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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合院长辞职故事
虽然港府同意建立一所中文高等教育学府，但他们的目的很明确——要把中文大学的办学权掌握在政府手里。港府在对三院进行资助的同时，也对院校课程、管理进行改造，以符合他们心中“大学”的学术标准和管理标准，这种标准自然是英式的。对于不配合他们的人，港府的手段便是财政威胁、排挤和清除。
联合、新亚与崇基学院在1957年成立香港中文专上学校协会，联合书院的首任院长兼董事会董事长蒋法贤医生担任联合会主席，与港府谈判，争取资助以及学位认可。
中大、联合所有的校史都写到1959年6月确立建立中文大学以后，蒋法贤功成身退，辞去身上数职，专注医生工作。翻阅当时报童、史料可知，蒋法贤乃被迫辞职。这个事件后世并无多少人关注，但是在下以为后续影响力很大——它开了港府为了争取办学权而利用钱权清除障碍的先河，之后钱穆、唐君毅的辞职出走，滥觞于此。
1959年10月，获得政府资助的三院除了日常教学与行政活动之外，也在积极筹备组建中文大学。此时，身居联合以及三院联合会领导职位的蒋法贤突然提出辞去所有职务。
这在当时是很奇怪的事：中文大学的筹备正在关键时期，无论对于联合书院还是中文大学来说，此时的高层人员变动必定会带来很大的波动，蒋法贤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更关键的是，蒋法贤于10月27日辞职，但在10月22日时，联合书院进行了第二届董事会选举，蒋法贤再次当选董事长。也就是说，从当选到辞职，不到5天时间。在蒋法贤提交辞呈后，几乎是连锁反应式的，许多校董会成员也递交了辞呈，高层人士剧烈变动。继而，联合教师一半出走，三分之一学生退学，而学校并未交代蒋法贤辞职原因，这引起学生的不满。
社会上也传出许多谣言，说联合书院的参与书院资格耍被剥夺、原本要给予联合书院用以建新校舍的地段也将被收回，一时舆情皇皇。
最终结果呢？周锡年任校董会董事长，原崇基学院院长凌道扬任联合新院长，教育司长高诗雅亲自在联合演讲稳定局面。
周锡年不是一开始就追随蒋法贤一并辞职了吗？看周锡年履历：1946-1959任立法局（现香港立法会）非宫守议员，1947-1962任行政局（香港内阁）非官守议员，经历杨慕琦爵士、葛量洪爵士及柏立基爵士三位港督，深得港督信任。华人领袖，亲英商人，与政府关系一目了然。
之后周锡年董事长和凌道扬院长大幅改组了联合书院原有课程和师资配备，配合港府要求，完成中大改造。
据之后的一篇《华侨日报》对联合书院出走教员的采访，他们言词中隐约提到了港府以撤走援助资金为要挟，希望联合加快课程改造，调整院系。对于新亚、联合、崇基三所书院来说，虽然有学费收入，社会团体的资助，但支出远大过于收入，新亚更是有“手空空，无一物”、发不出教师工资的经历，唯—仰仗的，只有政府的拨款。
或许蒋法贤知道，他与政府并不亲密，之前的谈判使港府认为他不好打交道，便以此为借口，撤换成他们信得过的人与之谈判。最终，蒋还是迫于压力，辞职。
无奈，实在无奈。
四、三校并立与中大改制
中大建校纲领文件《富尔敦报告》中明确提到了新的中文大学是一所“书院联邦制”的大学，下属书院高度自治，由各院董事会和行政会管理，拥有自行招收学生、聘请教员、决定课程、组织学术会议的权力，书院毕业生除本书院毕业证明外，还将授予中文大学毕业证明。依此制定的《中文大学条例》承诺了以上要求。
独立办学、经济援助、学位证明的问题都解决了，似乎很圆满。
但《富尔敦报告》同时也提到，在三院之上，有一成为“大学本部”的统一管理机构，负责给三院拨款，实际上变相垄断了财政权；只有中文大学的毕业证明受到港府承认，而颁发中大毕业证的机构是“大学本部”，实际上变相垄断了学位授予权；三院必须有一定数目的跨院教学科目，而后，正是这跨院教学科目，占据了三院课程的主体，实际上变相破坏了办学自主。
虽然有种种限制，但好歹我们有了中文大学呐。
诚然。但这“中文大学”和钱穆所想的“中文大学”似有不同。
1959年新亚学院决定加入新大学的计划时，书院创校元老张丕介先生曾在《新亚生活》上发表过自己对大学的期望：“它既名为中文大学，顾名思义，当然不止于使用中国文字，而尤在于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与发扬。”
中文传承、中国文化传承，如是而已。
不过首任校长李卓敏更拓宽了这—理念，尝言“香港中文大学不会是_所英国的大学，也不是—所中国的大学，或是—所美国的大学。它要成为—所国际大学”，并提出“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要把中文大学建立成为一所属于华人社会的国际陛大学。
因此，在中文大学里面，除了中国文化、历史、哲学等课程外，其他院系的核心课程都还是用英语授课。“中文大学”，或许有些讽刺？
港府也并不想要一所完全传授中国文化、传承中华精神的大学，他们更乐于见到一所有高学术水平的大学，英式或美式，以作为香港的教育明珠。所以那些高呼保存中华文化、儒学复兴的家伙们，眼界狭窄，民族主义，显得有些碍事。
于是，便有如下事隋：钱穆不谙英文，大学行政会议上主持和发言者全用英语，排挤钱穆。
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
在1963年中大创立时，钱穆对新亚的同学们演讲，讲述新亚不必为资金忧虑了，却隐约知道未来新亚的走向：
“今后，通过香港政府的法律，全港的居民支持这间大学，新亚的基础比较稳定，不要我们再用大部分精力来向外筹经费。为学校长久打算，我们只好把此学校，送给公家来办。”
随后一年，钱穆就从中文大学辞职了。除了偶尔回校演讲，之后再未在新亚担任教职。
他离职的原因，在一封给雅礼协会的私人信件中说得很清楚：
“自从1959年新亚获得政府的资助，书院已在政府的许多限制中，逐渐失去了内部事务的行政自由。新亚书院最初是一间从理想中孕育出来的机构。虽然规模很小，但其所珍视的目标，是通过培育逃难的华人青年成为东西之间的桥梁，从而为世界的人类文化作出努力与贡献……然而，虽然学院所获得的财政支持得到稳定的增长，其目标却不断受到挫折，并可能因着阻碍而有所改变，甚至最终消失。我为此感到不安。因此，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的不久以后，我便提出辞退（新亚）校长之职，这是一种我的痛的表达——我没法帮助书院实现我们的目标。”
之后呢？政府对三间书院的独立性的承诺也随时间而土崩瓦解。
1975年，香港立法局提出议案，要修改《中文大学条例>，改“书院联邦制”为“单一行政制”，将书院权力收归大学本部管理，书院只负责部分通识教育、提供交换机会和学生住宿。新亚董事会9人包括唐君毅，以大学与立法局违背书院独立性，联名抗议，许多学生也不满中大改制。当时新亚书院的院长多方调解，希望和平解决此事。
最终，唐君毅9人一同辞职。无奈。
辞职后，改制未受到阻拦，并在新亚院长组织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此时的新亚院长，正是钱穆的首徒_—余英时先生。
在中大历史系流传一个故事，称之为传说也无妨，据说改制后某年余英时回新亚参加宴会，酒到酣时，突然倚着一位老友开始抽泣，一面说：“我对不起新亚书院。对不起宾四师傅。”满座皆闻。
当然只是传说，毫无根据。
尾声
中文大学成立了。是好事吗？当然是好事，天大的好事。中文高等教育能够在香港扎根立足，不致花果飘零。华人在香港，有了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学习的高等学府。
不是天大的好事吗？改联邦制为单一制呢？节约开支，提高效率，不也是好事吗？
我却看到一个老人拄着拐杖，在新亚天人合一亭远眺吐露港。吐露潜在东北方，北方越过深圳河是大陆，东边隔着海峡的是台湾，老人两边都没有望，只是盯着东北边的港湾。随后，他转身，缓缓走下山去，头也不回地离开他一手创立的书院。
虽然港府同意建立一所中文高等教育学府，但他们的目的很明确——要把中文大学的办学权掌握在政府手里。港府在对三院进行资助的同时，也对院校课程、管理进行改造，以符合他们心中“大学”的学术标准和管理标准，这种标准自然是英式的。对于不配合他们的人，港府的手段便是财政威胁、排挤和清除。
联合、新亚与崇基学院在1957年成立香港中文专上学校协会，联合书院的首任院长兼董事会董事长蒋法贤医生担任联合会主席，与港府谈判，争取资助以及学位认可。
中大、联合所有的校史都写到1959年6月确立建立中文大学以后，蒋法贤功成身退，辞去身上数职，专注医生工作。翻阅当时报童、史料可知，蒋法贤乃被迫辞职。这个事件后世并无多少人关注，但是在下以为后续影响力很大——它开了港府为了争取办学权而利用钱权清除障碍的先河，之后钱穆、唐君毅的辞职出走，滥觞于此。
1959年10月，获得政府资助的三院除了日常教学与行政活动之外，也在积极筹备组建中文大学。此时，身居联合以及三院联合会领导职位的蒋法贤突然提出辞去所有职务。
这在当时是很奇怪的事：中文大学的筹备正在关键时期，无论对于联合书院还是中文大学来说，此时的高层人员变动必定会带来很大的波动，蒋法贤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更关键的是，蒋法贤于10月27日辞职，但在10月22日时，联合书院进行了第二届董事会选举，蒋法贤再次当选董事长。也就是说，从当选到辞职，不到5天时间。在蒋法贤提交辞呈后，几乎是连锁反应式的，许多校董会成员也递交了辞呈，高层人士剧烈变动。继而，联合教师一半出走，三分之一学生退学，而学校并未交代蒋法贤辞职原因，这引起学生的不满。
社会上也传出许多谣言，说联合书院的参与书院资格耍被剥夺、原本要给予联合书院用以建新校舍的地段也将被收回，一时舆情皇皇。
最终结果呢？周锡年任校董会董事长，原崇基学院院长凌道扬任联合新院长，教育司长高诗雅亲自在联合演讲稳定局面。
周锡年不是一开始就追随蒋法贤一并辞职了吗？看周锡年履历：1946-1959任立法局（现香港立法会）非宫守议员，1947-1962任行政局（香港内阁）非官守议员，经历杨慕琦爵士、葛量洪爵士及柏立基爵士三位港督，深得港督信任。华人领袖，亲英商人，与政府关系一目了然。
之后周锡年董事长和凌道扬院长大幅改组了联合书院原有课程和师资配备，配合港府要求，完成中大改造。
据之后的一篇《华侨日报》对联合书院出走教员的采访，他们言词中隐约提到了港府以撤走援助资金为要挟，希望联合加快课程改造，调整院系。对于新亚、联合、崇基三所书院来说，虽然有学费收入，社会团体的资助，但支出远大过于收入，新亚更是有“手空空，无一物”、发不出教师工资的经历，唯—仰仗的，只有政府的拨款。
或许蒋法贤知道，他与政府并不亲密，之前的谈判使港府认为他不好打交道，便以此为借口，撤换成他们信得过的人与之谈判。最终，蒋还是迫于压力，辞职。
无奈，实在无奈。
四、三校并立与中大改制
中大建校纲领文件《富尔敦报告》中明确提到了新的中文大学是一所“书院联邦制”的大学，下属书院高度自治，由各院董事会和行政会管理，拥有自行招收学生、聘请教员、决定课程、组织学术会议的权力，书院毕业生除本书院毕业证明外，还将授予中文大学毕业证明。依此制定的《中文大学条例》承诺了以上要求。
独立办学、经济援助、学位证明的问题都解决了，似乎很圆满。
但《富尔敦报告》同时也提到，在三院之上，有一成为“大学本部”的统一管理机构，负责给三院拨款，实际上变相垄断了财政权；只有中文大学的毕业证明受到港府承认，而颁发中大毕业证的机构是“大学本部”，实际上变相垄断了学位授予权；三院必须有一定数目的跨院教学科目，而后，正是这跨院教学科目，占据了三院课程的主体，实际上变相破坏了办学自主。
虽然有种种限制，但好歹我们有了中文大学呐。
诚然。但这“中文大学”和钱穆所想的“中文大学”似有不同。
1959年新亚学院决定加入新大学的计划时，书院创校元老张丕介先生曾在《新亚生活》上发表过自己对大学的期望：“它既名为中文大学，顾名思义，当然不止于使用中国文字，而尤在于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与发扬。”
中文传承、中国文化传承，如是而已。
不过首任校长李卓敏更拓宽了这—理念，尝言“香港中文大学不会是_所英国的大学，也不是—所中国的大学，或是—所美国的大学。它要成为—所国际大学”，并提出“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要把中文大学建立成为一所属于华人社会的国际陛大学。
因此，在中文大学里面，除了中国文化、历史、哲学等课程外，其他院系的核心课程都还是用英语授课。“中文大学”，或许有些讽刺？
港府也并不想要一所完全传授中国文化、传承中华精神的大学，他们更乐于见到一所有高学术水平的大学，英式或美式，以作为香港的教育明珠。所以那些高呼保存中华文化、儒学复兴的家伙们，眼界狭窄，民族主义，显得有些碍事。
于是，便有如下事隋：钱穆不谙英文，大学行政会议上主持和发言者全用英语，排挤钱穆。
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
在1963年中大创立时，钱穆对新亚的同学们演讲，讲述新亚不必为资金忧虑了，却隐约知道未来新亚的走向：
“今后，通过香港政府的法律，全港的居民支持这间大学，新亚的基础比较稳定，不要我们再用大部分精力来向外筹经费。为学校长久打算，我们只好把此学校，送给公家来办。”
随后一年，钱穆就从中文大学辞职了。除了偶尔回校演讲，之后再未在新亚担任教职。
他离职的原因，在一封给雅礼协会的私人信件中说得很清楚：
“自从1959年新亚获得政府的资助，书院已在政府的许多限制中，逐渐失去了内部事务的行政自由。新亚书院最初是一间从理想中孕育出来的机构。虽然规模很小，但其所珍视的目标，是通过培育逃难的华人青年成为东西之间的桥梁，从而为世界的人类文化作出努力与贡献……然而，虽然学院所获得的财政支持得到稳定的增长，其目标却不断受到挫折，并可能因着阻碍而有所改变，甚至最终消失。我为此感到不安。因此，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的不久以后，我便提出辞退（新亚）校长之职，这是一种我的痛的表达——我没法帮助书院实现我们的目标。”
之后呢？政府对三间书院的独立性的承诺也随时间而土崩瓦解。
1975年，香港立法局提出议案，要修改《中文大学条例>，改“书院联邦制”为“单一行政制”，将书院权力收归大学本部管理，书院只负责部分通识教育、提供交换机会和学生住宿。新亚董事会9人包括唐君毅，以大学与立法局违背书院独立性，联名抗议，许多学生也不满中大改制。当时新亚书院的院长多方调解，希望和平解决此事。
最终，唐君毅9人一同辞职。无奈。
辞职后，改制未受到阻拦，并在新亚院长组织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此时的新亚院长，正是钱穆的首徒_—余英时先生。
在中大历史系流传一个故事，称之为传说也无妨，据说改制后某年余英时回新亚参加宴会，酒到酣时，突然倚着一位老友开始抽泣，一面说：“我对不起新亚书院。对不起宾四师傅。”满座皆闻。
当然只是传说，毫无根据。
尾声
中文大学成立了。是好事吗？当然是好事，天大的好事。中文高等教育能够在香港扎根立足，不致花果飘零。华人在香港，有了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学习的高等学府。
不是天大的好事吗？改联邦制为单一制呢？节约开支，提高效率，不也是好事吗？
我却看到一个老人拄着拐杖，在新亚天人合一亭远眺吐露港。吐露潜在东北方，北方越过深圳河是大陆，东边隔着海峡的是台湾，老人两边都没有望，只是盯着东北边的港湾。随后，他转身，缓缓走下山去，头也不回地离开他一手创立的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