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尝试了译书，深深地感到翻译是一门学问。从音译和意译两条大道当中选择音译，是第一步;选择合适的译字，是第二步。走对路就是翻译家，走岔了，就不小心变成了幽默家。
　　有人说，意译为“伤感的”的sentimental如果改为音译的话，就是“山东馒头”。当你对着一个伤春悲秋的人说出“你真是山东馒头”的时候，可能食不下咽的他或她会突然感觉饿了。还有“钻石矿”diamond mine，有人说音译加意译就是“呆萌的我”，不过很可惜，钻石珠宝公司暂时没有想到用它作为广告创意，迎合在可爱之路上飞驰的年轻人。
　　很多词汇其实都不太适合音译，一般来说，音译只适用于一些专有名词，但接下来择字就非常重要了。比如将Firenze 译为翡冷翠，Champs-élysées译成香榭丽舍，Fontainebleau译成枫丹白露，这都是经典。再比如卡布奇诺（Cappuccino），有一次喝咖啡时，有位长辈跟我说，Cappuccino听起来不就是“看不起我”吗（可以尝试用四川话念出来）？

　　音译最常见的用处就是在翻译人名上，这时择字还是要审慎。鲁迅在杂文《不懂的音译》中就谈到，对于外国人名，老老实实地音译就挺好的，这样至少可以根据译例推断出原始发音。“不料直到光绪末年，在留学生的书报上，说是外国出了一个‘柯伯坚’倘使粗粗一看，大约总下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爷柯仲软的令兄的罢，但幸而还有照相在，可知道并不如此，其实是俄国的Kropotkin。”把俄国理论家克鲁泡特金（Kropotkin）译成类似中文的“柯伯坚”，就和将托尔斯泰（Tolstoi）译成“陶斯道”一样，虽然是显得格外亲切了，却也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不过，汉学家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Spence译为史，Jonathan译为景迁，在发音上说得过去，在意思上更妙，就是史学追迹影从司马迁，而且司马迁一般也被称为史迁;还有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听到这个名字就能让人联想到孟子说的“用夏变夷”，也就是以诸夏文化影响中原地区以外的僻远部族。看着这些译名，一种穿梭于不同文化之间的自如身姿跃然而出。
　　话说回来，近代史料当中的音译最是让人“头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大使郭嵩焘的日记中记录了一则趣闻：1878年9月26日（光绪四年九月初一），德、日等国驻英公使一起聚会闲谈。“问：巴兰德较在中国为瘦？答曰：梭罗麦克斯法尔。马格里云：舍克斯比尔所编出本语也。译云：伤心会胖。”这里的“梭罗麦克斯法尔”，如果不是作者补上一句“伤心会胖”，谁能知道它是“sorrow makes fat”的音譯呢？而且，还是莎翁——舍克斯比尔（Shakespeare）的名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