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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云南明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兰茂养生治病的学术思想。从“五脏调养重在脾肾，治未病”以养生来指导肿瘤的预防；以“四诊合参，三因制宜”来指导肿瘤的诊治及立法。
【关键词】兰茂；肿瘤防治；养生治病；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R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9—0077—01
云南兰茂，字廷秀，号止庵，晚年号玄壶子，和光道人。生于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卒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祖籍河南洛阳，云南嵩明杨林千户所人氏。是云南明代著名的药物学家、声韵学家、文学家。在儒、道、佛、艺术兼修，被誉为滇中奇贤。他编撰的《滇南本草》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要早140多年。在发扬光大中医药事业，使民族医药薪火相传，蓬勃发展的感召下，以云南兰茂先贤的养生、治病学术思想，结合临床肿瘤防治的工作经验略有以下感悟：
1 在养生方面“调养脾肾，治未病”的学术思想
“调养脾肾，治未病”的学术思想构成兰茂先生养生思想的脏腑理论，其养生思想涵盖了儒、佛、道家等诸子百家哲学文化，注重“守静、清心、节欲”而达到“中和”的养生理念。正如《素问 上古天真论》：“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即保养生命，可增强生命的活力，延缓衰老，延年益寿。
当前肿瘤的发病率在不断的增加，在癌症防治领域，如何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做好中西结合的综合防治工作，特别是弘扬和应用中医学“治未病”学术思想和诊疗特色，使之在治疗上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理想目标，应用于中医肿瘤学领域，与现代肿瘤病学的三级预防有异曲同工之妙。“治未病”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记载，是古代医家对疾病提出的预防学术思想。“治未病”一词最早见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治”有治疗、医治；治理；调理、调养；条达、条顺；安定之义。“未病”包含有无病；病欲发而有先兆；病起之初。肿瘤发病有遗传因素、免疫因素、内分泌失调、慢性疾病等内因；亦包括有毒致癌物侵袭等外因。对于肿瘤而言，未病先防就是指在肿瘤未发生之前，针对可能会引发肿瘤的诸多因素，以及癌前病变采取适当干预措施，阻断、延缓疾病的发生。如预防肝癌的“改水源、防霉变食物、防慢性乙型肝炎”的一级预防方针。萎缩性胃炎是胃癌的癌前疾病，运用中医中药治疗萎缩性胃炎，逆转病变，截断病势，是治未病学术思想在肿瘤防治上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医学的“治未病”更加彰显了其突出的临床意义，如“精神内守”、“和于术数”、“谨知五味”、“节欲保精”等治病、防病和养生之道。中医及现代医学均认为情志及心理因素可以致病，兰茂先生注重“守静、清心、节欲”而达到“中和”的养生理念就是对情志及心理因素致病的对策体现。中日友好医院李佩文教授把古典音乐疗法应用于肿瘤临床，根据音乐的特点，首先采用“辨证施乐”的方法，对肿瘤患者进行心理治疗，给以心理疏导，调节肿瘤患者情绪，促进新陈代谢，改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增强免疫功能，达到治疗和康复的作用，同时可能减少药物治疗对肝、肾功能的损害。
2 五脏调养重在脾肾
兰茂先生很重视脾肾在人体中的重要性。体现在预防治疗学上提出：“调养脾胃乃医家王道”做到。在发病学上提出：“肾中水火既济自无病，水火不济则百病生焉”。在《医门览要·浮沉迟数论》中提出：“浮脉诸病，皆责之肾，盖水为万物之母……然又责之于脾胃，盖脾胃强盛则饮食消化而津液自生生不怠矣，古人之调养脾胃乃医家王道。”因此，兰公认为病有百种，而治疗无非调理肾中阴阳及脾胃。从《医门揽要》的论述及对疾病诊治规律看，兰公对李东垣重视脾胃的学术思想非常推崇，有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并且以此为医者之首要任务。李东垣“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以脾胃为五脏根本的观点，引发后人“善治脾胃者，即可以安五脏”的论断。后世对脾胃的认识概括为，肾藏精，主生长发育与生殖，为先天之本，肾中精气的盛衰影响生命的质量与人的寿命。脾为水谷之海，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源，气机升降之枢纽，主运化，主升清，主统血，主四肢肌肉，脾气旺盛，运化水谷，濡养全身，精归于肾，又可补充肾精。脾胃功能强健，气血生化有源，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肉皮毛皆得其养。脾与肾，先后天互根，精气血互生，生理上密切相关，病理上又相互传变，脾肾同病，或脾病及肾、肾病传脾。《滇南本草》重视脾肾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其所收集的补益性质药物中，多数都以补脾补肾而论。书中列举了有补肾养血功能的灵芝草、黄精、何首乌、女贞子、黑芝麻、牛尾参等中药入肾为君，涩精、坚肾气补肾填精，人参、黄参、血参等为补益气血，增强免疫能力，延缓衰老的药物。党参、白术、山药、莲子、赤小枣、花红果、拐枣、柿花等为健脾胃、利湿、化痰之药。兰茂先生认为“药食同源”，其附方配伍多用禽肉，发挥食物的补益作用，如胯鱼，添精补髓，金线鱼，暖肾添精，花鱼，主治补肾添精，鳝鱼治五劳七伤，添精益髓，壮筋骨。
古人已经明确肿瘤的发生与所处地理环境、七情过度、人体的正气盛衰、脏腑功能强弱密切相关。张景岳指出：“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即指出脾肾虚损对于恶性肿瘤的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各种方法增强体质，是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抗御肿瘤的发生。因此，除了加强锻炼，注意饮食、起居等以外，在用药物保健方面，應以补益脾肾为主。在肿瘤治疗的各个阶段，根据正气与邪气的偏倚，中医药治疗原则都是祛邪与扶正并重，只不过是有所侧重。在肿瘤放化疗治疗后，为减轻放化疗的毒副反应，及时补养脾肾二脏，对放化疗有减毒增效的作用。此外在坚持辨证施治的前提下，应用食疗药膳等病人欢迎的寓医药于食饵的方法，以扶助正气，激发胃气，促进食欲，提高机体免疫机能，改善全身状况，也是“治未病”和预防转移的重要手段之一。总之，补肾、顾护脾胃应贯穿肿瘤治疗的始终。 3 在诊病、立法过程中强调：四诊合参，三因制宜
兰茂先生认为治病贵在辨证论治、师古不泥，立法注重三因制宜。《医门擥要》在开篇首句即曰“诊法有四，望闻问切是也，古人四诊并用，所以知病之真而治之无差。世人粗忽，自恃所长，往往偏执其一以治之，辄曰已知之矣。此皆苟且粗率之士，非圣贤克业之心。夫望色闻声问病切脉四诊皆尽而治之，尤有偏害者，况不兼而审之乎，然或疑其太琐碎者诚非也，病难危急如能治愈，不在迟延一二时间……”。治病时贵在辨证论治，灵活机变，师古不泥。治则因时因地而宜，该书从云南与北省的气候对比角度，提出治则因时因地而宜。
对肿瘤高发地区和高危人群进行大规模的群体普查，及早发现病人，及时进行防治，这是预防恶性肿瘤行之有效的方法。但由于受到人力、财力、物力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会给全面普查带来一定的困难。而应用中医传统的四诊合参，以舌诊为主，结合其它方法，联系家族史和慢病史，进行初筛，完全有可能见微知病，早期发现一些肿瘤病人。肿瘤治疗中辨证论治与三因制宜（因人、因时、因地）实质上是个体化诊疗的重要体现。辨证论治始终贯穿于中医治疗肿瘤的整个过程，具体可体现为“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 “三因制宜”即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等不同，季节不同，地域不同以及肿瘤治疗的不同阶段（如放化疗期间）来制定适宜的治疗原则。
综上所述，发掘民族民间医药，以兰茂先生的学术思想指导肿瘤防治，在实践中使其学术思想得到应用和升华，不仅可以丰富和创新现代肿瘤防治学的理论，而且有利于形成中西医结合的中国肿瘤防治特色，这是中国中医药特色肿瘤防治对于世界医学的一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张华庆，武凤翔，张建英，楚更五.兰茂养生思想探析 [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09，32（6）：62-64
[2] 楚更五，李平.医门揽要主要学术观点研究 [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06，29（4）：6—8.
[3] 蔡光蓉，李佩文等. 音乐疗法配合抗肿瘤治疗116例肿瘤患者的临床观察 [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1，21（12）：891-894
作者簡介：
姜毅，女，48岁，主任医师，教授。在云南省中医医院肿瘤科工作，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临床工作24年。
【关键词】兰茂；肿瘤防治；养生治病；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R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9—0077—01
云南兰茂，字廷秀，号止庵，晚年号玄壶子，和光道人。生于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卒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祖籍河南洛阳，云南嵩明杨林千户所人氏。是云南明代著名的药物学家、声韵学家、文学家。在儒、道、佛、艺术兼修，被誉为滇中奇贤。他编撰的《滇南本草》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要早140多年。在发扬光大中医药事业，使民族医药薪火相传，蓬勃发展的感召下，以云南兰茂先贤的养生、治病学术思想，结合临床肿瘤防治的工作经验略有以下感悟：
1 在养生方面“调养脾肾，治未病”的学术思想
“调养脾肾，治未病”的学术思想构成兰茂先生养生思想的脏腑理论，其养生思想涵盖了儒、佛、道家等诸子百家哲学文化，注重“守静、清心、节欲”而达到“中和”的养生理念。正如《素问 上古天真论》：“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即保养生命，可增强生命的活力，延缓衰老，延年益寿。
当前肿瘤的发病率在不断的增加，在癌症防治领域，如何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做好中西结合的综合防治工作，特别是弘扬和应用中医学“治未病”学术思想和诊疗特色，使之在治疗上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理想目标，应用于中医肿瘤学领域，与现代肿瘤病学的三级预防有异曲同工之妙。“治未病”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记载，是古代医家对疾病提出的预防学术思想。“治未病”一词最早见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治”有治疗、医治；治理；调理、调养；条达、条顺；安定之义。“未病”包含有无病；病欲发而有先兆；病起之初。肿瘤发病有遗传因素、免疫因素、内分泌失调、慢性疾病等内因；亦包括有毒致癌物侵袭等外因。对于肿瘤而言，未病先防就是指在肿瘤未发生之前，针对可能会引发肿瘤的诸多因素，以及癌前病变采取适当干预措施，阻断、延缓疾病的发生。如预防肝癌的“改水源、防霉变食物、防慢性乙型肝炎”的一级预防方针。萎缩性胃炎是胃癌的癌前疾病，运用中医中药治疗萎缩性胃炎，逆转病变，截断病势，是治未病学术思想在肿瘤防治上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医学的“治未病”更加彰显了其突出的临床意义，如“精神内守”、“和于术数”、“谨知五味”、“节欲保精”等治病、防病和养生之道。中医及现代医学均认为情志及心理因素可以致病，兰茂先生注重“守静、清心、节欲”而达到“中和”的养生理念就是对情志及心理因素致病的对策体现。中日友好医院李佩文教授把古典音乐疗法应用于肿瘤临床，根据音乐的特点，首先采用“辨证施乐”的方法，对肿瘤患者进行心理治疗，给以心理疏导，调节肿瘤患者情绪，促进新陈代谢，改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增强免疫功能，达到治疗和康复的作用，同时可能减少药物治疗对肝、肾功能的损害。
2 五脏调养重在脾肾
兰茂先生很重视脾肾在人体中的重要性。体现在预防治疗学上提出：“调养脾胃乃医家王道”做到。在发病学上提出：“肾中水火既济自无病，水火不济则百病生焉”。在《医门览要·浮沉迟数论》中提出：“浮脉诸病，皆责之肾，盖水为万物之母……然又责之于脾胃，盖脾胃强盛则饮食消化而津液自生生不怠矣，古人之调养脾胃乃医家王道。”因此，兰公认为病有百种，而治疗无非调理肾中阴阳及脾胃。从《医门揽要》的论述及对疾病诊治规律看，兰公对李东垣重视脾胃的学术思想非常推崇，有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并且以此为医者之首要任务。李东垣“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以脾胃为五脏根本的观点，引发后人“善治脾胃者，即可以安五脏”的论断。后世对脾胃的认识概括为，肾藏精，主生长发育与生殖，为先天之本，肾中精气的盛衰影响生命的质量与人的寿命。脾为水谷之海，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源，气机升降之枢纽，主运化，主升清，主统血，主四肢肌肉，脾气旺盛，运化水谷，濡养全身，精归于肾，又可补充肾精。脾胃功能强健，气血生化有源，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肉皮毛皆得其养。脾与肾，先后天互根，精气血互生，生理上密切相关，病理上又相互传变，脾肾同病，或脾病及肾、肾病传脾。《滇南本草》重视脾肾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其所收集的补益性质药物中，多数都以补脾补肾而论。书中列举了有补肾养血功能的灵芝草、黄精、何首乌、女贞子、黑芝麻、牛尾参等中药入肾为君，涩精、坚肾气补肾填精，人参、黄参、血参等为补益气血，增强免疫能力，延缓衰老的药物。党参、白术、山药、莲子、赤小枣、花红果、拐枣、柿花等为健脾胃、利湿、化痰之药。兰茂先生认为“药食同源”，其附方配伍多用禽肉，发挥食物的补益作用，如胯鱼，添精补髓，金线鱼，暖肾添精，花鱼，主治补肾添精，鳝鱼治五劳七伤，添精益髓，壮筋骨。
古人已经明确肿瘤的发生与所处地理环境、七情过度、人体的正气盛衰、脏腑功能强弱密切相关。张景岳指出：“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即指出脾肾虚损对于恶性肿瘤的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各种方法增强体质，是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抗御肿瘤的发生。因此，除了加强锻炼，注意饮食、起居等以外，在用药物保健方面，應以补益脾肾为主。在肿瘤治疗的各个阶段，根据正气与邪气的偏倚，中医药治疗原则都是祛邪与扶正并重，只不过是有所侧重。在肿瘤放化疗治疗后，为减轻放化疗的毒副反应，及时补养脾肾二脏，对放化疗有减毒增效的作用。此外在坚持辨证施治的前提下，应用食疗药膳等病人欢迎的寓医药于食饵的方法，以扶助正气，激发胃气，促进食欲，提高机体免疫机能，改善全身状况，也是“治未病”和预防转移的重要手段之一。总之，补肾、顾护脾胃应贯穿肿瘤治疗的始终。 3 在诊病、立法过程中强调：四诊合参，三因制宜
兰茂先生认为治病贵在辨证论治、师古不泥，立法注重三因制宜。《医门擥要》在开篇首句即曰“诊法有四，望闻问切是也，古人四诊并用，所以知病之真而治之无差。世人粗忽，自恃所长，往往偏执其一以治之，辄曰已知之矣。此皆苟且粗率之士，非圣贤克业之心。夫望色闻声问病切脉四诊皆尽而治之，尤有偏害者，况不兼而审之乎，然或疑其太琐碎者诚非也，病难危急如能治愈，不在迟延一二时间……”。治病时贵在辨证论治，灵活机变，师古不泥。治则因时因地而宜，该书从云南与北省的气候对比角度，提出治则因时因地而宜。
对肿瘤高发地区和高危人群进行大规模的群体普查，及早发现病人，及时进行防治，这是预防恶性肿瘤行之有效的方法。但由于受到人力、财力、物力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会给全面普查带来一定的困难。而应用中医传统的四诊合参，以舌诊为主，结合其它方法，联系家族史和慢病史，进行初筛，完全有可能见微知病，早期发现一些肿瘤病人。肿瘤治疗中辨证论治与三因制宜（因人、因时、因地）实质上是个体化诊疗的重要体现。辨证论治始终贯穿于中医治疗肿瘤的整个过程，具体可体现为“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 “三因制宜”即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等不同，季节不同，地域不同以及肿瘤治疗的不同阶段（如放化疗期间）来制定适宜的治疗原则。
综上所述，发掘民族民间医药，以兰茂先生的学术思想指导肿瘤防治，在实践中使其学术思想得到应用和升华，不仅可以丰富和创新现代肿瘤防治学的理论，而且有利于形成中西医结合的中国肿瘤防治特色，这是中国中医药特色肿瘤防治对于世界医学的一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张华庆，武凤翔，张建英，楚更五.兰茂养生思想探析 [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09，32（6）：62-64
[2] 楚更五，李平.医门揽要主要学术观点研究 [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06，29（4）：6—8.
[3] 蔡光蓉，李佩文等. 音乐疗法配合抗肿瘤治疗116例肿瘤患者的临床观察 [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1，21（12）：891-894
作者簡介：
姜毅，女，48岁，主任医师，教授。在云南省中医医院肿瘤科工作，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临床工作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