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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朋友圈看到中学时代一位师妹自驾游时拍的照片，令我大觉惊艳。我惊艳的不是照片的景色拍得如何美轮美奂，而是那笔底生花的文字说明。我在微信中说：“认识你几十年，现在才知道你原来有那么深的文学底蕴。”师妹骄傲地说：“你的恩师李裕昌也是我崇拜的语文老师呵。”
不久，师妹又把一组几位老同学到深圳看望李老师的题为“鹏城访师”的照片发给我，其中一首《浪淘沙·访师》的词吸引了我的眼球。师妹告诉我，此词是她的一位当检察官的同学兼好朋友写的。“她也是李裕昌老师的得意门生。”
李裕昌老师曾是当年广州市第十五中学（现并入广东华侨中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指导老师。那时的宣传队，等同于现在学校的艺术团，唱歌跳舞，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从读初一起就是校宣传队一员，也是在那里认识了后来加人的师妹。李老师当时又是师妹的语文老师，所以有了前面一说。
我不知道李裕昌老师从教几十年来，究竟培育了多少文字功底极佳，且在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门生。因为李老师既不是我的语文老师，更不是我的班主任，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李老师的门徒，但我自始至终视李裕昌老师为我文学生涯的启蒙恩师。是他，为当年混混沌沌的我，打开了文学圣殿大门的一线缝隙。
当年李裕昌老师接管文艺宣传队时，我还在读初一，那时的李老师未及而立之年，高高瘦瘦，一头天生的卷发，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张嘴就蹦出一口带着浓厚客家腔的普通话。
在我的记忆中，李裕昌老师既不会编舞跳舞，也鲜见他指导我们歌唱，但他却是我遇见到的第一位成色十足的文学青年。
李老师组织我们排练的第一个节目是一个歌舞组合，它通过独唱、合唱和舞蹈，表现了我党从建党到建国的辉煌历史。这种歌舞表演模式，在那个时代是一种舞台潮流，如今每逢党庆国庆等重大节日，在央视也不时可见。因为一首歌、一个舞蹈就代表一个历史时期，跨度很大，所以过场往往需要一段朗诵来串连。
那天，宣传队的同学围坐在学校礼堂的舞台上，人手一份由李裕昌老师亲手用钢板刻写（后来我听师妹说起才知道，李老师原来还是软硬笔书法的高手，并出版过软硬笔书法专著），并用发黄的纸油印的剧本，剧本上面有要表演的歌曲，还有一段接一段荡气回肠的串词。
李老师站在舞台上亲自为我们诵读示范。那些串词无疑是他的心血力作，而串词本身就裹挟着那个时代“五洲震荡风雷激”的高亢，再加上李老师用一口同樣高亢的客家普通话诵读起来更是声情并茂，慷慨激昂，让坐在舞台地板上的听者，个个血脉偾张。
在舞台弱弱的灯光下，我看见李老师满脸泛红，额角发着亮光，鼻尖上还沁出了细微的汗珠子。他语调铿锵抑扬顿挫，口中吞吐着黄钟大吕之音，还极富表现力地不停手舞足蹈。
他如痴如醉；
我也如痴如醉。
这是我第一次那么直观、真切地体味到了文学的魅力。
然而，与我日后的文学创作最有直接联系的，则是李裕昌老师在那次诵读后不久，要我们每人为宣传队创作一个节目，形式不限。
这次作业对擅长唱歌跳舞的同学似乎不难，或以歌编舞，或以舞助歌，总有他们的办法。我一不擅歌，二不长于舞，从刚进学校读初一开始，老师就把我拉进宣传队，本身就是一件颇奇怪的事情。那时的我个子小小，瘦瘦弱弱，唱歌跑调，跳舞手脚僵硬，在队内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随时都有被踢出宣传队的危险，更遑论编舞排歌了。
幸好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着迷于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当年在广州的街头，有不少书摊，花5分钱就可以在书摊租书回家看，花1分钱则只能在街边书摊看，到天黑人家收摊就得还书。因为没钱买书、租书，我便经常站在街边租书人的身后蹭书看，这叫做“打书钉”。
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我闲着没事，除了“打书钉”外，就到处找书看，连禁书、被人遗弃残缺不全的书也不放过，拿着就看。实在没书看了，邻居大哥哥大姐姐的中学、大学课本也看。甚至冒着街上武斗的危险，跑到北京路上去看大字报。当然，也看了不少刊登在当时造反派油印小报上，用作宣传的“三句半”“对口词”。
为了能继续留在宣传队里混日子，于是，我绞尽脑汁，调动所有在脑海里幸存下来的阅读库藏，花了好几个日夜写了一个短短的迎合了当时“革命形势”的“三句半”（注：三句半是一种中国民间曲艺表演形式。每段内容有三长句一半句。一般由4人演出，3人说三长句，最后1人只说简短两个字的半句，故称“三句半”）。
当我战战兢兢地把自己的文艺处女作交给李老师时，李老师只睨了一眼，没有说话，我更无法窥见他那副深度近视眼镜后面的表情……
忐忑不安中度过了几天，又是宣传队排练节目的时间。李裕昌老师开始安排节目分配演员，我被分配演一个“三句半”的节目。当然，就是只说简短两个字的半句的那个角色。
剧本发下来了，我惊悸地发现，这次要排练的竟然就是我的处女作“三句半”，而且一个字也没改！
在我的记忆中，从没听到李裕昌老师在公开的场合对我说过半句表扬的话，但自此以后几年，我几乎成了学校宣传队的专职编剧。小话剧、小歌剧、相声、三句半、快板以及报幕串词等，全由我一个人“承包”了。可以说，每次学校宣传队的演出，除了唱歌、舞蹈节目外，差不多有一半的节目，均来自我的创作。
2017年新年伊始，当年学校宣传队的老同学们小聚。曾任宣传队长的黄女士对我说：“当年，李老师不知有多么的宠你，宣传队什么杂务都不用你干，还让你占用学校广播室，让你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躲在那里写剧本。你知道当时我们有多么眼红你呵！”
春节期间，见到比我高两届的宣传队老彭队长，他也说了同样的话：“当年，李老师不知有多么的宠你……”
那年，我未满十四岁。
在那个政治极度敏感时代，让一个未满十四岁的初一学生，承包了宣传队半台节目的创作，那是什么样的信任，什么样的眼光，什么样的胸怀？这对我后来的文学生涯，更是一种不可缺失的激励！
正是李裕昌老师在那个特殊时代，让我拥有了这一段特殊的经历，让我窥见了文学圣殿大门后面的辉煌，点燃了我当作家的梦想。
所以，我不敢把自己硬挤进李裕昌老师灿若繁星般的高徒队列中，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我文学生涯中的启蒙恩师，并一直以此为荣。
（本文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不久，师妹又把一组几位老同学到深圳看望李老师的题为“鹏城访师”的照片发给我，其中一首《浪淘沙·访师》的词吸引了我的眼球。师妹告诉我，此词是她的一位当检察官的同学兼好朋友写的。“她也是李裕昌老师的得意门生。”
李裕昌老师曾是当年广州市第十五中学（现并入广东华侨中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指导老师。那时的宣传队，等同于现在学校的艺术团，唱歌跳舞，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从读初一起就是校宣传队一员，也是在那里认识了后来加人的师妹。李老师当时又是师妹的语文老师，所以有了前面一说。
我不知道李裕昌老师从教几十年来，究竟培育了多少文字功底极佳，且在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门生。因为李老师既不是我的语文老师，更不是我的班主任，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李老师的门徒，但我自始至终视李裕昌老师为我文学生涯的启蒙恩师。是他，为当年混混沌沌的我，打开了文学圣殿大门的一线缝隙。
当年李裕昌老师接管文艺宣传队时，我还在读初一，那时的李老师未及而立之年，高高瘦瘦，一头天生的卷发，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张嘴就蹦出一口带着浓厚客家腔的普通话。
在我的记忆中，李裕昌老师既不会编舞跳舞，也鲜见他指导我们歌唱，但他却是我遇见到的第一位成色十足的文学青年。
李老师组织我们排练的第一个节目是一个歌舞组合，它通过独唱、合唱和舞蹈，表现了我党从建党到建国的辉煌历史。这种歌舞表演模式，在那个时代是一种舞台潮流，如今每逢党庆国庆等重大节日，在央视也不时可见。因为一首歌、一个舞蹈就代表一个历史时期，跨度很大，所以过场往往需要一段朗诵来串连。
那天，宣传队的同学围坐在学校礼堂的舞台上，人手一份由李裕昌老师亲手用钢板刻写（后来我听师妹说起才知道，李老师原来还是软硬笔书法的高手，并出版过软硬笔书法专著），并用发黄的纸油印的剧本，剧本上面有要表演的歌曲，还有一段接一段荡气回肠的串词。
李老师站在舞台上亲自为我们诵读示范。那些串词无疑是他的心血力作，而串词本身就裹挟着那个时代“五洲震荡风雷激”的高亢，再加上李老师用一口同樣高亢的客家普通话诵读起来更是声情并茂，慷慨激昂，让坐在舞台地板上的听者，个个血脉偾张。
在舞台弱弱的灯光下，我看见李老师满脸泛红，额角发着亮光，鼻尖上还沁出了细微的汗珠子。他语调铿锵抑扬顿挫，口中吞吐着黄钟大吕之音，还极富表现力地不停手舞足蹈。
他如痴如醉；
我也如痴如醉。
这是我第一次那么直观、真切地体味到了文学的魅力。
然而，与我日后的文学创作最有直接联系的，则是李裕昌老师在那次诵读后不久，要我们每人为宣传队创作一个节目，形式不限。
这次作业对擅长唱歌跳舞的同学似乎不难，或以歌编舞，或以舞助歌，总有他们的办法。我一不擅歌，二不长于舞，从刚进学校读初一开始，老师就把我拉进宣传队，本身就是一件颇奇怪的事情。那时的我个子小小，瘦瘦弱弱，唱歌跑调，跳舞手脚僵硬，在队内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随时都有被踢出宣传队的危险，更遑论编舞排歌了。
幸好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着迷于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当年在广州的街头，有不少书摊，花5分钱就可以在书摊租书回家看，花1分钱则只能在街边书摊看，到天黑人家收摊就得还书。因为没钱买书、租书，我便经常站在街边租书人的身后蹭书看，这叫做“打书钉”。
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我闲着没事，除了“打书钉”外，就到处找书看，连禁书、被人遗弃残缺不全的书也不放过，拿着就看。实在没书看了，邻居大哥哥大姐姐的中学、大学课本也看。甚至冒着街上武斗的危险，跑到北京路上去看大字报。当然，也看了不少刊登在当时造反派油印小报上，用作宣传的“三句半”“对口词”。
为了能继续留在宣传队里混日子，于是，我绞尽脑汁，调动所有在脑海里幸存下来的阅读库藏，花了好几个日夜写了一个短短的迎合了当时“革命形势”的“三句半”（注：三句半是一种中国民间曲艺表演形式。每段内容有三长句一半句。一般由4人演出，3人说三长句，最后1人只说简短两个字的半句，故称“三句半”）。
当我战战兢兢地把自己的文艺处女作交给李老师时，李老师只睨了一眼，没有说话，我更无法窥见他那副深度近视眼镜后面的表情……
忐忑不安中度过了几天，又是宣传队排练节目的时间。李裕昌老师开始安排节目分配演员，我被分配演一个“三句半”的节目。当然，就是只说简短两个字的半句的那个角色。
剧本发下来了，我惊悸地发现，这次要排练的竟然就是我的处女作“三句半”，而且一个字也没改！
在我的记忆中，从没听到李裕昌老师在公开的场合对我说过半句表扬的话，但自此以后几年，我几乎成了学校宣传队的专职编剧。小话剧、小歌剧、相声、三句半、快板以及报幕串词等，全由我一个人“承包”了。可以说，每次学校宣传队的演出，除了唱歌、舞蹈节目外，差不多有一半的节目，均来自我的创作。
2017年新年伊始，当年学校宣传队的老同学们小聚。曾任宣传队长的黄女士对我说：“当年，李老师不知有多么的宠你，宣传队什么杂务都不用你干，还让你占用学校广播室，让你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躲在那里写剧本。你知道当时我们有多么眼红你呵！”
春节期间，见到比我高两届的宣传队老彭队长，他也说了同样的话：“当年，李老师不知有多么的宠你……”
那年，我未满十四岁。
在那个政治极度敏感时代，让一个未满十四岁的初一学生，承包了宣传队半台节目的创作，那是什么样的信任，什么样的眼光，什么样的胸怀？这对我后来的文学生涯，更是一种不可缺失的激励！
正是李裕昌老师在那个特殊时代，让我拥有了这一段特殊的经历，让我窥见了文学圣殿大门后面的辉煌，点燃了我当作家的梦想。
所以，我不敢把自己硬挤进李裕昌老师灿若繁星般的高徒队列中，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我文学生涯中的启蒙恩师，并一直以此为荣。
（本文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