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夏天，大学毕业后的宋庆龄没有听从父亲让她继续深造的心愿，选择立即动身回国，回到父母身边。其时，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等人。孙中山只得被迫流亡日本。作为孙中山革命事业上的亲密伙伴，宋耀如在上海也呆不下去了，率家人逃往日本。因此，宋庆龄不得不先去日本与家人会合。
　　8月29日，宋庆龄在横滨登陆，父亲宋耀如、姐姐宋蔼龄等都到码头迎接。见到分别多年的家人，宋庆龄非常高兴。可是，听到父亲详细讲述中国当前形势，宋庆龄又感到万分的愤怒。
　　在日本流亡期间，宋耀如主要是在理财方面帮助孙中山的革命计划，尽管他当时身体抱病，腿疼时常发作，但仍尽心尽力地帮助孙中山工作。当时，宋蔼龄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蔼龄也在父亲身边帮助处理文件，绘制党员名册、党内资财，为革命募集资金，她的工作能力得到孙中山的好评。
　　正是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处于最低点的时候，宋庆龄踏上了回归祖国的路途，秉执坚定的信念使她走上了極不平凡的人生旅途。

共同的理想使他们互相吸引

　　1913年9月16日，宋耀如和宋蔼龄带宋庆龄到东京去见孙中山。那时，孙中山住在东京赤坂灵南坂町27号海妻猪勇彦宅第。日本外务省的密探偷偷地监视着孙中山的每一个行动和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人。当时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正陷入逆境中。“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失去了国内立足之地，大多被迫流亡日本。不少流亡的革命党人意志消沉，离开了革命；留在国内的部分革命党人甚至投靠袁世凯卖身求荣，成为镇压昔日革命同志的帮凶。
　　尽管困难重重，但愈挫愈勇的孙中山仍积极工作，筹划以反袁为目标的“三次革命”，开展讨袁的护国运动，粉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这种情势之下，宋庆龄产生了献身革命、帮助孙中山从事革命工作的强烈愿望。来到日本后的那段日子，宋庆龄和她的父亲、姐姐频繁出入孙中山寓所，他们的行动被日本警视厅作了详细记录。仅1913年9月16日至25日的10天里，他们的拜访就有8次。
　　1914年9月开始，因为宋蔼龄要同孔祥熙结婚，宋庆龄接替姐姐开始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十分能干，她承担了孙中山的日常琐碎事务——帮助他起草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管理经费，还有他的秘密通信。宋庆龄才思敏捷，擅长写作，外文根底深厚，内勤外联无不得心应手，大大减轻了孙中山的日常工作压力。
　　在孙中山的引导下，宋庆龄还学会了进行地下政治活动的技巧和保密措施，包括如何把密信写成密码、如何把密码译成明文、如何用隐形墨水书写以及准时和确切的重要性、把所有多余文件随时销毁的重要性，等等。宋庆龄也明白了，把各种不同的联系对象和工作领域相互严格分开，不是对别人不信任，而是偶有不慎就会危及整个事业或许多人的生命。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在保持自己开朗、坦率、坚强、勇敢等一些本性同时，机警、严谨成为宋庆龄性格的另一个重要部分。

　　孙中山喜欢和身边一起工作的同事交流思想，尤其喜欢与年轻有为的人一起交谈。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宋庆龄不仅年轻美丽，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炽烈的革命热情。与宋庆龄这样一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共事，孙中山自然也被青春的活力所感染。尤其是，由于长年累月远离家庭为革命事业奔波，孙中山无法兼顾正常的家庭生活，享受不到正常的家庭温情。如今，年轻的宋庆龄在他身边工作，恰如清风朝露一样滋润着他的心田，使他在繁重的工作中能得到一些轻松。
　　工作时间以外，孙中山和宋庆龄一起相处的时光也融洽愉快。据孙宋的日本好友梅屋庄吉夫妇的养女梅子回忆：有一次，宋庆龄随孙中山来访，在与梅屋夫妇及女儿聊天时，他们一会儿说汉语，一会儿说英文，有时还说几句日语，关系十分融洽。晚餐后，大家聚集在客厅，开了一场家庭音乐会。
　　当时，宋庆龄和梅子先后表演了钢琴独奏，梅屋夫人演奏小提琴。宋庆龄还唱了一首歌，她的嗓音很好，歌声优美，非常动人。这时，梅屋夫妇的小女儿千势子才五六岁，她叫嚷着要向宋庆龄学唱歌，孙中山和宋庆龄非常喜欢她，亲热地抱着她叫“Baby”。那时的宋庆龄不仅在工作上称得上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还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精神上的莫大慰藉。
　　每日繁忙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宋庆龄就把外国报纸念给孙中山听，并热忱地与孙中山一起讨论时局。孙中山对中国时局和存在的问题作出的评论深刻独到，使宋庆龄不断受到有关中国革命的教育。与儿时的“革命偶像”如此近距离地相处，宋庆龄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国革命运动的核心，她对孙中山思想的了解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想而知，宋庆龄献身中国革命的志向必会更加坚定。
　　1914年11月，宋庆龄给在美国读书的妹妹宋美龄写信道：“我从来就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
　　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她接着写道：“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从幼年时起，宋庆龄就把孙中山看成是一个领袖、一个导师、一个学习的榜样。现在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她眼中的孙中山不再只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更是象征着她所希望的中国之未来。

超越年龄与身份缔结传奇情缘

　　两个志同道合、互相倾慕的异性，在一起工作时间久了，很容易产生别样的情愫。更何况，孙中山是一代伟人，宋庆龄是绝世佳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人工作上的配合越来越默契，感情上也逐渐靠近。
　　1921年4月28日， 宋庆龄应外国友人白赛脱提议，为《字林西报》记者费金写的《自述》中这样陈述：“我想起国势岌岌可危，非常痛切，决心为我们的事业而工作。我决定在美国攻读新闻学，以便使自己了解中国的真正事实和形势。我得到家父的同意，怀着这个目的，与家人一起回上海作一次游历。家父的健康状况变得很差，因此在其朋友的劝告下，回来请上海的专家看病。然而由于他身体虚弱，我不能再按计划回美国。”“孙博士得悉我正在学习中文，他赠我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活动，对我的工作鼓励甚多，使我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吸引，所以当他要求和我结婚时，我就同意了。” 　　因身份及年龄相差悬殊，孙宋二人的爱情婚姻成为一段传奇，至今都被人们津津乐道。
　　1915年夏，宋庆龄陪同患病的父亲从日本回到上海。身在日本的孙中山对伊人的思念之情愈来愈深。他经常陷入沉思，有时打开了书本，眼睛却看着别处，后来甚至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梅屋夫人很担心，直率地问：“您是不是患了相思病？”孙中山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我忘不了庆龄，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当梅屋夫人提醒他和宋庆龄结婚年龄差异过大，会折寿的，他却说：“不，如果能与她结婚，那即使第二天死去也不后悔。”

　　孙宋的恋情刚刚浮出水面便遭遇重重阻挠。大多数党员对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合表示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伙伴胡汉民曾劝他“悬崖勒马”。面对种种反对言辞，革命者孙中山选择了忠实于自己的个人情感并坚持到底，他还说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我不是神，我是人。”
　　除了两人年龄相差赫赫27岁之外，最为尴尬的是孙中山这时已经使君有妇，且儿女已长大成人。他与原配夫人卢慕贞根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于1885年5月26日在故乡翠亨村结婚。那时，孙中山只有19岁。他与卢慕贞婚前没有见过面，婚后3个月，他就前往香港中央学院就学，后为革命事业奔走四方。孙、卢两人长期分居，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而且由于理想、知识、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势必难以产生那种能充盈人生、滋润生命的爱情。
　　1915年6月，卢慕贞亲自来到日本，与孙中山签订了离婚协议，她在离婚协议书上用大拇指蘸红墨水按了指印。
　　孙中山虽然与卢慕贞离婚了，但对她以后的生活仍关怀备至。在孙中山的故乡翠亨村，有一间纪念他的陈列室，至今还保存着他在同卢慕贞离婚后的一年内给她写的6封信。

　　更大的阻力来自宋庆龄的家庭，她遇到了家人的激烈反对。得知自已多年的好朋友要与心爱的女儿恋爱、谈婚论嫁，宋耀如与妻子无比震憾和愤怒，他们破口大骂孙中山。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孙宋之恋情的确超乎寻常。一向开明的宋耀如在对待女儿的婚姻大事上未能免俗，他无法接受与自己年龄相近的孙中山成为他的女婿。作为母亲，而且是一个有坚定宗教信仰的人，倪桂珍的反应明显要更强于丈夫，她坚决不允许女儿庆龄与孙中山在一起。
　　可怜天下父母心，普天底下的父母，谁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个如意郎君、拥有美满婚姻生活？在倪桂珍的眼里，孙中山不仅已结婚有孩子，而且年龄大过女儿两倍，这绝对不是女儿理想的丈夫人选。她曾泪眼婆娑地劝导女儿说：孙中山已有妻室，儿子孙科比她还大，两人年纪相差悬殊。为了让宋庆龄对孙中山死心，倪桂珍还和大女儿宋蔼龄谋划着将宋庆龄许配给上海一个信奉基督教的青年，并决定尽快宣布宋庆龄已在上海订婚的消息。然而，一向温和的宋庆龄却坚决维护自己的婚姻自主权。宋耀如为了缓和女儿的态度，只得说让他们再考虑考虑。当然，他心里想的是希望时间和距离会慢慢淡化女儿对孙中山的感情。
　　然而，宋庆龄毕竟是一位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且有着极强自主意识的现代女性，而且她还具有为了实现理想锲而不舍的精神，她不会因为家庭反对就那么轻易地否定自己的情感。
　　“……在前几封信上，你大概已经知道，我早就希望回到日本去，而父母却表示反对。母亲所以不许我去，是因为反对孙先生；而父亲所以不许我去，是因为他要我周密考虑而要我得到相当的把握。我已经等了好久，可是母亲的意志仍不改变。而父亲的心，在我表示有了把握后，他早已同意了……”“美龄，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恐怕已经到了日本，而和孙先生在一起。我走时是那样的迅速、秘密而又不会通知任何人……”这是宋庆龄离家前给在美国的妹妹美龄写的一封信。
　　那是1915年10月初的一天夜里，宋庆龄通过家里一个一向关爱她的女佣的帮助，从窗户里跳出，连夜乘船前往日本神户。她的心中有坚定的信念，有对未来无限的向往来，她无所畏惧，只有希望……

超凡脱俗奔向婚姻

　　1915年10月24日中午，孙中山在东京车站迎接宋庆龄。第二天，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办理结婚手续，孙中山时年49岁，宋庆龄时年22岁。主持婚礼的是孙中山在1897年就相识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夫妇，到场致贺的中国人只有少数几人，其中有廖仲恺一家。为了便于向日本当局登记，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婚誓约书用日文起草，现存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令人不解的是，结婚誓约书签订的日期为1915年10月25日，可是书写的日期却是“1915年10月26日”。而且，宋庆龄的签名为“宋庆琳”。對此，宋庆龄晚年曾解释说，当时为讲求双日吉利，便将“25日”写成“26日”，而“龄”写成“琳”则是为了书写方便。
　　尽管女儿如此决绝，但宋耀如和倪桂珍仍然不肯放弃努力，他们发现女儿庆龄离家之后马上赶到日本，力劝女儿跟他们回去。“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下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来，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多年以后，晚年的宋庆龄对她信任的好友爱培（爱泼斯坦）写信提起过此事。她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件事在宋庆龄心里造成的伤痕有多深。
　　梅屋庄吉的女儿回忆当年宋耀如到东京的情景时写道：“‘夺走我女儿的总理给我出来！’当我父亲梅屋庄吉听到喊声时，宋嘉树先生正愤怒地站在我家的正门口。我父母非常担心，正准备到门口看一看时，孙先生对我父母说：‘没什么，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就向大门口走去。我父亲出于担心，也跟随孙先生到了门口。孙先生缓缓地步向大门口，并用非常平静的口气对宋嘉树先生说了句：‘找我有什么事吗？’刚刚看上去还满腔怒火的宋先生却突然一头跪了下去。‘我那个愚钝的女儿，就拜托您了，麻烦您好好照顾她。’并在原地向孙先生磕了几个头，然后就这样头也不回地回去了。” 　　宋庆龄坚决地抛弃上海上层社会的优越生活，以风华正茂的如花妙龄嫁给年纪比自己大过两倍、结过婚，并正在过着艰苦流亡生活的孙中山。这在当时绝对是惊世骇俗之举。两人缔结婚姻的消息一经公开，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即使放在现在这个时代来看，宋庆龄不计毁誉、不拘得失，毅然奔向孙中山的身边，她的真性情、她的大气魄，凡夫俗子望尘莫及。单单婚姻这件事情上，就足以证明她是一个超凡脱俗、毅勇果敢、信念坚定的女性。
　　多年以后，宋庆龄向埃德加·斯诺谈到她与孙中山的婚姻时，用风趣和幽默的口吻表明了她当时的感情：“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这也反映当年的宋庆龄绝对不是一时冲动，她对孙中山的纯真感情建立在牢固的共同革命信念、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之上。
　　虽然对女儿的婚事极为不满，但不久之后宋耀如夫妻俩还是接受了女儿的这桩婚姻，并且也从未背叛过孙中山。当时，宋庆龄“私奔”东京与孙中山结合，在社会上引起各种猜疑。为了回应社会盛传的流言蜚语，宋耀如与倪桂珍为女儿庆龄置办了丰厚的嫁妆，派人风风光光地送到日本。父母送的一套结婚家具，一直被宋庆龄精心保存。如今，那套古式家具还陈放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的卧室里，供游人参观。另一些嫁妆，如一条绣着百子图的被面及一套宋老夫人出嫁时穿的锦缎衣裙，则保存在北京的宋庆龄故居。母亲那套华美的刺绣嫁服，宋庆龄生前视若珍宝，她把对母亲的深深爱意与深深愧疚收藏在心底，一生都不能释怀。
　　1918年年初，孙中山组建的广州军政府失败，护法运动流产。正在病中的宋耀如被这一消息彻底击倒。自1892年结识孙中山，宋耀如不惜倾家荡产，举家追随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可是，革命道路曲折坎坷，孙中山仍然孤身奋战，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依然前路未卜——宋耀如忧思重重，心力交瘁，乃至一病不起。经医生诊断，宋耀如所患为不治之症：胃癌。

　　4月，得悉父亲病危的宋庆龄匆匆赶回上海，亲睹父亲胃疾日益加重，食量越来越少，一向坚强的她也不禁潸然泪下。宋耀如自知自己去日不久，他告诉孩子们，他死后不要纪念，让他无声无息地离去。看到自己倾注心血教育出来的孩子们，一个个学业有成、风华正茂，宋耀如感到欣慰，他希望他们能在孙中山的旗帜下为打倒军阀、建立共和作为自己的贡献。
　　相比子女的前途，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孙中山的安全更令宋耀如牵挂。弥留之际，宋耀如说：“我再也不能为逸仙帮忙了，我相信他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事業一定会获得成功，中国的革命一定会胜利。”5月3日凌晨3时，宋耀如辞别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