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上海道台在上海开埠通商以来的社会变迁中，扮演了“联系人物”的角色。以清廷的“借师助剿”政策为例，上海道台是该政策的开拓者、推动者与实践者。这对最终战胜太平军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上海道台，借师助剿，联系人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4-0022-05
近代中国的显著特点是变动既剧烈又频繁，正所谓“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作为省级行政机构一部分的道和道台在此期间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个课题尚值得探讨。
遗憾的是，历来研究行政制度，都是“重中央而轻地方”。至今对中间一级行政机构(如道台、知府等)的研究仍很不充分。
一般而言，道台“佐藩、臬核官吏，课农桑，兴贤能，励风俗，简军实，固封守，以帅所属而廉察其政治”。在清代地方行政体制中的特点是灵活性强，可将地方行政与其他事务联系起来。故其作用历来受到关注。1870年(同治九年)，大学士官文等代递内阁中书李如松奏称：“至海疆道员，为承上启下之官，有督率僚属、镇抚中外之责。”盛京将军都兴阿等也曾说：“道员系属监司，上须禀承大吏，自当重其考成。下须督率属僚，亦当与以权要。”
梁元生以“联系人物(Linkage Man)”的观念对上海道台进行了个案研究，取得巨大成功。他认为：“‘联系人’的概念对于研究像通商口岸这样的变化社会(在这里，新旧思想、近代与传统的价值观、中国与西方体制和制度并存)而言，是一个有用的观念和工具。”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鉴于清廷“借师助剿”政策于清朝命运及近代中国史非常重要，虽既有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探讨地方道台与该政策形成之关系的成果却尚付阙如。本文拟以“借师助剿”政策为个案，探讨上海道(又称苏松太道、沪道、江海道等)在该政策形成中的作用，进而考察其在变动社会中的角色，以期抛砖引玉。
借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军队和军事人员之力在江浙、上海等部分沿海地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廷把这一勾结外国的特殊形式称为“借师助剿”。因“借师助剿”主要发生在江浙沿海，故上海道与之关系非常密切。综而论之，其关系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借师助剿”的开拓者
鸦片战争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伴随条约体系的建立，“洋务”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办理洋务，其纲领虽在内，其实事仍在外”的语境下，外交成为了地方官吏的义务。
以上海道为例。其行政职能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传统的民政、财政(管理海关)、防务(兼兵备衔)职能外，增加了办理“洋务”的职能。概括来说，其新增职能包括：外交谈判、对外贸易、海关监督、情报工作和近代化事务的管理。1861年总理衙门建立以前的20余年，中国的外交几乎是混乱无章的，这种缺乏制度安排的缺陷增加了上海道台在外交中的个性化特色。故其在“借师助剿”中的活动特别值得关注。
上海道是驻上海的最高长官，他虽然处于南京和苏州的高级官员的影响和管理下，但却植根于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的政治文化——“吴文化”之中。因此，他还要特别认真对待地方文化和热衷维护它的士绅。在某种程度上，上海道就是地方士绅的代言人。这亦明显地体现于“借师助剿”中。
“借师助剿”政策被清廷认可是在1862年，但在地方上(主要是上海地区买办官绅酝酿和进行“商借洋兵”的活动)，却于1852年已开始。从2月始，“道台奉江南总督的命令，正式向外国乞援对付叛乱者”。道台吴健彰，广东香山人，于1851-1854年任上海道，监督江海关。时人评价他“熟悉夷情，知之甚深”。在对外贸易的增长和外国团体在沪势力急剧扩大的形势下，他被任命，标志着“夷务”开始成为一项重要的行政职能和任命道台的标准。
同年，太平军猛攻长沙，各地反清会党积极响应，上海小刀会起义初露端倪，给地方官绅带来恐惧。翌年，太平军沿江东进，势如破竹。在地方士绅影响下，沪道吴健彰开始了“借师助剿”活动：
吴道台奉江苏巡抚之命向各国领事呼吁：
鉴于外侨在上海所有的权益，为数达二千五百
万英镑之谱，却只有一艘即将撤回的英国炮舰
“百合花”号(Lily)保护着，现在外侨权益受到
威胁，特为之请求他们给予海军援助，借以遏
止灾祸的发生。
吴道还设法在太平军中制造虚假印象，以为上海所有外侨都是官兵的党羽，甚至于“以每月五万元的租金，向美国副领事，即旗昌洋行(Russell ＆Co.)的金能亨先生(E.Cunningham)处租到一艘旧的收容海军新兵的船，连同当时充作护航队使用的一小队武装的葡萄牙轻快船，一齐开出去抵挡扬子江上的太平军”。在道台努力下，部分外商以卖、租船的方式援助清廷，于此可以概见。
1853年，署两江总督杨文定谈及吴道勾结美国前来助剿事有未成日：唯美国为上海通商各国中最恭顺，“此次贼匪窜扰，经苏松太道约会，即发火轮船前来助剿，旋因搁浅转回”。道台打算把上海县城放在各国领事和停泊在港内的海军保护之下的企图虽未得逞。但列强也表示如“租界遭受袭击，就必然要起来自卫”。
当太平军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外国列强一面收集情报，一面作好对付太平军的准备。苏抚杨文定命令吴道向阿礼国请求停泊在上海的英国军舰予以协助。英公使文翰(Sir George Bonham)(又称濮亨)致罗塞尔(JohnRussell)报告书(3月28日自上海发，5月30日收到)中谈及此事。
3月25日，密迪乐(即麦多士)在致阿尔考(即阿礼国)报告书中也提及，“道台已于十五日半夜，第二次驰书向均处领事求援”。
稍后，文翰(sir George Bonham)呈克兰登伯爵书(1853年4月22日自上海发)中叙及太平军已抵达镇江时也提及上海道屡次请求军事上之援助。对此类请求，列强以假意的中立相回应。
文翰根据密迪乐探听到的消息：
上海道台由此间派往之海船，据说均由
外国人驾驶，闻其为清军作防御战颇为得力
云……尤其是现在已确实证明上海道台不惮
烦劳，散布虚伪的谣言，用尽方法以欺骗革命
军，使之相信吾等已左袒清军而与其对敌，则
吾之探求确讯，更为重要矣。在该道台致其他
官吏公文中，曾经宣称吾等已派遣武装轮船至
南京、镇江协助官军。
5月6日，美国驻远东舰队司令培理(M.Perry)给美国海军部长的信中更毫不隐晦：“昨天上海道台带着两个高级官员从邻近的县城来拜访我，请求我指挥下的武装力量给予帮助，以镇压叛乱。”《江南教会史》记载1853年8月20日小刀会就要起事时说：“上海道台曾请欧洲兵 舰帮忙，但是领事们谨守其中立的决定，拒绝了。”
种种史料表明，沪道吴健彰积极参与了“借师”的活动。1853年5月，吴健彰曾与美使麦莲举行会谈。吴氏在说服其上级时说：“现在麦酋所言虽为咪商贸易起见，然于中国大局甚为关系。不敢隐瞒，致误事机，用敢冒昧渎陈。夫回鹘、吐蕃，古人亦有用外夷以除内患者。”其意甚明，“借师”关系大局，此非创举而是“古亦有之”。晚清时，只要能将外在因素证明是“真的”和“自己的”，都将被纳入官吏的思维逻辑体系中。此处亦然。
9月7日，小刀会起义爆发，并很快占领上海县城。吴健彰经英、美领事派员始获营救，并在美领事帮助下，夺回了在起义中失去的洋船。此外，美国人还代吴建炮台，练军队，以图反攻。据记载：“数日前，上海失守时，苏松太兵备道吴陷于城中，经花旗国公使代为请命，吴道亦允日后断不操戈相仇，始得释纵。”时人还讽刺说，道台“为了要活命，曾摇尾乞怜，当时像一只哀号的小犬一样”。
吴健彰在小刀会起义时的“借师助剿”活动还可以从《忆昭楼洪杨奏稿》的记载中得到佐证。
在反攻上海县城过程中，吴健彰确实借助了洋人。《北华捷报》描述道：“道台舰队中的官兵，在几个洋人协助之下，向炮台冲了几次，企图占领叛军的炮台，可是他们遇到叛军英勇的抵抗，最后，只得退回。”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前后历17个月，直到1855年2月，清军与法军的联合部队才将其赶出县城。吴健彰在中外合剿小刀会过程中起了较大作用。他“投入了他所有的时间，并且依靠外国人的军事和财政才夺回了这座城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在1854年7月11日就被革职了。
总之，“借师助剿”活动，在中外合剿小刀会过程中进行了最初的实践。在此过程中，除吴健彰外，其后的署松江府海防同知吴煦起的作用不小，他的经验为后来在上海道任内的表现奠定了基础。
(二)“借师助剿”的推动者
小刀会失败后，其残部仍在北洋沿线活动，清廷中央仍坚守“华夷之辨”大防。时届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因与英法作战，对借“夷力”深有顾虑。然而，上海官绅表面遵旨，“实际照干不误”。
1860年初，太平军发动杭州战役，随后矛头直指上海。统治者惊叹“局面溃败至此，实亘古未有之奇变”。上海为通商要埠，华洋贸易渐为发达。一旦沦为战场，商业必遭打击。是故列强震惊道：“本商务监督有鉴于此，特商请皇家海路军当局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上海居民遭到抢劫屠戮之苦，并协助弭平一切不法叛乱，保卫上海，抵抗任何攻击。”英国所作严守中立的信约，就这样被有意破坏了，“这种非正义行为是被金钱打算所激起的，同时又是以慈善的托词作为掩饰的”。
此时，以上海为中心的官商士绅的“借师”活动也开始朝公开化方向发展。这可以上海道吴煦(1859-1863年)为代表。1854年6月，吴就曾有一段相当于“借师助剿”政策的指导方针的“纲领”性论述：
今者事已燃眉，箭在弦上，只以一言为决，
允则乐为我用，不允伊自为用。其权只在允否，
其咎不在请兵。即使不效吴三桂，必先有以拒
其入江。通盘打算，竟乏善策，似不仅不为吴三
桂便可了事也……苟利于国，死生以之，又何
归咎之足虑耶!
1860年3月，吴煦等人与英、法代表达成了--“防守上海”的密约，他在《夷务述略》中提到这件事：
屡令华洋各商百计劝解，并谆邀派兵协
守上海，借以笼络。议者转谓西兵八城，岂非
引狼入室，正恐堕其术中。殊不知夷人远来，
究重信义，我以协守相托，尚不致据为己有，
纵有其事，曲亦在彼。若竟有心窥伺，又以何
策抵御!
此话意味深长，商人担任“主动”角色，尽管仍囿于“夷夏之辨”，但深信外人仍重信义。这种信念与突破成为“借师助剿”的认识前提。
在此前提下，有实际行动并不为怪了。5月23日，“上海道台拜访英国和法国领事，正式请求联军从事保护上海，抵抗当时已经占领常州的太平‘叛军’。领事们把这项请求转达给两位使节——他们鉴于在杭州所发生的残暴行为，遂发布一个从事保护上海城和外国租界、抵抗任何攻击的声明”。
其间，上海士绅也派员向英、法求救。江苏巡抚徐有壬焦急无奈，也在札饬吴煦“请借英、法二国夷兵赴省救援”。
吴煦不仅与领事商议，还和各国公使、将军交涉。1860年6月4日，吴煦就照会英、法公使、将军会同保卫上海。5日，上海防务吃紧，必须处处严防。他强调指出：“昨经本署道商之英、法二国公使、将军会同防剿，分派外国弁兵、轮船，先后设防至十余处之多。”10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是为“庚申之变”。在内外交困中，恭亲王奕沂代表清王朝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接着，又和美、俄签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镇压太平军成为清廷第一要务。“借师”问题正式提上了日程。
《北京条约》签订后，列强对华实行“合作政策”。正如呤喇所言：“在欧洲人中间太平军声誉日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和满清政府的政治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缘故。”额尔金认为太平军妨碍了“各项条约的执行，因而他自然不会对太平军表示好感”。俄、法即扬言“助剿”，中外一拍即合。但是此时国内的“新统治并没有被帝国普遍接受，但是有地位的中国人却赞同它的宗旨——和西方列强媾和——这对于秩序的恢复是极重要的，因为这么一来，中国在镇压‘叛变’方面就能获得外国的援助。同样的效果也产生在居住中国的外国人方面”，“帝国中的统治势力已经从他们的敌对和排外态度显然转变过来，这就产生了博得外国人对于皇帝和摄政者这一边表示同情的效果”。直到1862年之前，清廷仍未把“借师助剿”奉为国策。虽然清廷内部也对之经过热烈的争论，终怕贪“小利而贻无穷之患”搁置起来。但以吴煦为代表的上海等地官绅毫不间断地用“商雇”形式行“借师”之实。其活动得到清廷上层的许多官吏默许。这离“借师助剿”政策的正式制定仅有一步之遥。
(三)“借师助剿”的实践者
1861年8月22日，反对“借师助剿”的咸丰帝病死。11月2日，“辛酉政变”使中央权力结构得以重组。12月9日太平军攻克宁波。这些因素使“借师助剿”向公开阶段发展。
6月当太平军攻到乍浦，英海军舰队司令副提督致太平军统帅照会对其进行恐吓：“攻占宁波将严重损害英国及其他外国人之贸易，特请求阁下勿进入距该城两日行程之地区内……倘本提督愿望被置之不顾(深信不致如此)，则我国将不得不与太平军处于武力敌对地位，本提督将极感遗憾。”
普鲁斯23日致罗塞尔书更是明确地提出要武力干涉：“各通商口岸的商业繁荣势必受到致命的摧残……关税势必减少，除使用武力外，我们将无法从减少的收入中获得北京条约所规定的我们应 得的税银部分(即赔款)。”
呤蜊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上述关于赔款的不祥预兆，由于太平军攻克宁波并迅速取得了成功而被证实。我认为这就是导致英国参与中国内战的主要原因。”
于是，1862年1月，“上海中外会防局”成立。吴煦为其中的重要人物，这标志着大规模“借师”行动已开始。曾任上海道现任江苏巡抚和通商大臣的薛焕将此事向清廷作了汇报：“上海洋泾浜西北两面，经英法两国与署藩司吴煦，会商挖壕筑墙，以顾洋商贸易之地……”薛焕一贯主张“借师”。此前，他曾上奏说到浙江等地绅士请求“借师助剿”，札饬吴煦等核议，吴的回复说：“似应俯顺舆情。”吴煦也曾积极鼓吹“洋人之兵，为贼所畏。与其以饷养兵，不如以饷豢夷”。
此时，清廷定下“借师助剿”政策：“借师助剿一节，业经总理衙门与英法驻京使臣商酌”，但还没有结果，由于军务吃紧，怕在京与议延误，故“所有借师助剿，即著薛焕会同前次呈请各绅士，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其事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以资联络”。这表明了上海地方官在“借师助剿”中的重要地位。
在清廷未公开“借师”之前，上海道的实践均未停过。比如，1860年丹阳失守后，薛焕就和吴煦奉督臣何桂清之命设法募勇，“由吴煦雇募吕宋国夷人一百名，作为夷勇”前赴嘉定、昆山等地进剿。是年6月所组建的洋枪队也是打败太平军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这是支由上海道吴煦和记名道杨坊主持，雇用美国人华尔及东南亚籍的军事人员约200余而组成的上海官绅自己的一支商办“雇佣军”。苏抚薛焕论及此事经过：当时“松江失守，苏松太道吴煦访求知兵之人，记名道杨坊力荐华尔可任，吴煦见其人甚朴诚，即令随同官军，收复松江”。后来在松江设局，让华尔教习洋枪队，颇见成效。并请赏给四品武职翎顶。上谕认为：华尔进剿有功，而且“曾在道员吴煦及美领事处禀明，愿伍中国臣民，更易中国服色”，同意赏给四品顶戴花翎。到了后来，洋枪队易名为常胜军，由吴煦和杨坊督带。其军饷主要由杨坊负责。不仅如此，常胜军之副将白齐文也由杨坊具保，并在吴煦衙门具禀立案，人中国籍。在会同官军剿除萧塘太平军营后，“华尔、白齐文均著赏加三品顶戴”。是年薛焕又奏，由吴煦查明，请赏华尔副将衔，上谕同意之。
上海道吴煦是华尔等外国将领与薛焕等上级官吏之间的联系人，督抚奏请奖励这些“得力”干将还得听从吴煦等人意见，其奖品一般由上海道负责准备，并发送到这些外国将领手中。
华尔与吴煦之私人关系，马士知道得很清楚：华尔曾宣布留下十四万两银子的遗产——苏松太道欠我十一万两，杨坊的银号欠我三万两……我愿我的妻子获得五万两，其余交由我的一弟一妹平分。“他所有的财产都交托给杨坊和帝国委派的苏松太道，他和这两个人的交谊是如此之厚”。
清军的运送也由上海道联系外国领事，请其帮助。麦华陀领事于1862年3月21日自上海致普鲁斯先生函中就论及上海道台渴望总督曾国藩的援军开至上海及松江府换防，曾经屡次问麦华陀是否可以租用几只英国船只，专备运送军队。并谓上海道台已和此间某公司商妥租用若干轮船运送兵士九千名。
由此可见，上海道吴煦在“借师助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吴煦在1862年末被撤职和李鸿章等新官僚的崛起，标志一个时代的结束。
上海道的“借师”活动开始于1852年。在小刀会起义的过程中，道台的“借师”活动达到了一个小高潮，在联合外国收复上海县城过程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小刀会失败后，对其残余以“商办”为旗号，行“借师助剿”之实。太平军的节节胜利，特别是1860年后直取苏常，攻克宁波，直指上海，严重威胁到清廷及列强在华的利益。对列强来讲，“贸易是西方国家的主要利益，也差不多是唯一的利益；为了这一点，和平与秩序的恢复是极重要的”。为达到此目的，“中立”是不够的，故他们采取了用以抑制遍于帝国各处的纷乱状况的各种措施。在江浙地区，士绅的利益也受到巨大威胁，上海道为代表的暗中“借师”不停地进行着。道台的活动在促使清廷采取“借师助剿”的方针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1862年清廷公开以“借师助剿”为国策后，上海的“借师助剿”更是大规模、公开地进行，以洋枪队和“中外会防局”的建立为标志。这对清廷最终战胜太平军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晚清的“同治中兴”局面的形成也不无关系。
在“借师助剿”政策形成过程中，起影响的上海道前有吴健彰，后有吴煦，其间的海关道(杨能格、赵德辙、蓝蔚雯、薛焕)也在继续吴健彰的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显著的表现。
上海道不仅是督抚的实际助手，也是情报员，更是绅士与上层官僚之间的利益调和者。在上海开埠后的社会变迁中成为“联系人”的角色即在外交方面联系中央与地方，文化方面联系传统与近代、精神与物质、东方与西方，职业方面联系商业与文化，社会方面联系精英与大众，行政体制中联系高层与底层。在两个或多个分离世界或价值系统之间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连接关系和相互影响。还不仅仅是这一角色，有时根本就是实际操作者。如果我们承认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对中国近代社会有新陈代谢作用的话，那么，在这些通商口岸驻扎的主要官员——道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作者简介]苟德仪(1979-)，男，乐山人，四川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博士，西华师大历史
文化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蔡世华]
[关键词]上海道台，借师助剿，联系人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4-0022-05
近代中国的显著特点是变动既剧烈又频繁，正所谓“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作为省级行政机构一部分的道和道台在此期间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个课题尚值得探讨。
遗憾的是，历来研究行政制度，都是“重中央而轻地方”。至今对中间一级行政机构(如道台、知府等)的研究仍很不充分。
一般而言，道台“佐藩、臬核官吏，课农桑，兴贤能，励风俗，简军实，固封守，以帅所属而廉察其政治”。在清代地方行政体制中的特点是灵活性强，可将地方行政与其他事务联系起来。故其作用历来受到关注。1870年(同治九年)，大学士官文等代递内阁中书李如松奏称：“至海疆道员，为承上启下之官，有督率僚属、镇抚中外之责。”盛京将军都兴阿等也曾说：“道员系属监司，上须禀承大吏，自当重其考成。下须督率属僚，亦当与以权要。”
梁元生以“联系人物(Linkage Man)”的观念对上海道台进行了个案研究，取得巨大成功。他认为：“‘联系人’的概念对于研究像通商口岸这样的变化社会(在这里，新旧思想、近代与传统的价值观、中国与西方体制和制度并存)而言，是一个有用的观念和工具。”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鉴于清廷“借师助剿”政策于清朝命运及近代中国史非常重要，虽既有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探讨地方道台与该政策形成之关系的成果却尚付阙如。本文拟以“借师助剿”政策为个案，探讨上海道(又称苏松太道、沪道、江海道等)在该政策形成中的作用，进而考察其在变动社会中的角色，以期抛砖引玉。
借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军队和军事人员之力在江浙、上海等部分沿海地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廷把这一勾结外国的特殊形式称为“借师助剿”。因“借师助剿”主要发生在江浙沿海，故上海道与之关系非常密切。综而论之，其关系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借师助剿”的开拓者
鸦片战争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伴随条约体系的建立，“洋务”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办理洋务，其纲领虽在内，其实事仍在外”的语境下，外交成为了地方官吏的义务。
以上海道为例。其行政职能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传统的民政、财政(管理海关)、防务(兼兵备衔)职能外，增加了办理“洋务”的职能。概括来说，其新增职能包括：外交谈判、对外贸易、海关监督、情报工作和近代化事务的管理。1861年总理衙门建立以前的20余年，中国的外交几乎是混乱无章的，这种缺乏制度安排的缺陷增加了上海道台在外交中的个性化特色。故其在“借师助剿”中的活动特别值得关注。
上海道是驻上海的最高长官，他虽然处于南京和苏州的高级官员的影响和管理下，但却植根于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的政治文化——“吴文化”之中。因此，他还要特别认真对待地方文化和热衷维护它的士绅。在某种程度上，上海道就是地方士绅的代言人。这亦明显地体现于“借师助剿”中。
“借师助剿”政策被清廷认可是在1862年，但在地方上(主要是上海地区买办官绅酝酿和进行“商借洋兵”的活动)，却于1852年已开始。从2月始，“道台奉江南总督的命令，正式向外国乞援对付叛乱者”。道台吴健彰，广东香山人，于1851-1854年任上海道，监督江海关。时人评价他“熟悉夷情，知之甚深”。在对外贸易的增长和外国团体在沪势力急剧扩大的形势下，他被任命，标志着“夷务”开始成为一项重要的行政职能和任命道台的标准。
同年，太平军猛攻长沙，各地反清会党积极响应，上海小刀会起义初露端倪，给地方官绅带来恐惧。翌年，太平军沿江东进，势如破竹。在地方士绅影响下，沪道吴健彰开始了“借师助剿”活动：
吴道台奉江苏巡抚之命向各国领事呼吁：
鉴于外侨在上海所有的权益，为数达二千五百
万英镑之谱，却只有一艘即将撤回的英国炮舰
“百合花”号(Lily)保护着，现在外侨权益受到
威胁，特为之请求他们给予海军援助，借以遏
止灾祸的发生。
吴道还设法在太平军中制造虚假印象，以为上海所有外侨都是官兵的党羽，甚至于“以每月五万元的租金，向美国副领事，即旗昌洋行(Russell ＆Co.)的金能亨先生(E.Cunningham)处租到一艘旧的收容海军新兵的船，连同当时充作护航队使用的一小队武装的葡萄牙轻快船，一齐开出去抵挡扬子江上的太平军”。在道台努力下，部分外商以卖、租船的方式援助清廷，于此可以概见。
1853年，署两江总督杨文定谈及吴道勾结美国前来助剿事有未成日：唯美国为上海通商各国中最恭顺，“此次贼匪窜扰，经苏松太道约会，即发火轮船前来助剿，旋因搁浅转回”。道台打算把上海县城放在各国领事和停泊在港内的海军保护之下的企图虽未得逞。但列强也表示如“租界遭受袭击，就必然要起来自卫”。
当太平军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外国列强一面收集情报，一面作好对付太平军的准备。苏抚杨文定命令吴道向阿礼国请求停泊在上海的英国军舰予以协助。英公使文翰(Sir George Bonham)(又称濮亨)致罗塞尔(JohnRussell)报告书(3月28日自上海发，5月30日收到)中谈及此事。
3月25日，密迪乐(即麦多士)在致阿尔考(即阿礼国)报告书中也提及，“道台已于十五日半夜，第二次驰书向均处领事求援”。
稍后，文翰(sir George Bonham)呈克兰登伯爵书(1853年4月22日自上海发)中叙及太平军已抵达镇江时也提及上海道屡次请求军事上之援助。对此类请求，列强以假意的中立相回应。
文翰根据密迪乐探听到的消息：
上海道台由此间派往之海船，据说均由
外国人驾驶，闻其为清军作防御战颇为得力
云……尤其是现在已确实证明上海道台不惮
烦劳，散布虚伪的谣言，用尽方法以欺骗革命
军，使之相信吾等已左袒清军而与其对敌，则
吾之探求确讯，更为重要矣。在该道台致其他
官吏公文中，曾经宣称吾等已派遣武装轮船至
南京、镇江协助官军。
5月6日，美国驻远东舰队司令培理(M.Perry)给美国海军部长的信中更毫不隐晦：“昨天上海道台带着两个高级官员从邻近的县城来拜访我，请求我指挥下的武装力量给予帮助，以镇压叛乱。”《江南教会史》记载1853年8月20日小刀会就要起事时说：“上海道台曾请欧洲兵 舰帮忙，但是领事们谨守其中立的决定，拒绝了。”
种种史料表明，沪道吴健彰积极参与了“借师”的活动。1853年5月，吴健彰曾与美使麦莲举行会谈。吴氏在说服其上级时说：“现在麦酋所言虽为咪商贸易起见，然于中国大局甚为关系。不敢隐瞒，致误事机，用敢冒昧渎陈。夫回鹘、吐蕃，古人亦有用外夷以除内患者。”其意甚明，“借师”关系大局，此非创举而是“古亦有之”。晚清时，只要能将外在因素证明是“真的”和“自己的”，都将被纳入官吏的思维逻辑体系中。此处亦然。
9月7日，小刀会起义爆发，并很快占领上海县城。吴健彰经英、美领事派员始获营救，并在美领事帮助下，夺回了在起义中失去的洋船。此外，美国人还代吴建炮台，练军队，以图反攻。据记载：“数日前，上海失守时，苏松太兵备道吴陷于城中，经花旗国公使代为请命，吴道亦允日后断不操戈相仇，始得释纵。”时人还讽刺说，道台“为了要活命，曾摇尾乞怜，当时像一只哀号的小犬一样”。
吴健彰在小刀会起义时的“借师助剿”活动还可以从《忆昭楼洪杨奏稿》的记载中得到佐证。
在反攻上海县城过程中，吴健彰确实借助了洋人。《北华捷报》描述道：“道台舰队中的官兵，在几个洋人协助之下，向炮台冲了几次，企图占领叛军的炮台，可是他们遇到叛军英勇的抵抗，最后，只得退回。”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前后历17个月，直到1855年2月，清军与法军的联合部队才将其赶出县城。吴健彰在中外合剿小刀会过程中起了较大作用。他“投入了他所有的时间，并且依靠外国人的军事和财政才夺回了这座城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在1854年7月11日就被革职了。
总之，“借师助剿”活动，在中外合剿小刀会过程中进行了最初的实践。在此过程中，除吴健彰外，其后的署松江府海防同知吴煦起的作用不小，他的经验为后来在上海道任内的表现奠定了基础。
(二)“借师助剿”的推动者
小刀会失败后，其残部仍在北洋沿线活动，清廷中央仍坚守“华夷之辨”大防。时届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因与英法作战，对借“夷力”深有顾虑。然而，上海官绅表面遵旨，“实际照干不误”。
1860年初，太平军发动杭州战役，随后矛头直指上海。统治者惊叹“局面溃败至此，实亘古未有之奇变”。上海为通商要埠，华洋贸易渐为发达。一旦沦为战场，商业必遭打击。是故列强震惊道：“本商务监督有鉴于此，特商请皇家海路军当局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上海居民遭到抢劫屠戮之苦，并协助弭平一切不法叛乱，保卫上海，抵抗任何攻击。”英国所作严守中立的信约，就这样被有意破坏了，“这种非正义行为是被金钱打算所激起的，同时又是以慈善的托词作为掩饰的”。
此时，以上海为中心的官商士绅的“借师”活动也开始朝公开化方向发展。这可以上海道吴煦(1859-1863年)为代表。1854年6月，吴就曾有一段相当于“借师助剿”政策的指导方针的“纲领”性论述：
今者事已燃眉，箭在弦上，只以一言为决，
允则乐为我用，不允伊自为用。其权只在允否，
其咎不在请兵。即使不效吴三桂，必先有以拒
其入江。通盘打算，竟乏善策，似不仅不为吴三
桂便可了事也……苟利于国，死生以之，又何
归咎之足虑耶!
1860年3月，吴煦等人与英、法代表达成了--“防守上海”的密约，他在《夷务述略》中提到这件事：
屡令华洋各商百计劝解，并谆邀派兵协
守上海，借以笼络。议者转谓西兵八城，岂非
引狼入室，正恐堕其术中。殊不知夷人远来，
究重信义，我以协守相托，尚不致据为己有，
纵有其事，曲亦在彼。若竟有心窥伺，又以何
策抵御!
此话意味深长，商人担任“主动”角色，尽管仍囿于“夷夏之辨”，但深信外人仍重信义。这种信念与突破成为“借师助剿”的认识前提。
在此前提下，有实际行动并不为怪了。5月23日，“上海道台拜访英国和法国领事，正式请求联军从事保护上海，抵抗当时已经占领常州的太平‘叛军’。领事们把这项请求转达给两位使节——他们鉴于在杭州所发生的残暴行为，遂发布一个从事保护上海城和外国租界、抵抗任何攻击的声明”。
其间，上海士绅也派员向英、法求救。江苏巡抚徐有壬焦急无奈，也在札饬吴煦“请借英、法二国夷兵赴省救援”。
吴煦不仅与领事商议，还和各国公使、将军交涉。1860年6月4日，吴煦就照会英、法公使、将军会同保卫上海。5日，上海防务吃紧，必须处处严防。他强调指出：“昨经本署道商之英、法二国公使、将军会同防剿，分派外国弁兵、轮船，先后设防至十余处之多。”10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是为“庚申之变”。在内外交困中，恭亲王奕沂代表清王朝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接着，又和美、俄签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镇压太平军成为清廷第一要务。“借师”问题正式提上了日程。
《北京条约》签订后，列强对华实行“合作政策”。正如呤喇所言：“在欧洲人中间太平军声誉日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和满清政府的政治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缘故。”额尔金认为太平军妨碍了“各项条约的执行，因而他自然不会对太平军表示好感”。俄、法即扬言“助剿”，中外一拍即合。但是此时国内的“新统治并没有被帝国普遍接受，但是有地位的中国人却赞同它的宗旨——和西方列强媾和——这对于秩序的恢复是极重要的，因为这么一来，中国在镇压‘叛变’方面就能获得外国的援助。同样的效果也产生在居住中国的外国人方面”，“帝国中的统治势力已经从他们的敌对和排外态度显然转变过来，这就产生了博得外国人对于皇帝和摄政者这一边表示同情的效果”。直到1862年之前，清廷仍未把“借师助剿”奉为国策。虽然清廷内部也对之经过热烈的争论，终怕贪“小利而贻无穷之患”搁置起来。但以吴煦为代表的上海等地官绅毫不间断地用“商雇”形式行“借师”之实。其活动得到清廷上层的许多官吏默许。这离“借师助剿”政策的正式制定仅有一步之遥。
(三)“借师助剿”的实践者
1861年8月22日，反对“借师助剿”的咸丰帝病死。11月2日，“辛酉政变”使中央权力结构得以重组。12月9日太平军攻克宁波。这些因素使“借师助剿”向公开阶段发展。
6月当太平军攻到乍浦，英海军舰队司令副提督致太平军统帅照会对其进行恐吓：“攻占宁波将严重损害英国及其他外国人之贸易，特请求阁下勿进入距该城两日行程之地区内……倘本提督愿望被置之不顾(深信不致如此)，则我国将不得不与太平军处于武力敌对地位，本提督将极感遗憾。”
普鲁斯23日致罗塞尔书更是明确地提出要武力干涉：“各通商口岸的商业繁荣势必受到致命的摧残……关税势必减少，除使用武力外，我们将无法从减少的收入中获得北京条约所规定的我们应 得的税银部分(即赔款)。”
呤蜊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上述关于赔款的不祥预兆，由于太平军攻克宁波并迅速取得了成功而被证实。我认为这就是导致英国参与中国内战的主要原因。”
于是，1862年1月，“上海中外会防局”成立。吴煦为其中的重要人物，这标志着大规模“借师”行动已开始。曾任上海道现任江苏巡抚和通商大臣的薛焕将此事向清廷作了汇报：“上海洋泾浜西北两面，经英法两国与署藩司吴煦，会商挖壕筑墙，以顾洋商贸易之地……”薛焕一贯主张“借师”。此前，他曾上奏说到浙江等地绅士请求“借师助剿”，札饬吴煦等核议，吴的回复说：“似应俯顺舆情。”吴煦也曾积极鼓吹“洋人之兵，为贼所畏。与其以饷养兵，不如以饷豢夷”。
此时，清廷定下“借师助剿”政策：“借师助剿一节，业经总理衙门与英法驻京使臣商酌”，但还没有结果，由于军务吃紧，怕在京与议延误，故“所有借师助剿，即著薛焕会同前次呈请各绅士，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其事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以资联络”。这表明了上海地方官在“借师助剿”中的重要地位。
在清廷未公开“借师”之前，上海道的实践均未停过。比如，1860年丹阳失守后，薛焕就和吴煦奉督臣何桂清之命设法募勇，“由吴煦雇募吕宋国夷人一百名，作为夷勇”前赴嘉定、昆山等地进剿。是年6月所组建的洋枪队也是打败太平军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这是支由上海道吴煦和记名道杨坊主持，雇用美国人华尔及东南亚籍的军事人员约200余而组成的上海官绅自己的一支商办“雇佣军”。苏抚薛焕论及此事经过：当时“松江失守，苏松太道吴煦访求知兵之人，记名道杨坊力荐华尔可任，吴煦见其人甚朴诚，即令随同官军，收复松江”。后来在松江设局，让华尔教习洋枪队，颇见成效。并请赏给四品武职翎顶。上谕认为：华尔进剿有功，而且“曾在道员吴煦及美领事处禀明，愿伍中国臣民，更易中国服色”，同意赏给四品顶戴花翎。到了后来，洋枪队易名为常胜军，由吴煦和杨坊督带。其军饷主要由杨坊负责。不仅如此，常胜军之副将白齐文也由杨坊具保，并在吴煦衙门具禀立案，人中国籍。在会同官军剿除萧塘太平军营后，“华尔、白齐文均著赏加三品顶戴”。是年薛焕又奏，由吴煦查明，请赏华尔副将衔，上谕同意之。
上海道吴煦是华尔等外国将领与薛焕等上级官吏之间的联系人，督抚奏请奖励这些“得力”干将还得听从吴煦等人意见，其奖品一般由上海道负责准备，并发送到这些外国将领手中。
华尔与吴煦之私人关系，马士知道得很清楚：华尔曾宣布留下十四万两银子的遗产——苏松太道欠我十一万两，杨坊的银号欠我三万两……我愿我的妻子获得五万两，其余交由我的一弟一妹平分。“他所有的财产都交托给杨坊和帝国委派的苏松太道，他和这两个人的交谊是如此之厚”。
清军的运送也由上海道联系外国领事，请其帮助。麦华陀领事于1862年3月21日自上海致普鲁斯先生函中就论及上海道台渴望总督曾国藩的援军开至上海及松江府换防，曾经屡次问麦华陀是否可以租用几只英国船只，专备运送军队。并谓上海道台已和此间某公司商妥租用若干轮船运送兵士九千名。
由此可见，上海道吴煦在“借师助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吴煦在1862年末被撤职和李鸿章等新官僚的崛起，标志一个时代的结束。
上海道的“借师”活动开始于1852年。在小刀会起义的过程中，道台的“借师”活动达到了一个小高潮，在联合外国收复上海县城过程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小刀会失败后，对其残余以“商办”为旗号，行“借师助剿”之实。太平军的节节胜利，特别是1860年后直取苏常，攻克宁波，直指上海，严重威胁到清廷及列强在华的利益。对列强来讲，“贸易是西方国家的主要利益，也差不多是唯一的利益；为了这一点，和平与秩序的恢复是极重要的”。为达到此目的，“中立”是不够的，故他们采取了用以抑制遍于帝国各处的纷乱状况的各种措施。在江浙地区，士绅的利益也受到巨大威胁，上海道为代表的暗中“借师”不停地进行着。道台的活动在促使清廷采取“借师助剿”的方针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1862年清廷公开以“借师助剿”为国策后，上海的“借师助剿”更是大规模、公开地进行，以洋枪队和“中外会防局”的建立为标志。这对清廷最终战胜太平军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晚清的“同治中兴”局面的形成也不无关系。
在“借师助剿”政策形成过程中，起影响的上海道前有吴健彰，后有吴煦，其间的海关道(杨能格、赵德辙、蓝蔚雯、薛焕)也在继续吴健彰的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显著的表现。
上海道不仅是督抚的实际助手，也是情报员，更是绅士与上层官僚之间的利益调和者。在上海开埠后的社会变迁中成为“联系人”的角色即在外交方面联系中央与地方，文化方面联系传统与近代、精神与物质、东方与西方，职业方面联系商业与文化，社会方面联系精英与大众，行政体制中联系高层与底层。在两个或多个分离世界或价值系统之间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连接关系和相互影响。还不仅仅是这一角色，有时根本就是实际操作者。如果我们承认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对中国近代社会有新陈代谢作用的话，那么，在这些通商口岸驻扎的主要官员——道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作者简介]苟德仪(1979-)，男，乐山人，四川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博士，西华师大历史
文化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