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其中提到完善并落实带薪年休假问题。是否老生常谈了呢？比如自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第198次常务会议通过《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规定不给职工带薪年假的单位，不仅是在“耍流氓”，事实上已经违法。然而，带薪年假引出的问题仍然不少。除了用人单位本身的原因以外，职场人的心态、理念也有待改善。
　　在华东师范大学旅游系教授、休闲研究中心主任楼嘉军看来，去年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7000美元。对比日本1985年人均GDP达到 1万美元的时候，日本的休假制度还是每周工作6天休息1天，那时的日本是全球过劳死最多的国家。与当年的日本相比，中国的情况还算不坏。如果带薪休假方面能够落实妥帖，将补齐中国休假制度的最后短板。
　　休闲是重要生产力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郑州某中学老师顾某某的辞职报告，一时走红网络，真有一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快意与豪情。然而，亦有网友将顾老师辞职信作为上联，对出了所谓“下联”——“钱包这样小，谁都走不了。”
　　也不见得都走不了，一些人索性自动“下岗”，自己给自己放大假。“20年财务工作，没计算出生命的本色。”这是某公司财务部员工的辞职原因。
　　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多数人职场压力增大。近日，网上票选京、沪、穗和深圳“最强加班楼”，成了一二线城市白领热议的话题。以上海为例，相关数据显示，恒隆广场写字楼、外滩中心、世纪商贸广场位居三鼎甲。“我们的工作是5 2、白加黑。”“反正合同就是这么写的——下班前做不完的工作就要自愿留下做完。” 职场人士已然对加班麻木了，甚至有白领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想出在外租房的“妙招”。
　　“过劳死”现象也时有发生，最近影响比较大的事件发生在深圳。3月24日一早， 36岁的IT男张斌被发现死在公司租用的酒店房间马桶上面，当日凌晨1点他发出了最后一封工作邮件。他的妻子向媒体称，张斌经常加班到凌晨，有时甚至工作到早上五六点钟，第二天上午又接着照常上班。而张斌的妈妈最后一次听这位清华计算机硕士说的话是：“妈妈，我很累！”
　　4月25日，上海交大城市社会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我们的城市”论坛，议题是《调休：被拼凑的生活》。在此论坛上，楼嘉军发布了他的研究成果：“中国也已进入‘休闲时代’，虽然较发达国家来说，我国还处在低层级的休闲时代，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休闲’的重要意义。”
　　楼嘉军援引美国未来学家格雷厄姆·莫利托的观点——未来推动人类经济的五大引擎是休闲、生命科学、超级材料、新原子时代、新太空时代，在整个21世纪，休闲将是这五大引擎中位居第一的要素。“回看1990年代，美国人用三分之一的时间、三分之二的收入、三分之一的土地面积投入到休闲中去。中国也不例外，为何2008年中国推出《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因为当时全国人均GDP达到了3000美元，我们可以发动休闲这一引擎了。”楼嘉军说。
　　“引擎”发动不畅
　　记者调查发现，《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此一被楼嘉军视为发动经济引擎的“按键”，7年来开启得并不顺畅。“由于国家规定必须要有年假，护士不得不连续上24小时班，才能倒得开班去休年假。谁向上级反映谁就下岗。下了一个两个，全院就没人敢说了。”这是北京某医院护士长的诉说。虽说是事业单位，可这家由某系统的职工医院转型而来的二级医院，一直因休年假问题而惹得职工非议。当最近国务院《关于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下发后，北京这位护士长再次接到了护士们接二连三的问询。比如《意见》要求企业完善并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还指出，企业因生产经营需要安排职工延长工作时间的，应与工会和职工协商，并依法足额支付加班加点工资。可护士长并未能得到院方明确答复。院领导甚至说：“我们小小的职工医院，既是改制为事业单位，也不可能在推动国家标准上起到实际作用，‘起哄架秧子’的事，咱不干！”事实上，医院领导层确也起到了“带头作用”，院领导本人全年无休一心扑在工作上。
　　与该医院领导类似，一位股份制公司的高管在过去的三年中从未休假，乃至他的妻子临产，他都在外地出差。而他本人表示，因为自己一心工作，实在无心休假。
　　楼嘉军调查发现，尽管我国居民的法定休闲时间变多，但是居民的自主休闲时间却在变少。导致该问题的直接原因，则是工作压力增大。
　　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近年上海职工带薪休假情况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上海职工近三年使用过带薪休假，但只有43.9%的受访职工全部休完，42%休掉部分。该项调查还显示，外资合资企业受访职工使用带薪休假的比例最高;其次为国有企业;相较之下，事业单位、私营企业和政府机关的受访职工，过去三年内使用过带薪休假的比例都不足80%。
　　不同的职场环境，不同的企业文化，乃至不同的个人观念，导致了职工对年休假问题持有不同的态度。除了企业文化的差异以外，还有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硬性“规定”。比如有的企业会对年休假进行统一安排——春节时多放五天，8月放五天，剩下天数再行请假;有的限制次数，如“连续休假不得超过X天”等。至于学校教师，因为有寒暑假的关系，更不可能另行自主安排休假。还有的公司要求休假的员工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以便工作遇到问题时能够得到及时处理。
　　《新民周刊》记者最近了解到的两起劳动人事纠纷，则很能说明某些用人单位对职工休假的“终极态度”。葛某在某公司连续工作已达11年，2014年未休年休假。2015年1月底，葛某在办离职手续时，发现单位没有向他支付年休假工资，于是要求支付，但被公司拒绝。单位拒绝的理由是：单位从未限制葛某休假，葛某本人也从未提出过休假申请，故应视为自动放弃，单位没有义务支付年休假工资。葛某申请劳动仲裁，仲裁机构支持了葛某的主张。 　　另一起纠纷，则系某公司管理人员董某，2014年没有申请过年休假。他本与单位签有5年劳动合同，在2014年12月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时，董某要求单位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单位答复说，董某虽然本年度没单独休年休假，但单位在4月份已统一组织职工旅游5天，视为其享受了带薪年休假。董某并不否认参加了集体旅游，但不认为旅游福利就是年休假待遇，而且单位也未提前特别说明，于是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机构亦支持了董某的诉求。
　　上海交大城市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映芳教授告诉记者，中国现在大多数人的工资是结构工资，真正的底薪只有一部分，带薪休假之“薪”，却往往是底薪。由此，导致职场人不敢休假。休闲，这一重要生产力也就无法平稳迅捷地发动。
　　当然，中国人也不必悲观。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孙哲老师，系法国高师社会学博士。他告诉记者，法国人对于休假，有一个概念叫“搭桥”。“法国的宗教节日经常会放在周四、周五。所谓‘搭桥’，就是将周四、五、六、日连起来，正好有四天，这样就变成了小长假。”这种休假方式，与中国小长假倒有几分相似。
　　休闲的价值在于自由
　　上海大学教授黄景春告诉记者：“如果带薪休假问题不解决，公共假期就不会完善，那么黄金周就会永远拥堵。”另一方面，黄金周的拥堵，并不能更多增加国民的幸福指数。
　　如何衡量国民幸福指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提出“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但现在，很多人却开始反思这样的价值观。有一种说法是，加班者伟大，因为他们奉献生命回馈社会以获取薄酬。会度假者更伟大，因为他们敬畏生命。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曾说：“与新型城市化2020和中国制造2025或新工业化匹配，中国还需要倡导分享导向的新生活方式2030。到2030年，中国达到70%城市化和工业化基本完成的同时，老百姓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追求拥有到追求分享。”追求分享，即不再是追求金钱的最大化，而是把个人所可能得到金钱、时间、空间等，进行合理分配。
　　在“我们的城市”论坛上，楼嘉军举例：“我们借鉴发达国家，可以看到两点。首先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体上开始进入所谓的休闲时代。在那个时期，发达国家基本上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到5000美元。进入这个阶段以后，相应的是收入增加，制度就跟着来了。居民的心态也发生变化了。到了这个阶段人们开始要吃喝玩乐。” 当然，在楼嘉军的理解来说，休闲主要在于——个人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合理安排和使用。1950年代法国人做了一个问卷——你要时间还是要工资？大多数法国人选择要工资。到了1980年代，同题问卷中，大多数法国人要求要时间，也就是要假期。

　　近日，由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2014年度上海17个区县公共文化服务指数首次发布，其中中心城区与郊区得分平均水平相差了20.64分，这说明上海中心城区与郊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据担纲这份发展报告的鲍宗豪教授向《新民周刊》介绍，这次共选取了“公共文化机构”、“公共文化活动”、“公共文化享受”三大维度指数。提及“公共文化享受”指数，鲍宗豪直指：“从数据上看，大多数郊区的硬件建设与市区差别不大，但内涵、软件指数差距较大，比如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比较少，市民在如何度假、如何进行文化享受等方面，也不如市区。”
　　支撑鲍宗豪观点的，是楼嘉军提供的一组数据。在休闲设施方面，楼嘉军举例，诸如1968年落成的美国林肯中心、1971年落成的肯尼迪中心、1973年落成的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以及1990年代末上海落成的大剧院等设施，都“巧合”地落成于当地人均GDP3000美元时期。
　　鲍宗豪认为，在农业社会中人们对闲暇方式的选择是有限度的，而到了工业时代，只有通过设定的假日，人们才能调节心性、保持健康，延长劳动力的输出时间。鲍宗豪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人们每周工作时间已逐步减少，从1859年的69.8小时，到20世纪90年代已不足40小时;在欧洲，每周工作30小时并非是新鲜事。休假的时间则越来越长。美国人平均享有12天假期，西欧人享有的休假天数是美国人的2到3倍：荷兰人是32.5天，意大利人是32天，德国人是30天。”适应闲暇时间增多的趋势，传统的电影、电视、音乐、旅游、主题游乐园等娱乐业加快发展，同时，新兴的网络化娱乐业迅速崛起。
　　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在鲍宗豪眼里，已掀起了人类闲暇方式的革命。“网络时空，使我们的闲暇方式突破了现实时空的限制，人类第一次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的闲暇方式的自由选择。”鲍宗豪说。楼嘉军认为，大妈们在广场上跳舞，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休闲。换言之，假日休闲的价值在于拥有更多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