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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翔，1972年生，1994年大学毕业。曾获曹禺戏剧奖评论奖、田汉戏剧奖评论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奖项。著有《不合时宜的思想》《我的乡村生活》《小说手册》等。现为福建省艺术研究院一级作家。
被谗言淹没的吴起
吴起是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和改革家，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当时，他的军事家的声望是和孙子相比肩的，因为他的兵法和孙子兵法同样流传于世，甚至直到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吴起的身世颇多传奇，包括他的少年，然而，毕竟相距太过遥远，我们所知道的已经只剩皮毛，想要读懂这个大人物的企图也就微乎其微了。
有限的史料触动我的是吴起近乎坚忍的一生，他那悲剧般的命运与深孚众望，他那矢志不移的追求与勇往直前的勇气，他的刚毅与劲直，他的残忍与不择手段，他的粗暴与不近人情……而这一切到底何是何非，史料的记载又往往自相矛盾，令人无法感受到真正的吴起的存在。司马迁的《史记》也曾为吴起立传，但关于他的身世，后来的史学家又认为此传“不详”，甚至有“不少错误”。对于我们这些以史论人的后来者而言，这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了，那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呢？
《史记》中有一段是关于吴起少时的事迹的，说的是吴起年少时想用千金家财游历出仕，但终于没有成功，而家财耗尽，由此被乡人嘲笑。吴起一怒之下杀了嘲笑者三十余人，被逼离家逃亡。与母亲诀别之际，他咬臂发誓：“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且不说这件事是否可信（因为它是作为鲁人诬陷吴起的话出现的），单从这件事本身来看就足以让我们不寒而栗。毕竟三十多条人命啊，即使就是杀人魔头也不过如此了，吴起又还有什么资格与心情说那句豪言壮语呢？即便就是做了卿相，他又怎能逃得了干系回卫国呢？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可见，这显然是诽谤，不足信，不然就连司马迁也会放他不过，更何谈立传呢！而贤人曾子就更不会收他为弟子了。
以合理的逻辑推论，嘲笑一事可能存在，打架伤人之事亦有可能，吴起一气之下离国并说那句豪言壮语也即合于情理。毕竟，谣言并非空穴来风，它往往也源于事实基础上的捕风捉影、夸大其词。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司马迁的如椽巨笔还是给吴起下了另一个致命的定论，那就是吴起“杀妻以求将”这一件并不光彩的事。这件事在传记里提到两次，一次是作为小人构陷吴起的谣言出现的，另一次则是司马迁作为史实记录下来的。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实，即吴起在鲁国为官时，正值齐国来攻打，鲁国欲拜吴起为将，可因吴起之妻是齐国人，鲁国国君心有余忌，疑而不用，于是吴起只好杀妻以表心迹，从而做了统帅，且大破齐兵。这无疑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如果是真，那就足以说明吴起确实是个凶残而寡仁寡义的人，不仅为了功名不择手段，而且薄情寡义到了近乎野兽的地步。毕竟是妻子啊，难道朝夕相处的恩情竟不如一个自信早晚可以获得的功名，更何况还要亲手杀害呢？
显然，司马迁在这里犯下了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太过于相信民间流传的口头历史了。就从这个传记本身来说，疑点很多：其一，如果此事是实，那小人就不要拿这事大做文章，甚至于在鲁国国君面前去说这件事，因为如此骇人听闻之事，作为本国的国君不会不知道，更何况还是朝中大臣，而国君也就不会因这样的谗言而怀疑吴起，甚至辞退他。其二，如果此事是实，那本传后面记载的关于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劳苦”，甚至为士卒吮疽等这些事就不可理解。一面是近乎惨无人道，毫无人情可言，一面又如此“廉平”，且“尽能得士心”，如此的反差我想就是再怎么不择手段或作秀都是做不出来的。其三，吴起声名甚著，不仅在魏文侯时如此，而且到武侯时，小人要害吴起，也说他“节廉”，是“贤人”。到了吴起遭谗入楚，楚悼王更是“素闻起贤”，一到就让他做了宰相（司马迁的记载此处有出入，实际上是先为宛守，后来才为令尹，即为相）。由是观之，这个“贤”字在当时的分量就足以否定前面的“杀妻”。在当时儒家礼制大得其道，各国极力推荐“贤人”的背景下，“杀妻”的吴起是无法有如此显著的声名的，更不用说出将入相了。
毫无疑问，司马迁的传记确实如后来史学家所说的有“不少错误”，这篇传记记载的许多细节也更像是民间流传的版本，而非真正的史实。如此丰富的对话记载到底依据在哪里？我想是不得而知的。也许，司马迁正是想用一种文学的方式来为人物树碑立传的，它首先求的并不是真实，而是一种生动的形象。而今人却刚好舍本求末，并不想把它当作传记来读，而是当作史实来研究，如此一来，哪能不生出许多疑问？
由此，我们就不能跟司马迁较真了，而只能细心地去揣摩，因为说到底，民间流传以讹传讹的甚多，甚至往往自相矛盾也在所难免。从本传看来，吴起为将才是被全面肯定的，不仅极富军事谋略，而且善于带兵，深得士兵的心。他不仅与士兵同吃同住，同甘共苦，而且极为关心体贴士兵的冷暖，为士兵排忧解难。其间记载的一个细节是他为生病的士兵吮疽，这感人至深的行为本非一般人可为，也非作秀可为，可在司马迁的传中却被消解了。消解来自于这士兵的母亲，他母亲听说不仅不高兴，反而哭了，哭的理由是这士兵的父亲当年就是因为吴起为他吮疽而很快战死在疆场的，这下，她该担心同样的厄运临到她儿子了。这种担心自然没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但却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吴起自己口中的一句话，即“使士卒乐死”。能够为士兵不惜性命的将帅怎不令他的士兵前仆后继，勇于献身呢？
对于吴起的将才，就是在魏文侯面前说吴起“贪而好色”的魏相李克也不得不承认，说他“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要知道，司马穰苴可是春秋时赫赫有名的大将，长于治兵，且有兵法行世。由此可知，吴起当时的兵家地位是相当显赫的，这一点不会被埋没。
吴起被埋没的恰恰是他更为重要的抱负，是作为法家改革家的声望。这一点连司马迁也只是点到为止，可在另一些典籍中却不乏这样的记载。这些记载恰恰有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吴起，也从另一个侧面校正了《史记》的错误。
重新梳理一下吴起一生的经历大有必要。吴起生年不详，为卫国人。年轻时据说曾学于曾子，师事过子夏。初为鲁将，曾大败齐兵，后遭谗赴魏，佐李克改革法制，整顿军备。接着又受文侯重用，任西河郡守，甚有声名。武侯时，他被旧势力王错排挤，出奔楚国，悼王任他为宛（今河南南阳）守，很快又升为令尹。相楚期间，他坚持明法审令，裁减冗员和无能官吏，使旧贵族至边地垦种，收其禄，以抚养训练战斗之士。曾南收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使国势日臻强盛。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他避入王宫，被乱箭射死。以此看来，吴起人生有两个重要阶段，一是任西河郡守时，二是任楚相时。在西河，他甚有声名，这声名显然不仅仅是军事上，而更重要的是治理上的，是政治上的。这点在《史记》上也有含蓄的一笔，讲的是年少的武侯乘船视察西河时，对山河之固相当得意，大加赞美，而吴起的对答却扫了武侯的兴致，他说，“在德不在险”，还危言耸听说，“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接着，吴起在与田文论功时也毫不客气地自夸“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而贤相田文竟也说不如他。（此处记载有错，田文为相时，魏国国君为昭王，而吴起早已死去）由此一看，这吴起还真是个能人，治理国家还确实有一套，而不仅仅是一介武夫，难怪楚悼王会“素闻起贤”，并起用他为相了。 这下，吴起终于做了卿相，若当初的誓言为真，他真该衣锦还乡回卫国一趟了。可吴起似乎根本就无暇顾及这一己之私，他的抱负一般人看不到，也感觉不到。《史记》这样说他：“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疆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吴起的思想见解与改革可以考见的就只这一片段，《史记》的简约由此可见。实际上，吴起和商鞅一样同为秦、楚时代变法的两位主角，在法家的历史上是有着重要地位的。他和商鞅一样都获得君主的信任，都敢作敢为地实行自己的主张与理想，最终也都遭到权贵的忌恨与杀害。不同的是商鞅因用秦久而成功，吴起则因用楚短而失败。
再翻典籍，除了沿用照搬《史记》的外，记载吴起的不多，但却很重要，现抄录于下：
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减百吏之禄秩，捐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子·和氏》）
吴起谓荆王曰：“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吕氏春秋·贵卒》）
这两段记载相当真实地印证了《史记》中的那段话，我们由此看到，吴起并非纯粹的沽名钓誉之人，他一定深切地为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所激励着，一定有着清晰的看见与献身于事业的勇气，不然，他就不可能舍身与强大的贵戚为敌，甚至于到了“刻暴少恩”（司马迁语）的地步。他敢废公族，敢收封君之爵禄，敢令贵族开荒，这若没有极大的勇气与信念，是不可思议的。
就是这样一个开时代之先河的法家政治家，他的改革却没有像子产作刑书一样享受“与人之诵”的待遇，虽然也曾让楚国日臻强盛，但终究还是因树敌太多，被贵戚找到机会乱箭射死了。这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吴起一个人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能像司马迁一样简单归罪于他的性格或无德。从他接受过的良好教育看来，他实在不至于如此无德与粗暴，更何况，他还曾劝魏武侯要修德呢，而他的贤名更是远近可闻，因此，事情远非这么简单。
在一个重德的时代里，鲁国小人甚至连他少时读书的事情也不放过而大肆构陷，从而使鲁国国君疑而不用吴起。小人说，吴起在曾子门下就读时，他母亲死了，而他竟然一直没有回家守孝，于是连他的老师曾子也看不起他，而与他断绝了交往。这件肯定又是无中生有的事与前面提到的两件事（一是杀谤己者三十余人，二是杀妻以求将）一同构成了致命的中伤，这种攻击确实非常有力，因为鲁国是礼义之邦，只要抓住吴起无“礼”就足以让他下台滚蛋。
吴起显然吃够了权贵的诬陷与诽谤，他一生几乎都是在诋毁中度过的，而命运的几次起伏也都与此有关。可以想象，吴起一定意识到了礼制下贵戚的专横与权势，他们因着礼制的保护享受着寄生虫般的生活与特权。吴起想要改变的恰恰是这些，而这些足以使他与权贵处于势不两立的境地，这是毋庸置疑的。谁会容忍一个出身下贱的吴起公然指手画脚，来管权贵的生活并让权贵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呢？想想也是，权贵没有理由放过这种得势忘形的“小人”，他们要做的必然是只要一有机会就向国君献谗，排除异己。要是此路不通，那就必然是没法推翻这种君王的统治，或者等待机会一举剪除宿敌。商鞅惨遭车裂，韩非被囚并被毒死，就是这方面的铁证。
作为法家的改革家，吴起的抱负决定了他的一生就是与权贵不懈地较量的一生。他命运的悲剧也更多是因为法家的抱负造成的，而不是兵家的理想。对于吴起而言，卿相才是他终身以求的地位，而不是为将。虽说当时他兵家的声望远高于法家，甚至也有兵法传世，但这是与权贵的利益密切相关的。权贵更愿意肯定他的无疑就是他的将才，而不可能是他那政治家的改革与志向，因为他的改革恰恰危及了权贵的利益。
想及此，我们终于明白了有关吴起的记载，为什么小人要诋毁他残忍与不仁不义，为什么李克能肯定他兵家的地位却又说他贪名好色，而他又为什么总是屡屡遭谗以至于最终被诛射；而在另一面，他却又能与贫苦的士兵及百姓同甘共苦，深得民心与士心，并且业绩斐然，深孚众望。显然，这样一个人物必定是有多种不同的版本的，而司马迁的版本虽然也极力为他辩护，但他所处的立场决定他只能同情吴起的命运，而对吴起的改革惹怒权贵一事则归结于吴起“刻暴少恩”。
这无疑可与子产的改革作个比较。子产之所以能“与人之诵”，那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贵族，他作刑书的目的也仅仅在于“救世”。他做的是改良，而不是从根本上触动贵族的利益。这点与吴起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吴起乃平民出身，他站立的是平民的立场，他要消除的正是贵族的特权与社会的不平等，他与贵戚恰恰是势不两立的。也正是从这意义上说，吴起作为重要的法家政治家的地位是被淹没了，而留下来的史料记载就不能不被这漫天的谗言所影响，从而歪曲了历史的真相。
“猴子变人”还在毒害下一代
女儿从幼儿园放学回来，突然对我说：爸爸，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吗？我不由得一惊：谁告诉你的？女儿说：老师说的。我突然无语了，心中却是格外难过，为我们的教育，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未来！
我知道，我们这些年龄稍长一点的中国人都是相信人从猴子变来，好像天经地义的一样，不用思考，也不用怀疑。可有一天，我终于知道，人类的起源至今还是科学没有定论的宇宙十大奥秘之一，就像人无法知道死后往哪里去一样，人从哪里来，这还是个谜。
是谁告诉我们说，人是猴子变的呢？难道是达尔文？还是马克思？我想都不是，达尔文只是提出了进化论的思想，只是在《物种起源》的基础上对人类的起源大胆地进行了一种猜想。这是一种科学允许的猜想，可谁会想到，这种猜想竟会成为中国人信奉的一种教条？马克思也只是提供了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哲学与学说，他从来也没有说，你们只可相信我说的，因为别的都不正确！没有人拥有这种绝对的权威，即使希特勒也做不到。那我们应该相信什么？
也许是我们信奉极权与权威太久了，所以我们失去了思考，更失去了怀疑。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实，竟会让我们熟视无睹这么多年！如果人是从猴子变来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蟾蜍是青蛙变的，乌龟是鳖变的，棕熊是熊猫变的……因为它们都很像，都有进化的可能？好在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好在我们不再像达尔文时代一样无知，好在我们了解的东西越来越丰富，地球也越来越小了。我们终于知道，它们属于不同的类，不同的类之间是不能进化的，进化只在同类之间进行，这正是生物学的最高原则。猴子的血注入人体，人就会死。人类就是人类，猴类就是猴类，长尾猴金丝猴不会变成猩猩，猩猩也不会变成人，乌龟也不会变成王八。所以，绝不是用一个模棱两可的“类人猿”就可以混过去的，“类人猿”毕竟还是“猿”，还是猴类，它不是人，更不会是人的祖先。 如今，地球上还有这样的祖先，他们是原始人，他们是真正的“野人”。他们三分之二生活在巴西原始的热带丛林中，还有一些生活在非洲等地。几千年来，他们赤身露体，茹毛饮血，甚至自相残杀，他们与大自然相依为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他们知道得很有限，工具也很简陋，甚至只求果腹，但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模一样，身上没有长毛，智慧也超群，甚至身高体重都没有什么区别。在这样一个科技与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看到这些与世隔绝的我们的同胞与“祖先”，我们除了感慨，我们是否还想到了什么？
我们人类还可能是猿猴变的吗？好在，我们拥有了DNA，检测变得如此简单与容易。科学在进步了，可我们的教科书还在教条一样毒害着下一代，没有人呼吁，没有人行动，没有人去改变……这才是我们的悲哀！
在这个科学家都集体消失的国度，我要告诉我女儿的是，人类的起源至今还是个宇宙间最大的奥秘，是个谜，这个谜希望你们去解开。我还会告诉她，中国远古有“女娲造人”的神话，《圣经》里有“上帝造人”的记载，只要她想听，我会慢慢地给她讲这里的故事，因为这样的故事比武断而没有科学定论的“猴子变人”好多了。
批评家与孕妇
初为孕妇，由于没有经验，常常是要有人给予指导的。在指导者的队伍中，较为常见的不外三种人：一种是有过此类经验的家庭妇女；一种是没有此类经验但了解相关知识的刚出道的医生；还有一种就是既有此类经验又有相关知识的女医生。
在此，我想特别提到第二种人，即没有此类经验但习惯于指导别人的人。这种人因为体会不到别人怀孕的种种反应与痛苦，所以她的指导就变得更为飘浮，从而也更为书面与理论。当然，这种指导也就无法很准确地对症下药，因为书本的东西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笼统的，无法有很强的针对性的。特别是在一些特例与个案面前，它总是显得苍白乏力。没生育过与生育过的人肯定是不一样的，生育过的人毕竟走过了这段路，她会知道书本知识有多少夸张与不实的成分，也知道不能全按书本的理论去指导别人。
第一种人的局限也是明显的，那就是她只有个人的经验而没有全面的知识，一旦碰到别人发生的情形与她不同，她也就丧失了指导的能力。而一味地按她的经验来指导，往往又会牛头不对马嘴，导致可怕的结果。正是从这意义上说，第三种人是最值得信赖的，她们既有此类经验又有相关的知识。当然，经验还是最为重要的，因为经验本就是一种高度提取的知识，而且，经验也并不是通常理解的只是私有的，还有多种渠道的经验。我以为，经验至少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经验，一种是别人的经验。一般的家庭妇女只限于个人的经验，而医生的经验就多得多，如妇产科的医生，她天天面对的都是这一类人，即使没有个人的经验，但别人的经验听得很多，自然也就驾轻就熟了，指导起来也是游刃有余的。作为专门的医生，她要学习，要钻研，碰到特殊的情况更是要研究，在书本与实践经验中找到一种和谐与统一，从而也就丰富了这一门类的知识。
假如把孕妇比作作家，那第一类人也就是作家，一个作家指导另一个作家的写作无疑有非常直观的经验，但却显然不是最好的指导者，因为他的经验往往不适合另一个人。而第二、三类人就是批评家，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就是第三类人，既有丰富的经验，又有高超渊博的知识，而不是只有理论知识就肆意挥舞棍棒的人。可笑的是，如今的批评家自己没有“生育”过，却四处教别人如何“生育”，教写作常识，教写作技巧，俨然一个专家。这样的人不用说都是很可笑的，就像一个没生育过的黄毛丫头教别人如何生育一样，说到底还是无法让人放心。最值得信赖的批评家还是要有自己的“孩子”，不管这“孩子”如何，至少他“生育”过，知道其中的感受。仅有理论和知识是不够的，一定还要有丰富的经验，而这经验最好有自己的，也要有方方面面的间接经验，只有这样，才真正称得上当之无愧的批评家。
责任编辑 林 芝
被谗言淹没的吴起
吴起是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和改革家，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当时，他的军事家的声望是和孙子相比肩的，因为他的兵法和孙子兵法同样流传于世，甚至直到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吴起的身世颇多传奇，包括他的少年，然而，毕竟相距太过遥远，我们所知道的已经只剩皮毛，想要读懂这个大人物的企图也就微乎其微了。
有限的史料触动我的是吴起近乎坚忍的一生，他那悲剧般的命运与深孚众望，他那矢志不移的追求与勇往直前的勇气，他的刚毅与劲直，他的残忍与不择手段，他的粗暴与不近人情……而这一切到底何是何非，史料的记载又往往自相矛盾，令人无法感受到真正的吴起的存在。司马迁的《史记》也曾为吴起立传，但关于他的身世，后来的史学家又认为此传“不详”，甚至有“不少错误”。对于我们这些以史论人的后来者而言，这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了，那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呢？
《史记》中有一段是关于吴起少时的事迹的，说的是吴起年少时想用千金家财游历出仕，但终于没有成功，而家财耗尽，由此被乡人嘲笑。吴起一怒之下杀了嘲笑者三十余人，被逼离家逃亡。与母亲诀别之际，他咬臂发誓：“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且不说这件事是否可信（因为它是作为鲁人诬陷吴起的话出现的），单从这件事本身来看就足以让我们不寒而栗。毕竟三十多条人命啊，即使就是杀人魔头也不过如此了，吴起又还有什么资格与心情说那句豪言壮语呢？即便就是做了卿相，他又怎能逃得了干系回卫国呢？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可见，这显然是诽谤，不足信，不然就连司马迁也会放他不过，更何谈立传呢！而贤人曾子就更不会收他为弟子了。
以合理的逻辑推论，嘲笑一事可能存在，打架伤人之事亦有可能，吴起一气之下离国并说那句豪言壮语也即合于情理。毕竟，谣言并非空穴来风，它往往也源于事实基础上的捕风捉影、夸大其词。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司马迁的如椽巨笔还是给吴起下了另一个致命的定论，那就是吴起“杀妻以求将”这一件并不光彩的事。这件事在传记里提到两次，一次是作为小人构陷吴起的谣言出现的，另一次则是司马迁作为史实记录下来的。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实，即吴起在鲁国为官时，正值齐国来攻打，鲁国欲拜吴起为将，可因吴起之妻是齐国人，鲁国国君心有余忌，疑而不用，于是吴起只好杀妻以表心迹，从而做了统帅，且大破齐兵。这无疑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如果是真，那就足以说明吴起确实是个凶残而寡仁寡义的人，不仅为了功名不择手段，而且薄情寡义到了近乎野兽的地步。毕竟是妻子啊，难道朝夕相处的恩情竟不如一个自信早晚可以获得的功名，更何况还要亲手杀害呢？
显然，司马迁在这里犯下了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太过于相信民间流传的口头历史了。就从这个传记本身来说，疑点很多：其一，如果此事是实，那小人就不要拿这事大做文章，甚至于在鲁国国君面前去说这件事，因为如此骇人听闻之事，作为本国的国君不会不知道，更何况还是朝中大臣，而国君也就不会因这样的谗言而怀疑吴起，甚至辞退他。其二，如果此事是实，那本传后面记载的关于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劳苦”，甚至为士卒吮疽等这些事就不可理解。一面是近乎惨无人道，毫无人情可言，一面又如此“廉平”，且“尽能得士心”，如此的反差我想就是再怎么不择手段或作秀都是做不出来的。其三，吴起声名甚著，不仅在魏文侯时如此，而且到武侯时，小人要害吴起，也说他“节廉”，是“贤人”。到了吴起遭谗入楚，楚悼王更是“素闻起贤”，一到就让他做了宰相（司马迁的记载此处有出入，实际上是先为宛守，后来才为令尹，即为相）。由是观之，这个“贤”字在当时的分量就足以否定前面的“杀妻”。在当时儒家礼制大得其道，各国极力推荐“贤人”的背景下，“杀妻”的吴起是无法有如此显著的声名的，更不用说出将入相了。
毫无疑问，司马迁的传记确实如后来史学家所说的有“不少错误”，这篇传记记载的许多细节也更像是民间流传的版本，而非真正的史实。如此丰富的对话记载到底依据在哪里？我想是不得而知的。也许，司马迁正是想用一种文学的方式来为人物树碑立传的，它首先求的并不是真实，而是一种生动的形象。而今人却刚好舍本求末，并不想把它当作传记来读，而是当作史实来研究，如此一来，哪能不生出许多疑问？
由此，我们就不能跟司马迁较真了，而只能细心地去揣摩，因为说到底，民间流传以讹传讹的甚多，甚至往往自相矛盾也在所难免。从本传看来，吴起为将才是被全面肯定的，不仅极富军事谋略，而且善于带兵，深得士兵的心。他不仅与士兵同吃同住，同甘共苦，而且极为关心体贴士兵的冷暖，为士兵排忧解难。其间记载的一个细节是他为生病的士兵吮疽，这感人至深的行为本非一般人可为，也非作秀可为，可在司马迁的传中却被消解了。消解来自于这士兵的母亲，他母亲听说不仅不高兴，反而哭了，哭的理由是这士兵的父亲当年就是因为吴起为他吮疽而很快战死在疆场的，这下，她该担心同样的厄运临到她儿子了。这种担心自然没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但却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吴起自己口中的一句话，即“使士卒乐死”。能够为士兵不惜性命的将帅怎不令他的士兵前仆后继，勇于献身呢？
对于吴起的将才，就是在魏文侯面前说吴起“贪而好色”的魏相李克也不得不承认，说他“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要知道，司马穰苴可是春秋时赫赫有名的大将，长于治兵，且有兵法行世。由此可知，吴起当时的兵家地位是相当显赫的，这一点不会被埋没。
吴起被埋没的恰恰是他更为重要的抱负，是作为法家改革家的声望。这一点连司马迁也只是点到为止，可在另一些典籍中却不乏这样的记载。这些记载恰恰有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吴起，也从另一个侧面校正了《史记》的错误。
重新梳理一下吴起一生的经历大有必要。吴起生年不详，为卫国人。年轻时据说曾学于曾子，师事过子夏。初为鲁将，曾大败齐兵，后遭谗赴魏，佐李克改革法制，整顿军备。接着又受文侯重用，任西河郡守，甚有声名。武侯时，他被旧势力王错排挤，出奔楚国，悼王任他为宛（今河南南阳）守，很快又升为令尹。相楚期间，他坚持明法审令，裁减冗员和无能官吏，使旧贵族至边地垦种，收其禄，以抚养训练战斗之士。曾南收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使国势日臻强盛。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他避入王宫，被乱箭射死。以此看来，吴起人生有两个重要阶段，一是任西河郡守时，二是任楚相时。在西河，他甚有声名，这声名显然不仅仅是军事上，而更重要的是治理上的，是政治上的。这点在《史记》上也有含蓄的一笔，讲的是年少的武侯乘船视察西河时，对山河之固相当得意，大加赞美，而吴起的对答却扫了武侯的兴致，他说，“在德不在险”，还危言耸听说，“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接着，吴起在与田文论功时也毫不客气地自夸“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而贤相田文竟也说不如他。（此处记载有错，田文为相时，魏国国君为昭王，而吴起早已死去）由此一看，这吴起还真是个能人，治理国家还确实有一套，而不仅仅是一介武夫，难怪楚悼王会“素闻起贤”，并起用他为相了。 这下，吴起终于做了卿相，若当初的誓言为真，他真该衣锦还乡回卫国一趟了。可吴起似乎根本就无暇顾及这一己之私，他的抱负一般人看不到，也感觉不到。《史记》这样说他：“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疆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吴起的思想见解与改革可以考见的就只这一片段，《史记》的简约由此可见。实际上，吴起和商鞅一样同为秦、楚时代变法的两位主角，在法家的历史上是有着重要地位的。他和商鞅一样都获得君主的信任，都敢作敢为地实行自己的主张与理想，最终也都遭到权贵的忌恨与杀害。不同的是商鞅因用秦久而成功，吴起则因用楚短而失败。
再翻典籍，除了沿用照搬《史记》的外，记载吴起的不多，但却很重要，现抄录于下：
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减百吏之禄秩，捐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子·和氏》）
吴起谓荆王曰：“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吕氏春秋·贵卒》）
这两段记载相当真实地印证了《史记》中的那段话，我们由此看到，吴起并非纯粹的沽名钓誉之人，他一定深切地为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所激励着，一定有着清晰的看见与献身于事业的勇气，不然，他就不可能舍身与强大的贵戚为敌，甚至于到了“刻暴少恩”（司马迁语）的地步。他敢废公族，敢收封君之爵禄，敢令贵族开荒，这若没有极大的勇气与信念，是不可思议的。
就是这样一个开时代之先河的法家政治家，他的改革却没有像子产作刑书一样享受“与人之诵”的待遇，虽然也曾让楚国日臻强盛，但终究还是因树敌太多，被贵戚找到机会乱箭射死了。这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吴起一个人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能像司马迁一样简单归罪于他的性格或无德。从他接受过的良好教育看来，他实在不至于如此无德与粗暴，更何况，他还曾劝魏武侯要修德呢，而他的贤名更是远近可闻，因此，事情远非这么简单。
在一个重德的时代里，鲁国小人甚至连他少时读书的事情也不放过而大肆构陷，从而使鲁国国君疑而不用吴起。小人说，吴起在曾子门下就读时，他母亲死了，而他竟然一直没有回家守孝，于是连他的老师曾子也看不起他，而与他断绝了交往。这件肯定又是无中生有的事与前面提到的两件事（一是杀谤己者三十余人，二是杀妻以求将）一同构成了致命的中伤，这种攻击确实非常有力，因为鲁国是礼义之邦，只要抓住吴起无“礼”就足以让他下台滚蛋。
吴起显然吃够了权贵的诬陷与诽谤，他一生几乎都是在诋毁中度过的，而命运的几次起伏也都与此有关。可以想象，吴起一定意识到了礼制下贵戚的专横与权势，他们因着礼制的保护享受着寄生虫般的生活与特权。吴起想要改变的恰恰是这些，而这些足以使他与权贵处于势不两立的境地，这是毋庸置疑的。谁会容忍一个出身下贱的吴起公然指手画脚，来管权贵的生活并让权贵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呢？想想也是，权贵没有理由放过这种得势忘形的“小人”，他们要做的必然是只要一有机会就向国君献谗，排除异己。要是此路不通，那就必然是没法推翻这种君王的统治，或者等待机会一举剪除宿敌。商鞅惨遭车裂，韩非被囚并被毒死，就是这方面的铁证。
作为法家的改革家，吴起的抱负决定了他的一生就是与权贵不懈地较量的一生。他命运的悲剧也更多是因为法家的抱负造成的，而不是兵家的理想。对于吴起而言，卿相才是他终身以求的地位，而不是为将。虽说当时他兵家的声望远高于法家，甚至也有兵法传世，但这是与权贵的利益密切相关的。权贵更愿意肯定他的无疑就是他的将才，而不可能是他那政治家的改革与志向，因为他的改革恰恰危及了权贵的利益。
想及此，我们终于明白了有关吴起的记载，为什么小人要诋毁他残忍与不仁不义，为什么李克能肯定他兵家的地位却又说他贪名好色，而他又为什么总是屡屡遭谗以至于最终被诛射；而在另一面，他却又能与贫苦的士兵及百姓同甘共苦，深得民心与士心，并且业绩斐然，深孚众望。显然，这样一个人物必定是有多种不同的版本的，而司马迁的版本虽然也极力为他辩护，但他所处的立场决定他只能同情吴起的命运，而对吴起的改革惹怒权贵一事则归结于吴起“刻暴少恩”。
这无疑可与子产的改革作个比较。子产之所以能“与人之诵”，那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贵族，他作刑书的目的也仅仅在于“救世”。他做的是改良，而不是从根本上触动贵族的利益。这点与吴起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吴起乃平民出身，他站立的是平民的立场，他要消除的正是贵族的特权与社会的不平等，他与贵戚恰恰是势不两立的。也正是从这意义上说，吴起作为重要的法家政治家的地位是被淹没了，而留下来的史料记载就不能不被这漫天的谗言所影响，从而歪曲了历史的真相。
“猴子变人”还在毒害下一代
女儿从幼儿园放学回来，突然对我说：爸爸，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吗？我不由得一惊：谁告诉你的？女儿说：老师说的。我突然无语了，心中却是格外难过，为我们的教育，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未来！
我知道，我们这些年龄稍长一点的中国人都是相信人从猴子变来，好像天经地义的一样，不用思考，也不用怀疑。可有一天，我终于知道，人类的起源至今还是科学没有定论的宇宙十大奥秘之一，就像人无法知道死后往哪里去一样，人从哪里来，这还是个谜。
是谁告诉我们说，人是猴子变的呢？难道是达尔文？还是马克思？我想都不是，达尔文只是提出了进化论的思想，只是在《物种起源》的基础上对人类的起源大胆地进行了一种猜想。这是一种科学允许的猜想，可谁会想到，这种猜想竟会成为中国人信奉的一种教条？马克思也只是提供了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哲学与学说，他从来也没有说，你们只可相信我说的，因为别的都不正确！没有人拥有这种绝对的权威，即使希特勒也做不到。那我们应该相信什么？
也许是我们信奉极权与权威太久了，所以我们失去了思考，更失去了怀疑。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实，竟会让我们熟视无睹这么多年！如果人是从猴子变来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蟾蜍是青蛙变的，乌龟是鳖变的，棕熊是熊猫变的……因为它们都很像，都有进化的可能？好在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好在我们不再像达尔文时代一样无知，好在我们了解的东西越来越丰富，地球也越来越小了。我们终于知道，它们属于不同的类，不同的类之间是不能进化的，进化只在同类之间进行，这正是生物学的最高原则。猴子的血注入人体，人就会死。人类就是人类，猴类就是猴类，长尾猴金丝猴不会变成猩猩，猩猩也不会变成人，乌龟也不会变成王八。所以，绝不是用一个模棱两可的“类人猿”就可以混过去的，“类人猿”毕竟还是“猿”，还是猴类，它不是人，更不会是人的祖先。 如今，地球上还有这样的祖先，他们是原始人，他们是真正的“野人”。他们三分之二生活在巴西原始的热带丛林中，还有一些生活在非洲等地。几千年来，他们赤身露体，茹毛饮血，甚至自相残杀，他们与大自然相依为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他们知道得很有限，工具也很简陋，甚至只求果腹，但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模一样，身上没有长毛，智慧也超群，甚至身高体重都没有什么区别。在这样一个科技与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看到这些与世隔绝的我们的同胞与“祖先”，我们除了感慨，我们是否还想到了什么？
我们人类还可能是猿猴变的吗？好在，我们拥有了DNA，检测变得如此简单与容易。科学在进步了，可我们的教科书还在教条一样毒害着下一代，没有人呼吁，没有人行动，没有人去改变……这才是我们的悲哀！
在这个科学家都集体消失的国度，我要告诉我女儿的是，人类的起源至今还是个宇宙间最大的奥秘，是个谜，这个谜希望你们去解开。我还会告诉她，中国远古有“女娲造人”的神话，《圣经》里有“上帝造人”的记载，只要她想听，我会慢慢地给她讲这里的故事，因为这样的故事比武断而没有科学定论的“猴子变人”好多了。
批评家与孕妇
初为孕妇，由于没有经验，常常是要有人给予指导的。在指导者的队伍中，较为常见的不外三种人：一种是有过此类经验的家庭妇女；一种是没有此类经验但了解相关知识的刚出道的医生；还有一种就是既有此类经验又有相关知识的女医生。
在此，我想特别提到第二种人，即没有此类经验但习惯于指导别人的人。这种人因为体会不到别人怀孕的种种反应与痛苦，所以她的指导就变得更为飘浮，从而也更为书面与理论。当然，这种指导也就无法很准确地对症下药，因为书本的东西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笼统的，无法有很强的针对性的。特别是在一些特例与个案面前，它总是显得苍白乏力。没生育过与生育过的人肯定是不一样的，生育过的人毕竟走过了这段路，她会知道书本知识有多少夸张与不实的成分，也知道不能全按书本的理论去指导别人。
第一种人的局限也是明显的，那就是她只有个人的经验而没有全面的知识，一旦碰到别人发生的情形与她不同，她也就丧失了指导的能力。而一味地按她的经验来指导，往往又会牛头不对马嘴，导致可怕的结果。正是从这意义上说，第三种人是最值得信赖的，她们既有此类经验又有相关的知识。当然，经验还是最为重要的，因为经验本就是一种高度提取的知识，而且，经验也并不是通常理解的只是私有的，还有多种渠道的经验。我以为，经验至少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经验，一种是别人的经验。一般的家庭妇女只限于个人的经验，而医生的经验就多得多，如妇产科的医生，她天天面对的都是这一类人，即使没有个人的经验，但别人的经验听得很多，自然也就驾轻就熟了，指导起来也是游刃有余的。作为专门的医生，她要学习，要钻研，碰到特殊的情况更是要研究，在书本与实践经验中找到一种和谐与统一，从而也就丰富了这一门类的知识。
假如把孕妇比作作家，那第一类人也就是作家，一个作家指导另一个作家的写作无疑有非常直观的经验，但却显然不是最好的指导者，因为他的经验往往不适合另一个人。而第二、三类人就是批评家，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就是第三类人，既有丰富的经验，又有高超渊博的知识，而不是只有理论知识就肆意挥舞棍棒的人。可笑的是，如今的批评家自己没有“生育”过，却四处教别人如何“生育”，教写作常识，教写作技巧，俨然一个专家。这样的人不用说都是很可笑的，就像一个没生育过的黄毛丫头教别人如何生育一样，说到底还是无法让人放心。最值得信赖的批评家还是要有自己的“孩子”，不管这“孩子”如何，至少他“生育”过，知道其中的感受。仅有理论和知识是不够的，一定还要有丰富的经验，而这经验最好有自己的，也要有方方面面的间接经验，只有这样，才真正称得上当之无愧的批评家。
责任编辑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