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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17时38分，地动山摇般的轰鸣声中，托举神十飞船的长征二号F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把一团橘红色的烈焰留在了湛蓝的大漠长空。神舟十号飞船准确入轨。
这是神舟飞船的第10次发射，距离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首飞太空恰好10年。这期间，共有10名中国航天员进入太空。
从杨利伟首访太空归来时在内蒙古草原上的微笑，到费俊龙一个筋斗“翻”出481公里的性情表演，到翟志刚出舱“触摸”太空，到“神九”与“天宫一号”的人控对接，到“神十”的“太空授课”，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
“神十”既是这“第二步”的收官之作，也是“第三步”的发轫之旅，它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应用时代的开启。正如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三位宇航员11日出征地“圆梦园”所承载的意涵，系列“神舟”所承载的是中国人“敢上九天揽月”的“航天梦”。
“我们人类是唯一的吗？也许别的星球上有人已经搞了共产主义。人类也可能搬家，搬到别的星球去。”1970年冬天，周恩来在听取秦山核电站工程汇报的中央专委会议上谈中国发展载人飞船计划。
从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曲折研制和成功发射开始，在经过近20年的沉寂后，月球探测和载人飞船两个目标几乎同时摆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案头。
“首星”一波三折
“从1957年10月起，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地球物理国家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苏联卫星观测，并成立了人造卫星光学观测组和射电观测组。”在中国科学院原党委书记、国务委员张劲夫的一篇回忆录中，老人提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起点。
1958年10月4日，苏联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分管科技的副总理聂荣臻找到张劲夫，要他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国科学院在竺可桢、钱学森等人的建议下，立即开会研究中国的卫星工作。中科院党组将这次会议决定的卫星研制列为了1958年的第一项重大任务，为对外保密，代号为“581”任务。
可是，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将中科院的卫星计划无限期推迟了。1959年1月21日，张劲夫对科学院党组会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1960年不放卫星，与国力不相称。”接着，中科院调整了“581”任务，决定先从研制探空火箭开始。
1960年3月，代号为“603”的火箭发射基地在安徽与江苏交界的深山中设立。在这个如今已经被世人遗忘，荒草萋萋之地，中科院在5年内进行了9批次24枚高空科学探测试验。
1962年，中央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中央专委），周恩来为主任。这个委员会提出要把人造卫星搞成，并能播放《东方红》乐曲。三年后的1月，周恩来批示了中科院的新方案，“581”更名为“651”，计划在1970年左右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将第一颗中国造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预定轨道。一波三折的首星研制和发射，历经10余年征程，中国人的航天之路真正开始。
打着绝密印章的714工程
在那个“超英赶美”的年代，任何突飞猛进的设想都不足为怪。当美苏航天员先后安全返回地面的时候，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说：“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
1968年1月8日，在“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总体方案设想论证会”上，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被命名为“曙光一号”。这个计划自始至终都被打上了绝密印章。
1970年7月14日，毛泽东圈阅了中国发展载人飞船报告。这份报告提出第一艘飞船计划于1973年底发射升空，代号为“714工程”。
选拔航天员的工作悄悄展开，1970年8月9日，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接到国防科工委的通知“立即着手载人飞船研制工作，并开始选拔、训练航天员”。
沈阳、北京、南京和广州四军区的1000多名歼击机飞行员被推荐到了北京，经过层层帅选，最后选出了20名，成为早于杨利伟等人的中国首批待训航天员。
可是，这20人最终未能上天。薄弱的中国经济基础无力支撑庞大的费用开支，只有300公斤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难以承担体积庞大的飞船，动乱的年代，最终使“曙光一号”尘封在科学家的草图中。两张两米多长、一米多宽的飞船图纸，至今仍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档案室保存着。
1975年3月，国防科工委宣布飞船工程下马，航天员返回原单位。这一停，就是10年。
20年沉寂与论证
拨乱反正后的1978年8月，刚刚开过“科学的春天”全国科学会议。邓小平对中国航天技术作出指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空间技术方面，我国不参加太空竞赛，现在不必上月球，要把力量集中到急用、实用的卫星上来。”
邓小平讲过这段话后，自己到美国见到了两位上过天的航天员，并亲身参加了一次模拟的航天飞行，感触颇深。1986年3月，多位科学家联合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邓小平很快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
根据这个建议，后经200多位专家研究部署，最后形成的高技术发展战略部署，后被以“863计划”作为代号。1986年10月，中央在批准“863计划”时，决定拨出专款100亿，而其中的40亿，被用在航天领域的项目上。中国再一次站到了航天的起跑线上。
一个问题在当时仍然困扰着国家领导人和科学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要不要搞航天，如何起步？
那是沉寂的十多年，中国航天业自1980年代实施军转民、军民结合，经过了找米下锅的一段岁月。
又是5年后，1991年6月，以屠善澄为首席专家的专家委员会向中央专委做了第一次汇报：中国是一个大国，备受世界瞩目的载人航天技术不能不搞。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召开第五次会议，20余年后，中国的航天路再次回到了“714工程”的设想上，但这一次，底气足了很多。 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载人航天工程小组组长王永志回答了常委们的有关问题。这次会议，将中国的飞天梦再次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这一天，是中国航天史上里程碑的一天。
在经过近20年的沉寂后，月球探测和载人飞船两个目标几乎同时摆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案头。
“神舟”通天路
1991年的春节前夕，原航空航天部向邓小平送了《关于开展载人航天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其中强调：“上不上载人航天，是政治决策，不是纯科学问题，不是科技工作者能定的。”邓小平读过这份请示后，与中央领导交换了意见。自此，载人航天的立项工作如期推进。
1992年8月1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主持中央专委会议，提出设想，载人航天首次飞行不晚于2002年（后因故推迟至2003年10月），第一艘试验无人飞船争取1998年、确保1999年首飞。
全国政协常委栾恩杰认为，当年的“两抓一突破”的发展思路，为后来的载人航天提供了保证。“两抓”是指抓应用卫星和卫星应用，“一突破”就是突破载人航天技术，刘纪原当时也意识到了“一突破”的重要性。
当时的航天部一院、八院、五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都是搞飞船的积极支持单位，并力争把项目争取到手，争来争去，飞船研制任务最终由五院夺魁，八院和中国科学院、航天医学研究所配合研制。
1998年11月10日，江泽民等人来到新建的北京航天指挥中心和北京空间技术研制试验中心视察。在这次视察中，江泽民发现他先前题写的“神舟”二字已经镶嵌在试验飞船的船舱上。
以“神舟”命名的飞船于1999年首飞，在经过先后4次无人试验飞行后，虽然第二次和第三次都出现了波折和事故，但最终还是顺利升天，并于2003年10月开始载人飞行，中国的航天员从此开始太空之旅。
嫦娥飞天的十年论证
2004年1月23日，大年初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批准了绕月探测工程“嫦娥一号”立项，中国航天继人造卫星、载人航天后的第三个里程碑，正式登台亮相。这之前，“嫦娥一号”经过了长达十年的论证。
1994年，欧阳自远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褚桂柏等专家在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后，完成了第一个完整的月球探测可行性报告，提出了第一颗月球卫星的方案设想，他们认为中国开展月球探测活动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2000年，欧阳自远的团队完成了《我国月球资源探测卫星科学目标》的研究报告，首次提出开展我国月球探测工程分阶段进行的总体规划和基本构想。
就在欧阳自远的团队开展论证时，“嫦娥一号”卫星总指挥叶培建等人也在忙着建造月球卫星的前期工作，叶培建等专家在1998年已经完成月球探测卫星关键技术的初步研究。2001年9月25日，江绵恒主持在北京香山杏林山庄召开的月球探测工程研讨会，标志着这一工程缓缓启动了。
2003年，欧阳自远等人完成《月球探测关键科学技术研究》报告，将以前的报告提出的规划推向深入。这成为2004年科技部通过的国家重大科学技术专项长期规划的专家论证的基础蓝本。
叶培建任总指挥的卫星设计组很快在立项启动后，于2004年进行了卫星的方案设计、初样研制。2005年12月，一颗将要奔向月球的卫星正式转入正样研制阶段。
以“嫦娥一号”为开端的中国探月工程，是中国空间科学研究与航天工程的完美结合，开创了中国空间科学研究和和平利用空间的新时代。
这是神舟飞船的第10次发射，距离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首飞太空恰好10年。这期间，共有10名中国航天员进入太空。
从杨利伟首访太空归来时在内蒙古草原上的微笑，到费俊龙一个筋斗“翻”出481公里的性情表演，到翟志刚出舱“触摸”太空，到“神九”与“天宫一号”的人控对接，到“神十”的“太空授课”，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
“神十”既是这“第二步”的收官之作，也是“第三步”的发轫之旅，它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应用时代的开启。正如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三位宇航员11日出征地“圆梦园”所承载的意涵，系列“神舟”所承载的是中国人“敢上九天揽月”的“航天梦”。
“我们人类是唯一的吗？也许别的星球上有人已经搞了共产主义。人类也可能搬家，搬到别的星球去。”1970年冬天，周恩来在听取秦山核电站工程汇报的中央专委会议上谈中国发展载人飞船计划。
从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曲折研制和成功发射开始，在经过近20年的沉寂后，月球探测和载人飞船两个目标几乎同时摆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案头。
“首星”一波三折
“从1957年10月起，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地球物理国家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苏联卫星观测，并成立了人造卫星光学观测组和射电观测组。”在中国科学院原党委书记、国务委员张劲夫的一篇回忆录中，老人提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起点。
1958年10月4日，苏联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分管科技的副总理聂荣臻找到张劲夫，要他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国科学院在竺可桢、钱学森等人的建议下，立即开会研究中国的卫星工作。中科院党组将这次会议决定的卫星研制列为了1958年的第一项重大任务，为对外保密，代号为“581”任务。
可是，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将中科院的卫星计划无限期推迟了。1959年1月21日，张劲夫对科学院党组会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1960年不放卫星，与国力不相称。”接着，中科院调整了“581”任务，决定先从研制探空火箭开始。
1960年3月，代号为“603”的火箭发射基地在安徽与江苏交界的深山中设立。在这个如今已经被世人遗忘，荒草萋萋之地，中科院在5年内进行了9批次24枚高空科学探测试验。
1962年，中央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中央专委），周恩来为主任。这个委员会提出要把人造卫星搞成，并能播放《东方红》乐曲。三年后的1月，周恩来批示了中科院的新方案，“581”更名为“651”，计划在1970年左右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将第一颗中国造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预定轨道。一波三折的首星研制和发射，历经10余年征程，中国人的航天之路真正开始。
打着绝密印章的714工程
在那个“超英赶美”的年代，任何突飞猛进的设想都不足为怪。当美苏航天员先后安全返回地面的时候，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说：“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
1968年1月8日，在“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总体方案设想论证会”上，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被命名为“曙光一号”。这个计划自始至终都被打上了绝密印章。
1970年7月14日，毛泽东圈阅了中国发展载人飞船报告。这份报告提出第一艘飞船计划于1973年底发射升空，代号为“714工程”。
选拔航天员的工作悄悄展开，1970年8月9日，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接到国防科工委的通知“立即着手载人飞船研制工作，并开始选拔、训练航天员”。
沈阳、北京、南京和广州四军区的1000多名歼击机飞行员被推荐到了北京，经过层层帅选，最后选出了20名，成为早于杨利伟等人的中国首批待训航天员。
可是，这20人最终未能上天。薄弱的中国经济基础无力支撑庞大的费用开支，只有300公斤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难以承担体积庞大的飞船，动乱的年代，最终使“曙光一号”尘封在科学家的草图中。两张两米多长、一米多宽的飞船图纸，至今仍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档案室保存着。
1975年3月，国防科工委宣布飞船工程下马，航天员返回原单位。这一停，就是10年。
20年沉寂与论证
拨乱反正后的1978年8月，刚刚开过“科学的春天”全国科学会议。邓小平对中国航天技术作出指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空间技术方面，我国不参加太空竞赛，现在不必上月球，要把力量集中到急用、实用的卫星上来。”
邓小平讲过这段话后，自己到美国见到了两位上过天的航天员，并亲身参加了一次模拟的航天飞行，感触颇深。1986年3月，多位科学家联合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邓小平很快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
根据这个建议，后经200多位专家研究部署，最后形成的高技术发展战略部署，后被以“863计划”作为代号。1986年10月，中央在批准“863计划”时，决定拨出专款100亿，而其中的40亿，被用在航天领域的项目上。中国再一次站到了航天的起跑线上。
一个问题在当时仍然困扰着国家领导人和科学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要不要搞航天，如何起步？
那是沉寂的十多年，中国航天业自1980年代实施军转民、军民结合，经过了找米下锅的一段岁月。
又是5年后，1991年6月，以屠善澄为首席专家的专家委员会向中央专委做了第一次汇报：中国是一个大国，备受世界瞩目的载人航天技术不能不搞。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召开第五次会议，20余年后，中国的航天路再次回到了“714工程”的设想上，但这一次，底气足了很多。 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载人航天工程小组组长王永志回答了常委们的有关问题。这次会议，将中国的飞天梦再次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这一天，是中国航天史上里程碑的一天。
在经过近20年的沉寂后，月球探测和载人飞船两个目标几乎同时摆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案头。
“神舟”通天路
1991年的春节前夕，原航空航天部向邓小平送了《关于开展载人航天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其中强调：“上不上载人航天，是政治决策，不是纯科学问题，不是科技工作者能定的。”邓小平读过这份请示后，与中央领导交换了意见。自此，载人航天的立项工作如期推进。
1992年8月1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主持中央专委会议，提出设想，载人航天首次飞行不晚于2002年（后因故推迟至2003年10月），第一艘试验无人飞船争取1998年、确保1999年首飞。
全国政协常委栾恩杰认为，当年的“两抓一突破”的发展思路，为后来的载人航天提供了保证。“两抓”是指抓应用卫星和卫星应用，“一突破”就是突破载人航天技术，刘纪原当时也意识到了“一突破”的重要性。
当时的航天部一院、八院、五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都是搞飞船的积极支持单位，并力争把项目争取到手，争来争去，飞船研制任务最终由五院夺魁，八院和中国科学院、航天医学研究所配合研制。
1998年11月10日，江泽民等人来到新建的北京航天指挥中心和北京空间技术研制试验中心视察。在这次视察中，江泽民发现他先前题写的“神舟”二字已经镶嵌在试验飞船的船舱上。
以“神舟”命名的飞船于1999年首飞，在经过先后4次无人试验飞行后，虽然第二次和第三次都出现了波折和事故，但最终还是顺利升天，并于2003年10月开始载人飞行，中国的航天员从此开始太空之旅。
嫦娥飞天的十年论证
2004年1月23日，大年初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批准了绕月探测工程“嫦娥一号”立项，中国航天继人造卫星、载人航天后的第三个里程碑，正式登台亮相。这之前，“嫦娥一号”经过了长达十年的论证。
1994年，欧阳自远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褚桂柏等专家在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后，完成了第一个完整的月球探测可行性报告，提出了第一颗月球卫星的方案设想，他们认为中国开展月球探测活动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2000年，欧阳自远的团队完成了《我国月球资源探测卫星科学目标》的研究报告，首次提出开展我国月球探测工程分阶段进行的总体规划和基本构想。
就在欧阳自远的团队开展论证时，“嫦娥一号”卫星总指挥叶培建等人也在忙着建造月球卫星的前期工作，叶培建等专家在1998年已经完成月球探测卫星关键技术的初步研究。2001年9月25日，江绵恒主持在北京香山杏林山庄召开的月球探测工程研讨会，标志着这一工程缓缓启动了。
2003年，欧阳自远等人完成《月球探测关键科学技术研究》报告，将以前的报告提出的规划推向深入。这成为2004年科技部通过的国家重大科学技术专项长期规划的专家论证的基础蓝本。
叶培建任总指挥的卫星设计组很快在立项启动后，于2004年进行了卫星的方案设计、初样研制。2005年12月，一颗将要奔向月球的卫星正式转入正样研制阶段。
以“嫦娥一号”为开端的中国探月工程，是中国空间科学研究与航天工程的完美结合，开创了中国空间科学研究和和平利用空间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