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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期的心理咨询与治疗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学生心理障碍的产生总有各种原因，有现实环境的原因，也有个体本身的原因，对个体来说，其深层心理原因是导致心理障碍的核心根源。而深层心理原因中，大学生的“超相”人格则是重要的原因。这里的“超相”概念为作者首次提出，是根据大学生所反映出来的普遍深层心理问题结合国内外深层心理学思想总结出来的。
关键词：大学生；超相；心理障碍；深层心理根源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1-0057-03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改革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人们的心理活动也更加复杂、问题更多。活跃在知识之巅的大学生也在社会复杂的变化过程中受到强大冲击，成为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群体，心理问题频发。特别是发生心理障碍甚至严重心理障碍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这里所说的心理障碍是从心理病理学角度定义的，特指“那些被认为不健康或变态的心理功能”“包括情绪、行为，或思维过程的扰乱，它们会引起个体的痛苦或阻碍个体达到重要目标。”[1]在我们心理咨询实践过程中，这种心理障碍常常是指神经症或神经症性问题、人格障碍、心境障碍、成瘾、早期精神病、精神病性障碍等严重异常心理。在我们心理咨询实践过程中，发现近些年高校产生心理障碍的学生逐渐多了起来。这些大学生心理障碍的发生，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严重的甚至休学或者退学，成人或成才都不容易，更严重的甚至发生自残或自杀行为或可能产生他杀行为。因为这些问题学生的存在，给学校管理和教学秩序造成了严重干扰，给学生的家庭更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所以在大学生中如何预防和矫治心理障碍的发生与发展，现在已成为高校一项非常重要而且十分紧迫的工作任务。
多年的心理咨询工作，使我们坚信一个道理，所有的心理障碍都源于个体的人格问题。当我们观察到一个人是内向或者外向，是热情还是冷漠时，这只是他人格的外在表现而已，其实他内在人格结构才是他外在行为的根本原因。而内在人格结构就是一个人潜意识心理的主要内容。弗洛伊德关于本我、自我与超我的人格结构就是基于深层动力学的原理提出来的，而荣格对人更深的精神领域进行探索，发现了集体潜意识和原型等是构成深层人格结构的非理性的甚至是超个人的一些动力特征。我们多年的研究也是借由他们的理论体系来洞悉心理障碍者的深层心理。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是极为复杂的，而且东西方文化特征也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我们发现每个大学生的深层人格结构与弗洛伊德人格三层次有相似的体系，但是更多更深地观察我们发现，也许具有我们文化特点的一些概念在探索大学生深层心理结构时更易理解，也更能表述清晰。
每个人出生后，随着个体的逐渐成长，自我意识开始形成。当他对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后，他就会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预期，这是人的特点，是因为人具有独特的高度发达的智力系统。正如卡伦·霍妮所言“人类因为有高的智力而有了超越自我的能力，和动物比较而言，人类能用大脑来想象与计划。”[2]孩子智能的发展使他们能够思考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也能够按照社会（最先是家长）所表达的期望去发展。但是孩子本身能力的有限性使其对世界的影响微乎其微，所以他们更多只能通过想象去适应和改造外在的环境。所以一名从小生活在成就要求较高环境中的孩子，很容易给自己设定较高的人生目标，对自己各方面要求都比较高。而生活在亲子关系不睦的家庭里，儿童也可能利用自己的想象设定一种美好互动的模式，来填补内心的缺失，无疑也会强化自我超越现实的人格向往。如果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分析，即这些学生的“超我”人格异常扩展。所谓“超我”就是“人格道德的维护者，近似于通常所说的良心，是社会文化价值内化的结果。”[3]但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不愿用这些“超我”概念，她用“自我理想化”来表述一系列有“雄心大志”“求完美”“探求荣誉”而有神经官能症倾向的人。
实际上在我们咨询过程中，对来访的大量神经症或类神经症者的观察与研究，其人格品质确实可以用“高尚”来表述，一般表现有纯洁、坚毅、勇敢、自我约束且与人为善，内心对自我形象有完美的预设，也时时担心自我形象会被自己或他人破坏，因此特别突出的是进取心可能比一般人更强，而内心的焦虑程度比一般学生更高。所以我们综合了弗氏和霍妮的概念，提出“超相”人格的概念。这里的“相”就是指个体内心向往形成的自我形象。而“超相”就是一种超越了真实自我指向完美崇高的虚幻形象。当然这种“超相”总是和荣誉、地位及超强力量等相关联。它具有这样一些特征：与众不同、能获得他人的赞赏甚至叹服、具有沉浸在想象中的满足感等等。在长期的生活中，当“超相”逐渐进入深层人格结构中，这样的个体也就相应的具有这样一些人格特点：道德上的高度他律与自律、与人为善；精神上的崇高与神秘感；认知上的好高骛远；情感上的沉溺等等。
这种“超相”人格，最先是伴随儿童自我认识中的“超相”开始形成。这种“超相”是从他人向自己逐渐过渡的。我们认为“超相”的形成应该有三个来源。
第一，可以从个体原始性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探索答案，即从个体所在种族和民族的深层文化背景中探索到超相最底层的古老色彩及内涵。如果我们按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来理解这一超相的深层心理来源，我们分析可能与沉潜在集体无意识中的各种原型相关联，如力量原型、英雄原型、上帝原型、智叟原型等。而这些内涵的获取主要从神话、习俗、宗族、宗教活动中得到。对中国学生来说，家族神原型、菩萨原型、皇帝原型、神仙原型、关帝原型、财神原型、福禄寿仙原型、异禀超人原型等等，更是深入其心灵。其内心深处沉潜着的这些原型结构甚至可说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存在长期的封建特征，社会等级化非常明显，也缺少一种平等民主的文化机制，“倾向将成人的世界当作温馨的童年的延伸，夫妻关系趋向母女化或父女化。总的效果则是整个文化媒体中平面型关系渠道的减缩，以及垂直型权威形态的扩大。”[4]所以孩子很小就在成年人的引导下，习惯了向上的人生追求。这种对垂直型权威的向往，从小就在孩子心中建立了代表人生目标的“超相”，这与西方社会从小引导孩子对宗教的向往有很大不同，毕竟对神圣之物只需崇敬与归依。而中国孩子向往的对象并不总是那么神圣，所以采纳态度更多是认同，所以脑海中关于权威与力量的“超相”是很强大的。为什么中国人会对金庸的武打小说以及皇宫演义如此着迷也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当新生儿还在妈妈怀里时，就开始潜意识的积累各种超相：首先会感知到母亲的肉体是自我的一部分，而且母亲是无所不能的，弗洛伊德就曾经提出小男孩固有“恋母情结”，这一点使他们既向往与母亲的接近但又因害怕“阉割”而逐渐离开母亲而主动认同父亲的行为，这也构成孩子们更愿意在未来与代表“超我”的活动相关联的内在力量。在我们的研究看来，这一因素确实存在，但还不是早期超相形成的主要原因。早期幼儿与看护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两种：一种是安全型依恋关系，当看护人能够对孩子的情绪表露出认同时，孩子会体验到一种快乐与满足，对其身心的发展显然很有利，这也同时潜意识地强化了幼儿的自我感觉，为未来积极的自我价值感奠定基础。但是也可能促使幼儿“固着”在这一与他人联结的积极情感上，为未来可能有“乖孩子情结”打下基础，无疑也就为后来形成自我完美的“超相”提供了动力。另一种是非安全型依恋关系，显然是看护人较难理解孩子的情绪表露，二者之间的互动比较困难，孩子容易表现出易怒、沮丧等消极情感，这也许是构成未来青春期抑郁的原因之一。这种情形还能使孩子产生补偿性的想象——对看护人的梦想性期待——更完美更有爱心。无疑这也是未来形成“超相”的动力之一，与前面一种情形不同的是，只是将这种超相投射到他人身上，到了学龄期，投射到他人身上的超相再回到自己内心深处。但是不管怎样，早期与看护人之间互动的关系，是后来超相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
第三，当孩子处于5—12岁之间时，开始进入学龄期时，他们借由学校的引导，自我认识、自我理想与社会相关联，形成了影响其一生的“超相”，并决定其未来人格的发展。这一时期被弗洛伊德称为潜伏期，并不为弗洛伊德所看重。但在我们看来，这一时期对儿童的发展特别重要。他们尝试着进入社会，“儿童之间在有所作为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竞争：谁跑得更快，谁在水面以下待的时间更长……这一阶段的心理社会主题叫作：带来自我价值感的提升。很显然学龄期儿童生存的现实能力并不强大，但为了获得良好的自我价值感，他们会从所有方面来寻找充实内心成就感的因素，甚至包括他们的父母身份。这时的孩子早已通过各种神话与卡通故事等等，开始了解到世界上许多成功卓越的杰出人物的故事，此时儿童丰富的想象力和他们的象征性思维以及自居作用使他们开始不断形成自我的“超相”，作为人生的初期理想，以达到不断补偿内心空虚和能力有限的目的。严重者常常使这种“超相”与现实都难以分清，为后来产生精神病性问题埋下了隐患。在小学校我们还能看到教师对学生普遍的激励，以及中国学生所处的从幼儿园便开始的竞争氛围，这些因素的融合更加强化了学生“超相”的形成。
毫无疑问，每个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超相”形成的过程。但是大多数人随着年龄的增大，现实化的生活状态左右着他们的观念与行为，这种超相逐渐淡化，或者一部分沉浸在潜意识中，不会对其人生产生很大影响。而且这种沉潜在深层心理中的超相还能发挥理想建设和行为激励的内在动力意义。但是少数人则没有很好地完成这样一个沉潜的过程，在其少年和青年时期的“超相”人格可能还在不断地强化。使他们产生各种心理问题甚至严重心理障碍，表现在：（1）不易接纳现实，特别是对生活与学习中出现的各种挫折不易接纳，对各种挫折高度敏感；（2）情绪不稳定，易感、易激惹，高度的嫉妒倾向，严重者可能产生偷窃、进攻等违法违纪行为；（3）在压力环境下很容易产生神经症倾向，比如抑郁或强迫症倾向，严重者甚至产生精神病性问题；（4）容易产生沉溺现象，或者沉溺于对神秘事物的向往，或者沉溺于网络，很难从沉溺中走出来。（5）更严重的是可能产生毁灭自己或者他人的冲动，发生自杀与他杀的恶性事件。
要预防和矫治心理障碍，首先必须了解心理障碍产生的原因。但是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目前有关大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一般都定位在大学生成长的外在环境方面，比如家庭教育问题、家庭经济问题、就业的压力、网络成瘾等等。而对自身心理的原因分析也仅仅局限在大学生自我意识、情绪特征以及外在人格特质等方面，很少有人对大学生的这些心理特征结合社会文化与环境的影响进行综合而深度地分析，因此提出的一系列心理咨询与心理辅导的方法很难切合大学生的内心需要，对这些大学生的帮助与矫治的效果就打了很大折扣。笔者作为一名长期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咨询的教师，接触了大量的心理障碍者，通过对他们的观察分析与咨询治疗，对造成其心理障碍的深层心理根源进行分析，认识到这种“超相”人格的存在，并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阐释。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人格深层扩展技术”，对大量类似问题的大学生进行了咨询与治疗，也取得了较好成效。这里不惮浅陋，发表出来，以期抛砖引玉，为探索更加有效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方法和手段做点有益工作。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M].王垒，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417.
[2][美]卡伦·霍妮.自我的挣扎：神经官能症与人性的发展[M].邱宏，译.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1：12.
[3]王小章，郭本禹.潜意识的诠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1.
[4][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05.
关键词：大学生；超相；心理障碍；深层心理根源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1-0057-03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改革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人们的心理活动也更加复杂、问题更多。活跃在知识之巅的大学生也在社会复杂的变化过程中受到强大冲击，成为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群体，心理问题频发。特别是发生心理障碍甚至严重心理障碍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这里所说的心理障碍是从心理病理学角度定义的，特指“那些被认为不健康或变态的心理功能”“包括情绪、行为，或思维过程的扰乱，它们会引起个体的痛苦或阻碍个体达到重要目标。”[1]在我们心理咨询实践过程中，这种心理障碍常常是指神经症或神经症性问题、人格障碍、心境障碍、成瘾、早期精神病、精神病性障碍等严重异常心理。在我们心理咨询实践过程中，发现近些年高校产生心理障碍的学生逐渐多了起来。这些大学生心理障碍的发生，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严重的甚至休学或者退学，成人或成才都不容易，更严重的甚至发生自残或自杀行为或可能产生他杀行为。因为这些问题学生的存在，给学校管理和教学秩序造成了严重干扰，给学生的家庭更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所以在大学生中如何预防和矫治心理障碍的发生与发展，现在已成为高校一项非常重要而且十分紧迫的工作任务。
多年的心理咨询工作，使我们坚信一个道理，所有的心理障碍都源于个体的人格问题。当我们观察到一个人是内向或者外向，是热情还是冷漠时，这只是他人格的外在表现而已，其实他内在人格结构才是他外在行为的根本原因。而内在人格结构就是一个人潜意识心理的主要内容。弗洛伊德关于本我、自我与超我的人格结构就是基于深层动力学的原理提出来的，而荣格对人更深的精神领域进行探索，发现了集体潜意识和原型等是构成深层人格结构的非理性的甚至是超个人的一些动力特征。我们多年的研究也是借由他们的理论体系来洞悉心理障碍者的深层心理。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是极为复杂的，而且东西方文化特征也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我们发现每个大学生的深层人格结构与弗洛伊德人格三层次有相似的体系，但是更多更深地观察我们发现，也许具有我们文化特点的一些概念在探索大学生深层心理结构时更易理解，也更能表述清晰。
每个人出生后，随着个体的逐渐成长，自我意识开始形成。当他对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后，他就会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预期，这是人的特点，是因为人具有独特的高度发达的智力系统。正如卡伦·霍妮所言“人类因为有高的智力而有了超越自我的能力，和动物比较而言，人类能用大脑来想象与计划。”[2]孩子智能的发展使他们能够思考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也能够按照社会（最先是家长）所表达的期望去发展。但是孩子本身能力的有限性使其对世界的影响微乎其微，所以他们更多只能通过想象去适应和改造外在的环境。所以一名从小生活在成就要求较高环境中的孩子，很容易给自己设定较高的人生目标，对自己各方面要求都比较高。而生活在亲子关系不睦的家庭里，儿童也可能利用自己的想象设定一种美好互动的模式，来填补内心的缺失，无疑也会强化自我超越现实的人格向往。如果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分析，即这些学生的“超我”人格异常扩展。所谓“超我”就是“人格道德的维护者，近似于通常所说的良心，是社会文化价值内化的结果。”[3]但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不愿用这些“超我”概念，她用“自我理想化”来表述一系列有“雄心大志”“求完美”“探求荣誉”而有神经官能症倾向的人。
实际上在我们咨询过程中，对来访的大量神经症或类神经症者的观察与研究，其人格品质确实可以用“高尚”来表述，一般表现有纯洁、坚毅、勇敢、自我约束且与人为善，内心对自我形象有完美的预设，也时时担心自我形象会被自己或他人破坏，因此特别突出的是进取心可能比一般人更强，而内心的焦虑程度比一般学生更高。所以我们综合了弗氏和霍妮的概念，提出“超相”人格的概念。这里的“相”就是指个体内心向往形成的自我形象。而“超相”就是一种超越了真实自我指向完美崇高的虚幻形象。当然这种“超相”总是和荣誉、地位及超强力量等相关联。它具有这样一些特征：与众不同、能获得他人的赞赏甚至叹服、具有沉浸在想象中的满足感等等。在长期的生活中，当“超相”逐渐进入深层人格结构中，这样的个体也就相应的具有这样一些人格特点：道德上的高度他律与自律、与人为善；精神上的崇高与神秘感；认知上的好高骛远；情感上的沉溺等等。
这种“超相”人格，最先是伴随儿童自我认识中的“超相”开始形成。这种“超相”是从他人向自己逐渐过渡的。我们认为“超相”的形成应该有三个来源。
第一，可以从个体原始性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探索答案，即从个体所在种族和民族的深层文化背景中探索到超相最底层的古老色彩及内涵。如果我们按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来理解这一超相的深层心理来源，我们分析可能与沉潜在集体无意识中的各种原型相关联，如力量原型、英雄原型、上帝原型、智叟原型等。而这些内涵的获取主要从神话、习俗、宗族、宗教活动中得到。对中国学生来说，家族神原型、菩萨原型、皇帝原型、神仙原型、关帝原型、财神原型、福禄寿仙原型、异禀超人原型等等，更是深入其心灵。其内心深处沉潜着的这些原型结构甚至可说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存在长期的封建特征，社会等级化非常明显，也缺少一种平等民主的文化机制，“倾向将成人的世界当作温馨的童年的延伸，夫妻关系趋向母女化或父女化。总的效果则是整个文化媒体中平面型关系渠道的减缩，以及垂直型权威形态的扩大。”[4]所以孩子很小就在成年人的引导下，习惯了向上的人生追求。这种对垂直型权威的向往，从小就在孩子心中建立了代表人生目标的“超相”，这与西方社会从小引导孩子对宗教的向往有很大不同，毕竟对神圣之物只需崇敬与归依。而中国孩子向往的对象并不总是那么神圣，所以采纳态度更多是认同，所以脑海中关于权威与力量的“超相”是很强大的。为什么中国人会对金庸的武打小说以及皇宫演义如此着迷也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当新生儿还在妈妈怀里时，就开始潜意识的积累各种超相：首先会感知到母亲的肉体是自我的一部分，而且母亲是无所不能的，弗洛伊德就曾经提出小男孩固有“恋母情结”，这一点使他们既向往与母亲的接近但又因害怕“阉割”而逐渐离开母亲而主动认同父亲的行为，这也构成孩子们更愿意在未来与代表“超我”的活动相关联的内在力量。在我们的研究看来，这一因素确实存在，但还不是早期超相形成的主要原因。早期幼儿与看护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两种：一种是安全型依恋关系，当看护人能够对孩子的情绪表露出认同时，孩子会体验到一种快乐与满足，对其身心的发展显然很有利，这也同时潜意识地强化了幼儿的自我感觉，为未来积极的自我价值感奠定基础。但是也可能促使幼儿“固着”在这一与他人联结的积极情感上，为未来可能有“乖孩子情结”打下基础，无疑也就为后来形成自我完美的“超相”提供了动力。另一种是非安全型依恋关系，显然是看护人较难理解孩子的情绪表露，二者之间的互动比较困难，孩子容易表现出易怒、沮丧等消极情感，这也许是构成未来青春期抑郁的原因之一。这种情形还能使孩子产生补偿性的想象——对看护人的梦想性期待——更完美更有爱心。无疑这也是未来形成“超相”的动力之一，与前面一种情形不同的是，只是将这种超相投射到他人身上，到了学龄期，投射到他人身上的超相再回到自己内心深处。但是不管怎样，早期与看护人之间互动的关系，是后来超相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
第三，当孩子处于5—12岁之间时，开始进入学龄期时，他们借由学校的引导，自我认识、自我理想与社会相关联，形成了影响其一生的“超相”，并决定其未来人格的发展。这一时期被弗洛伊德称为潜伏期，并不为弗洛伊德所看重。但在我们看来，这一时期对儿童的发展特别重要。他们尝试着进入社会，“儿童之间在有所作为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竞争：谁跑得更快，谁在水面以下待的时间更长……这一阶段的心理社会主题叫作：带来自我价值感的提升。很显然学龄期儿童生存的现实能力并不强大，但为了获得良好的自我价值感，他们会从所有方面来寻找充实内心成就感的因素，甚至包括他们的父母身份。这时的孩子早已通过各种神话与卡通故事等等，开始了解到世界上许多成功卓越的杰出人物的故事，此时儿童丰富的想象力和他们的象征性思维以及自居作用使他们开始不断形成自我的“超相”，作为人生的初期理想，以达到不断补偿内心空虚和能力有限的目的。严重者常常使这种“超相”与现实都难以分清，为后来产生精神病性问题埋下了隐患。在小学校我们还能看到教师对学生普遍的激励，以及中国学生所处的从幼儿园便开始的竞争氛围，这些因素的融合更加强化了学生“超相”的形成。
毫无疑问，每个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超相”形成的过程。但是大多数人随着年龄的增大，现实化的生活状态左右着他们的观念与行为，这种超相逐渐淡化，或者一部分沉浸在潜意识中，不会对其人生产生很大影响。而且这种沉潜在深层心理中的超相还能发挥理想建设和行为激励的内在动力意义。但是少数人则没有很好地完成这样一个沉潜的过程，在其少年和青年时期的“超相”人格可能还在不断地强化。使他们产生各种心理问题甚至严重心理障碍，表现在：（1）不易接纳现实，特别是对生活与学习中出现的各种挫折不易接纳，对各种挫折高度敏感；（2）情绪不稳定，易感、易激惹，高度的嫉妒倾向，严重者可能产生偷窃、进攻等违法违纪行为；（3）在压力环境下很容易产生神经症倾向，比如抑郁或强迫症倾向，严重者甚至产生精神病性问题；（4）容易产生沉溺现象，或者沉溺于对神秘事物的向往，或者沉溺于网络，很难从沉溺中走出来。（5）更严重的是可能产生毁灭自己或者他人的冲动，发生自杀与他杀的恶性事件。
要预防和矫治心理障碍，首先必须了解心理障碍产生的原因。但是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目前有关大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一般都定位在大学生成长的外在环境方面，比如家庭教育问题、家庭经济问题、就业的压力、网络成瘾等等。而对自身心理的原因分析也仅仅局限在大学生自我意识、情绪特征以及外在人格特质等方面，很少有人对大学生的这些心理特征结合社会文化与环境的影响进行综合而深度地分析，因此提出的一系列心理咨询与心理辅导的方法很难切合大学生的内心需要，对这些大学生的帮助与矫治的效果就打了很大折扣。笔者作为一名长期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咨询的教师，接触了大量的心理障碍者，通过对他们的观察分析与咨询治疗，对造成其心理障碍的深层心理根源进行分析，认识到这种“超相”人格的存在，并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阐释。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人格深层扩展技术”，对大量类似问题的大学生进行了咨询与治疗，也取得了较好成效。这里不惮浅陋，发表出来，以期抛砖引玉，为探索更加有效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方法和手段做点有益工作。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M].王垒，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417.
[2][美]卡伦·霍妮.自我的挣扎：神经官能症与人性的发展[M].邱宏，译.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1：12.
[3]王小章，郭本禹.潜意识的诠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1.
[4][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