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展开毛笔誊写于字纸背面泛黄的西夏字手稿，端详着上面由钢笔、铅笔、圆珠笔细痕勾勒出的结构剖析，我心中怅然若失，耳边似乎还回荡着这手稿的主人——刚刚驾鹤西去的黄振华先生谆谆的嘱咐。
　　黄振华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一个分外陌生的名字，不过这倒也真切地符合先生那种不求闻达的处世精神。他一生与语言文字结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风华正茂之时，在人民大学协助吴玉章先生，为汉字改革工作贡献良多；此后二十多年身为“右派”，在吕叔湘先生关心之下依靠多语种的翻译工作为生；七十年代末重新投入正式工作，虽辗转于多个工作单位之间，仍然在中国北方民族古文字如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的解读方面成果倍出；九十年代初从北京图书馆敦煌资料中心退下来以后仍然笔耕不辍，在自己书籍匝地的斗室中完成了一篇又一篇立意新颖、论证充分的文章，尤其是对汉字式文字的溯源和汉藏共同语的构拟见解发人深省。可惜的是，他的羸弱身体不允许他本人把这些思想一一付诸身体力行的实践，他的治学经验也因为没有正式的学生继承而难以为人熟识。
　　黄先生原就学并毕业于民国时期的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这所后来并入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的学校造就了他极为出色的俄语功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新疆博物馆推出的《新疆探察史》、《苏联中亚考古》内容翔实准确，文字洗练畅达，即是先生的盛年佳译；而他随即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上的《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一文，就是在彼时西夏研究汉文资料还相当缺乏的国内，对西夏学水平遥遥领先的苏联学者工作的一个总体评价。该文全无时下流行评论文章一味追捧的俗气，大量的篇幅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学者虽有一九二九年沙俄军官科兹洛夫在中国西北边陲黑水城西夏书库发掘的巨额收藏之便利，但因汉学功底欠佳和某些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导致了西夏研究中不容忽视的缺憾和疏漏。这些都主要是倚仗黄先生所立足的深湛俄语功底，可称得上是新时期中国西夏研究对国外先进成果的夺胎换骨第一文。同时，这篇文章也体现出黄振华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格——严于律己也严于待人，字里行间的文字火药味随处可见，即便是同当时还颇有痕迹的大小字报作文风格相比也难分轩轾，只是黄文并不针砭个人而完全针对学术建设，并且对他人错漏“一抓一个准儿”的特点使内行的对手看了只有心折的份儿。在他的文章《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刍议》（见《民族语文》，二○○二年第五期）中，老先生对自己参与的《文海研究》一书中的失误深表忏悔，并毫不留情地指出自己当时急于送交出版社，“实际上是整理稿已五易寒暑，正值需要研究成果以资提升职称”之时；现在我们自然理解这种现实的际遇和需要，因而也就更为钦佩先生这种无情解剖自己行为下的心态。
　　这位老先生，实在也称得上是个学习语言的天才。俄语自不必说，他对英、法、德、日等常用外国语运用也很娴熟；除此之外，他还校译过罗马尼亚某政要在中国发行的罗语文集汉译本。值得一提的是，先生还精通不少稀奇古怪的古代语言和文字：像在中世纪曾享国一个世纪有余，并与当时地处中原的宋王朝对峙过的辽、夏、金政权都创制过自己的官方文字，此即今已湮没不传的契丹文、西夏文和女真文，这是黄先生用力的重点，他对这几种文字的认识自是非同一般的深刻；而另外几种曾经流行于中亚地区和中国西陲的古文字——记录东伊朗语的粟特文、于阗文和记录印度西北方言的卢文，他也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几种综述中国民族古文字的《图录》和相关期刊、论文集中这方面的文章如《粟特文及其文献》、《于阗文贤劫经千佛名号考证》、《鄯善卢文书所见王号考》零零星星，却都是黄先生一人的筚路蓝缕之功。据说当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时，别人不认识的古怪语文都找他辨认，他也总是不令人失望; 遥想此情，面对斯人，英语中Walking dictionary一词忽然显得格外栩栩如生。时至今日，卢文在中国也只有北京大学考古系一位教授认识，而粟特文这种曾经流行于盛唐时期长安城胡商之间的“国际性语文”在黄先生身后又成了一片空白，无人可识啊！
　　在当代的国内，一个外语（含民族语）研究者最怵的，恐怕就是对自己母语文字的深刻认识和精湛掌握。黄先生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例外，这尤其有助于他释读与汉字关系密切的中国北方民族古文字。譬如对西夏人自编的《广韵》式字书《文海》的校勘和在此基础上对西夏语音的构拟，他就是完全采用了清代陈澧《切韵考》中系联广韵反切上下字总结出中古汉语声纽、韵部、调类的传统方法对西夏文字进行类似的分析处理，这种方法西夏研究前贤从未尝试过，但却又同西夏人袭用汉字小学研究成果的实际轨迹丝丝入扣；这是黄先生熟谙传统国学经典的生动表现。而先生在二十一世纪初连续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汉字的传播及其借用模式》、《纳西哥巴文字源流考》、《古体彝文字源考》），集中论述了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乃至纳西哥巴文、彝文、韩文、日文等汉字式文字的共同点之根本就在于对汉语俗字的大量借用，这体现出他对汉语俗文字文献的熟悉也非常人所及。想像我们自己对其中某一方面的掌握还欠深入，而黄先生却在多方面齐头并进且都不嫌肤浅，我们不得不钦服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同书斋为伴的执著和切实！
　　我去过老先生家两次，一踏进门的惟一印象似乎就是四面八方顶天立地的书架和其间满满当当的书。与一般人的收藏多以中文古籍或国内出版物迥异，这里的藏书以外文资料为主，其中覆盖相对常见的俄、英、法、德、日、希腊、拉丁、希伯来、阿拉伯语，也有多数人并不熟悉的粟特语、于阗语、萨莫耶德语（与芬兰语、匈牙利语相近的语言）资料，许多国内根本无法觅见的外语资料，在这里却可以信手而得。所以，据说季羡林先生深为器重的当代两学人“南徐北黄”，其中之一就是这位黄老先生（另一位是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的徐文堪先生，以东方印欧语如伊朗语、吐火罗语的研究为特长）；而我们都知道，季先生的专业是研治语系归属为所谓印欧语系的梵语、吐火罗语等，而他的这种惺惺相惜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与黄、徐二位都深得印欧语这一语言研究重镇的三昧不无关系吧。
　　语言学在近现代的巨大飞跃，正是仰仗十九世纪欧洲学者对日耳曼语、罗曼语、波罗的—斯拉夫语以及处于东方的印度—伊朗语的形态比较而归纳、总结出系统、严整的印欧语系理论，并由此奠定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学科这一点。虽然从《马氏文通》开始，这一套方法论就由我国的语言学先贤源源不断地引进，但是真正切实掌握几种印欧语并及时汲取这套完整理论不断完善成分的艰苦行为，在语言氛围完全不同的中国，时至今日却难以发现，比如我们就很少了解分布位置偏东的阿尔巴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在二十世纪中叶被西方研究者最终划归印欧语系的细节，而阿尔巴尼亚语同巴尔干诸语言的混同、亚美尼亚语长期受伊朗语的浸润，其间的演化模式其实极可比拟于发生在东亚土地上藏缅语和南岛语的相互融合、汉语对南方壮侗—苗瑶语言的质变影响。当我们在慨叹域外的成功经验常常难以及时有效地促进国内相应研究领域的突破之时，黄老先生通过自我钻研而在印欧语言学这种“枢纽性绝学”方面的深入就尤其令人瞩目——他的努力最终仍未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则是孤掌难鸣的结果啊！
　　先生不轻易见客——我也是有幸通过他的一个挚友从中说和才得允进门的，然而他对待后学却颇为热情。在得知我有心研习闪米特语言时，他就赠送我一本国内难觅的便携式希伯来文—英文对照《旧约全书》; 而在给我讲一些问题需要例证时，他不顾自己严重的心脏病，还常常爬上爬下找寻书稿指点我阅读，我于心不忍却又无法阻止，只好看着他一顿忙活后抓起氧气袋猛吸一气。我同先生虽然就只有两次会面，但那两个热情似火、放言恣肆的下午，却令我久久回味不止。记得其时先生谈得最多的，是汉藏语言语源学的突破问题。把握一种语言内具体语汇的来龙去脉，实质上就是在为语言系属的建立和完善奠基，由此才有可能催生出更为一般的学科方法论，前述印欧语系的建立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轨迹正是如此。今天汉藏语系假说在求证道路上进展的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我们又何不安安心心冷静下来，实实在在地研究印欧语系完善的历程呢？黄先生因有多种印欧语研习的切身体验，因而在这方面已有了一些独到的想法。他就认为，散见于卷帙浩繁的汉文古籍中对一个语义要素的多重文字表述，实际上正反映了在不表音的汉字外壳之下隐藏的现今多种民族语言的古代形态，汉字的“书同文”功能远非秦始皇钦定的那么晚近和自觉；而后来辽、夏、金三朝仿汉官方文字的出现，实际上也只是基于政治原因和民族意识的一种暂时性刻意凸显——与党项语言密切吻合的西夏文字在夏亡后仍继续使用于河西走廊直至明代中期这一事实，正从反面表明汉字所具有的这种超语言功能。先生对汉藏共同语的研究，就是得益于这样一把“逢锁必开”的钥匙，他在纳西哥巴文、古彝文等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了个头；只可惜，天不假人啊！就像我们的另一位“国宝级人物”——终身矢志译介希腊文献的罗念生先生那样，“希望老天再给半年时间，用诗体译完《伊利亚特》”——然而，由于住所供暖的提前中断诱发急性肺炎，罗先生只能带着三分之二事业未竟的遗憾，在一九九○年离开人世——这种遗憾实际上也就不是他个人的，而成为我们整个民族的了。
　　黄先生对语言的恢宏研习，也并非仅仅停留在个别语言的孤立攻克之上。早在他供职于人民大学语言研究所之时，就编写出《比较文字学讲义》、《西方语言结构介绍》等油印本教授学生。而先生的壮年译作《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科学出版社一九六○年版）译笔流畅、行文简净，体现出译者对原著理论的深入了解和对原文语言的熟练掌握，既得到了吕叔湘先生的高度赞扬，也成为很多人进入语言学殿堂必经的门槛；清华大学中文系已将此书列入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中并准备再版，然而老黄先生已不能——似乎也无须——对其再做校订并看到它的重新问世了！
　　去年冬去拜谒先生时，先生就指点我在处理具体语汇比对时，一要注意所用语词时代可比性与民族文化交融历史一致性的相互吻合，二要牢记历史语音演变时“宁求由繁至简”的不二法门。先生平生所至诚服膺的，似乎只有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他曾亲口对我说: “十个黄振华捆在一起也打不过一个伯希和。”——这话不由得令人想起“反右”时有人提出全国人民一人一条史料从而超越陈寅恪先生的“逸闻”来。依我的粗浅体会，伯大师师从法国汉学大家沙畹，通晓多种东西方语言，长于精微考证中准确的感悟，这种悟性——既不拘泥于琐碎材料的完全准确，也与东方哲学精神内核相通——正是建立在大师本人浩博厚实的中西学基础之上、而在大师身后却是吉光难再的了，放眼国内，境况尤艰——或许，这也是老黄先生难得共鸣的真正原因吧。
　　黄先生在汉藏语研究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在至今普遍成就极为薄弱的语源学领域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方法并对其做了初步的展开应用，他的不少未刊手搞中深刻体现了这一目前尚不为更多人知晓的思想。当时我还接受了一项任务，就是整理先生关于西夏文字结构剖析的一份手稿，这份稿件是用写过的字纸装订起来的，上面用粗粗的毛笔痕迹誊抄了六千多个西夏字，字里行间则是其他细痕笔迹的逐字解剖演示和相应的注释，其篇章的简陋掩饰不住内容的一目了然和发人深省。今日想来，此举既含谶语，又甚有“托孤”之意，我是后学，才智鲜及，惟当尽心竭力，既不辜负老先生拳拳嘱托，亦勿使此思此想从此湮没而真的沉寂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