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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制油，是指以煤炭为原料制取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气的技术，在科学上被称为煤炭的液化技术。正是这项投资大、风险大的技术项目拉开了我国新型能源崛起的序幕。
在替代石油的资源中，我国的“煤变油”计划在近中期内可以满足千万吨级石油缺口的需要，而从长远来看，我国的资源储量中煤炭占了84%以上，通过煤液化合成油实现我国未来的油品基本自给，是最现实可行的途径之一。
因此，睿能咨询首席咨询顾问、煤炭分析师李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正是我国“贫油富煤”能源紧缺的现实，使得我国对于寻找可代替能源的呼声越来越高。
然而，目前情况下，在我国以煤炭资源这种不可再生资源来替代另一种不可再生资源石油，进而大规模的商用化是不切实际的，李廷也谈到，“‘煤变油’大批量替代石油并不现实。”
成本与利润之争
事实上，当前世界上拥有“煤变油”技术的有德国、美国和南非等国家，但目前真正实施该技术项目的产业化运作的却只有南非，其他国家也只限于攻坚研发的试验阶段。
对此，李廷指出，“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煤炭价格过高所致。美德这些发达国家的煤炭价格较高，再加上昂贵的人力成本，致使煤炭合成油成本过高，丧失市场竞争力。而南非是个典型的贫油富煤的国家，煤价大大低于美、德等国，人力成本又相对便宜，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便使它的合成油具有相当的竞争力。”
既然，通过煤制油不仅可以从煤炭中提炼汽油、柴油等普通石油制品，还可以提炼出航空煤油和润滑油等高品质的石油产品，以形成大规模、高赢利的产业。那么，作为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和人口大国的中国，煤价和人力资源成本比南非还低，缘何久久不能将“煤变油”项目实行商业化？
2004年8月底，我国第一套“煤变油”液化工业化装置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开工，而这也是我国最大的“煤变油”项目——神华集团煤液化项目，是中国产煤区能源转换的重点示范工程。神华煤液化项目在2008年一期工程全部建成，产量500万吨，二期工程之后的总产量是1000万吨。不难发现，这样的生产能力与国家的石油消耗量相比，依然是杯水车薪。
在我国的煤变油领域，有“北神华、南先锋”的说法，就在神华集团的煤炭液化项目首度开辟了中国煤变油生产的先例之后，云南的先锋煤炭液化项目成为国内第二大煤炭液化战略性示范项目，但最终因为资金问题而流产。尽管国家正在以内蒙古、陕西、山西和云南为基地，加快推进“煤变油”战略，李廷却认为，“煤制油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将成为制约煤变油技术产业化进程的掣肘。”
以我国神华集团煤变油项目为例做一番研究发现，从投资上说，起码要保证建设一个年产在数十万吨的煤变油示范厂，这一建厂规模动辄几百亿，多则上千亿的资金投入；另外，要有充足的资金支持煤炭的勘探与开采，虽然我国的煤炭开采成本低，但按坑口价每吨100元算又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其次，一个基础规模的煤变油示范厂，按1000个工人计算，神华集团的煤变油项目是每位工人一年8万人民币，这笔人力资本又不可小觑。将影响煤变油成本的三个要素的这笔账计算一下的结果是：煤变油项目在中国的成本投入之高，利润空间却薄得可怜。
其实，除神华集团以外，国内几乎所有产煤省市都在酝酿规模不等的“煤变油”项目。正因如此，“煤变油”项目从观望到“跃进”式大干快上，却使之争议越来越多。“早在神华集团启动煤变油项目之前，业界还一致认为，我国的煤变油技术并不成熟，成本太高，风险太大。”李廷谈到。
资源的多重限制
实际上，从能源产业上来讲，“煤变油”实属一种高耗能的项目，能源效率非常低，转换之间还会浪费其他大量的资源。目前国内普遍上马的间接转换技术，生成一吨成品油需要消耗掉4-5 吨的煤，即便是转化效率最高的神华集团的煤变油项目也要消耗3 吨优质的神华煤。“煤变油”能源转换效率不足一半，称得上是一种负能量转化过程，是对优质资源的极大浪费。
日前，国土资源部编制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13）》透露，2012年，我国新增煤炭查明资源储量616亿吨，发现4个50亿吨级煤田。截至2012年底，我国查明煤炭资源储量1.42万亿吨。李廷分析，“假如全国年产19亿吨煤炭，按煤变油项目的消耗率计算，再依照目前的产能和利用方式来看，可直接利用的煤炭资源仅能维持几十年。”
同时，“煤变油”项目对水资源的需求量极大，建厂必须距离水源很近。以神华集团“煤变油”项目为例，一个年产100 万吨的示范厂，每吨产品耗水就在10吨以上，这已经相当于一些十几万人口地区的水资源占有量。另外，中国本身就是缺水大国，淡水资源贫乏，而目前正在推进“煤变油”项目的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区正是中国缺水最严重的地区。当地的生态环境已经十分脆弱，如今再试验“煤变油”项目，将进一步加剧这些地区水资源的缺乏，无疑是饮鸩止渴、雪上加霜。
其实，不考虑以上一些至关重要影响“煤变油”的因素之外，一旦项目产业化运作，生产出来的煤化工产品也需要运往其他地区，而我国的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产品的主要消费却在东部沿海地区，如此看来，产销区域又面临远距离分割。再者大部分液态或气态煤化工产品多具有易燃易爆的性质，在产品的安全运输保障方面具有较高的标准和要求，李廷认为，“假若‘煤变油’项目盲目运作，就可能使企业陷入严重亏损的尴尬境地。”
能源战略储备
在李廷看来，虽然煤制油已经突破了一系列技术难关，并可以用于万吨级的生产，“但是目前遇到以上诸多现实问题，让项目在奔向商业化运作的道路上步履维艰。”的确，中国已经拥有了“煤变油”技术，并拥有像神华集团这样攻坚企业，那么，在油价比较高、煤炭生产成本不完整的条件下，有经济上的可行性。然而，李廷认为：目前情况下，在我国“煤变油”大批量替代石油并不现实，何况进而大规模的商用化运作更是不切实际的。
“煤炭液化投资过巨，没有利润可言。并且当前的风险在于‘过程’，是从技术到大规模生产的过程中产生的风险。”李廷还说，“神华项目处于大规模工业化示范的阶段，它的意义在于为国内发展这一产业开辟一个途径。而这一途径是需要最具实力的保险公司作为风险担保的。”事实上，现在很多投资商都因怕风险太大而处于观望阶段。
在采访过程中，李廷表示，煤变油产业的进展还与国家能源战略有关，因为石油和煤炭不能以单纯的生产资料来看待，它们还是重要的能源战略储备资源。他一再强调，“一旦进入非常时期，我国的“煤变油”项目是不需要计算成本代价的。”
时至今日，煤价已涨了多倍，以目前的煤价“变”出来的油在市场中也没有多少竞争力，而成本问题便成为了横在“煤变油”大规模商业化面前的一道障碍。李廷建议，由于煤变油一次性投入较大，只靠地方财力很难有较快发展，有关部门也应针对其市场前景，向海内外招商，利用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共同促进煤变油的产业化发展。
在替代石油的资源中，我国的“煤变油”计划在近中期内可以满足千万吨级石油缺口的需要，而从长远来看，我国的资源储量中煤炭占了84%以上，通过煤液化合成油实现我国未来的油品基本自给，是最现实可行的途径之一。
因此，睿能咨询首席咨询顾问、煤炭分析师李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正是我国“贫油富煤”能源紧缺的现实，使得我国对于寻找可代替能源的呼声越来越高。
然而，目前情况下，在我国以煤炭资源这种不可再生资源来替代另一种不可再生资源石油，进而大规模的商用化是不切实际的，李廷也谈到，“‘煤变油’大批量替代石油并不现实。”
成本与利润之争
事实上，当前世界上拥有“煤变油”技术的有德国、美国和南非等国家，但目前真正实施该技术项目的产业化运作的却只有南非，其他国家也只限于攻坚研发的试验阶段。
对此，李廷指出，“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煤炭价格过高所致。美德这些发达国家的煤炭价格较高，再加上昂贵的人力成本，致使煤炭合成油成本过高，丧失市场竞争力。而南非是个典型的贫油富煤的国家，煤价大大低于美、德等国，人力成本又相对便宜，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便使它的合成油具有相当的竞争力。”
既然，通过煤制油不仅可以从煤炭中提炼汽油、柴油等普通石油制品，还可以提炼出航空煤油和润滑油等高品质的石油产品，以形成大规模、高赢利的产业。那么，作为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和人口大国的中国，煤价和人力资源成本比南非还低，缘何久久不能将“煤变油”项目实行商业化？
2004年8月底，我国第一套“煤变油”液化工业化装置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开工，而这也是我国最大的“煤变油”项目——神华集团煤液化项目，是中国产煤区能源转换的重点示范工程。神华煤液化项目在2008年一期工程全部建成，产量500万吨，二期工程之后的总产量是1000万吨。不难发现，这样的生产能力与国家的石油消耗量相比，依然是杯水车薪。
在我国的煤变油领域，有“北神华、南先锋”的说法，就在神华集团的煤炭液化项目首度开辟了中国煤变油生产的先例之后，云南的先锋煤炭液化项目成为国内第二大煤炭液化战略性示范项目，但最终因为资金问题而流产。尽管国家正在以内蒙古、陕西、山西和云南为基地，加快推进“煤变油”战略，李廷却认为，“煤制油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将成为制约煤变油技术产业化进程的掣肘。”
以我国神华集团煤变油项目为例做一番研究发现，从投资上说，起码要保证建设一个年产在数十万吨的煤变油示范厂，这一建厂规模动辄几百亿，多则上千亿的资金投入；另外，要有充足的资金支持煤炭的勘探与开采，虽然我国的煤炭开采成本低，但按坑口价每吨100元算又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其次，一个基础规模的煤变油示范厂，按1000个工人计算，神华集团的煤变油项目是每位工人一年8万人民币，这笔人力资本又不可小觑。将影响煤变油成本的三个要素的这笔账计算一下的结果是：煤变油项目在中国的成本投入之高，利润空间却薄得可怜。
其实，除神华集团以外，国内几乎所有产煤省市都在酝酿规模不等的“煤变油”项目。正因如此，“煤变油”项目从观望到“跃进”式大干快上，却使之争议越来越多。“早在神华集团启动煤变油项目之前，业界还一致认为，我国的煤变油技术并不成熟，成本太高，风险太大。”李廷谈到。
资源的多重限制
实际上，从能源产业上来讲，“煤变油”实属一种高耗能的项目，能源效率非常低，转换之间还会浪费其他大量的资源。目前国内普遍上马的间接转换技术，生成一吨成品油需要消耗掉4-5 吨的煤，即便是转化效率最高的神华集团的煤变油项目也要消耗3 吨优质的神华煤。“煤变油”能源转换效率不足一半，称得上是一种负能量转化过程，是对优质资源的极大浪费。
日前，国土资源部编制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13）》透露，2012年，我国新增煤炭查明资源储量616亿吨，发现4个50亿吨级煤田。截至2012年底，我国查明煤炭资源储量1.42万亿吨。李廷分析，“假如全国年产19亿吨煤炭，按煤变油项目的消耗率计算，再依照目前的产能和利用方式来看，可直接利用的煤炭资源仅能维持几十年。”
同时，“煤变油”项目对水资源的需求量极大，建厂必须距离水源很近。以神华集团“煤变油”项目为例，一个年产100 万吨的示范厂，每吨产品耗水就在10吨以上，这已经相当于一些十几万人口地区的水资源占有量。另外，中国本身就是缺水大国，淡水资源贫乏，而目前正在推进“煤变油”项目的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区正是中国缺水最严重的地区。当地的生态环境已经十分脆弱，如今再试验“煤变油”项目，将进一步加剧这些地区水资源的缺乏，无疑是饮鸩止渴、雪上加霜。
其实，不考虑以上一些至关重要影响“煤变油”的因素之外，一旦项目产业化运作，生产出来的煤化工产品也需要运往其他地区，而我国的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产品的主要消费却在东部沿海地区，如此看来，产销区域又面临远距离分割。再者大部分液态或气态煤化工产品多具有易燃易爆的性质，在产品的安全运输保障方面具有较高的标准和要求，李廷认为，“假若‘煤变油’项目盲目运作，就可能使企业陷入严重亏损的尴尬境地。”
能源战略储备
在李廷看来，虽然煤制油已经突破了一系列技术难关，并可以用于万吨级的生产，“但是目前遇到以上诸多现实问题，让项目在奔向商业化运作的道路上步履维艰。”的确，中国已经拥有了“煤变油”技术，并拥有像神华集团这样攻坚企业，那么，在油价比较高、煤炭生产成本不完整的条件下，有经济上的可行性。然而，李廷认为：目前情况下，在我国“煤变油”大批量替代石油并不现实，何况进而大规模的商用化运作更是不切实际的。
“煤炭液化投资过巨，没有利润可言。并且当前的风险在于‘过程’，是从技术到大规模生产的过程中产生的风险。”李廷还说，“神华项目处于大规模工业化示范的阶段，它的意义在于为国内发展这一产业开辟一个途径。而这一途径是需要最具实力的保险公司作为风险担保的。”事实上，现在很多投资商都因怕风险太大而处于观望阶段。
在采访过程中，李廷表示，煤变油产业的进展还与国家能源战略有关，因为石油和煤炭不能以单纯的生产资料来看待，它们还是重要的能源战略储备资源。他一再强调，“一旦进入非常时期，我国的“煤变油”项目是不需要计算成本代价的。”
时至今日，煤价已涨了多倍，以目前的煤价“变”出来的油在市场中也没有多少竞争力，而成本问题便成为了横在“煤变油”大规模商业化面前的一道障碍。李廷建议，由于煤变油一次性投入较大，只靠地方财力很难有较快发展，有关部门也应针对其市场前景，向海内外招商，利用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共同促进煤变油的产业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