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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季最为寒冷的下午，得悉降大任先生仙逝的讯息后，思想一片茫然，顿时深感心痛，便坐在板凳上，陷入缅怀的沉思中。这时先生一副憨态可掬的影像浮现在面前，使我久久难以自已。年迈者并不缺乏独寂，但学术与精神生活的孤独，是令人畏惧的，只得度来日的苦难活象了。这非为失去的才是可贵，而是这种原本相知者的情谊，就是十分珍贵的，时下更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降大任先生的学术生涯，是在接受了优质历史专业的培养，以及毕业后的生活经验基础上，逐步积淀中展开的。其一生学术志趣，始终在历史文化领域。但其学术研究方向，一是由于有学术编辑业务的长期经历，故学术视野甚为开阔，促使其从现实学术研究的动态中，从洞察历史思想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中，把持着古学研究的深层意义及其发展的趋势所在。二是对此他确立了自己的学习与研究方向，即采取动静结合的方式，表述自己的学术见解。动，就是敏于时，积极参与能够或愿意参与的学术活动；静，就是设立一个相对固定的学术论题，或学术局部领域，用以促进历史文化研究的发展。他的这种学术心路历程伴随了其一生，在学术史上的积极奉献由此而生。正如大任先生自言，他是个“杂家”，显示了他研究成果博大的一面。但重要的是他的学习研究领域，主要是历史文化形态中的晋学领域，也就是说他精与深的一面，是在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三晋文化中，诸如他的山西文化论及元遗山之论中。这些论著，对推进学术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降大任先生论著颇多，其大作是《元遗山新论》（增订后更名《元遗山论》），对于这一大作所阐明之宗旨，我亦曾多有探索，并在拙作《晋阳人文精神》中，以一节“刘祁与元好问在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专论过。由此，我们在学术史交往中，由相通而成为相知者。同时，又由于我是重点学习与研究傅山学者，降大任亦对傅山之学多有精切见解，故此加深了我们的交往，成为一对真正的学术领域中难得的朋友。且由于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或从诗文雅韵中揭示历史的真相，或从思维方式的变化轨迹说明时代的精神，在交往中互补性很强，彼此得益颇多。这里着重阐述降大任先生研究元遗山学的论著成果，其重大的学术意义值得关注之处有二。一是元遗山之学，是在一个古代社会最为纷乱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是在中原汉族与北方多个游牧民族争夺主导权的纷争中产生的，重要的是元遗山以其所体悟的中原思想文化的先进性，影响着诸如金、辽及蒙古族中的有识之士，造成如彼时之思想家、政治家郝经所言，实现了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为中国之主。故而在那个大动乱时代，各民族以文化的冲突，产生了思想文化深度的交融，实现了元好问倡导的“国学之法立乎其中”。大任先生以令人信服的论述，揭示了这一历史文化演化的过程，功莫大焉。二是元遗山之学还说明，中华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如孔孟所言的“夏变夷，夷变夏”的过程。从元好问其人其学而言，其人原本金王朝贵族成员，该族自言汉化过程中，均改姓氏为元，故其学是以儒学为基础，以本民族之文化为补充的思想文化与典章制度文化。他尊中原儒学为“国学”，显然说明他认可儒学的先进性，其中不存在诸民族交往中具有文化的优劣性，而是民族间关系相对的平等性，说明了中华大民族是怎样个“大”的缘由。而这一历史文化事实与现象，在偌大的世界地域中，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元好问论之意义，亦说明中华五千年思想文化史，是由神州域内以汉民族为主体的诸兄弟民族共同书写的，从而造就了中华文化连续性发展的伟业。这种真切的史实揭示，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降大任先生在其著作中，一方面论述了金、元与宋代时期，民族之间的权益与文化关系，在矛盾冲突中合理解决的意义，同时还论述了诸如社会历史发展的所谓“波浪式”轨迹及其原因，士子即知识群体在历史發展中的功用等论题，都是值得关注与继续研究的问题。另一方面值得重视的是其论著中，蕴涵着一个相似于未来学的观点，即一个现实存在的社会历史形态，不仅要应对与解决好现实困难，而且必须郑重地着眼创造持续发展的必备因素，必须采取对历史负责任的措施与态度，否则，社会依然在兴衰治乱中艰难地前行，而“以史为鉴”的用语得以常存的。降大任先生是一位具有理想的历史学学者，可爱而可敬，他的这些宝贵的认知心得与心声，值得我们思索与继续研究发扬。
大任先生后半生，是在紧张的学习、研究与研究、学习中度过的。可以认为，大任先生学术方面的成就，是其认真学习的体现。我与大任数十年岁月的交往，就曾分享着其这方面的心得经验；在大任辞世之后，也每每念及于兹。故在这篇我心目中的“百日祭”一文中，将对往昔学习大任之学习体悟写在这里，以为自己今后继续学习与借鉴之用也。
我心目中的大任，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人，若往其办公室寻访，均是伏案读书，在所读之书旁，置有笔录本，上面留有密密麻麻的或工整或潦草的文字，足见其专心与用心至极。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其发言有精心准备的提纲要义，他人发言时，不但用心听，还时有笔录之举。还有，他对他人学习与研究的论题亦十分关注，并愿闻其详，其心意之诚，令人感动。在这方面，其用心颇广，仅与我便交换过多次意见，有关重要论点之阐释，往往会将自己所见和盘托出，以助友人之再思及至三思。记得有多次，他在书店中看到一书，是我研究经学之所需，或在某图书馆看到某一有关论述之是与非等。这种学习性的生活，若三年两载之坚持，便令人羡慕；而大任则是几十载如一日，过着如此充实的生活，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勤于学与敏于思，是大任先生治学之基础，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他还十分重视学术研究论题的择选及诸研究方法的采用，以求研究成果的新颖与真切。如先贤所习用的综合分析法、推陈求新法等，在他的论文中多见。在与其学术交往中，我十分赞赏其对已论定的观点之再思考，即使一些论之以理、言之有据，仍反复求索与思考。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同中求异”命之思之。我以为这种分析方法，值得做深入一步的认识。古史中有记载，春秋时代史伯言“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庄子有言曰：“是非之分也，道之所以亏也。”傅山倡言“反常之论”，习俗有“真理常在少数人手中”。这些文句，都与大任常有的同中求异或同中有异之意相近。我们二人对此曾经讨论过，还引用了一位哲人之言“真理过了一点点就是谬误”（非为原文），认识到这种具有辩证思维理念的视角，有着深刻的社会责任感蕴意，期望知识群体记取老子“不自是故明”之诰，万勿在祖国复兴之时轻言“盛世”，在社会遭逢大难之日漫污唱衰。大任心底深处吐露的“同中言异”的真诚见解，深有寄托矣。对此，今日思之念之，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古代先贤常将读书与做学问，同做人与品格修养联系在一起。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就是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己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人。大任的一生是幸运的，他在二十岁时，选择了历史学，并开始写自己的历史；历史学成就了他，他亦为历史学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由此可以认为他的治学方法论、世界观与人生观，均是在学习与研究历史学术中铸就的。
首先在历史学的研究中，逐步形成了他的科学性方法。中国有着浩如烟海的史籍，其中的点点滴滴，都是史家精心所集，均有“实事求是”的印记。但是在近代初期以来，非为国门大开，而是列强入掠。斯时，先祖亦一时处于惶恐之中，忽而于呐喊中奋进，忽而于彷徨中呐喊，但是在救亡图存之下的知识群体，追寻着民族的自信与精神，而科学的历史观的形成，便开启了民族复兴之大道。大任踏入人生大门之时，幸运地接受了具有文化自信的饱学之师的教诲，而成为一位具有科学精神的学者。在这里可择其要者加以说明。一是大任对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即将新发现文物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对证研究，并确认中华灿烂文化的真实性，一时发生了极大的民族自信，不仅结束了一个时期以来的自卑情绪，学术研究游离于荒诞中寓真情，虚构中寻依据的窘境，使疑古与信古之论，从一团迷雾中清醒，从而掀起重塑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光辉形象。这对大任的影响十分深刻。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唯物史观论”，对他影响亦极深。对此，我们一起多次讨论消费品唯物史观的历史学方法论，特别是研读了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论，接受了老一辈先进思想家对新的思想领域论点的认知。如从邓中夏在1923年《新青年》之《中国的思想界》一文中，接受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已从古代优良的以儒学为主导的多元文化形态，逐步转入以国学为基础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并借鉴西方科学文化的新的多元文化形态。大任在大学时代便接受了这一中国新文化思想形态，从而在其人生与学术研究两个方面，确立了一种科学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二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形态的转换与转型时期。大任对此进行了深入学习与研究，从而又确立了自己理性而牢固的社会政治观。审视大任一生大作论著，无一不是将历史文化与典章制度文化联系在一起，并进行综合研究的。在民国年间，先辈面临的一个历史选择，就是中国社会制度的转型问题，当时，世界范围内有三种可供选择的形态：一种是中国古老的帝王专制的郡县制，一种是现代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有一种就是苏俄创立不久的新武警战士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古制显然过时，争议是在后两者之间进行的。对于社会制度之选择，老一辈革命家有一个共识，就是任何社会制度，都是有缺陷的，并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时革命的先行者主张，借鉴西方制度之长，兼容苏俄社会主义制度之优，并在固有传统基础上立国。时之知识群体全部卷入这场大规模的主义论战中。由于两个原因，最终通过理论的论争及内战的形式，选择了社会主义式的制度。一个原因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是靠奴役、剥削亚非拉诸洲发展与发达起来，近代中国亦遭受此难，时下便受着多国的侵略，且时有被瓜分之虞，知识群英的救亡图存，以夷之技制夷的认知，便显示了民族的意志与信念。二是中国固有文化，一向是反对非人道文化，主张以和为贵，早在《礼记》中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主张。早在清末，梁启超的“清学”研究，先是借鉴西学之“启蒙”运动，后来进行了纠正，取消了这一概念与所谓的“文化启蒙”运动。因为西方的启蒙运动，缺乏大爱精神，以及公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爱，而赞赏保障广大公众利益的天下为公型的社会制度。对此，我与大任先生在学习与研究民国年间的学者论著中，都得到启发与教诲，认识到了这种历史选择的大智大勇，尤其在读了西方最发达起来的大英帝国的学者，被称为20世纪智者的罗素以及李约瑟、汤因比等论中国的著名言论之后。三是大任先生是一位厚道的人，在他的为人处事方面，关注的是自尊与尊重他人，且善解人意，与人为善，有亲和力。值得赞赏的是他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一方面他很有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在学习与研究中，始终坚守初志，即忠于自己信服的民族复兴的大业，并在文化复兴的事业中，竭力尽心。他在临终之前，夜梦之中，还在从古典中查寻“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一言之出处，耳闻此事后，令人感动不已。一方面他对自己注重检点，轻视那些为物所役与被名利裹挟者，一生兢兢业业做事，认认真真做人。重要的是1949年后，在社会转型中，社会的发展多有波浪，虽有如履薄冰之感，但他都以社会主人翁之身，迎接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依然如我们先后受业的罗元贞先生所教诲的，“坚持”不改初志。这种难得的胸怀，体现了一位有志者的忠贞。故其学术论著，均含有热爱社会与热爱祖国的大爱之心。在他生前，我们曾相约，一生要为祖国的文化复兴而奋斗，因为民族的复兴，必须要由文化复兴实现。我们信守着我们的诺言。今天，我以《叙大任先生治学之要义》为题，而实际我心中的题目是《百日祭》。
大任他走了！一位可爱的良师益友走了！开始心寒，心疼不已。此文是在时而自语，时而噙泪落笔，以尽朋友之责。这时不禁咏起李叔同的“天之涯，地之角”，知己云亡，只有伴浊酒度余生。失去知己，意味着失去精神生活的一位可贵的同志。这时，又不禁咏起了李清照《一剪梅》的下阕：“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最后，要与大任先生告别了。对先生大作之评，或有欠妥之处，请多包涵。同时亦告知先生，我不会如李叔同先生所言与“浊酒為伴”，而会在坚守我们的“初志”中度余生。但亦有“一种相思”“却上心头”相伴着！
作 者：魏宗禹，1933年生，山西繁峙人。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已退休），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实学研究会、山西哲学学会理事。出版有《傅山评传》《傅山学论》《陈廷敬学论》，与人合著有《明清实学思潮史》《三晋一百名人评传》《陈廷敬大传》等。
降大任先生的学术生涯，是在接受了优质历史专业的培养，以及毕业后的生活经验基础上，逐步积淀中展开的。其一生学术志趣，始终在历史文化领域。但其学术研究方向，一是由于有学术编辑业务的长期经历，故学术视野甚为开阔，促使其从现实学术研究的动态中，从洞察历史思想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中，把持着古学研究的深层意义及其发展的趋势所在。二是对此他确立了自己的学习与研究方向，即采取动静结合的方式，表述自己的学术见解。动，就是敏于时，积极参与能够或愿意参与的学术活动；静，就是设立一个相对固定的学术论题，或学术局部领域，用以促进历史文化研究的发展。他的这种学术心路历程伴随了其一生，在学术史上的积极奉献由此而生。正如大任先生自言，他是个“杂家”，显示了他研究成果博大的一面。但重要的是他的学习研究领域，主要是历史文化形态中的晋学领域，也就是说他精与深的一面，是在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三晋文化中，诸如他的山西文化论及元遗山之论中。这些论著，对推进学术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降大任先生论著颇多，其大作是《元遗山新论》（增订后更名《元遗山论》），对于这一大作所阐明之宗旨，我亦曾多有探索，并在拙作《晋阳人文精神》中，以一节“刘祁与元好问在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专论过。由此，我们在学术史交往中，由相通而成为相知者。同时，又由于我是重点学习与研究傅山学者，降大任亦对傅山之学多有精切见解，故此加深了我们的交往，成为一对真正的学术领域中难得的朋友。且由于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或从诗文雅韵中揭示历史的真相，或从思维方式的变化轨迹说明时代的精神，在交往中互补性很强，彼此得益颇多。这里着重阐述降大任先生研究元遗山学的论著成果，其重大的学术意义值得关注之处有二。一是元遗山之学，是在一个古代社会最为纷乱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是在中原汉族与北方多个游牧民族争夺主导权的纷争中产生的，重要的是元遗山以其所体悟的中原思想文化的先进性，影响着诸如金、辽及蒙古族中的有识之士，造成如彼时之思想家、政治家郝经所言，实现了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为中国之主。故而在那个大动乱时代，各民族以文化的冲突，产生了思想文化深度的交融，实现了元好问倡导的“国学之法立乎其中”。大任先生以令人信服的论述，揭示了这一历史文化演化的过程，功莫大焉。二是元遗山之学还说明，中华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如孔孟所言的“夏变夷，夷变夏”的过程。从元好问其人其学而言，其人原本金王朝贵族成员，该族自言汉化过程中，均改姓氏为元，故其学是以儒学为基础，以本民族之文化为补充的思想文化与典章制度文化。他尊中原儒学为“国学”，显然说明他认可儒学的先进性，其中不存在诸民族交往中具有文化的优劣性，而是民族间关系相对的平等性，说明了中华大民族是怎样个“大”的缘由。而这一历史文化事实与现象，在偌大的世界地域中，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元好问论之意义，亦说明中华五千年思想文化史，是由神州域内以汉民族为主体的诸兄弟民族共同书写的，从而造就了中华文化连续性发展的伟业。这种真切的史实揭示，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降大任先生在其著作中，一方面论述了金、元与宋代时期，民族之间的权益与文化关系，在矛盾冲突中合理解决的意义，同时还论述了诸如社会历史发展的所谓“波浪式”轨迹及其原因，士子即知识群体在历史發展中的功用等论题，都是值得关注与继续研究的问题。另一方面值得重视的是其论著中，蕴涵着一个相似于未来学的观点，即一个现实存在的社会历史形态，不仅要应对与解决好现实困难，而且必须郑重地着眼创造持续发展的必备因素，必须采取对历史负责任的措施与态度，否则，社会依然在兴衰治乱中艰难地前行，而“以史为鉴”的用语得以常存的。降大任先生是一位具有理想的历史学学者，可爱而可敬，他的这些宝贵的认知心得与心声，值得我们思索与继续研究发扬。
大任先生后半生，是在紧张的学习、研究与研究、学习中度过的。可以认为，大任先生学术方面的成就，是其认真学习的体现。我与大任数十年岁月的交往，就曾分享着其这方面的心得经验；在大任辞世之后，也每每念及于兹。故在这篇我心目中的“百日祭”一文中，将对往昔学习大任之学习体悟写在这里，以为自己今后继续学习与借鉴之用也。
我心目中的大任，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人，若往其办公室寻访，均是伏案读书，在所读之书旁，置有笔录本，上面留有密密麻麻的或工整或潦草的文字，足见其专心与用心至极。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其发言有精心准备的提纲要义，他人发言时，不但用心听，还时有笔录之举。还有，他对他人学习与研究的论题亦十分关注，并愿闻其详，其心意之诚，令人感动。在这方面，其用心颇广，仅与我便交换过多次意见，有关重要论点之阐释，往往会将自己所见和盘托出，以助友人之再思及至三思。记得有多次，他在书店中看到一书，是我研究经学之所需，或在某图书馆看到某一有关论述之是与非等。这种学习性的生活，若三年两载之坚持，便令人羡慕；而大任则是几十载如一日，过着如此充实的生活，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勤于学与敏于思，是大任先生治学之基础，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他还十分重视学术研究论题的择选及诸研究方法的采用，以求研究成果的新颖与真切。如先贤所习用的综合分析法、推陈求新法等，在他的论文中多见。在与其学术交往中，我十分赞赏其对已论定的观点之再思考，即使一些论之以理、言之有据，仍反复求索与思考。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同中求异”命之思之。我以为这种分析方法，值得做深入一步的认识。古史中有记载，春秋时代史伯言“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庄子有言曰：“是非之分也，道之所以亏也。”傅山倡言“反常之论”，习俗有“真理常在少数人手中”。这些文句，都与大任常有的同中求异或同中有异之意相近。我们二人对此曾经讨论过，还引用了一位哲人之言“真理过了一点点就是谬误”（非为原文），认识到这种具有辩证思维理念的视角，有着深刻的社会责任感蕴意，期望知识群体记取老子“不自是故明”之诰，万勿在祖国复兴之时轻言“盛世”，在社会遭逢大难之日漫污唱衰。大任心底深处吐露的“同中言异”的真诚见解，深有寄托矣。对此，今日思之念之，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古代先贤常将读书与做学问，同做人与品格修养联系在一起。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就是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己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人。大任的一生是幸运的，他在二十岁时，选择了历史学，并开始写自己的历史；历史学成就了他，他亦为历史学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由此可以认为他的治学方法论、世界观与人生观，均是在学习与研究历史学术中铸就的。
首先在历史学的研究中，逐步形成了他的科学性方法。中国有着浩如烟海的史籍，其中的点点滴滴，都是史家精心所集，均有“实事求是”的印记。但是在近代初期以来，非为国门大开，而是列强入掠。斯时，先祖亦一时处于惶恐之中，忽而于呐喊中奋进，忽而于彷徨中呐喊，但是在救亡图存之下的知识群体，追寻着民族的自信与精神，而科学的历史观的形成，便开启了民族复兴之大道。大任踏入人生大门之时，幸运地接受了具有文化自信的饱学之师的教诲，而成为一位具有科学精神的学者。在这里可择其要者加以说明。一是大任对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即将新发现文物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对证研究，并确认中华灿烂文化的真实性，一时发生了极大的民族自信，不仅结束了一个时期以来的自卑情绪，学术研究游离于荒诞中寓真情，虚构中寻依据的窘境，使疑古与信古之论，从一团迷雾中清醒，从而掀起重塑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光辉形象。这对大任的影响十分深刻。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唯物史观论”，对他影响亦极深。对此，我们一起多次讨论消费品唯物史观的历史学方法论，特别是研读了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论，接受了老一辈先进思想家对新的思想领域论点的认知。如从邓中夏在1923年《新青年》之《中国的思想界》一文中，接受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已从古代优良的以儒学为主导的多元文化形态，逐步转入以国学为基础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并借鉴西方科学文化的新的多元文化形态。大任在大学时代便接受了这一中国新文化思想形态，从而在其人生与学术研究两个方面，确立了一种科学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二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形态的转换与转型时期。大任对此进行了深入学习与研究，从而又确立了自己理性而牢固的社会政治观。审视大任一生大作论著，无一不是将历史文化与典章制度文化联系在一起，并进行综合研究的。在民国年间，先辈面临的一个历史选择，就是中国社会制度的转型问题，当时，世界范围内有三种可供选择的形态：一种是中国古老的帝王专制的郡县制，一种是现代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有一种就是苏俄创立不久的新武警战士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古制显然过时，争议是在后两者之间进行的。对于社会制度之选择，老一辈革命家有一个共识，就是任何社会制度，都是有缺陷的，并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时革命的先行者主张，借鉴西方制度之长，兼容苏俄社会主义制度之优，并在固有传统基础上立国。时之知识群体全部卷入这场大规模的主义论战中。由于两个原因，最终通过理论的论争及内战的形式，选择了社会主义式的制度。一个原因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是靠奴役、剥削亚非拉诸洲发展与发达起来，近代中国亦遭受此难，时下便受着多国的侵略，且时有被瓜分之虞，知识群英的救亡图存，以夷之技制夷的认知，便显示了民族的意志与信念。二是中国固有文化，一向是反对非人道文化，主张以和为贵，早在《礼记》中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主张。早在清末，梁启超的“清学”研究，先是借鉴西学之“启蒙”运动，后来进行了纠正，取消了这一概念与所谓的“文化启蒙”运动。因为西方的启蒙运动，缺乏大爱精神，以及公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爱，而赞赏保障广大公众利益的天下为公型的社会制度。对此，我与大任先生在学习与研究民国年间的学者论著中，都得到启发与教诲，认识到了这种历史选择的大智大勇，尤其在读了西方最发达起来的大英帝国的学者，被称为20世纪智者的罗素以及李约瑟、汤因比等论中国的著名言论之后。三是大任先生是一位厚道的人，在他的为人处事方面，关注的是自尊与尊重他人，且善解人意，与人为善，有亲和力。值得赞赏的是他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一方面他很有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在学习与研究中，始终坚守初志，即忠于自己信服的民族复兴的大业，并在文化复兴的事业中，竭力尽心。他在临终之前，夜梦之中，还在从古典中查寻“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一言之出处，耳闻此事后，令人感动不已。一方面他对自己注重检点，轻视那些为物所役与被名利裹挟者，一生兢兢业业做事，认认真真做人。重要的是1949年后，在社会转型中，社会的发展多有波浪，虽有如履薄冰之感，但他都以社会主人翁之身，迎接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依然如我们先后受业的罗元贞先生所教诲的，“坚持”不改初志。这种难得的胸怀，体现了一位有志者的忠贞。故其学术论著，均含有热爱社会与热爱祖国的大爱之心。在他生前，我们曾相约，一生要为祖国的文化复兴而奋斗，因为民族的复兴，必须要由文化复兴实现。我们信守着我们的诺言。今天，我以《叙大任先生治学之要义》为题，而实际我心中的题目是《百日祭》。
大任他走了！一位可爱的良师益友走了！开始心寒，心疼不已。此文是在时而自语，时而噙泪落笔，以尽朋友之责。这时不禁咏起李叔同的“天之涯，地之角”，知己云亡，只有伴浊酒度余生。失去知己，意味着失去精神生活的一位可贵的同志。这时，又不禁咏起了李清照《一剪梅》的下阕：“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最后，要与大任先生告别了。对先生大作之评，或有欠妥之处，请多包涵。同时亦告知先生，我不会如李叔同先生所言与“浊酒為伴”，而会在坚守我们的“初志”中度余生。但亦有“一种相思”“却上心头”相伴着！
作 者：魏宗禹，1933年生，山西繁峙人。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已退休），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实学研究会、山西哲学学会理事。出版有《傅山评传》《傅山学论》《陈廷敬学论》，与人合著有《明清实学思潮史》《三晋一百名人评传》《陈廷敬大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