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有一缺点，不得志时往往喜欢从外部找原因，找来找去，最后的结论是读书太多了，于是往往生发“儒冠误身”的慨叹。其原创者为杜甫。
　　杜甫在24岁（公元735年）时在洛阳应进士试落选，11年后跑到长安另找出路，本想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己也好“立登要路津”。不承想，忙活了三年，没人搭理他。“诗圣”觉得窝囊，于是写诗发牢骚，诉说对于“纨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气恼，同时宣布再没人搭理，便要归隐江海，“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此话调门虽高，底气却是不足。须知，文人比不得白鸥，单靠打野食是活不下去的，除非祖辈多有良田美宅，否则只有傍着明君或昏君，忠臣或奸臣，写两篇有滋有味或是不咸不淡的文章，如此才能安身立命，养家糊口，不致成为“路倒儿”。
　　儒冠，原指尚未踏上仕途或是已经脱离仕途的儒生所戴之冠，杜诗中则用来作为读书人的代称。古人之所以借冠喻人，是因为冠在礼仪制度中拥有不可替代的位置。《礼记•冠义》云：“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表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可见，人们脑袋上如果没有合适的玩意儿顶着，简直就要天下大乱。这种理念一直影响到后世。当年文人进入“右派”行列，要称“戴帽子”而非“穿鞋子套袜子”，盖有渊源矣。
　　冠之地位如此重要，因此古代稍有脸面的男子，年甫满20便要举行冠礼，以此昭告世人：兄弟已经成年，有事尽管招呼。唐朝时，从皇帝直到庶民，均有严格的冠礼仪轨，其中最为隆重的一幕就是“加冠”。根据官方规定，加冠时要相继戴过三种冠，初为缁布，次为进贤，此两样属大路货，从皇帝、太子到百姓都可用之。大家好歹男人了一场，于生理上并无大异，因此成人仪式对此应有所体现。至于第三种冠，则是区分各人社会等级的关键，花样也就多起来。皇帝、太子、皇子及一品官之子，加衮冕；二品官之子加冕；三品官之子加毳冕……六品官以下之子则用爵弁。因此，冠礼之上，只要看看当事人脑袋上的花色品种，便可明了其家庭出身，发展潜力，无需再搞什么干部考察。
　　标准儒冠什么模样？对此似无权威答案。就连孔老夫子都说不明白。据《礼记•儒行》记载，鲁哀公曾经问孔子，穿的戴的是否就是儒服，回答是：“小时候住在鲁国，穿的是大袖衣服；长大以后住在宋國，戴的是章甫的帽子。我听说，君子的学问要渊博，所穿的衣服要入乡随俗。我不知道什么是儒服。”不过，他老人家倒是提出了一项基本原则：“儒有衣冠中”，即儒者衣冠装束要合乎礼度。至于这个礼度是什么，各人慢慢琢磨去吧。这样其实最好，为后代儒士随意发挥预留了空间。
　　当年刘邦和项羽干仗时，对儒生可谓极端蔑视，甚至把他们的帽子摘下当尿盆。这当与他出身混混，并无资格举行冠礼有关。对此，司马迁曾以曲笔道出：“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时时冠之。”当上芝麻官后，才用竹皮编个篓子顶在头上过瘾，可见刘邦以前确实属于“无冠族”。因此他在当了沛公之后，立马拿儒冠“放水”以泄心头之忿，也属正常现象。此种人物，今亦有之。
　　不过，仇儒的刘邦身旁，还是有一帮儒生打转转，因为此处好歹还有饭碗可端。其中一人便是秦朝的博士叔孙通。叔孙通为了出头，换下了儒服儒冠，又找了件刘邦热爱的楚地短袄套在身上。此举颇有效，没多久老刘便让他当上了自己的博士。等到刘邦坐上了龙椅，看着老战友依然在自己面前“饮酒争功，拔剑击柱，醉或妄呼”，实在是烦。于是，叔孙通亮出看家本事，撺掇高祖制定仪礼，整饬朝纲，并自告奋勇担任写作班子组长。礼成之后，数百名诸侯大臣列队于朝廷之上，随着口令进退有序，安静肃然；喝酒时也无人再敢喧哗闹事。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让刘邦尝到当皇上滋味儿的叔孙通，也跟着当上了掌管宗庙礼仪的奉常，并被赐金五百斤。估计够他搬一阵的。以后他又当上了太子太傅，进入决策层。只可惜，该人不会写诗，不然看看也有意思。
　　再看杜甫，尽管读书破万卷，其实还是迂。如果他能活学活用叔孙通等前辈的经验，也就犯不上再说“儒冠多误身”之类的丧气话了。不过如此一来，世上便会少个大诗人，所多的到头儿也就是个御用总撰稿。
　　还是由他迂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