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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1951年1月4日-2010年12月31日),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礼拜日》、《命若琴弦》、《往事》等;散文随笔集《自言自语》、《我与地坛》、《病隙碎笔》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以及《史铁生作品集》。曾先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多种全国文学刊物奖。一些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单篇或结集在海外出版。2002年,史铁生荣获华语文学传播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同年,《病隙碎笔》(之六)获首届“老舍散文奖”一等奖。
这只摇了38年
的轮椅,停了
史铁生在轮椅上度过了整整38年。2010年12月31日,在距离自己60岁生日仅仅4天的时候,因为突发脑溢血,史铁生带着永不能实现的梦想和未完成的书稿,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一直自嘲“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的男人,终于“辞职”了。
从21岁那年开始,史铁生就一直没有逃过病痛的折磨。他把身体比喻成一架飞机,先是作为“起落架”的两条腿瘫痪了,然后像是“发动机”般的两个肾也“一起失灵”,患上了尿毒症。他不得不每周接受三次透析,经历过1000多次的针刺,手臂间肿胀的动脉和静脉就像“3条大蚯蚓”。他的身体已经虚弱到“甚至就连喝汤时呛了一口,都可能感染肺炎”。就在2010年秋天,他为了和朋友聊上一个小时,甚至不得不提前一天整日卧床、养足精神。
可是,在朋友们的眼里,史铁生乐观得“根本不像一个被重病缠绕的病人”。几乎所有采访过他的人都提到,他很少一脸愁容,恰恰相反,他“太爱笑了”,黑镜框后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缝,有时还透着几分孩子般的狡猾”。
当然,并非从一开始,这个病人就能笑着面对他无法摆脱的梦魇。21岁时,他“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朋友们还记得,那时,如果有人嘲笑他的腿,“他恨不得想抱着炸药包冲过去”。
当年,史铁生住在一座大杂院的最里面,屋子不到7平方米,“除了床和写字台,剩下的空间仅够他的轮椅转个小弯儿”,就连轮椅推出去时,“还擦着门”。
这个年轻的病人最常去活动的地方,是离大杂院不远的地坛。每天,他都在这座荒废的园子里,“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为什么要出生”。
作家徐晓也正是在这里认识了史铁生。因为住在附近,每天上下班超近道穿过地坛,她注意到,那里总是有个年轻人,“黑色的皮肤,厚厚的嘴唇,明显残废的双腿,总是捧着本厚厚的英文词典”。
有时,他也带着本子和笔,到园中找一个少人的角落,“偷偷地写”。如果有人无意中闯进这个空间,他就“把本子合上,把笔叼在嘴里”。
最终,这个古园里诞生了一篇15000字的《我与地坛》。这部探讨生与死、荒废与生长、绝望与希望的长篇散文,打动了无数读者,以至于作家韩少功评价道,“《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
作为写作者,史铁生获得了盛名,但作为一个随时都可能离开人世的病人,他却开始失去宝贵的时间。
“1979年,由于下肢麻痹、肾功能受到严重破坏,尿毒症威胁着他的生命,不得不造漏排尿。紧接着,由于肌肉萎缩,血液循环受阻,再加上每天长时间地坐压,褥疮发作,前景是败血症。1986年,前列腺引起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止写作整天卧床……冬天,他那毫无知觉的腿,经不起寒冷,如果冻了,就有坏死的可能;夏天,全身的热量只能从上身排出,额头的痱子从来不断……”
那时,他每次都要为了透析花掉四个半小时的时间,前提还是“路上不能堵车”。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史铁生每天几乎只有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20万字的《病隙碎笔》,史铁生整整写了4年。算起来,他一天平均只写了136个字。根据不完全统计,这种艰难的写作之后,中国文坛留下了属于史铁生的100多万字作品,也鼓励了无数的读者。
在2002年华语传媒大奖上,这位一辈子囿于轮椅的作家,被评为“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授奖词对这个作家作出了最为恰如其分的评价——“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2010年12月31日凌晨,这个病逝作家的肝脏,按照他的遗嘱,被捐献给了一个来自天津的病人。而十几个小时后,2011年的元旦就要来临。
生前,他曾经说过:“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也许,在这个节日里,这个病人的魂灵已经告别轮椅,微笑地飞翔着,进入了天国。
(罗洪专摘自《中国青年报》)
这只摇了38年
的轮椅,停了
史铁生在轮椅上度过了整整38年。2010年12月31日,在距离自己60岁生日仅仅4天的时候,因为突发脑溢血,史铁生带着永不能实现的梦想和未完成的书稿,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一直自嘲“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的男人,终于“辞职”了。
从21岁那年开始,史铁生就一直没有逃过病痛的折磨。他把身体比喻成一架飞机,先是作为“起落架”的两条腿瘫痪了,然后像是“发动机”般的两个肾也“一起失灵”,患上了尿毒症。他不得不每周接受三次透析,经历过1000多次的针刺,手臂间肿胀的动脉和静脉就像“3条大蚯蚓”。他的身体已经虚弱到“甚至就连喝汤时呛了一口,都可能感染肺炎”。就在2010年秋天,他为了和朋友聊上一个小时,甚至不得不提前一天整日卧床、养足精神。
可是,在朋友们的眼里,史铁生乐观得“根本不像一个被重病缠绕的病人”。几乎所有采访过他的人都提到,他很少一脸愁容,恰恰相反,他“太爱笑了”,黑镜框后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缝,有时还透着几分孩子般的狡猾”。
当然,并非从一开始,这个病人就能笑着面对他无法摆脱的梦魇。21岁时,他“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朋友们还记得,那时,如果有人嘲笑他的腿,“他恨不得想抱着炸药包冲过去”。
当年,史铁生住在一座大杂院的最里面,屋子不到7平方米,“除了床和写字台,剩下的空间仅够他的轮椅转个小弯儿”,就连轮椅推出去时,“还擦着门”。
这个年轻的病人最常去活动的地方,是离大杂院不远的地坛。每天,他都在这座荒废的园子里,“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为什么要出生”。
作家徐晓也正是在这里认识了史铁生。因为住在附近,每天上下班超近道穿过地坛,她注意到,那里总是有个年轻人,“黑色的皮肤,厚厚的嘴唇,明显残废的双腿,总是捧着本厚厚的英文词典”。
有时,他也带着本子和笔,到园中找一个少人的角落,“偷偷地写”。如果有人无意中闯进这个空间,他就“把本子合上,把笔叼在嘴里”。
最终,这个古园里诞生了一篇15000字的《我与地坛》。这部探讨生与死、荒废与生长、绝望与希望的长篇散文,打动了无数读者,以至于作家韩少功评价道,“《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
作为写作者,史铁生获得了盛名,但作为一个随时都可能离开人世的病人,他却开始失去宝贵的时间。
“1979年,由于下肢麻痹、肾功能受到严重破坏,尿毒症威胁着他的生命,不得不造漏排尿。紧接着,由于肌肉萎缩,血液循环受阻,再加上每天长时间地坐压,褥疮发作,前景是败血症。1986年,前列腺引起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止写作整天卧床……冬天,他那毫无知觉的腿,经不起寒冷,如果冻了,就有坏死的可能;夏天,全身的热量只能从上身排出,额头的痱子从来不断……”
那时,他每次都要为了透析花掉四个半小时的时间,前提还是“路上不能堵车”。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史铁生每天几乎只有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20万字的《病隙碎笔》,史铁生整整写了4年。算起来,他一天平均只写了136个字。根据不完全统计,这种艰难的写作之后,中国文坛留下了属于史铁生的100多万字作品,也鼓励了无数的读者。
在2002年华语传媒大奖上,这位一辈子囿于轮椅的作家,被评为“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授奖词对这个作家作出了最为恰如其分的评价——“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2010年12月31日凌晨,这个病逝作家的肝脏,按照他的遗嘱,被捐献给了一个来自天津的病人。而十几个小时后,2011年的元旦就要来临。
生前,他曾经说过:“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也许,在这个节日里,这个病人的魂灵已经告别轮椅,微笑地飞翔着,进入了天国。
(罗洪专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