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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科学家、教育家杨石先主持南开大学工作近30年。聂荣臻称赞“杨石老堪为学者楷模、人之师表”。作为我国化学界的一代宗师，杨石先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地用心血浇灌祖国的科学幼苗。仅解放前，他培养输送出国的学子就有200余人，其中杨振宁、唐敖庆、殷宏章、蒋明谦、邹承鲁、何炳林、陈茹玉等都成为著名科学家。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有15人是他的学生。
杨石先(1897～1985)，蒙古族，原籍安徽怀宁。我国著名教育家、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1897年1月8日生于杭州一个没落封建官僚家庭。他先后毕业于清华学堂、美国康奈尔大学。1923年，杨石先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任理学院院长，为南开大学早期化学科学和理科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贡献。1929年他再度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任研究员，1931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并被选为美国科学研究工作者学会会员。同年回国，继续执教于南开大学。
抗日战争期间，杨石先任西南联合大学教务长和化学系主任，为联大培养高质量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并代理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杨石先历任南开大学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杨石先任数理化学部委员、化学组组长并担任学部常务委员。曾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协副主席。1985年2月19日逝世于天津，享年88岁。
刻苦学习 志教育救中国
11岁时，杨石先考入天津民立第二小学。13岁时，考取了刚刚成立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这里接受了完整的中学教育及初级的高等教育。1918年，杨石先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最负盛名的农科学习。入校后，他发现化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且农业的进步也是和应用化学的成就分不开的，因此，杨石先决定改修化学。他身在异邦，常常为祖国的衰弱而忧虑，念及祖国的前途，这也越发促使他刻苦学习。他经常带着简单的午餐走进课堂、图书馆或实验室，将近午夜才离去，所以，他的各门功课总是班里的前三名。1923年，当他只差一年即可读完博士学位时，由于家境变迁，他只好接受导师的建议，用已完成的部分论文通过了硕士学位考试就启程回国。回国途中，他在船上与清华同学李济相遇。李济介绍说：“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办学出色，他那里正缺化学教授。”杨石先经过一番考虑，选择了待遇虽微薄但却受政府势力影响较小的私立南开大学，作为他潜心追求“教育救国”道路的起步之地。
学以致用 开创化学教育一片天
1937年8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筹组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杨石先被推选为理学院化学系和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1943年任教务长。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杨石先赴美考察教育，在印第安纳大学做访问教授兼研究员，从事一种中国植物抗疟要素的化学性能研究工作。1947年，他毅然放弃了优越的研究条件和生活待遇，踏上了归途。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南开大学校委会主席，1957年，出任校长。1960年3月21日，他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石先一贯认为，“办好一个大学，主要体现在学生的质量上，而提高教育质量，必须首先提高教师的水平。”20世纪40年代末，他从美国回国任教时，就聘请了一批在国外已经学成或即将进修完的中国学者(其中有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高分子化学诸方面的专家和教授)来南开大学任教，为南开大学化学系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根据自己在国外的学习经历并与国内其他高校进行对比，他认为，南开大学化学系应办出自己的特色来，争取在几年时间里赶上甚至超越其他高校的办学水平。经过缜密的分析、比较，他提出了以有机化学为重点的发展方向，并陆续从国内外聘请了多位擅长有机化学的教授来任教，这为南开大学化学系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通过长期观察，杨石先发现国际上农药研究有从无机农药、植物性农药向有机农药过渡的趋势，于是他首先在我国倡导并实践有机农药化学研究，开始合成一系列新植物激素。1956年，他从“磷酸酯类结构的改变会带来生理作用的变化”这个特点出发，又着手研究当时国内尚属空白的有机磷化学。1956年，他参加了周总理亲自主持的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为适应我国农业发展的需要，他受周总理的委托，毅然放弃了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接受了农药研制的光荣任务。1958年，毛主席到南开大学视察了他和师生们共同办起的“敌百虫”“马拉硫磷”两个农药车间，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好的评价。这一年，他当选为中国化学会理事长。1962年，在参加我国第二次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全国农业规划会议后，他又一次受周总理委托，创建了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化学研究机构——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继有机磷化学研究后，又开展了有机氟、有机硅、有机硼、金属有机化学等新领域的研究工作，填补了我国化学学科中的一个又一个空白。杨石先以他渊博的有机化学、无机化学、药物化学和园艺学等方面的学识，带领着科研人员，经过数以百计的实验，研制出“磷32”“磷47”“灭锈一号”和“除草剂一号”4种农药，并且获得了国家科研奖。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里，杨石先对党的科学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在他的领导下，南开大学无论在规模上、教学上还是科研水平上，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提高，成为我国教育和科学研究体系中的骨干力量。
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水稻产区发生了白叶枯病，每年因此减产约10％左右，个别地区减产高达四五成。白叶枯病传染起来非常可怕，特别是遇上暴雨和大风，一天之内可使成千上万亩水稻枯黄。当时美国研制成功一种防治水稻白叶枯病的农药，但对我国进行严密技术封锁。为了攻克白叶枯病，杨石先和他的助手们在遭受创伤的实验室里不屈不挠地进行研究工作。为了查阅文献资料，不管风雨寒暑，他都是资料室里仅有的几个人中来得最早却走得最迟的一个。他们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做了近百个合成物，试验了十几条路线，终于研制出了防治水稻白叶枯病的新农药——叶枯净。
爱憎分明 影响身边每一人
杨石先一向认为高等学校应担负起教学和科研的双重任务。他经常强调，同时注重教学和科研是南开大学的优良传统。杨石先不仅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而且很早就注重对学生实验操作能力的培养。他常常告诫学生，只在读书方面下工夫而忽视实验能力的培养是不行的，因为任何理论和假设都必须通过实验来验证，真正的知识是从实验中获得的。为此，他亲自从国外购买仪器，不断完善实验设备，并经常到实验室指导学生做实验。
杨石先不仅刻苦追求自身教学与科研的进步，而且还非常关心学生品德的养成，他认为品德不好的人在学术上也不会有很高成就的，更不可能对国家和人民作出较大贡献。几十年来他总是 循循善诱，鼓励学生在特定的领域发展成才，做一个品德高尚、为祖国争光的人。因此，他的学生从他那里不仅学到了建设祖国的知识技能，更受到了德育上的教诲，同时感受到了老师对他们的关怀与期望，从而更加尊敬和热爱自己的老师。杨石先与学生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尊师爱生，教书育人”。
杨石先服从真理，却不盲从谬误。他是用科学家的严谨态度从事学校领导工作的。建国初期，各大学外语课均以俄语取代英语。他当时就指出，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做法，将来必定会由于语种的褊狭而造成我国科学发展上的极大缺陷。同时，对于一个时期里，高等教育忽视质量而盲目追求数量的做法，他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他非常赞同老南开重视教学质量管理，坚持高标准培养目标的好传统。为了继承这个传统，纠正当时忽视教学质量的倾向，他积极支持制订了《南开学则》。
老当益壮 暮年不忘洒余热
1977年8月初，邓小平复职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集30位全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开座谈会，研究如何把科研、教育搞上去。80岁高龄的杨石先应邀参加了座谈会，他在会上提出四点建议：1.恢复国家科委，以统一规划、指导、协调全国科技工作。2.在中国驻美联络处设一位科学教育秘书，以适应即将开始的两国科技、教育交流。3.选拔优秀科技人才，保证科技队伍后继有人。4.采取措施，使中年教师从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他的建议受到赞扬与肯定，并由上级指示有关部门采纳实施。
看到教育、科学事业春天的来临，杨石先感到无比欢悦。他经过多方筹划，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相继调回了一些科研骨干，收回了农药中试车间，争取联合国贷款，从国外购置了先进仪器设备，建立了毒理室、激素组和剂型组，健全了农药科研体系，积极指导该所科研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并且还亲自译书，亲自培养研究生。人们无不为他老当益壮的精神所感动。
1979年，杨石先重新被任命为南开大学校长。为了办好南开大学，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每天从不午休，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对于一位83岁的老人来说，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他任职期间，反复思考的是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他非常重视现有教学、科研人员的业务进修，并带头培养研究生。同时，他还积极探索和寻求与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建立学术交流的机会。凡是和他略有接触的人都会看到，他是怎样不避繁难地亲自处理国外函件的，是怎样亲自接待外国来访者和即将出国进修的师生的。在南开大学恢复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最初阶段，几乎所有出国进修和留学的师生都曾得到过他的直接关怀和帮助。许多著名外国专家应邀来南开讲学也都是由他亲自做出安排的。可以说，在开创南开大学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新局面方面，他起了较大推动作用。
当时，杨石先除担任南开大学校长一职外，还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天津市科协主席、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其本、兼职共达16项。工作的繁重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不顾年迈多病，总是奋勉自励，竭尽所能，从不度一天的悠闲时光。更为可贵的是，1980年，为了使年富力强的同志早日走向领导岗位，他又提出了辞去校长职务的请求，在全国高教战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1年，中央接受了他的请求，并任命他为南开大学名誉校长。1985年2月19日，德昭学界的一代宗师，我国科坛巨星杨石先与世长辞。社会各界人士对他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深深感念他对发展我国教育和科学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杨石先(1897～1985)，蒙古族，原籍安徽怀宁。我国著名教育家、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1897年1月8日生于杭州一个没落封建官僚家庭。他先后毕业于清华学堂、美国康奈尔大学。1923年，杨石先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任理学院院长，为南开大学早期化学科学和理科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贡献。1929年他再度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任研究员，1931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并被选为美国科学研究工作者学会会员。同年回国，继续执教于南开大学。
抗日战争期间，杨石先任西南联合大学教务长和化学系主任，为联大培养高质量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并代理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杨石先历任南开大学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杨石先任数理化学部委员、化学组组长并担任学部常务委员。曾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协副主席。1985年2月19日逝世于天津，享年88岁。
刻苦学习 志教育救中国
11岁时，杨石先考入天津民立第二小学。13岁时，考取了刚刚成立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这里接受了完整的中学教育及初级的高等教育。1918年，杨石先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最负盛名的农科学习。入校后，他发现化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且农业的进步也是和应用化学的成就分不开的，因此，杨石先决定改修化学。他身在异邦，常常为祖国的衰弱而忧虑，念及祖国的前途，这也越发促使他刻苦学习。他经常带着简单的午餐走进课堂、图书馆或实验室，将近午夜才离去，所以，他的各门功课总是班里的前三名。1923年，当他只差一年即可读完博士学位时，由于家境变迁，他只好接受导师的建议，用已完成的部分论文通过了硕士学位考试就启程回国。回国途中，他在船上与清华同学李济相遇。李济介绍说：“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办学出色，他那里正缺化学教授。”杨石先经过一番考虑，选择了待遇虽微薄但却受政府势力影响较小的私立南开大学，作为他潜心追求“教育救国”道路的起步之地。
学以致用 开创化学教育一片天
1937年8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筹组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杨石先被推选为理学院化学系和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1943年任教务长。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杨石先赴美考察教育，在印第安纳大学做访问教授兼研究员，从事一种中国植物抗疟要素的化学性能研究工作。1947年，他毅然放弃了优越的研究条件和生活待遇，踏上了归途。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南开大学校委会主席，1957年，出任校长。1960年3月21日，他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石先一贯认为，“办好一个大学，主要体现在学生的质量上，而提高教育质量，必须首先提高教师的水平。”20世纪40年代末，他从美国回国任教时，就聘请了一批在国外已经学成或即将进修完的中国学者(其中有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高分子化学诸方面的专家和教授)来南开大学任教，为南开大学化学系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根据自己在国外的学习经历并与国内其他高校进行对比，他认为，南开大学化学系应办出自己的特色来，争取在几年时间里赶上甚至超越其他高校的办学水平。经过缜密的分析、比较，他提出了以有机化学为重点的发展方向，并陆续从国内外聘请了多位擅长有机化学的教授来任教，这为南开大学化学系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通过长期观察，杨石先发现国际上农药研究有从无机农药、植物性农药向有机农药过渡的趋势，于是他首先在我国倡导并实践有机农药化学研究，开始合成一系列新植物激素。1956年，他从“磷酸酯类结构的改变会带来生理作用的变化”这个特点出发，又着手研究当时国内尚属空白的有机磷化学。1956年，他参加了周总理亲自主持的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为适应我国农业发展的需要，他受周总理的委托，毅然放弃了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接受了农药研制的光荣任务。1958年，毛主席到南开大学视察了他和师生们共同办起的“敌百虫”“马拉硫磷”两个农药车间，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好的评价。这一年，他当选为中国化学会理事长。1962年，在参加我国第二次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全国农业规划会议后，他又一次受周总理委托，创建了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化学研究机构——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继有机磷化学研究后，又开展了有机氟、有机硅、有机硼、金属有机化学等新领域的研究工作，填补了我国化学学科中的一个又一个空白。杨石先以他渊博的有机化学、无机化学、药物化学和园艺学等方面的学识，带领着科研人员，经过数以百计的实验，研制出“磷32”“磷47”“灭锈一号”和“除草剂一号”4种农药，并且获得了国家科研奖。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里，杨石先对党的科学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在他的领导下，南开大学无论在规模上、教学上还是科研水平上，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提高，成为我国教育和科学研究体系中的骨干力量。
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水稻产区发生了白叶枯病，每年因此减产约10％左右，个别地区减产高达四五成。白叶枯病传染起来非常可怕，特别是遇上暴雨和大风，一天之内可使成千上万亩水稻枯黄。当时美国研制成功一种防治水稻白叶枯病的农药，但对我国进行严密技术封锁。为了攻克白叶枯病，杨石先和他的助手们在遭受创伤的实验室里不屈不挠地进行研究工作。为了查阅文献资料，不管风雨寒暑，他都是资料室里仅有的几个人中来得最早却走得最迟的一个。他们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做了近百个合成物，试验了十几条路线，终于研制出了防治水稻白叶枯病的新农药——叶枯净。
爱憎分明 影响身边每一人
杨石先一向认为高等学校应担负起教学和科研的双重任务。他经常强调，同时注重教学和科研是南开大学的优良传统。杨石先不仅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而且很早就注重对学生实验操作能力的培养。他常常告诫学生，只在读书方面下工夫而忽视实验能力的培养是不行的，因为任何理论和假设都必须通过实验来验证，真正的知识是从实验中获得的。为此，他亲自从国外购买仪器，不断完善实验设备，并经常到实验室指导学生做实验。
杨石先不仅刻苦追求自身教学与科研的进步，而且还非常关心学生品德的养成，他认为品德不好的人在学术上也不会有很高成就的，更不可能对国家和人民作出较大贡献。几十年来他总是 循循善诱，鼓励学生在特定的领域发展成才，做一个品德高尚、为祖国争光的人。因此，他的学生从他那里不仅学到了建设祖国的知识技能，更受到了德育上的教诲，同时感受到了老师对他们的关怀与期望，从而更加尊敬和热爱自己的老师。杨石先与学生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尊师爱生，教书育人”。
杨石先服从真理，却不盲从谬误。他是用科学家的严谨态度从事学校领导工作的。建国初期，各大学外语课均以俄语取代英语。他当时就指出，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做法，将来必定会由于语种的褊狭而造成我国科学发展上的极大缺陷。同时，对于一个时期里，高等教育忽视质量而盲目追求数量的做法，他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他非常赞同老南开重视教学质量管理，坚持高标准培养目标的好传统。为了继承这个传统，纠正当时忽视教学质量的倾向，他积极支持制订了《南开学则》。
老当益壮 暮年不忘洒余热
1977年8月初，邓小平复职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集30位全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开座谈会，研究如何把科研、教育搞上去。80岁高龄的杨石先应邀参加了座谈会，他在会上提出四点建议：1.恢复国家科委，以统一规划、指导、协调全国科技工作。2.在中国驻美联络处设一位科学教育秘书，以适应即将开始的两国科技、教育交流。3.选拔优秀科技人才，保证科技队伍后继有人。4.采取措施，使中年教师从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他的建议受到赞扬与肯定，并由上级指示有关部门采纳实施。
看到教育、科学事业春天的来临，杨石先感到无比欢悦。他经过多方筹划，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相继调回了一些科研骨干，收回了农药中试车间，争取联合国贷款，从国外购置了先进仪器设备，建立了毒理室、激素组和剂型组，健全了农药科研体系，积极指导该所科研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并且还亲自译书，亲自培养研究生。人们无不为他老当益壮的精神所感动。
1979年，杨石先重新被任命为南开大学校长。为了办好南开大学，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每天从不午休，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对于一位83岁的老人来说，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他任职期间，反复思考的是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他非常重视现有教学、科研人员的业务进修，并带头培养研究生。同时，他还积极探索和寻求与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建立学术交流的机会。凡是和他略有接触的人都会看到，他是怎样不避繁难地亲自处理国外函件的，是怎样亲自接待外国来访者和即将出国进修的师生的。在南开大学恢复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最初阶段，几乎所有出国进修和留学的师生都曾得到过他的直接关怀和帮助。许多著名外国专家应邀来南开讲学也都是由他亲自做出安排的。可以说，在开创南开大学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新局面方面，他起了较大推动作用。
当时，杨石先除担任南开大学校长一职外，还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天津市科协主席、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其本、兼职共达16项。工作的繁重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不顾年迈多病，总是奋勉自励，竭尽所能，从不度一天的悠闲时光。更为可贵的是，1980年，为了使年富力强的同志早日走向领导岗位，他又提出了辞去校长职务的请求，在全国高教战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1年，中央接受了他的请求，并任命他为南开大学名誉校长。1985年2月19日，德昭学界的一代宗师，我国科坛巨星杨石先与世长辞。社会各界人士对他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深深感念他对发展我国教育和科学事业所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