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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与人类纪的生态挑战，城市环境的美学再现与阐释话语出现严峻危机，促使西方生态批评研究迎来“城市转向”，城市生态批评开始崭露头角。与传统生态批评理论对荒野自然的推崇相比，城市生态批评不仅研究城市自然环境，还关注人类世界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有效地将环境研究、文化研究与城市研究联系起来。近年来，西方城市生态批评研究在生态政治学、文化生态学与非文学文本等领域取得显著的进步，不仅实现对自身研究范畴的拓展，也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有力回应。
[关键词]城市生态批评;城市自然;文化生态学;世界主义
生态批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西方人文学科领域，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受到认可的研究领域，并逐渐发展成为文学理论界的显学。目前，生态批评已衍生出后殖民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多元文化生态批评、动物研究、物质主义生态批评等诸多流派。然而，在生态批评的各种分支研究中，“城市”维度始终处于边缘甚至是“缺席”的状态，导致城市环境的美学再现与阐释话语出现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城市生态批评（urban ecocriticism）应运而生，近五年在西方学界崭露头角。2014年，知名生态研究学者赛匹尔（Serpil Oppermann）指出，将城市纳入生态批评的实践范畴，可以拓展生态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定义。2016年12月，欧洲生态批评研究的核心阵地《欧洲文学、文化与环境研究》（Ecozon@）杂志特别刊发了“城市生态研究”专题，折射出生态批评在西方学界“城市转向”的前沿趋势。随着现代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地球上各类生物的生存环境日益复杂，人文学科内的环境想象在人造空间与自然环境的相互關系中将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城市将会对人类产生越来越直接的影响。目前城市生态批评尚未正式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近年来国外城市生态批评的代表性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与国内研究者分享。
一、生态批评研究的四次发展“浪潮”
20世纪60年代，以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的出版为标志，美国环境运动开始兴起。20余年后，生态批评学科逐步出现。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严峻，学界刊发了诸多与生态批评理论相关的文章。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正式建立。自此，“生态批评的文学研究……开始成为一个受到认可的研究领域”①。生态批评自诞生伊始即为一门跨学科研究，涉及自然科学、文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正如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所言，生态批评是一场“越来越异质化的运动”②。正是由于生态批评的研究范畴内包含多种研究方法，生态批评概念本身也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术语。最简单明了的定义由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 Glotfelty）给出。1996年，她出版的学界第一部生态批评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中将生态批评定义为：“一门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③20余年里，生态批评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取得蓬勃的发展，批评方法越来越多种多样，并涌现出大量的研究著作。截至2018年，生态批评已经大致经历了四次发展浪潮。
生态批评的第一次浪潮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强调将传统的自然书写即荒野书写作为研究对象。与当前的生态批评学者相同的是，在这次浪潮中，生态批评学者关注环境危机，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都有义务唤起人们的环境意识，在文化与社会现实层面积极探寻解决环境问题的良方。因此，生态批评的第一波浪潮主要是“为自然言说”④，是“一种政治分析方法”⑤。在这次浪潮中，生态批评学者们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其研究更加推崇自然的价值。
生态批评的第二次浪潮出现在1995年前后。这次浪潮具有现代革新性，开始质疑长久以来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非自然之间的界限⑥，认为这些界限不过是人为建构，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此后，生态批评研究中衍生出更加具有政治性的生态正义运动，致力于从生态批评的角度阅读文学文本，以唤醒人们关于阶级、种族与性别的意识。生态正义运动关注贫穷地区人口的窘迫生活，指出这些人作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更少拥有与自然环境接触的机会。
2009 年，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乔尼·亚当森（Joni Adam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首次使用“生态批评的第三次浪潮”这一表述⑦。 斯洛维克认为，美国生态批评家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 Murphy）的《自然文学研究的广阔视野》（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一书从全球化与比较研究的角度重思生态批评研究，是生态批评第三次浪潮兴起的标志。在这次浪潮中出现了包括比较式生态批评、地域整体概念与新生物区域主义研究、生态性属研究、动物研究、生态行动主义和生态批评批判等在内的多种研究方法，代表作品包括迪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的《没有自然的生态学：环境美学再思考》（Ecology Without Nature： Rethinking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①、乌苏拉·海瑟（Ursula Heise）的《地方意识与地球意识》（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②等。总体而言，生态批评的第三次浪潮跨越了种族、民族与国家的界限，将全球生态环境纳入视野，并且开始反思生态批评研究的理论性和系统性，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意义。
2012年末，斯洛维克在《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秋季刊》撰文指出，随着生态批评研究中“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的不断扩展，生态批评正在迎来以“物质主义生态批评”（Material Ecocriticism）为代表的“第四次浪潮”③。受新物质主义理论（New Materialism）影响，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转而关注环境、场所、过程、力量与经验中蕴含的基本的物质性。物质主义生态批评关注“物质的‘叙述’力所创造的意义与实质是如何与人类生活彼此互动的”，并将物质看作是“叙述的场所，是一种可以言说的物质，在人类能动性及物质本身的自我建构中蕴含有自身的叙事”④。在这一背景下，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气候变化文学到生态诗学语言的研究，生态批评实践的实用主义倾向逐渐增强;甚至可以说，在“学术型的生态批评”研究中正滋生出一种新型的“应用型生态批评”研究，涵盖了对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基本的人类行为与生活方式的研究。 通过对生态批评发展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自生态批评的概念成型以来，生态批评研究一直在不断更新和变化。当然，以上针对生态批评研究发展所作的四次浪潮的分类并非绝对，而且这几次浪潮的研究内容并非互相取代，而是同时共存的。也就是说，生态批评的四次浪潮研究内容各有侧重，并无孰优孰劣之分。从生态批评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生態批评最初的研究对象大多为文学中的自然书写;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生态批评开始包含其他研究对象，如动物、城市、科技、垃圾、身体等等⑤;其后，生态批评内部衍生出多个新的研究领域，关注城市自然环境的城市生态批评即其中之一。
二、历史与现状：西方城市生态批评研究
与城市规划、自然科学、社会学、城市史研究等学科对城市与生态研究的重视相比，文学批评领域内的城市生态批评研究可谓起步晚、发展慢。在生态批评的初期发展阶段，生态研究普遍将荒野和乡村空间的价值置于城市空间之上;至第二次发展浪潮时，学界开始逐步指出城市与自然之间的隔阂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人为建构⑥。但是，尽管一直有学者强调有必要将城市系统地整合入生态批评的研究范畴内，却甚少有学者真正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是更多地关注诸如“荒野”或其他看似较少受到人类影响的田园空间⑦。实际上，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自然的概念在不断被重新塑造。尤其自工业革命后，城市空间和人造环境至少应该同样被看作是生态批评研究的沃土①。近年来城市生态批评研究开始呈现出复苏之势，陆续出现一些学者探讨城市生态批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可能性。
若追根溯源的话，城市生态批评的拓荒之作实际上是来自社会学方向的研究。1999年，本内特（Michael Bennett）和蒂格（David W. Teague）编写并出版了《城市的自然：生态批评与城市环境》（The Nature of Cities： Ecocriticism and Urban Environments）一书，第一次将城市的概念引入生态批评视野，使“环境”的概念延伸至包括人类在自然环境中所造成的影响，例如城市的建设②。正如本内特和蒂格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虽然该书立足于回应各种“社会诉求”③的社会学视角，但是作为城市生态批评的开山之作，对城市生态批评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被格罗费尔蒂评价为城市生态批评研究的入门之作④。
本内特和蒂格提出，城市生态批评的研究目的是：“重新认知自然与自然的各种文化再现，以更好地理解当代城市空间……处理那些当人们试图采用环境视角分析城市生活时出现的理论议题。”⑤此前，生态批评研究中的“自然”“文化”与“环境”等概念都将城市空间排除在外，“生态批评研究往往与自然书写、美国田园主义和文学生态学相联系”，而这对生态批评运动本身而言是一种不必要的限制⑥。比起所谓“淳朴的”、未经人类开发的荒野自然环境，受到人类活动直接影响的城市自然环境更加直观地见证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过程。因此，本内特和蒂格认为，有必要“让城市居住者意识到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以及这一事实对城市生活和文化具有的重要影响”⑦。《城市的自然》一书致力于修复环境主义、文化研究与城市经验之间的历史隔阂，认为对城市空间、生活实践或城市文学进行生态解读，可以映射出城市是如何作为生态系统而运作的，以更好地理解自然/文化与农郊/城市的概念本身的相互关联性。
除了《城市的自然》一书，早期的城市生态批评研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便是劳伦斯·布伊尔的“环境研究”概念。布伊尔是哈佛大学荣休教授，他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生态批评三部曲”曾对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其中的第二部《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与环境》（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 S. and Beyond）中，布伊尔曾呼吁生态批评学者将关注点转向“城市空间与未开发地区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以及人们是如何对这种关联性进行想象的”⑧，将代表乡野的“绿色”空间与代表工业的“棕色”空间放入同一框架内进行对话，进而提出“环境批评”的概念。布伊尔呼吁学者将注意力转向城市空间尤其是城市文本中的环境，并以现代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城市作品为例，指出城市经验也可以像自然书写那样令人产生地方感。然而，布伊尔关于城市生态批评的论述大多比较零散，更多的只是理论上提出城市环境的重要性，其提出的“环境批评”概念在之后的生态批评研究发展中亦后劲不足，在实际操作中则更多地走向政治性的生态正义研究，这也使得早期的城市生态批评不仅出现断层，而且陷入漫长的停滞期。
城市生态批评的沉寂状态一直持续至生态批评的第三次浪潮之后，生态批评界的不同流派开始在人类与自然、城市与荒野等议题上出现更多新的声音。在此背景下，“环境”一词的内涵也被重新定义，以荒野为代表的“纯粹的”自然环境不再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的环境类型，城市环境等人文景观的价值也逐步引起学者的重视。这类研究以环境伦理学研究内部的自我批判为代表。安德鲁·赖特（Andrew Light）在《环境伦理学的城市盲点》（“The Urban Blind Spot in Environmental Ethics”）一文中指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伦理学与文学生态批评更加关注以“荒野”为代表的原始状态的自然环境，在理论建构或文本解读中，城市长期处于“缺席”或“盲点”①的位置。传统上以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和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III）等为代表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将道德德性与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推崇自然环境具有的内在价值，然而这一主张逐渐为其他学者所质疑。环境哲学家罗伯特·柯克曼（Robert Kirkman）指出：“自然是大家最爱用的武器：若想不受争议地推崇一件物品的价值，常见的做法就是给它打上‘自然’的标签。”②詹姆斯·谢泼德（James W. Sheppard）和安德鲁·赖特也在《罗尔斯顿与城市环境》（“Rolston On Urban Environments”）③一文中对此提出直接的质疑。他们认为，罗尔斯顿对城市环境持有一种不必要的负面态度，而这也代表了新世界环境伦理学对人类形式价值的偏见。二人尖锐地指出，这种反城市的地理偏见缺乏论据，甚至可以说是“厌恶人类的”。他们提出一些在城市环境中常常被忽视的自然价值形式，论证了在城市土壤、水源以及地质构型中蕴含的自然价值。此外，他们还证明城市中存在着系统自然价值和自然价值与文化价值的混合现象。在指出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理论仍有改进的可能性的同时，詹姆斯和安德鲁也承认罗尔斯顿或许永远不会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接纳城市环境——而罗尔斯顿在文集末尾文章中的回应也证实了这一点——但他们仍然希望，自己的论述至少可以证明罗尔斯顿的立场无需像现在这样彻底将城市环境排除在外。 在生态批评发展的第三次浪潮中，涉及城市生态批评的另一组批判性研究则是从生态批评理论和概念本身入手。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学者迪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的著作《没有自然的生态学：环境美学再思考》④。莫顿认为，当前主流的生态意识形态非常保守，任何生态变化都只会朝糟糕的方向发展。他认为这种保守的生态意识背后的原因就是“自然”（首字母大写的“Nature”）。莫顿指出，现今用于描述和分析非人的自然环境的词汇仍旧依赖于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时代对自然的概念，因此他大胆提出“自然是不存在的”，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种新的激进式的生态批评——暗生态学（dark ecology）。莫顿创制了一系列更适用于21世纪人类/自然复杂而模糊的关系的新术语，力图体现21世纪受人类影响的环境的独特性，从内容到形式重新解读文艺作品中的“环境性”因素。他指出，面对如今已遭损害的环境，人们既不应过于乐观也不必过于悲观地沉溺于世界末日式的宿命论之中，而是应当采取现实主义立场探寻问题的解决方法。
2010年以后尤其是近三年，城市生态批评经过长期的积淀，研究成果开始呈现数量增多、研究范围变广的趋势，不仅从环境伦理学和生态批评研究的角度对自身理论进行了反思，而且还开始出现在生态政治学、文化生态学、后殖民研究等多个领域。其中在生态正义和生态政治学角度方面，艾伊·卡农（Eoin Cannon）的論文《沃尔特·莫斯利的〈总是输给数量和武器〉：作为一种文学生态学形式的城市小说符号学》（“Semiotic Mapping in Urban Fiction as a Model of Literary Ecology：Walter Mosley’s Always Outnumbered， Always Outgunned ”）①，从城市符号学和后现代空间认知的角度研究了美国黑人作家沃尔特·莫斯利（Walter Mosley）的作品，对反城市修辞进行了历史分析，关注20世纪中期城市政策的城市生态学含义，主张将城市政治学、城市规划与环境正义问题结合起来看待。此外，克里斯托弗·施里菲克（Christopher Schliephake）于2014年出版了著作《城市生态学：当代文化的城市空间、物质代理与环境政治学》（Urban Ecologies：City Space， Material Agency，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ulture）②。 这本书聚焦媒体研究和电影研究，进一步拓宽了城市生态批评的视域，提出以城市生态批评、文化生态学以及“新物质主义”理论共同构建“文化城市生态学”的复杂框架。施里菲克通过分析城市在当代文化话语中的重现，追溯城市世界的物质结构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将城市文化与非人物质过程相联系，进而把视角从“朴素自然”转向如今大多数人居住的城市空间，强调文化在城市生态学中的作用。施里菲克指出，作为一种空间现象的城市，既是生态系统空间也是文化空间。城市空间不仅与相应的自然环境之间有着复杂多面的物质关联，而且也与观念、想象和解读等文化话语紧密联系，这种文化与艺术的再现共同构成城市生活的文化象征与文化话语。
此外，城市生态批评的另一个重要关注点是世界主义。谢丽尔·卢思丽（Cheryl Lousley）的论文《伦理、自然与陌生人：迪翁·布兰德长诗〈饥渴〉和〈目录〉中的世界主义》（“Ethics， Nature， and the Stranger：Cosmopolitanism in Dionne Brand’s Long Poems Thirsty and Inventory”）③，关注了世界城市与环境破坏的问题。德国学者安德里亚·埃德尔（Andrea Edl）的专著《从生态批评的诞生到城市生态批评的世界主义研究方法：美国荒野与城市反乌托邦中的空间与场所》（Vom Ursprung Kokritischen Denkens zu einem Kosmopolitanen Ansatz der Urbanen Kokritik：Ort und Raum von der Amerikanischen Wildnis bis zur Urbanen Dystopie）①，聚焦城市环境等人类主宰的空间，试图展现自然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全球范围内人类生存条件的影响。埃德尔的研究采用了跨学科框架，将生态批评、世界主义研究与生态中心主义哲学相结合，以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1987年的小说《末世之城》（In the Country of Last Things）中的反乌托邦城市为例，指出城市反乌托邦会促使读者反思社会的环境变化，将反乌托邦文学看作是一种可以分析环境危机的文学生态学模式，而不是一种惨淡的城市未来。她认为，很多环境研究的反乌托邦或启示录倾向是对导致生态危机意识的自然世界不平衡性的文化解读。埃德尔将城市空间看作是自然与文化相遇的场所，指出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在生态分析中只有少数研究涉及的空间。她在概念隐喻的层面上将城市看作是“复杂的有机体”，将环境理解为既包括人造物也包括自然物的空间。埃德尔结合城市学研究指出，全球网络将城市地域性与全球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城市生态批评应当用世界主义视角取代本地/全球的二元对立，探寻城市的地方意识。
最后，除了文学文本，城市生态批评在其他领域如音乐学、历史学、城市规划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颇具新意的论述。例如，杰弗里·迈耶斯（Jeffrey Myers）的《重返想象的自然：曼哈顿计划与环境正义》（“Getting Back to an Imagined Nature：The Mannahatta Project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②一文，从历史学角度分析了《曼哈顿：一部纽约自然史》（Mannahatta：A Natural History of New York City），指出反城市的态度并非解决21世纪环境问题的良方。伯恩德·贺兹更拉斯（Bernd Herzogenrath）的论文《“声音的气象学”：20世纪与21世纪的自然》（“A ‘Meteorology of Sound’：Composing Nature in the 20th And 21st Centuries”）③，从音乐学角度探讨了当代美国文化中自然、气象与音乐的关系等。 三、不足与展望：城市生态批评的未来
近五年来，西方学界的城市生态批评研究虽然已成长为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研究领域，但依然有一些不足之处，这也使得未来的城市生态批评具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这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脸谱化的反城市倾向、对某些关键术语的理解以及城市诗歌研究的缺乏。
首先，现今大多数城市生态批评研究延续了传统生态批评对城市的普遍的负面态度与论述逻辑，偏向于关注城市在生态语境内的负面形象，如毒物、污物、垃圾研究以及城市空间内的生态不公正等问题，将城市意象建构为背负着生态恶化之原罪的恶之花。这种片面而刻板的城市形象，忽视了城市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尤其是没有关注城市潜在的生态功能与生态面孔，直接影响了城市生态批评研究的广度。例如杰西卡·摩西恩（Jessica Maucione）的《文学生态学与城市：重新定位山下凯伦〈橘子回归线〉中的洛杉矶》（“Literary Ecology and the City： Re-Placing Los Angeles in Karen Tei Yamashita’s The Tropic of Orange”）一文认为，社会问题与生态问題彼此关联，而作为文化文本的文学作品可以引起人们关于社会与生态问题观点的改变①。杰西卡将文化研究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家詹姆逊的研究相结合，认为城市居民的异化感与归属感的流失背后，是城市环境的生态不稳定和全球化导致的雷同与从众现象，呼吁将文学文本作为改造城市和城市社区的力量②。
此外，目前的城市生态批评研究并未彻底解构自然与城市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对某些基本概念的认知不够深刻。其具体体现为：“城市自然”（urban nature）的基本概念虽然进入城市生态批评的论述视域，但多数研究者并未将此看作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环境形式，而将此看作是朴素自然的残留物与回音，或表现为异化了的哥特式形象。例如，绿地、动物与弹性物理环境常在文学文本中以“不自然”的形象出现，文学与艺术文本中经常出现的洪水、食人植物、疾病、害虫或极端天气等恐怖形象，便是着重于表现一种自然环境对人造环境压迫的反击与回应。譬如，桑亚·佐吉（Sonja Georgi）的论文《族裔空间与城市的商业化》（“Ethnic Space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Urbanity”）③，研究了加拿大华裔女作家拉丽莎·赖（Larissa Lai）的小说《咸鱼女孩》（Salt Fish Girl）中城市空间与族裔问题的交织，认为小说中的贫穷、暴力与生态灾难不仅污染了人类社会，也影响了自然世界。类似的研究还有西蒙·埃斯托克（Simon Estok）提出的生态恐惧（ecophobia）④概念。他认为，人类具有对自然界非理性和无理由的憎恶的本能，即生态恐惧。这种生态恐惧包括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恐惧以及对生态问题的恐惧，其根源是人类缺乏对自然界的掌控和预见能力。此外，最近兴起的垃圾与污物研究也可以列入这一类型，例如海瑟·沙利文（Heather I. Sullivan）的污物美学研究⑤和维罗尼卡·布拉格达（Véronique Bragard）从物质主义生态批评角度对垃圾进行的研究⑥等，这类研究经常关注垃圾小说（grunge fiction）中对城市垃圾与社会焦虑情绪的关联性的书写。实际上，这些“不自然”的城市自然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们对城市自然的生态恐惧心理，并不是对真实的城市自然的全面而客观的反映，这一点也影响了城市生态批评研究向纵深发展。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的城市生态批评较少有诗歌研究，大多研究只是提及个别诗歌文本作为例证，很少有学者以诗歌为文本进行系统的城市生态批评研究，这也与诗歌文本难以被整合为文学理念有关。目前，西方学界数目不多的生态诗歌研究多关注诗歌的语言与形式，如莎拉·诺兰（Sarah Nolan）的《非自然的生态诗学：诗歌语言与形式中的自然/文化》（“Un-Natural Ecopoetics： Natural/Cultural Intersections in Poetic Language and Form”）①一文认为，生态诗歌不同于自然诗歌，生态诗歌研究可以将一些原本可能被排除在自然诗歌之外的作品也纳为研究对象。她将生态诗歌看作“非自然诗歌”（un-natural ecopoetry），包括不太多涉及自然的、甚至根本不考虑自然的诗歌，指出尽管在生态批评的其他领域已经出现了这种向“非自然的环境”（un-natural environment）转变的趋势，这种思想在生态诗学领域才刚刚起步。不同于早期的生态诗歌研究倾向于将自然作为不同于人类思想的有价值的存在，诺兰的研究更加积极地接纳物质主义生态批评、酷儿理论与生态学研究、社会与环境正义研究等，有助于进一步复杂化环境中的各类边界和早期研究中的自然/文化对立现象，也让我们看到城市诗歌文本在生态批评领域大展宏图的可能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生态批评作为一种“着眼于地球本身的研究方法”②，认为“人类文化与物理世界息息相关，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③。换言之，“生态”（eco-）的前缀不只包含生物学上的意义，也指代更广义的人类与物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城市生态批评不仅研究城市自然环境本身，还关注人类世界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有效地将环境研究、文化研究与城市研究联系起来。与传统生态批评理论对荒野自然的推崇相比，生态批评的“城市转向”不仅是对自身研究范畴的一次拓展，也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有力回应。
[关键词]城市生态批评;城市自然;文化生态学;世界主义
生态批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西方人文学科领域，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受到认可的研究领域，并逐渐发展成为文学理论界的显学。目前，生态批评已衍生出后殖民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多元文化生态批评、动物研究、物质主义生态批评等诸多流派。然而，在生态批评的各种分支研究中，“城市”维度始终处于边缘甚至是“缺席”的状态，导致城市环境的美学再现与阐释话语出现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城市生态批评（urban ecocriticism）应运而生，近五年在西方学界崭露头角。2014年，知名生态研究学者赛匹尔（Serpil Oppermann）指出，将城市纳入生态批评的实践范畴，可以拓展生态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定义。2016年12月，欧洲生态批评研究的核心阵地《欧洲文学、文化与环境研究》（Ecozon@）杂志特别刊发了“城市生态研究”专题，折射出生态批评在西方学界“城市转向”的前沿趋势。随着现代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地球上各类生物的生存环境日益复杂，人文学科内的环境想象在人造空间与自然环境的相互關系中将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城市将会对人类产生越来越直接的影响。目前城市生态批评尚未正式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近年来国外城市生态批评的代表性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与国内研究者分享。
一、生态批评研究的四次发展“浪潮”
20世纪60年代，以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的出版为标志，美国环境运动开始兴起。20余年后，生态批评学科逐步出现。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严峻，学界刊发了诸多与生态批评理论相关的文章。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正式建立。自此，“生态批评的文学研究……开始成为一个受到认可的研究领域”①。生态批评自诞生伊始即为一门跨学科研究，涉及自然科学、文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正如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所言，生态批评是一场“越来越异质化的运动”②。正是由于生态批评的研究范畴内包含多种研究方法，生态批评概念本身也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术语。最简单明了的定义由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 Glotfelty）给出。1996年，她出版的学界第一部生态批评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中将生态批评定义为：“一门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③20余年里，生态批评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取得蓬勃的发展，批评方法越来越多种多样，并涌现出大量的研究著作。截至2018年，生态批评已经大致经历了四次发展浪潮。
生态批评的第一次浪潮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强调将传统的自然书写即荒野书写作为研究对象。与当前的生态批评学者相同的是，在这次浪潮中，生态批评学者关注环境危机，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都有义务唤起人们的环境意识，在文化与社会现实层面积极探寻解决环境问题的良方。因此，生态批评的第一波浪潮主要是“为自然言说”④，是“一种政治分析方法”⑤。在这次浪潮中，生态批评学者们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其研究更加推崇自然的价值。
生态批评的第二次浪潮出现在1995年前后。这次浪潮具有现代革新性，开始质疑长久以来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非自然之间的界限⑥，认为这些界限不过是人为建构，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此后，生态批评研究中衍生出更加具有政治性的生态正义运动，致力于从生态批评的角度阅读文学文本，以唤醒人们关于阶级、种族与性别的意识。生态正义运动关注贫穷地区人口的窘迫生活，指出这些人作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更少拥有与自然环境接触的机会。
2009 年，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乔尼·亚当森（Joni Adam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首次使用“生态批评的第三次浪潮”这一表述⑦。 斯洛维克认为，美国生态批评家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 Murphy）的《自然文学研究的广阔视野》（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一书从全球化与比较研究的角度重思生态批评研究，是生态批评第三次浪潮兴起的标志。在这次浪潮中出现了包括比较式生态批评、地域整体概念与新生物区域主义研究、生态性属研究、动物研究、生态行动主义和生态批评批判等在内的多种研究方法，代表作品包括迪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的《没有自然的生态学：环境美学再思考》（Ecology Without Nature： Rethinking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①、乌苏拉·海瑟（Ursula Heise）的《地方意识与地球意识》（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②等。总体而言，生态批评的第三次浪潮跨越了种族、民族与国家的界限，将全球生态环境纳入视野，并且开始反思生态批评研究的理论性和系统性，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意义。
2012年末，斯洛维克在《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秋季刊》撰文指出，随着生态批评研究中“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的不断扩展，生态批评正在迎来以“物质主义生态批评”（Material Ecocriticism）为代表的“第四次浪潮”③。受新物质主义理论（New Materialism）影响，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转而关注环境、场所、过程、力量与经验中蕴含的基本的物质性。物质主义生态批评关注“物质的‘叙述’力所创造的意义与实质是如何与人类生活彼此互动的”，并将物质看作是“叙述的场所，是一种可以言说的物质，在人类能动性及物质本身的自我建构中蕴含有自身的叙事”④。在这一背景下，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气候变化文学到生态诗学语言的研究，生态批评实践的实用主义倾向逐渐增强;甚至可以说，在“学术型的生态批评”研究中正滋生出一种新型的“应用型生态批评”研究，涵盖了对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基本的人类行为与生活方式的研究。 通过对生态批评发展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自生态批评的概念成型以来，生态批评研究一直在不断更新和变化。当然，以上针对生态批评研究发展所作的四次浪潮的分类并非绝对，而且这几次浪潮的研究内容并非互相取代，而是同时共存的。也就是说，生态批评的四次浪潮研究内容各有侧重，并无孰优孰劣之分。从生态批评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生態批评最初的研究对象大多为文学中的自然书写;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生态批评开始包含其他研究对象，如动物、城市、科技、垃圾、身体等等⑤;其后，生态批评内部衍生出多个新的研究领域，关注城市自然环境的城市生态批评即其中之一。
二、历史与现状：西方城市生态批评研究
与城市规划、自然科学、社会学、城市史研究等学科对城市与生态研究的重视相比，文学批评领域内的城市生态批评研究可谓起步晚、发展慢。在生态批评的初期发展阶段，生态研究普遍将荒野和乡村空间的价值置于城市空间之上;至第二次发展浪潮时，学界开始逐步指出城市与自然之间的隔阂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人为建构⑥。但是，尽管一直有学者强调有必要将城市系统地整合入生态批评的研究范畴内，却甚少有学者真正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是更多地关注诸如“荒野”或其他看似较少受到人类影响的田园空间⑦。实际上，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自然的概念在不断被重新塑造。尤其自工业革命后，城市空间和人造环境至少应该同样被看作是生态批评研究的沃土①。近年来城市生态批评研究开始呈现出复苏之势，陆续出现一些学者探讨城市生态批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可能性。
若追根溯源的话，城市生态批评的拓荒之作实际上是来自社会学方向的研究。1999年，本内特（Michael Bennett）和蒂格（David W. Teague）编写并出版了《城市的自然：生态批评与城市环境》（The Nature of Cities： Ecocriticism and Urban Environments）一书，第一次将城市的概念引入生态批评视野，使“环境”的概念延伸至包括人类在自然环境中所造成的影响，例如城市的建设②。正如本内特和蒂格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虽然该书立足于回应各种“社会诉求”③的社会学视角，但是作为城市生态批评的开山之作，对城市生态批评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被格罗费尔蒂评价为城市生态批评研究的入门之作④。
本内特和蒂格提出，城市生态批评的研究目的是：“重新认知自然与自然的各种文化再现，以更好地理解当代城市空间……处理那些当人们试图采用环境视角分析城市生活时出现的理论议题。”⑤此前，生态批评研究中的“自然”“文化”与“环境”等概念都将城市空间排除在外，“生态批评研究往往与自然书写、美国田园主义和文学生态学相联系”，而这对生态批评运动本身而言是一种不必要的限制⑥。比起所谓“淳朴的”、未经人类开发的荒野自然环境，受到人类活动直接影响的城市自然环境更加直观地见证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过程。因此，本内特和蒂格认为，有必要“让城市居住者意识到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以及这一事实对城市生活和文化具有的重要影响”⑦。《城市的自然》一书致力于修复环境主义、文化研究与城市经验之间的历史隔阂，认为对城市空间、生活实践或城市文学进行生态解读，可以映射出城市是如何作为生态系统而运作的，以更好地理解自然/文化与农郊/城市的概念本身的相互关联性。
除了《城市的自然》一书，早期的城市生态批评研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便是劳伦斯·布伊尔的“环境研究”概念。布伊尔是哈佛大学荣休教授，他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生态批评三部曲”曾对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其中的第二部《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与环境》（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 S. and Beyond）中，布伊尔曾呼吁生态批评学者将关注点转向“城市空间与未开发地区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以及人们是如何对这种关联性进行想象的”⑧，将代表乡野的“绿色”空间与代表工业的“棕色”空间放入同一框架内进行对话，进而提出“环境批评”的概念。布伊尔呼吁学者将注意力转向城市空间尤其是城市文本中的环境，并以现代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城市作品为例，指出城市经验也可以像自然书写那样令人产生地方感。然而，布伊尔关于城市生态批评的论述大多比较零散，更多的只是理论上提出城市环境的重要性，其提出的“环境批评”概念在之后的生态批评研究发展中亦后劲不足，在实际操作中则更多地走向政治性的生态正义研究，这也使得早期的城市生态批评不仅出现断层，而且陷入漫长的停滞期。
城市生态批评的沉寂状态一直持续至生态批评的第三次浪潮之后，生态批评界的不同流派开始在人类与自然、城市与荒野等议题上出现更多新的声音。在此背景下，“环境”一词的内涵也被重新定义，以荒野为代表的“纯粹的”自然环境不再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的环境类型，城市环境等人文景观的价值也逐步引起学者的重视。这类研究以环境伦理学研究内部的自我批判为代表。安德鲁·赖特（Andrew Light）在《环境伦理学的城市盲点》（“The Urban Blind Spot in Environmental Ethics”）一文中指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伦理学与文学生态批评更加关注以“荒野”为代表的原始状态的自然环境，在理论建构或文本解读中，城市长期处于“缺席”或“盲点”①的位置。传统上以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和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III）等为代表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将道德德性与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推崇自然环境具有的内在价值，然而这一主张逐渐为其他学者所质疑。环境哲学家罗伯特·柯克曼（Robert Kirkman）指出：“自然是大家最爱用的武器：若想不受争议地推崇一件物品的价值，常见的做法就是给它打上‘自然’的标签。”②詹姆斯·谢泼德（James W. Sheppard）和安德鲁·赖特也在《罗尔斯顿与城市环境》（“Rolston On Urban Environments”）③一文中对此提出直接的质疑。他们认为，罗尔斯顿对城市环境持有一种不必要的负面态度，而这也代表了新世界环境伦理学对人类形式价值的偏见。二人尖锐地指出，这种反城市的地理偏见缺乏论据，甚至可以说是“厌恶人类的”。他们提出一些在城市环境中常常被忽视的自然价值形式，论证了在城市土壤、水源以及地质构型中蕴含的自然价值。此外，他们还证明城市中存在着系统自然价值和自然价值与文化价值的混合现象。在指出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理论仍有改进的可能性的同时，詹姆斯和安德鲁也承认罗尔斯顿或许永远不会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接纳城市环境——而罗尔斯顿在文集末尾文章中的回应也证实了这一点——但他们仍然希望，自己的论述至少可以证明罗尔斯顿的立场无需像现在这样彻底将城市环境排除在外。 在生态批评发展的第三次浪潮中，涉及城市生态批评的另一组批判性研究则是从生态批评理论和概念本身入手。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学者迪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的著作《没有自然的生态学：环境美学再思考》④。莫顿认为，当前主流的生态意识形态非常保守，任何生态变化都只会朝糟糕的方向发展。他认为这种保守的生态意识背后的原因就是“自然”（首字母大写的“Nature”）。莫顿指出，现今用于描述和分析非人的自然环境的词汇仍旧依赖于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时代对自然的概念，因此他大胆提出“自然是不存在的”，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种新的激进式的生态批评——暗生态学（dark ecology）。莫顿创制了一系列更适用于21世纪人类/自然复杂而模糊的关系的新术语，力图体现21世纪受人类影响的环境的独特性，从内容到形式重新解读文艺作品中的“环境性”因素。他指出，面对如今已遭损害的环境，人们既不应过于乐观也不必过于悲观地沉溺于世界末日式的宿命论之中，而是应当采取现实主义立场探寻问题的解决方法。
2010年以后尤其是近三年，城市生态批评经过长期的积淀，研究成果开始呈现数量增多、研究范围变广的趋势，不仅从环境伦理学和生态批评研究的角度对自身理论进行了反思，而且还开始出现在生态政治学、文化生态学、后殖民研究等多个领域。其中在生态正义和生态政治学角度方面，艾伊·卡农（Eoin Cannon）的論文《沃尔特·莫斯利的〈总是输给数量和武器〉：作为一种文学生态学形式的城市小说符号学》（“Semiotic Mapping in Urban Fiction as a Model of Literary Ecology：Walter Mosley’s Always Outnumbered， Always Outgunned ”）①，从城市符号学和后现代空间认知的角度研究了美国黑人作家沃尔特·莫斯利（Walter Mosley）的作品，对反城市修辞进行了历史分析，关注20世纪中期城市政策的城市生态学含义，主张将城市政治学、城市规划与环境正义问题结合起来看待。此外，克里斯托弗·施里菲克（Christopher Schliephake）于2014年出版了著作《城市生态学：当代文化的城市空间、物质代理与环境政治学》（Urban Ecologies：City Space， Material Agency，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ulture）②。 这本书聚焦媒体研究和电影研究，进一步拓宽了城市生态批评的视域，提出以城市生态批评、文化生态学以及“新物质主义”理论共同构建“文化城市生态学”的复杂框架。施里菲克通过分析城市在当代文化话语中的重现，追溯城市世界的物质结构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将城市文化与非人物质过程相联系，进而把视角从“朴素自然”转向如今大多数人居住的城市空间，强调文化在城市生态学中的作用。施里菲克指出，作为一种空间现象的城市，既是生态系统空间也是文化空间。城市空间不仅与相应的自然环境之间有着复杂多面的物质关联，而且也与观念、想象和解读等文化话语紧密联系，这种文化与艺术的再现共同构成城市生活的文化象征与文化话语。
此外，城市生态批评的另一个重要关注点是世界主义。谢丽尔·卢思丽（Cheryl Lousley）的论文《伦理、自然与陌生人：迪翁·布兰德长诗〈饥渴〉和〈目录〉中的世界主义》（“Ethics， Nature， and the Stranger：Cosmopolitanism in Dionne Brand’s Long Poems Thirsty and Inventory”）③，关注了世界城市与环境破坏的问题。德国学者安德里亚·埃德尔（Andrea Edl）的专著《从生态批评的诞生到城市生态批评的世界主义研究方法：美国荒野与城市反乌托邦中的空间与场所》（Vom Ursprung Kokritischen Denkens zu einem Kosmopolitanen Ansatz der Urbanen Kokritik：Ort und Raum von der Amerikanischen Wildnis bis zur Urbanen Dystopie）①，聚焦城市环境等人类主宰的空间，试图展现自然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全球范围内人类生存条件的影响。埃德尔的研究采用了跨学科框架，将生态批评、世界主义研究与生态中心主义哲学相结合，以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1987年的小说《末世之城》（In the Country of Last Things）中的反乌托邦城市为例，指出城市反乌托邦会促使读者反思社会的环境变化，将反乌托邦文学看作是一种可以分析环境危机的文学生态学模式，而不是一种惨淡的城市未来。她认为，很多环境研究的反乌托邦或启示录倾向是对导致生态危机意识的自然世界不平衡性的文化解读。埃德尔将城市空间看作是自然与文化相遇的场所，指出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在生态分析中只有少数研究涉及的空间。她在概念隐喻的层面上将城市看作是“复杂的有机体”，将环境理解为既包括人造物也包括自然物的空间。埃德尔结合城市学研究指出，全球网络将城市地域性与全球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城市生态批评应当用世界主义视角取代本地/全球的二元对立，探寻城市的地方意识。
最后，除了文学文本，城市生态批评在其他领域如音乐学、历史学、城市规划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颇具新意的论述。例如，杰弗里·迈耶斯（Jeffrey Myers）的《重返想象的自然：曼哈顿计划与环境正义》（“Getting Back to an Imagined Nature：The Mannahatta Project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②一文，从历史学角度分析了《曼哈顿：一部纽约自然史》（Mannahatta：A Natural History of New York City），指出反城市的态度并非解决21世纪环境问题的良方。伯恩德·贺兹更拉斯（Bernd Herzogenrath）的论文《“声音的气象学”：20世纪与21世纪的自然》（“A ‘Meteorology of Sound’：Composing Nature in the 20th And 21st Centuries”）③，从音乐学角度探讨了当代美国文化中自然、气象与音乐的关系等。 三、不足与展望：城市生态批评的未来
近五年来，西方学界的城市生态批评研究虽然已成长为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研究领域，但依然有一些不足之处，这也使得未来的城市生态批评具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这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脸谱化的反城市倾向、对某些关键术语的理解以及城市诗歌研究的缺乏。
首先，现今大多数城市生态批评研究延续了传统生态批评对城市的普遍的负面态度与论述逻辑，偏向于关注城市在生态语境内的负面形象，如毒物、污物、垃圾研究以及城市空间内的生态不公正等问题，将城市意象建构为背负着生态恶化之原罪的恶之花。这种片面而刻板的城市形象，忽视了城市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尤其是没有关注城市潜在的生态功能与生态面孔，直接影响了城市生态批评研究的广度。例如杰西卡·摩西恩（Jessica Maucione）的《文学生态学与城市：重新定位山下凯伦〈橘子回归线〉中的洛杉矶》（“Literary Ecology and the City： Re-Placing Los Angeles in Karen Tei Yamashita’s The Tropic of Orange”）一文认为，社会问题与生态问題彼此关联，而作为文化文本的文学作品可以引起人们关于社会与生态问题观点的改变①。杰西卡将文化研究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家詹姆逊的研究相结合，认为城市居民的异化感与归属感的流失背后，是城市环境的生态不稳定和全球化导致的雷同与从众现象，呼吁将文学文本作为改造城市和城市社区的力量②。
此外，目前的城市生态批评研究并未彻底解构自然与城市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对某些基本概念的认知不够深刻。其具体体现为：“城市自然”（urban nature）的基本概念虽然进入城市生态批评的论述视域，但多数研究者并未将此看作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环境形式，而将此看作是朴素自然的残留物与回音，或表现为异化了的哥特式形象。例如，绿地、动物与弹性物理环境常在文学文本中以“不自然”的形象出现，文学与艺术文本中经常出现的洪水、食人植物、疾病、害虫或极端天气等恐怖形象，便是着重于表现一种自然环境对人造环境压迫的反击与回应。譬如，桑亚·佐吉（Sonja Georgi）的论文《族裔空间与城市的商业化》（“Ethnic Space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Urbanity”）③，研究了加拿大华裔女作家拉丽莎·赖（Larissa Lai）的小说《咸鱼女孩》（Salt Fish Girl）中城市空间与族裔问题的交织，认为小说中的贫穷、暴力与生态灾难不仅污染了人类社会，也影响了自然世界。类似的研究还有西蒙·埃斯托克（Simon Estok）提出的生态恐惧（ecophobia）④概念。他认为，人类具有对自然界非理性和无理由的憎恶的本能，即生态恐惧。这种生态恐惧包括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恐惧以及对生态问题的恐惧，其根源是人类缺乏对自然界的掌控和预见能力。此外，最近兴起的垃圾与污物研究也可以列入这一类型，例如海瑟·沙利文（Heather I. Sullivan）的污物美学研究⑤和维罗尼卡·布拉格达（Véronique Bragard）从物质主义生态批评角度对垃圾进行的研究⑥等，这类研究经常关注垃圾小说（grunge fiction）中对城市垃圾与社会焦虑情绪的关联性的书写。实际上，这些“不自然”的城市自然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们对城市自然的生态恐惧心理，并不是对真实的城市自然的全面而客观的反映，这一点也影响了城市生态批评研究向纵深发展。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的城市生态批评较少有诗歌研究，大多研究只是提及个别诗歌文本作为例证，很少有学者以诗歌为文本进行系统的城市生态批评研究，这也与诗歌文本难以被整合为文学理念有关。目前，西方学界数目不多的生态诗歌研究多关注诗歌的语言与形式，如莎拉·诺兰（Sarah Nolan）的《非自然的生态诗学：诗歌语言与形式中的自然/文化》（“Un-Natural Ecopoetics： Natural/Cultural Intersections in Poetic Language and Form”）①一文认为，生态诗歌不同于自然诗歌，生态诗歌研究可以将一些原本可能被排除在自然诗歌之外的作品也纳为研究对象。她将生态诗歌看作“非自然诗歌”（un-natural ecopoetry），包括不太多涉及自然的、甚至根本不考虑自然的诗歌，指出尽管在生态批评的其他领域已经出现了这种向“非自然的环境”（un-natural environment）转变的趋势，这种思想在生态诗学领域才刚刚起步。不同于早期的生态诗歌研究倾向于将自然作为不同于人类思想的有价值的存在，诺兰的研究更加积极地接纳物质主义生态批评、酷儿理论与生态学研究、社会与环境正义研究等，有助于进一步复杂化环境中的各类边界和早期研究中的自然/文化对立现象，也让我们看到城市诗歌文本在生态批评领域大展宏图的可能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生态批评作为一种“着眼于地球本身的研究方法”②，认为“人类文化与物理世界息息相关，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③。换言之，“生态”（eco-）的前缀不只包含生物学上的意义，也指代更广义的人类与物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城市生态批评不仅研究城市自然环境本身，还关注人类世界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有效地将环境研究、文化研究与城市研究联系起来。与传统生态批评理论对荒野自然的推崇相比，生态批评的“城市转向”不仅是对自身研究范畴的一次拓展，也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有力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