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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主观是马克思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理论来源的探究是理解马克思民主思想深层机制的关键所在。克罗茨纳赫时期是马克思民主观形成的最初阶段,这一时期所作的“克罗茨纳赫笔记”是马克思民主观理论来源的集中体现,它为解答莱茵报时期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疑问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马克思民主观;克罗茨纳赫笔记;理论来源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2-0049-04
莱茵报时期,大量的物质利益矛盾在这一过程中涌现,这使得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论断产生疑问。为了澄清对这些疑虑,1843年3月至9月间,马克思在国家和历史著作中,作了内容丰富的摘录笔记。他把这一摘录称作是“历史—政治的笔记”、“法国史笔记”和“根据普菲斯特尔《德国人的历史》的德国政治制度史纲要”①,一般简称为“克罗茨纳赫笔记”。笔记为马克思正在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提供了直接的经验材料和具体论据,并为后来新的研究工作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它是马克思民主观理论来源的集中体现,为马克思实现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奠定了基础。
一、法国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为马克思民主观提供理论基础
法国大革命对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就其社会影响来看,不仅推动了法国社会以及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更重要的是,促使研究者从历史、社会、哲学多角度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与探索。与其同时代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有着深厚的理论兴趣,多次进行研究。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深知法国历史”,他“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各种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②
《克罗茨纳赫笔记》是马克思早期对法国大革命研究的代表。以第四本笔记本为例,马克思注明其写作日期是1843年7月、8月。其中包括对八部书和几篇文章所做的札记,大部分都是论述法国史和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包括施密特著《法国史》的两卷本,沙多勃利昂《从1830年看法国》和《新建议》,兰齐措勒著《论七月事件的原因、性质及其后果》和威·瓦克斯穆特著《革命时代法国史》③。马克思研究法国大革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对法国革命的剖析,解决德国革命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一)法国革命时期“人民主权”和代议制的历史实证研究
在克罗茨纳赫的第二、四本笔记本中,马克思列出了写作的《主题索引》。第二本笔记的主题索引中,有关于立法权、法律、人民主权、代表制会议和人民主权的关系,权力的划分等小标题④。从第四本笔记本的《主题索引》来看,其中分为五个标题栏,第一栏是“等级差别”;第二栏标出“制度和管理,国家、国王、官吏,新闻、人权”;第三栏中标出“平等,自由。平民院”;第四栏中标出“选举第6页、第9页、第12页、第15页、第16页,代议制第6页、第11页,人民的主权第11页、第12页、第13页、第15页”等目录⑤。从这些主题索引,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他摘录的材料进行了系统整理,这种整理带有明确的目的性。比如,在第四个笔记本的索引中,马克思对人民主权、平等、代议制等问题有着详细的写作思路,并且想通过单列的方式,把这些主题作深入研究。有文献显示,围绕着这些问题,马克思想写一部国民公会的历史⑥。
笔记通过对“人民主权”和“代议制”的历史考察和批判,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局限性。马克思指出,“法国的人口,包括妇女和儿童,共有三千二百万,其中在现在参加议员选举的最多是二十万,只有大约二万人有可能被选为议员,其中大概有四百五十人可能实际上成为众议院议员。……关于主权的人民是否希望被人所代表,而且是怎样被代表的问题,甚至没有被提到人民面前,也没有经一致或大多数人投票决定”⑦。法国资产阶级借口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将自己独特阶级利益赋予普遍性的形式,把自己描绘成合理、有普遍代表性的阶级。通过对法国革命的历史考察,马克思指出,代议制绝对不是人民主权的表现,代议制只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的表现,是资产阶级私有制在政治关系上的体现。法国大革命只是资产阶级获得解放的一场政治革命,它把市民社会从封建政治中解放出来,但是它并不能使得整个社会获得解放。
(二)所有制、经济结构在法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笔记力图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去考察社会政治过程。对有关18世纪末、19世纪头三十年法国历史著作的摘录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兴趣。马克思集中考察了政治机构形成的过程,“公社和市民等级的产生,……对城市公社的事务的共同关心把他们彼此联合起来。正是在公社中要处理这些事务并适当的领导这些事务的任务,导致了管理艺术的产生”⑧。城市自治公社的成立,这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所决定的,它推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马克思的摘录证明,所有制形式对政治设施的发展以及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有着政策性的影响,它对于理解各个阶级的历史发展和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过法国大革命史及同时期思想家的研究,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局限性,证明了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解决在革命进程中提出的真正平等问题,从而得出必须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的结论。只有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才能解决旧社会的矛盾,真正实现社会民主和自由。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则明确地把法国革命定义为政治革命,并指出,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平等,需要的不应该是政治革命,而应该是社会革命。
二、复辟时期历史学家为马克思民主观提供思想借鉴
世界历史、法国大革命史不仅为马克思民主思想形成提供了历史资源,而且促成了这一时期历史学的蓬勃发展,造就了复辟时期历史学的丰硕理论成果。基佐、米涅、梯叶里等历史学家对西欧历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在历史、政治方面提出了许多颇有影响的见解。马克思对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进行了细致研究。资料显示,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已经熟读包括基佐在内许多历史学家的著述,普列汉诺夫的证词可以佐证马克思曾研究过这些历史学家们的书籍:“鄙人同恩格斯的私人谈话中得知,无论是恩格斯本人,还是马克思都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都受益于基佐本人及其他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科学著作。”⑨ 历史编撰学家们的著述,为马克思民主思想形成提供了理论来源,促使了马克思思想的转变。
(一)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人民”主体论
对法国公社革命中的“人民群众”,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们表现出矛盾心理。他们承认“平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梯叶里指出,“人民群众沿着自由和幸福的道路前进对于我们会比征服者的进军更加印象深刻;而人民群众的不幸比之失去统治权的国王们的灾难更加触动人心”⑩。梯叶里发现了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对抗,并注意到下层阶级在公社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但是梯叶里所说的“平民阶级、中产阶级”,指的仅仅是资产阶级。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他只是出自资产阶级的一种“同情的施舍”,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妨碍他迈出下一步,妨碍着他去理解并透彻分析整个历史进程。当人民群众真正表现出革命首创精神时,他就走向了反面。
克罗茨纳赫笔记通过摘录梯叶里等人的著述,对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重新进行了评价。笔记详细摘录了14世纪中叶法国的一次农民起义,并记下了农民领袖托马斯·闵采尔的思想,“宇宙万物也必须获得自由”,“权力应该交还给人民大众”{11}。正是在笔记中,马克思初步形成了“人民群众才是权力的主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等思想。之后,马克思通过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窗口,以法国1848-1851年事变为突破口,参照法国革命来证实他的观点,对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为唯物史观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二)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
梯叶里、基佐、米涅等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对阶级、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新的探索。他们承认法国历史发展中存在着阶级,历史的演进便是阶级斗争不断让位的结果。梯叶里作为法国历史编撰学的“阶级斗争”之父,他在《法国史通信》、《研究历史的十年》、《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法国革命史》等著述中,集中阐述了公社解放和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基佐在《欧洲文明的历史》、《议会史》等著作中提出,法国的历史是充满着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并不是什么理论假定,而是一种事实。
历史编撰学家们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给了马克思很大的启发,正是在他们的基础上,马克思将阶级、阶级斗争理论朝着唯物史观的方向推进。时隔二十年后,1852年,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中,谈到了复辟时期历史学家,以及自己与他们的不同,“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以下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2} 。这封信表明,马克思本人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历史编撰学家的理论成果。正是在历史学家的思想基础上,马克思对阶级、阶级斗争作出了新的理论贡献。
(三)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关于社会物质关系的思想
法国历史编撰学家们非常重视物质关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它是社会政治的深刻基础。基佐就提出,必须研究“公民史”、社会关系,对“社会结构”的研究应该先于纯政治历史的研究。“物质生活中的简单变化有力地影响到文明,每一次伟大的革命都会给社会制度带来这一类变化,因而必须考虑到它们。”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们从物质关系出发来研究社会历史。这是历史观的巨大突破,对以往的唯心史观形成了有力冲击。《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法国人和英国人尽管对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之间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别是因为他们受政治思想的束缚——,但毕竟作了一些为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13}。这里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指的正是梯叶里、基佐、米涅等人。
三、卢梭等近代政治思想家是马克思民主观的直接理论来源
克罗茨纳赫笔记除了收集了有关世界历史的丰富材料,进行实证研究外,还通过阅读、摘录在国家学说领域中具有重大贡献的思想家(如马基雅弗利、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的著作,试图从理论上揭示现代国家的起源。从马基雅弗利的国家学说出发,洛克、孟德斯鸠、康德和黑格尔等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探讨,把马克思的民主思想推向了唯物史观的前沿。
(一)人民主权理论对马克思的影响
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中,“人民主权”理论有着长久的历史。从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开始,经由洛克、孟德斯鸠,再到人民主权的集大成者——卢梭。人民主权理论逐步精细化。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专门阅读了马基雅弗利、洛克、卢梭等人的政治理论著作。其中,对马克思民主思想起最大影响的,当属卢梭。沃尔佩、克莱蒂等人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应该大大感谢革命民主思想的先驱者们,尤其应该感谢卢梭。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对公意和众意进行了区分,他指出,公意指的是一切人的意志和普遍意志,公意着眼于共同利益,而众意则与私人利益有关,它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公意和众意并不一致。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摘录中,有几个地方提到了这一点,马克思指出,甚至在一个按照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中,一切人的意志和普遍的意志并不相符合。
受到卢梭“公意”概念的启发,马克思提出,是否有一个阶级,它的“个别利益”在未来的社会革命中,会和“普遍意志”相一致?对于这个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论犹太人问题》等文中,马克思找到了解答问题的钥匙。马克思提出,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阶级,其阶级利益与“普遍的意志”是统一的,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这时马克思克服了哲学唯心主义,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转向共产主义者。
克罗茨纳赫笔记结合卢梭的政治思想,把人民主权、君主制和资产阶级代议制对立起来考察,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民主制”与卢梭的论述有着明显差异。马克思不仅区分了“民主制”和“政治共同体”,而且对民主制的实质、民主的现实性、社会性、自由性、历史性进行了具体分析。笔记指出上述意义的民主就意味着国家的完全消失。马克思对卢梭人民主权论的科学改造,丰富了其人民民主理论。人民主权从此不再是一种空想,而是科学。马克思政治思想正确的哲学基础和强烈的历史针对性、现实性,是卢梭刻板、激进和过于简单化的政治思想无法比拟的。
(二)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理论
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直接追溯到洛克。《政府论》中洛克就提出,个人利益的相互冲突,有必要要求在“国民政府”机构中设置“公正的裁判者”,作为与“自然社会”、“自然状态”相区别。在洛克那里,市民社会与国家是统一的,这是社会契约论的典型看法。从洛克到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都是持这一观点,一直到黑格尔才发生了变化。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对洛克以来的契约论和自然法理论进行了坚决批判。黑格尔指责社会契约论的问题在于,他们把国家的规定性同社会的规定性混为一谈,传统观念把国家看成是达到目的和保证个人权利的手段。黑格尔的国家理论通过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契约论的内在局限。
克罗茨纳赫笔记摘录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关于私有制、阶级起源、国家形成等一系列命题,就是旨在从理论前提上弄清楚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真实关系。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看作了一种矛盾,这是他较深刻的地方。这在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史上是一个进步,是对社会契约论的有力冲击。但是为了构建其完美的逻辑体系,黑格尔刻意调和矛盾的对立,取消矛盾的对立,将对立双方都消融在国家理念这一最终的实体之中。马克思从黑格尔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颠倒关系中发现了唯物史观的本质,并进而指出,黑格尔的解决方案并不能克服“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离。国家并不是市民社会的前提和决定因素,相反,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前提。从现实的商业、地产来谈论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产生,从现实的市民社会构建来谈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马克思民主观的理论前提是一种现实的生产力,这是马克思比黑格尔更深刻之处。在笔记的基础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一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四、赫斯等青年黑格尔派对马克思民主观的促进
为了弄清现代文明国家及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形式的历史,一方面马克思广泛研究多国历史和众多的政治理论著作。另一方面,同时期费尔巴哈、赫斯的学说对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起了重要的触动作用。
1839-1843年间,费尔巴哈连续出版了几本理论著作,其鲜明的理论态度,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引发了马克思政治批判方法的转变。1839年的《黑格尔哲学批判》,费尔巴哈宣告与黑格尔决裂。在《基督教的本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未来哲学原理》等著作中,费尔巴哈系统地论述了人本主义原理,指出人的本质是被掩盖的神学本质——思辨哲学的本质,揭露黑格尔哲学是思辨哲学的避难所,也是宗教的最后避难所。费尔巴哈用人的精神异化来揭露神学和思辨哲学,指出黑格尔的根本特点是歪曲了主词(人、存在)与宾词(思维、属性)的相互关系,致力于把异化归结为它的现实基础——人和人类。在费尔巴哈方法论的影响下,马克思从理论上反思和批判黑格尔。
费尔巴哈的分析方法,促使马克思重新审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与费尔巴哈不同的是,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理论的重点。在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警句有一点是不能使他满意,这就是费尔巴哈过多的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政治的联盟,这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这就涉及通过政治运动同社会活动的密切联系而赋予哲学以实践效能的问题{14}。赫斯的行动哲学促使了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解决。
赫斯是与马克思、恩格斯走得最远的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在1841年《欧洲的三头政治》一书中,赫斯概括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即像切什考夫斯基一样,把行动作为自己哲学的最高原则。1843年的《行动哲学》中,赫斯指出,“在法国,人们还没有获得精神的自由,这个反动就来自宗教和教会;在德国,人们忽视社会自由,这个反动就来自政治和国家”{15}。只有把行动看做是自在自为的目的,才能获得个人的完全解放和独立,实现完全的平等和共产主义。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与赫斯的接触比较多,当时马克思曾以编辑的身份对赫斯的文章进行了维护。《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几篇论文曾被马克思称为是“德国人在这门科学方面的内容丰富而又富于独创性的著作”{16}。在《二十一印张》中,赫斯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与“自由”、“平等”等概念联系起来。他认为,只有把法国精神倾向的平等原则与德国现代精神的自由倾向结合起来,才是把握了法国以及德国的现代精神的真正倾向{17}。
赫斯试图从废除私有制和继承权等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这对马克思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赫斯用行动这一概念在哲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提出的理论和实践、思想与政治斗争、德国经验与法国经验的结合,使得他成为理论与实践、思想斗争与政治斗争、德国经验与法国经验相结合的最早倡导者之一。马克思与赫斯的交往和交流,是促使其政治思想转化的动因之一。赫斯此时明确提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证由哲学上的抽象推论转换为社会结构的具体分析,对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克罗茨纳赫笔记是马克思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开始制定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时期,在此期间马克思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夯实了基础,并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创造了重要的前提。笔记是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前的一段行程,马克思对人民主权、自由、平等等思想的研究,成为其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民主制、社会和国家、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的思想和普选的构想,不断得到阐释、丰富和发展。
注释:
① 具体参看MEGA②:Ⅳ/2,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81, p5-278.
②{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3、79页。
③⑦ 《克罗茨纳赫笔记》第四本,刘晫星译,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辑,第42、54-55页。
④⑩ [苏]H·C·鲁缅采娃:《关于克罗茨纳赫笔记》,刘漠云等译,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辑,第80、81页。
⑤⑧ 《克罗茨纳赫笔记》第四本续,刘晫星译,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辑,第68、49页。
⑥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Ⅱ,王以铸、刘丕坤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8页。
⑨ [苏]B.达林:《复辟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李光林摘译,载《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0辑,第424-425页。
{11} 《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8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
{14}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Ⅰ,刘丕坤、王以铸等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08页。
{15} 黄楠森等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
{16} [英]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6页。
{17} 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页。
作者简介:郭丽兰,女,1981年生,江西吉安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科社部副教授,广东广州,510053。
(责任编辑 陈金清)
关键词:马克思民主观;克罗茨纳赫笔记;理论来源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2-0049-04
莱茵报时期,大量的物质利益矛盾在这一过程中涌现,这使得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论断产生疑问。为了澄清对这些疑虑,1843年3月至9月间,马克思在国家和历史著作中,作了内容丰富的摘录笔记。他把这一摘录称作是“历史—政治的笔记”、“法国史笔记”和“根据普菲斯特尔《德国人的历史》的德国政治制度史纲要”①,一般简称为“克罗茨纳赫笔记”。笔记为马克思正在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提供了直接的经验材料和具体论据,并为后来新的研究工作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它是马克思民主观理论来源的集中体现,为马克思实现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奠定了基础。
一、法国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为马克思民主观提供理论基础
法国大革命对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就其社会影响来看,不仅推动了法国社会以及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更重要的是,促使研究者从历史、社会、哲学多角度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与探索。与其同时代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有着深厚的理论兴趣,多次进行研究。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深知法国历史”,他“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各种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②
《克罗茨纳赫笔记》是马克思早期对法国大革命研究的代表。以第四本笔记本为例,马克思注明其写作日期是1843年7月、8月。其中包括对八部书和几篇文章所做的札记,大部分都是论述法国史和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包括施密特著《法国史》的两卷本,沙多勃利昂《从1830年看法国》和《新建议》,兰齐措勒著《论七月事件的原因、性质及其后果》和威·瓦克斯穆特著《革命时代法国史》③。马克思研究法国大革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对法国革命的剖析,解决德国革命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一)法国革命时期“人民主权”和代议制的历史实证研究
在克罗茨纳赫的第二、四本笔记本中,马克思列出了写作的《主题索引》。第二本笔记的主题索引中,有关于立法权、法律、人民主权、代表制会议和人民主权的关系,权力的划分等小标题④。从第四本笔记本的《主题索引》来看,其中分为五个标题栏,第一栏是“等级差别”;第二栏标出“制度和管理,国家、国王、官吏,新闻、人权”;第三栏中标出“平等,自由。平民院”;第四栏中标出“选举第6页、第9页、第12页、第15页、第16页,代议制第6页、第11页,人民的主权第11页、第12页、第13页、第15页”等目录⑤。从这些主题索引,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他摘录的材料进行了系统整理,这种整理带有明确的目的性。比如,在第四个笔记本的索引中,马克思对人民主权、平等、代议制等问题有着详细的写作思路,并且想通过单列的方式,把这些主题作深入研究。有文献显示,围绕着这些问题,马克思想写一部国民公会的历史⑥。
笔记通过对“人民主权”和“代议制”的历史考察和批判,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局限性。马克思指出,“法国的人口,包括妇女和儿童,共有三千二百万,其中在现在参加议员选举的最多是二十万,只有大约二万人有可能被选为议员,其中大概有四百五十人可能实际上成为众议院议员。……关于主权的人民是否希望被人所代表,而且是怎样被代表的问题,甚至没有被提到人民面前,也没有经一致或大多数人投票决定”⑦。法国资产阶级借口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将自己独特阶级利益赋予普遍性的形式,把自己描绘成合理、有普遍代表性的阶级。通过对法国革命的历史考察,马克思指出,代议制绝对不是人民主权的表现,代议制只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的表现,是资产阶级私有制在政治关系上的体现。法国大革命只是资产阶级获得解放的一场政治革命,它把市民社会从封建政治中解放出来,但是它并不能使得整个社会获得解放。
(二)所有制、经济结构在法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笔记力图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去考察社会政治过程。对有关18世纪末、19世纪头三十年法国历史著作的摘录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兴趣。马克思集中考察了政治机构形成的过程,“公社和市民等级的产生,……对城市公社的事务的共同关心把他们彼此联合起来。正是在公社中要处理这些事务并适当的领导这些事务的任务,导致了管理艺术的产生”⑧。城市自治公社的成立,这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所决定的,它推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马克思的摘录证明,所有制形式对政治设施的发展以及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有着政策性的影响,它对于理解各个阶级的历史发展和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过法国大革命史及同时期思想家的研究,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局限性,证明了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解决在革命进程中提出的真正平等问题,从而得出必须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的结论。只有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才能解决旧社会的矛盾,真正实现社会民主和自由。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则明确地把法国革命定义为政治革命,并指出,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平等,需要的不应该是政治革命,而应该是社会革命。
二、复辟时期历史学家为马克思民主观提供思想借鉴
世界历史、法国大革命史不仅为马克思民主思想形成提供了历史资源,而且促成了这一时期历史学的蓬勃发展,造就了复辟时期历史学的丰硕理论成果。基佐、米涅、梯叶里等历史学家对西欧历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在历史、政治方面提出了许多颇有影响的见解。马克思对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进行了细致研究。资料显示,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已经熟读包括基佐在内许多历史学家的著述,普列汉诺夫的证词可以佐证马克思曾研究过这些历史学家们的书籍:“鄙人同恩格斯的私人谈话中得知,无论是恩格斯本人,还是马克思都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都受益于基佐本人及其他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科学著作。”⑨ 历史编撰学家们的著述,为马克思民主思想形成提供了理论来源,促使了马克思思想的转变。
(一)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人民”主体论
对法国公社革命中的“人民群众”,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们表现出矛盾心理。他们承认“平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梯叶里指出,“人民群众沿着自由和幸福的道路前进对于我们会比征服者的进军更加印象深刻;而人民群众的不幸比之失去统治权的国王们的灾难更加触动人心”⑩。梯叶里发现了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对抗,并注意到下层阶级在公社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但是梯叶里所说的“平民阶级、中产阶级”,指的仅仅是资产阶级。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他只是出自资产阶级的一种“同情的施舍”,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妨碍他迈出下一步,妨碍着他去理解并透彻分析整个历史进程。当人民群众真正表现出革命首创精神时,他就走向了反面。
克罗茨纳赫笔记通过摘录梯叶里等人的著述,对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重新进行了评价。笔记详细摘录了14世纪中叶法国的一次农民起义,并记下了农民领袖托马斯·闵采尔的思想,“宇宙万物也必须获得自由”,“权力应该交还给人民大众”{11}。正是在笔记中,马克思初步形成了“人民群众才是权力的主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等思想。之后,马克思通过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窗口,以法国1848-1851年事变为突破口,参照法国革命来证实他的观点,对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为唯物史观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二)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
梯叶里、基佐、米涅等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对阶级、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新的探索。他们承认法国历史发展中存在着阶级,历史的演进便是阶级斗争不断让位的结果。梯叶里作为法国历史编撰学的“阶级斗争”之父,他在《法国史通信》、《研究历史的十年》、《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法国革命史》等著述中,集中阐述了公社解放和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基佐在《欧洲文明的历史》、《议会史》等著作中提出,法国的历史是充满着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并不是什么理论假定,而是一种事实。
历史编撰学家们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给了马克思很大的启发,正是在他们的基础上,马克思将阶级、阶级斗争理论朝着唯物史观的方向推进。时隔二十年后,1852年,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中,谈到了复辟时期历史学家,以及自己与他们的不同,“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以下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2} 。这封信表明,马克思本人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历史编撰学家的理论成果。正是在历史学家的思想基础上,马克思对阶级、阶级斗争作出了新的理论贡献。
(三)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关于社会物质关系的思想
法国历史编撰学家们非常重视物质关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它是社会政治的深刻基础。基佐就提出,必须研究“公民史”、社会关系,对“社会结构”的研究应该先于纯政治历史的研究。“物质生活中的简单变化有力地影响到文明,每一次伟大的革命都会给社会制度带来这一类变化,因而必须考虑到它们。”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们从物质关系出发来研究社会历史。这是历史观的巨大突破,对以往的唯心史观形成了有力冲击。《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法国人和英国人尽管对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之间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别是因为他们受政治思想的束缚——,但毕竟作了一些为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13}。这里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指的正是梯叶里、基佐、米涅等人。
三、卢梭等近代政治思想家是马克思民主观的直接理论来源
克罗茨纳赫笔记除了收集了有关世界历史的丰富材料,进行实证研究外,还通过阅读、摘录在国家学说领域中具有重大贡献的思想家(如马基雅弗利、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的著作,试图从理论上揭示现代国家的起源。从马基雅弗利的国家学说出发,洛克、孟德斯鸠、康德和黑格尔等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探讨,把马克思的民主思想推向了唯物史观的前沿。
(一)人民主权理论对马克思的影响
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中,“人民主权”理论有着长久的历史。从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开始,经由洛克、孟德斯鸠,再到人民主权的集大成者——卢梭。人民主权理论逐步精细化。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专门阅读了马基雅弗利、洛克、卢梭等人的政治理论著作。其中,对马克思民主思想起最大影响的,当属卢梭。沃尔佩、克莱蒂等人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应该大大感谢革命民主思想的先驱者们,尤其应该感谢卢梭。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对公意和众意进行了区分,他指出,公意指的是一切人的意志和普遍意志,公意着眼于共同利益,而众意则与私人利益有关,它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公意和众意并不一致。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摘录中,有几个地方提到了这一点,马克思指出,甚至在一个按照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中,一切人的意志和普遍的意志并不相符合。
受到卢梭“公意”概念的启发,马克思提出,是否有一个阶级,它的“个别利益”在未来的社会革命中,会和“普遍意志”相一致?对于这个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论犹太人问题》等文中,马克思找到了解答问题的钥匙。马克思提出,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阶级,其阶级利益与“普遍的意志”是统一的,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这时马克思克服了哲学唯心主义,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转向共产主义者。
克罗茨纳赫笔记结合卢梭的政治思想,把人民主权、君主制和资产阶级代议制对立起来考察,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民主制”与卢梭的论述有着明显差异。马克思不仅区分了“民主制”和“政治共同体”,而且对民主制的实质、民主的现实性、社会性、自由性、历史性进行了具体分析。笔记指出上述意义的民主就意味着国家的完全消失。马克思对卢梭人民主权论的科学改造,丰富了其人民民主理论。人民主权从此不再是一种空想,而是科学。马克思政治思想正确的哲学基础和强烈的历史针对性、现实性,是卢梭刻板、激进和过于简单化的政治思想无法比拟的。
(二)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理论
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直接追溯到洛克。《政府论》中洛克就提出,个人利益的相互冲突,有必要要求在“国民政府”机构中设置“公正的裁判者”,作为与“自然社会”、“自然状态”相区别。在洛克那里,市民社会与国家是统一的,这是社会契约论的典型看法。从洛克到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都是持这一观点,一直到黑格尔才发生了变化。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对洛克以来的契约论和自然法理论进行了坚决批判。黑格尔指责社会契约论的问题在于,他们把国家的规定性同社会的规定性混为一谈,传统观念把国家看成是达到目的和保证个人权利的手段。黑格尔的国家理论通过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契约论的内在局限。
克罗茨纳赫笔记摘录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关于私有制、阶级起源、国家形成等一系列命题,就是旨在从理论前提上弄清楚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真实关系。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看作了一种矛盾,这是他较深刻的地方。这在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史上是一个进步,是对社会契约论的有力冲击。但是为了构建其完美的逻辑体系,黑格尔刻意调和矛盾的对立,取消矛盾的对立,将对立双方都消融在国家理念这一最终的实体之中。马克思从黑格尔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颠倒关系中发现了唯物史观的本质,并进而指出,黑格尔的解决方案并不能克服“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离。国家并不是市民社会的前提和决定因素,相反,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前提。从现实的商业、地产来谈论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产生,从现实的市民社会构建来谈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马克思民主观的理论前提是一种现实的生产力,这是马克思比黑格尔更深刻之处。在笔记的基础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一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四、赫斯等青年黑格尔派对马克思民主观的促进
为了弄清现代文明国家及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形式的历史,一方面马克思广泛研究多国历史和众多的政治理论著作。另一方面,同时期费尔巴哈、赫斯的学说对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起了重要的触动作用。
1839-1843年间,费尔巴哈连续出版了几本理论著作,其鲜明的理论态度,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引发了马克思政治批判方法的转变。1839年的《黑格尔哲学批判》,费尔巴哈宣告与黑格尔决裂。在《基督教的本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未来哲学原理》等著作中,费尔巴哈系统地论述了人本主义原理,指出人的本质是被掩盖的神学本质——思辨哲学的本质,揭露黑格尔哲学是思辨哲学的避难所,也是宗教的最后避难所。费尔巴哈用人的精神异化来揭露神学和思辨哲学,指出黑格尔的根本特点是歪曲了主词(人、存在)与宾词(思维、属性)的相互关系,致力于把异化归结为它的现实基础——人和人类。在费尔巴哈方法论的影响下,马克思从理论上反思和批判黑格尔。
费尔巴哈的分析方法,促使马克思重新审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与费尔巴哈不同的是,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理论的重点。在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警句有一点是不能使他满意,这就是费尔巴哈过多的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政治的联盟,这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这就涉及通过政治运动同社会活动的密切联系而赋予哲学以实践效能的问题{14}。赫斯的行动哲学促使了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解决。
赫斯是与马克思、恩格斯走得最远的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在1841年《欧洲的三头政治》一书中,赫斯概括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即像切什考夫斯基一样,把行动作为自己哲学的最高原则。1843年的《行动哲学》中,赫斯指出,“在法国,人们还没有获得精神的自由,这个反动就来自宗教和教会;在德国,人们忽视社会自由,这个反动就来自政治和国家”{15}。只有把行动看做是自在自为的目的,才能获得个人的完全解放和独立,实现完全的平等和共产主义。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与赫斯的接触比较多,当时马克思曾以编辑的身份对赫斯的文章进行了维护。《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几篇论文曾被马克思称为是“德国人在这门科学方面的内容丰富而又富于独创性的著作”{16}。在《二十一印张》中,赫斯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与“自由”、“平等”等概念联系起来。他认为,只有把法国精神倾向的平等原则与德国现代精神的自由倾向结合起来,才是把握了法国以及德国的现代精神的真正倾向{17}。
赫斯试图从废除私有制和继承权等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这对马克思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赫斯用行动这一概念在哲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提出的理论和实践、思想与政治斗争、德国经验与法国经验的结合,使得他成为理论与实践、思想斗争与政治斗争、德国经验与法国经验相结合的最早倡导者之一。马克思与赫斯的交往和交流,是促使其政治思想转化的动因之一。赫斯此时明确提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证由哲学上的抽象推论转换为社会结构的具体分析,对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克罗茨纳赫笔记是马克思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开始制定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时期,在此期间马克思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夯实了基础,并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创造了重要的前提。笔记是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前的一段行程,马克思对人民主权、自由、平等等思想的研究,成为其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民主制、社会和国家、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的思想和普选的构想,不断得到阐释、丰富和发展。
注释:
① 具体参看MEGA②:Ⅳ/2,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81, p5-278.
②{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3、79页。
③⑦ 《克罗茨纳赫笔记》第四本,刘晫星译,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辑,第42、54-55页。
④⑩ [苏]H·C·鲁缅采娃:《关于克罗茨纳赫笔记》,刘漠云等译,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辑,第80、81页。
⑤⑧ 《克罗茨纳赫笔记》第四本续,刘晫星译,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辑,第68、49页。
⑥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Ⅱ,王以铸、刘丕坤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8页。
⑨ [苏]B.达林:《复辟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李光林摘译,载《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0辑,第424-425页。
{11} 《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8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
{14}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Ⅰ,刘丕坤、王以铸等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08页。
{15} 黄楠森等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
{16} [英]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6页。
{17} 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页。
作者简介:郭丽兰,女,1981年生,江西吉安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科社部副教授,广东广州,510053。
(责任编辑 陈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