曾经不写一个字的解说词，仅通过音响、对话的组合来结构全片，制作了《寒夜》的录音剪辑。这类制作，适宜选择那些旁白或内心独白贯穿影视剧始终的剧作。张艺谋导演的、由章子怡主演的《我的父亲母亲》就适合这类创作尝试。
3、解说词多于录音的形式。
天津台的前辈顾明先生则喜欢选择那些对话极少、非情节性的影片，制作出在别人看来根本无法制作的录音剪辑，他编写的解说词常常几倍于影片本身的对白，比如《黄土地》、《青春祭》等等。
4、对话式解说形式。对话式是指两个人来解说电影的方式。两人一问一答或两人分别叙述、或两个人都用“我”分别自述。如电影《白桦林中的哨所》的解说，用男女声分别扮演剧中的男女主人公，以旁白、独白、书信的形式来自述各自的学习、生活、感情，同影片中的书信形式结合起来，整体效果非常不错。得益于前辈们的成功提示，我为《没事偷着乐》设置的两位解说者的身份是旁观者，一男一女，一位看过影片，觉得不错向另一位推荐，一位适时地提一些问题，另一位适时地作一解释。影片的对白采用的是天津方言，加上影片具有一定的黑色喜剧成分，“热贴”原片风格。
（二）形式多样化的发展
1、内地方言的出现
近年来，以大多数观众能接受的方言、主要是以北方方言为主出演的影片有不少，《落叶归根》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它是以赵本山为绝对主角的、以东北方言再现的。这就给录音剪辑的解说词写作及解说者的播音状态提出了新的课题：我们如何更好地面对《落叶归根》这类方言影片呢？我的选择是：朴实的事情朴实办，卸去一切装饰物，不要工整，不要雕琢，词要写得：直白、通俗、口语、短句、突出平民化气息；播音要：平实大方，略带点儿东北方言的音调，把“老赵”当成自家的大哥，说话语气姿态要平和、放松、亲切、自然，偶尔还可以用东北话逗逗趣儿。
2、多国语言的出现
如果说内地方言的出现，多了一份亲切感的话，那么，影片中出现的大段大段的外语，多的可就是陌生感了。在以往的创作中也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比如在中日合拍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出现过日语，在国产片《冒险的美国女人》中出现过英语。不过，在这些影片中外语所占的比例有限，容易处理。但是，面对史实大片《东京审判》的录音剪辑，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其中的外语对白约占三分之二，有英语和日语。我的助手按照粗选内容，用一个工作日从电影碟片上将其中文打印下来。所有剪辑文案做好以后，整合了合肥电台多频道的优秀节目主持人的演播资源，共有10位男声参加了演播工作，为影片中的相关人物配音，力求达到与原片人物语言的神似。我深感欣慰的是：我能有这样的一次机会，荣幸地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在同事们的共同协作下，创作出一部具有史学价值的电影录音剪辑作品。
3、“偶像剧港台腔”的出现
2005年，我欣然接受了北京某文化公司的授权，创制了台湾偶像电视连续剧《爱情魔戒》广播版。偶像剧的剧情结构、主题思想、人物设置等等并不复杂，加上文化公司明确要求解说词不要太多，只要把剧情说清楚，文字表达出清纯、优美、灵动的意境美就可以了，所以，它的剪辑、文案工作难度并不大，难度大的是要找一位与偶像剧风格很贴近的旁白解说，她的声音音质要有一种玲珑剔透的清脆质感，语气中透着一股甜甜的嗲嗲的港台腔，但语气的流露又要柔和、自然、流畅，不能给受众留下生硬的模仿痕迹。幸亏我有这样的人员储备。《爱情魔戒》解说中很多字的读音要以剧中的说法为准，比如：“阿弟”，两个字要分别读成“三声”和“二声（笛）”；“阿妹”的“妹”，不读“四声”而读“一声”；“风筝”的“筝”不读“轻声”而读“一声”；“爷爷”的声调拐着弯的上去，读“也爷”等等。由此不难看出，新时期形式多样化的发展，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点恐怕是以往任何时期都不可能想像、更不可能做到的。
四、我的一点职业希望
影视剧录音剪辑（或称广播版）这门独特的“中国之花”，历经风风雨雨，度过近60个春华秋实，常开不败，它现在有没有被移植到海外去开花结果？我不得而知。
我希望：在我们敞开胸怀接纳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化成果的同时，也应该积极的去推广我们中国自己制造的“本土品牌”——录音剪辑这种广播文艺节目形式，因为我实在想不出阻碍它被输出的任何理由。它是我们中国独有的，它早已被公认为是一门很独特、很成熟的广播艺术形式了，自然有其传播的价值。我们能接受和借鉴世界上任何有益的艺术形式，我们为什么不能输出自己民族创造的有价值的艺术形式呢？我相信：只要真诚的去传播，就会有真诚的接受。■
（作者单位：合肥人民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