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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一种价值观的传播，主旋律电影并不排斥市场化和商业化。关键是如何找到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模式，让主旋律和市场实现有机结合。电影《红海行动》作为2018年最具话题性的军事动作电影，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其背后的叙事模式——“故事主题：国家‘巧实力’的立體传播;故事人物：集体群像光辉下的人性光芒：故事讲述：悬念丛生中的专业场景构建”，为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成功样本。
【关键词】主旋律 电影 红海行动 军事动作片 叙事模式
作为2018年春节档三大主打影片之一，《红海行动》的市场预判并不乐观：从宣传营销的角度看，《捉妖记2》铺天盖地的深度、广泛、介入性的营销，已经赢得先机;从贺岁档的受众需求看，《唐人街探案2》喜剧加悬疑的剧情更容易成为合家欢电影。最初，票房的反馈确实如此，《红海行动》无论是排片还是票房都处于前两部影片之下，甚至在上演的第一天落后于《西游记女儿国》;但是，凭借着良好口碑，一部本在贺岁档没有档期优势的军事动作影片，一部缺少流量小生和一线明星的群戏电影，最终实现了华丽逆转。
有媒体将《红海行动》称之为“迄今为止中国电影史上工业化程度最高、最成熟的影片，更大大挖掘了军事类型电影的市场潜力。”这是一个基本恰当的判断。尽管，此前《战狼2》票房更高，但是明星效应和上映时间让其占尽优势，单论影片质量、制作水准和工业化程度，《红海行动》无愧于这样的推崇。
显然，作为一部票房和口碑双丰收的电影，《红海行动》的成功除了归功于导演的扎实功力，市场的蓬勃繁荣，军事动作片的走红，还应深入到其内在的叙事模式和表征逻辑的层面进行剖析。对于电影创作来说，叙事的模式和逻辑才是支撑一个好故事，一部好电影的关键。
《红海行动》是大获成功的《湄公河行动》的姊妹篇，本年度的《战狼2》也为同素材、同类型的巅峰之作。如何创新，如何超越，成为摆在影片制作方面前的最大问题。这就需要在叙事模式上有所探索，将主旋律、大国形象、动作军事、美学意象、人性光辉等要素妥帖地整合在一起。
对于电影创作来说，故事的母本容易寻找，影片的主题容易确定，如何叙事却考验着创作者的能力与思维。从电影的成片来看，《红海行动》的叙事模式可以概括为：
一、故事主题：国家“巧实力”的立体传播
海外撤侨事件是主旋律电影创作的“富矿”。从主题层面看，这是中国大国实力和国家情怀的展现，是激发国人荣誉感和自豪感的载体，也是中国主导国际格局，输出国家形象和中国治理方案的体现。从素材层面看，海外撤侨发生在动荡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安全，需要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需要以民为本的政治情怀，需要转危为安的绝对实力。从视觉层面看，撤侨场面必然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可以成为展示中国军事实力的场景，同时，基于事件的再创作以及电影工业和技术的发展，也可以为撤侨事件增添具有视觉冲击的动作展演。
对所有创作者来说，选题是客观的，机会对所有人都平等，如何创意、创作就成为制作能力的体现。与《战狼2》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宣扬不同，《红海行动》的主题聚焦在了国家“巧实力”的立体传播上。所谓国家“巧实力”是“将胁迫与收买的硬实力与说服与吸引的软实力相结合，依靠环境智慧，灵活选择运用有效战略的能力”，在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中，单纯地强调硬实力可能导致文化价值概念的抵触。塞缪尔·亨廷顿反复强调，文化价值观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形成较大障碍，我们必须消除这些障碍，以促进社会进步。而单纯地强调软实力也容易陷入一种空洞的道德说教，软实力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硬实力之上。巧实力的概念则融合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长处，让人们在力量中看到责任，在强势中感受情怀。
当然，如何构建国家“巧实力”是需要把握好“时、度、效”的策略和艺术。所谓时，就是时机，也就是电影创作的时代环境，电影作品依然顺势、顺时而成。度，就是力度，也就是电影创作中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的程度。效，就是效果，也就是电影创作时对深层影响的追求，这种追求能否实现需要市场检验。没有了恰当的“时、度、效”的把握，电影的主题就可能出现偏差。以同样选题的《战狼2》为例。电影热映时恰逢中印边界对峙，这个敏感事件为电影的火热提供了最好档期。但是，在如何处理国家实力与个人形象时，《战狼2》偏重于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渲染和宣扬，也侧重于对动作暴力的视觉呈现与夸大，结果国家形象成为个人形象的底色，武力带来的视觉冲击和胜利感解构了“以武止戈”的和平观。
不同于《战狼2》，《红海行动》侧重于国家“巧实力”的立体传播。首先，影片展示了国家有能力保护每一个海外公民的绝对实力。从中国海军的装备规模、作战能力、指挥本领，到中国海军陆战队“蛟龙突击队”的单兵作战实力、集体作战技能、个人英雄主义，人们看到的是中国崛起之后的强大军事实力。这是《红海行动》故事的支撑点，脱离了国家硬实力的描述，所谓的大国形象就会单薄、弱化，甚至成为个人英雄主义的底色。尤其是在类似海外撤侨这样的影片中，国家硬实力必须得到充分展示。
其次，影片展现了国家不放弃对每一个中国国民保护的民本精神。历史“一方面意味着过去的事实、事件、行为举止，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我们对这些事件的重组和认识。”在关于历史和重大事件的叙述中，有两种基本视角，一种是宏大叙事，一种是民间立场。如果只有宏大叙事，在强大的国家形象面前，个人就容易被忽视、被轻视，最终隐匿在宏观的国家叙事中，成为没有光彩和个性的个体。为避免这种宏大叙事的空泛，《红海行动》在海外撤侨的大背景下，设置了派出8名突击队员营救一名被绑架的中国女公民的主线，并配之以华侨女记者追踪恐怖集团贩卖核武器原料“黄饼”的辅线。主线中，有8人救1人的价值判断，有救1名中国人也救所有外国人的国际主义精神，有完成任务之后主动与恐怖主义作战的国际战略眼光。辅线中，有女记者因为家人遭遇恐怖袭击而绝望追踪的自发，也有女记者目睹战争残酷和军人气质之后的自醒。这样的民间立场，让中国的国家形象更加温暖，国家情怀更加具体——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人都需要保护，中国输出的不仅是中国力量，还有中国的仁爱精神和中国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方案。 这种带有强烈个体色彩和个人意识的民间叙事，让那些宏观叙事有了具体的载体——宏伟和崇高并没有排斥个体;强大与伟大并没有吞没个人。因为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结合，《红海行动》很好地输出了中国的“巧实力”。 二、故事人物：集体群像光辉下的人性光芒
《战狼2》是吴京个人的独角戏，其他配角的戏份有限，而且也无法形成有效的互补——《战狼2》的卖点就是吴京的动作，其他军人的形象难以与之比肩。这种个人的单打独斗，当然有其电影呈现的价值：它会使故事的逻辑更加简单，就是一个孤单英雄拯救众生的故事;它会使故事的人物更加鲜明，人们看到的只是吴京超人般的格斗能力;它也能更容易地激起人们的共鸣，视觉的冲击加之个人主义的血脉贲张，会让个体在世俗生活中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当然，动作明星的戏份越多，人物的形象就越容易扁平化，因为所有的动作都是难度的增加，而不是人性的升华。而且，动作过于繁琐和频繁，也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的疲劳。
如果单论动作的精彩与难度，吴京的《战狼2》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他不再担任《战狼3》的主演也是一种明智之举——要想超越剧中自己的表演实在很难。面对这个难题，《红海行动》另辟蹊径，以群像的塑造展现了军人的形象和人性的光辉。这种创作思路不仅仅是取长补短，而是一种新的叙事方式。
首先，群像更能够反映战争的真实场景。战争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战争必然是一群人的战斗。个人的单打独斗再精彩，也只是战争的一个微小缩影。这个缩影无法呈现战争全貌，这个缩影也无法反映战争的残酷——主角是不能死的。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真实”，就是因为诗歌可以放弃历史的碎片化、个案化呈现，将事件的联系、全貌、逻辑，以及对事件的认知更立体地呈现出来。而战场群像可以让荧幕上的战争更接近于现实中的战争，从而让战争的全貌和残酷得到最逼真、最震撼的呈现。这种震撼，不同于个人的动作，这种震撼会让人对战争产生本能的排斥和厌恶。
其次，群像更容易塑造人物的立体形象。对于故事的还原和人物的刻画，必须需要回归到道德和价值的层面，这就离不开人物的塑造和人性光辉的开掘。与个人相比，群像更接近于集体的形象。个人形象塑造得再丰富，也只能围绕一个人展开，如果附加的侧面和素材太多，不仅人物的形象容易变得模糊，而且也给人主题先行的感觉。特别是，动作片的人物刻画本来就容易扁平化。群像则不同，一来不需要花过多的笔墨刻画人物内心，每个人只要有画龙点睛之笔，人物就容易鲜活，二来每个人的光辉瞬间可以在集体的概念下汇集，形成关于群体的整体形象和印象。就像，突击队员中有人喜欢吃糖这个细节——吃糖是为了衬托吃苦，吃糖是为了铺垫暗恋的懵懂，吃糖是为了反映牺牲的决然。再如，队员李懂从初次作战因胆怯而躲闪，到不断突破自己，在拯救队友的巨大压力下将对手射杀;队员庄羽从临阵慌乱而怀疑自己，到不断战胜自我，最后在抢救卫星通讯设施时虽然牺牲，但实现了作为军人的成长;队员佟莉把防弹衣脱给了人质邓梅，邓梅又给了随行的小女孩。这些细节有效地呈现了个体的人性光芒，同时又汇聚成了当代军人的形象。
在电影《红海行动》中，集体群像的光辉塑造了中国军人的形象，而每个军人身上独特的个性光芒，又让人看到了中国军人的有血有肉。从而实现了集体与个人如何有效结合的问题。这一创作手法与香港导演杜琪峰的影片比较相似，在《PTU》《枪火》《放逐》等影片中，杜琪峰通常塑造的是群像，以群像反映群体，以群体中的个性光辉反衬群体光芒。
三、故事讲述：悬念丛生中的专业场景构建
《红海行动》的故事讲述很好地使用了悬念设置和场景构建的方式，既保证了电影叙述的节奏紧凑、悬念丛生，又保证了每个阶段都有极具视觉张力的战斗场景，让人们在逼真的场景中获得收视的愉悦，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不同收视需求——在自媒体环境下，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单一层面的信息传播并不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场景的构建和传播可以让不同受众在场景中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看点。
从悬念设置的角度看，故事的发展跌宕起伏，几乎全程高潮：打击海盗，小试牛刀（海上作战）——撤离大使馆侨民，大显身手（激烈巷战）——难民营拯救被绑架中国公民，勇闯虎穴（阵地攻坚）——沙漠撤离难民，遭遇伏击（反包围战）——基地抢夺核原料“黄饼”，以少胜多（千里突袭）。每一个环节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呈现就是各种类型的激烈的战斗场面。而且，每个故事之间又以悬念保持着有机联系——撤离侨民后发现被绑架一人，任务仍在;救出一人后，发现难民处境堪忧，任务升级;逃出生天时，在沙漠遭遇伏击，任务无法完成;人质安全后，直面“黄饼”危机，任务继续。这些不间断的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链，就是电影不断设置的悬念。在每一个故事刚刚结束之后，人们的注意力又随着新任务的来临而又集中到观影本身。这种悬念就是电影的节奏。因此，可以说，《红海行动》全程高潮。
与之相比，电影《妖猫传》的节奏就出现了问题。在电影前半段，对妖猫的追踪构成了故事叙事的主线，通过白居易和空海和尚的探案，人们沉浸于一个又一个玄幻的故事中。但遗憾的是，在故事的后半程，因为叙述角度的改变，悬疑不再，而且故事叙述的角度也不断转换，最初的探案人白居易和空海成为了彻底的旁观者。结果，紧凑的节奏忽然坍塌，这部电影就像《赵氏孤儿》一样，只呈现了精彩的前半部。这样的问题在《唐人街探案2》中也存在。在影片进行到三分之二处，疑案的谜底已经解开，影片只能借助如何拯救被凶手控制的女警察来延续悬念。虽然，影片的喧闹和搞笑，以及悬念的仍在保证了故事的连续，但是影片的紧凑程度其实不如《唐人街探案1》。
在保持悬念的同时，《红海行动》注重对场景的专业构建。这是迎合自媒体传播语境的明智选择。在媒介技术进步和信息供给过剩的背景下，场景传播所带来的沉浸感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新模式。这其实也是电影所谓“梦工厂”的最初寓意——它可以还原人们脑海中的梦。在其它大众媒介被新媒体、自媒体不断解构的背景下，电影的场景构建功能无疑会得到持续放大——电影必然将重回大众文化的中心。这一点，从电影工业的繁荣，以及电影票房的再创新高可以看出。
从文化理论的角度看，这种场景构建是“底本”与“述本”的叠合。经典叙事理论注重对“底本”和“述本”这两个层次的区隔与划分，其中前者关涉到未经加工、修飾、处理的事件的本然面貌，后者则“是由叙述行为产生的，是叙述者控制的产物”，对于军事动作电影来说，“底本”显然不能与“述本”相距过远——真实的战争场面本身就足够震撼，如何构建更贴近真实的战争场面，才是军事动作电影需要构思的重点。这就离不开专业的知识。在电影《红海行动》中，每一个阶段都是一种作战模式的场景展示，每一个环节都包含着一种接近真实的作战理念，每一个作战情境都使用着相应的作战武器与作战策略。战术是否合理，武器是否精良，场景是否粗粝，这些方面都考验着电影制作方的专业。所幸的是，电影的细节经得起放大，人们看到的是专业的作战场景，人们从这些场景中看到了电影人的专业和敬业。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的新方位，也是电影发展的新方位。在这个新时代，中国电影在国家形象构建，中国方案等输m方面应该承担更重要的功能。其中，载体之一便是主旋律电影。中国的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为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最佳的素材和时机;中国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先进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1]房永智.红海行动好在哪儿[N].中国青年报，2018年3月，第12版.
（2）王燕飞.论约瑟夫·奈的巧实力战略思想[J].吉林大学学报，2016年，第1页.
（3）塞缪尔·亨廷顿、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4）恩斯特·卡西尔、李小兵（译）.符号·神话·文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
（5）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关键词】主旋律 电影 红海行动 军事动作片 叙事模式
作为2018年春节档三大主打影片之一，《红海行动》的市场预判并不乐观：从宣传营销的角度看，《捉妖记2》铺天盖地的深度、广泛、介入性的营销，已经赢得先机;从贺岁档的受众需求看，《唐人街探案2》喜剧加悬疑的剧情更容易成为合家欢电影。最初，票房的反馈确实如此，《红海行动》无论是排片还是票房都处于前两部影片之下，甚至在上演的第一天落后于《西游记女儿国》;但是，凭借着良好口碑，一部本在贺岁档没有档期优势的军事动作影片，一部缺少流量小生和一线明星的群戏电影，最终实现了华丽逆转。
有媒体将《红海行动》称之为“迄今为止中国电影史上工业化程度最高、最成熟的影片，更大大挖掘了军事类型电影的市场潜力。”这是一个基本恰当的判断。尽管，此前《战狼2》票房更高，但是明星效应和上映时间让其占尽优势，单论影片质量、制作水准和工业化程度，《红海行动》无愧于这样的推崇。
显然，作为一部票房和口碑双丰收的电影，《红海行动》的成功除了归功于导演的扎实功力，市场的蓬勃繁荣，军事动作片的走红，还应深入到其内在的叙事模式和表征逻辑的层面进行剖析。对于电影创作来说，叙事的模式和逻辑才是支撑一个好故事，一部好电影的关键。
《红海行动》是大获成功的《湄公河行动》的姊妹篇，本年度的《战狼2》也为同素材、同类型的巅峰之作。如何创新，如何超越，成为摆在影片制作方面前的最大问题。这就需要在叙事模式上有所探索，将主旋律、大国形象、动作军事、美学意象、人性光辉等要素妥帖地整合在一起。
对于电影创作来说，故事的母本容易寻找，影片的主题容易确定，如何叙事却考验着创作者的能力与思维。从电影的成片来看，《红海行动》的叙事模式可以概括为：
一、故事主题：国家“巧实力”的立体传播
海外撤侨事件是主旋律电影创作的“富矿”。从主题层面看，这是中国大国实力和国家情怀的展现，是激发国人荣誉感和自豪感的载体，也是中国主导国际格局，输出国家形象和中国治理方案的体现。从素材层面看，海外撤侨发生在动荡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安全，需要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需要以民为本的政治情怀，需要转危为安的绝对实力。从视觉层面看，撤侨场面必然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可以成为展示中国军事实力的场景，同时，基于事件的再创作以及电影工业和技术的发展，也可以为撤侨事件增添具有视觉冲击的动作展演。
对所有创作者来说，选题是客观的，机会对所有人都平等，如何创意、创作就成为制作能力的体现。与《战狼2》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宣扬不同，《红海行动》的主题聚焦在了国家“巧实力”的立体传播上。所谓国家“巧实力”是“将胁迫与收买的硬实力与说服与吸引的软实力相结合，依靠环境智慧，灵活选择运用有效战略的能力”，在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中，单纯地强调硬实力可能导致文化价值概念的抵触。塞缪尔·亨廷顿反复强调，文化价值观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形成较大障碍，我们必须消除这些障碍，以促进社会进步。而单纯地强调软实力也容易陷入一种空洞的道德说教，软实力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硬实力之上。巧实力的概念则融合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长处，让人们在力量中看到责任，在强势中感受情怀。
当然，如何构建国家“巧实力”是需要把握好“时、度、效”的策略和艺术。所谓时，就是时机，也就是电影创作的时代环境，电影作品依然顺势、顺时而成。度，就是力度，也就是电影创作中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的程度。效，就是效果，也就是电影创作时对深层影响的追求，这种追求能否实现需要市场检验。没有了恰当的“时、度、效”的把握，电影的主题就可能出现偏差。以同样选题的《战狼2》为例。电影热映时恰逢中印边界对峙，这个敏感事件为电影的火热提供了最好档期。但是，在如何处理国家实力与个人形象时，《战狼2》偏重于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渲染和宣扬，也侧重于对动作暴力的视觉呈现与夸大，结果国家形象成为个人形象的底色，武力带来的视觉冲击和胜利感解构了“以武止戈”的和平观。
不同于《战狼2》，《红海行动》侧重于国家“巧实力”的立体传播。首先，影片展示了国家有能力保护每一个海外公民的绝对实力。从中国海军的装备规模、作战能力、指挥本领，到中国海军陆战队“蛟龙突击队”的单兵作战实力、集体作战技能、个人英雄主义，人们看到的是中国崛起之后的强大军事实力。这是《红海行动》故事的支撑点，脱离了国家硬实力的描述，所谓的大国形象就会单薄、弱化，甚至成为个人英雄主义的底色。尤其是在类似海外撤侨这样的影片中，国家硬实力必须得到充分展示。
其次，影片展现了国家不放弃对每一个中国国民保护的民本精神。历史“一方面意味着过去的事实、事件、行为举止，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我们对这些事件的重组和认识。”在关于历史和重大事件的叙述中，有两种基本视角，一种是宏大叙事，一种是民间立场。如果只有宏大叙事，在强大的国家形象面前，个人就容易被忽视、被轻视，最终隐匿在宏观的国家叙事中，成为没有光彩和个性的个体。为避免这种宏大叙事的空泛，《红海行动》在海外撤侨的大背景下，设置了派出8名突击队员营救一名被绑架的中国女公民的主线，并配之以华侨女记者追踪恐怖集团贩卖核武器原料“黄饼”的辅线。主线中，有8人救1人的价值判断，有救1名中国人也救所有外国人的国际主义精神，有完成任务之后主动与恐怖主义作战的国际战略眼光。辅线中，有女记者因为家人遭遇恐怖袭击而绝望追踪的自发，也有女记者目睹战争残酷和军人气质之后的自醒。这样的民间立场，让中国的国家形象更加温暖，国家情怀更加具体——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人都需要保护，中国输出的不仅是中国力量，还有中国的仁爱精神和中国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方案。 这种带有强烈个体色彩和个人意识的民间叙事，让那些宏观叙事有了具体的载体——宏伟和崇高并没有排斥个体;强大与伟大并没有吞没个人。因为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结合，《红海行动》很好地输出了中国的“巧实力”。 二、故事人物：集体群像光辉下的人性光芒
《战狼2》是吴京个人的独角戏，其他配角的戏份有限，而且也无法形成有效的互补——《战狼2》的卖点就是吴京的动作，其他军人的形象难以与之比肩。这种个人的单打独斗，当然有其电影呈现的价值：它会使故事的逻辑更加简单，就是一个孤单英雄拯救众生的故事;它会使故事的人物更加鲜明，人们看到的只是吴京超人般的格斗能力;它也能更容易地激起人们的共鸣，视觉的冲击加之个人主义的血脉贲张，会让个体在世俗生活中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当然，动作明星的戏份越多，人物的形象就越容易扁平化，因为所有的动作都是难度的增加，而不是人性的升华。而且，动作过于繁琐和频繁，也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的疲劳。
如果单论动作的精彩与难度，吴京的《战狼2》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他不再担任《战狼3》的主演也是一种明智之举——要想超越剧中自己的表演实在很难。面对这个难题，《红海行动》另辟蹊径，以群像的塑造展现了军人的形象和人性的光辉。这种创作思路不仅仅是取长补短，而是一种新的叙事方式。
首先，群像更能够反映战争的真实场景。战争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战争必然是一群人的战斗。个人的单打独斗再精彩，也只是战争的一个微小缩影。这个缩影无法呈现战争全貌，这个缩影也无法反映战争的残酷——主角是不能死的。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真实”，就是因为诗歌可以放弃历史的碎片化、个案化呈现，将事件的联系、全貌、逻辑，以及对事件的认知更立体地呈现出来。而战场群像可以让荧幕上的战争更接近于现实中的战争，从而让战争的全貌和残酷得到最逼真、最震撼的呈现。这种震撼，不同于个人的动作，这种震撼会让人对战争产生本能的排斥和厌恶。
其次，群像更容易塑造人物的立体形象。对于故事的还原和人物的刻画，必须需要回归到道德和价值的层面，这就离不开人物的塑造和人性光辉的开掘。与个人相比，群像更接近于集体的形象。个人形象塑造得再丰富，也只能围绕一个人展开，如果附加的侧面和素材太多，不仅人物的形象容易变得模糊，而且也给人主题先行的感觉。特别是，动作片的人物刻画本来就容易扁平化。群像则不同，一来不需要花过多的笔墨刻画人物内心，每个人只要有画龙点睛之笔，人物就容易鲜活，二来每个人的光辉瞬间可以在集体的概念下汇集，形成关于群体的整体形象和印象。就像，突击队员中有人喜欢吃糖这个细节——吃糖是为了衬托吃苦，吃糖是为了铺垫暗恋的懵懂，吃糖是为了反映牺牲的决然。再如，队员李懂从初次作战因胆怯而躲闪，到不断突破自己，在拯救队友的巨大压力下将对手射杀;队员庄羽从临阵慌乱而怀疑自己，到不断战胜自我，最后在抢救卫星通讯设施时虽然牺牲，但实现了作为军人的成长;队员佟莉把防弹衣脱给了人质邓梅，邓梅又给了随行的小女孩。这些细节有效地呈现了个体的人性光芒，同时又汇聚成了当代军人的形象。
在电影《红海行动》中，集体群像的光辉塑造了中国军人的形象，而每个军人身上独特的个性光芒，又让人看到了中国军人的有血有肉。从而实现了集体与个人如何有效结合的问题。这一创作手法与香港导演杜琪峰的影片比较相似，在《PTU》《枪火》《放逐》等影片中，杜琪峰通常塑造的是群像，以群像反映群体，以群体中的个性光辉反衬群体光芒。
三、故事讲述：悬念丛生中的专业场景构建
《红海行动》的故事讲述很好地使用了悬念设置和场景构建的方式，既保证了电影叙述的节奏紧凑、悬念丛生，又保证了每个阶段都有极具视觉张力的战斗场景，让人们在逼真的场景中获得收视的愉悦，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不同收视需求——在自媒体环境下，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单一层面的信息传播并不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场景的构建和传播可以让不同受众在场景中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看点。
从悬念设置的角度看，故事的发展跌宕起伏，几乎全程高潮：打击海盗，小试牛刀（海上作战）——撤离大使馆侨民，大显身手（激烈巷战）——难民营拯救被绑架中国公民，勇闯虎穴（阵地攻坚）——沙漠撤离难民，遭遇伏击（反包围战）——基地抢夺核原料“黄饼”，以少胜多（千里突袭）。每一个环节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呈现就是各种类型的激烈的战斗场面。而且，每个故事之间又以悬念保持着有机联系——撤离侨民后发现被绑架一人，任务仍在;救出一人后，发现难民处境堪忧，任务升级;逃出生天时，在沙漠遭遇伏击，任务无法完成;人质安全后，直面“黄饼”危机，任务继续。这些不间断的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链，就是电影不断设置的悬念。在每一个故事刚刚结束之后，人们的注意力又随着新任务的来临而又集中到观影本身。这种悬念就是电影的节奏。因此，可以说，《红海行动》全程高潮。
与之相比，电影《妖猫传》的节奏就出现了问题。在电影前半段，对妖猫的追踪构成了故事叙事的主线，通过白居易和空海和尚的探案，人们沉浸于一个又一个玄幻的故事中。但遗憾的是，在故事的后半程，因为叙述角度的改变，悬疑不再，而且故事叙述的角度也不断转换，最初的探案人白居易和空海成为了彻底的旁观者。结果，紧凑的节奏忽然坍塌，这部电影就像《赵氏孤儿》一样，只呈现了精彩的前半部。这样的问题在《唐人街探案2》中也存在。在影片进行到三分之二处，疑案的谜底已经解开，影片只能借助如何拯救被凶手控制的女警察来延续悬念。虽然，影片的喧闹和搞笑，以及悬念的仍在保证了故事的连续，但是影片的紧凑程度其实不如《唐人街探案1》。
在保持悬念的同时，《红海行动》注重对场景的专业构建。这是迎合自媒体传播语境的明智选择。在媒介技术进步和信息供给过剩的背景下，场景传播所带来的沉浸感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新模式。这其实也是电影所谓“梦工厂”的最初寓意——它可以还原人们脑海中的梦。在其它大众媒介被新媒体、自媒体不断解构的背景下，电影的场景构建功能无疑会得到持续放大——电影必然将重回大众文化的中心。这一点，从电影工业的繁荣，以及电影票房的再创新高可以看出。
从文化理论的角度看，这种场景构建是“底本”与“述本”的叠合。经典叙事理论注重对“底本”和“述本”这两个层次的区隔与划分，其中前者关涉到未经加工、修飾、处理的事件的本然面貌，后者则“是由叙述行为产生的，是叙述者控制的产物”，对于军事动作电影来说，“底本”显然不能与“述本”相距过远——真实的战争场面本身就足够震撼，如何构建更贴近真实的战争场面，才是军事动作电影需要构思的重点。这就离不开专业的知识。在电影《红海行动》中，每一个阶段都是一种作战模式的场景展示，每一个环节都包含着一种接近真实的作战理念，每一个作战情境都使用着相应的作战武器与作战策略。战术是否合理，武器是否精良，场景是否粗粝，这些方面都考验着电影制作方的专业。所幸的是，电影的细节经得起放大，人们看到的是专业的作战场景，人们从这些场景中看到了电影人的专业和敬业。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的新方位，也是电影发展的新方位。在这个新时代，中国电影在国家形象构建，中国方案等输m方面应该承担更重要的功能。其中，载体之一便是主旋律电影。中国的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为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最佳的素材和时机;中国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先进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1]房永智.红海行动好在哪儿[N].中国青年报，2018年3月，第12版.
（2）王燕飞.论约瑟夫·奈的巧实力战略思想[J].吉林大学学报，2016年，第1页.
（3）塞缪尔·亨廷顿、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4）恩斯特·卡西尔、李小兵（译）.符号·神话·文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
（5）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