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如何做父亲?
　　沧海桑田之后，重读1919年鲁迅先生在《新青年》上的设问，墨迹如新，问题依旧，且更沉重如铅，直坠入人心底。
　　先生之问，在于如何从封建专制的父权社会中解放孩子，让孩子获得新生。故先生更早在《狂人日记》中，就已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
　　“一个孩子在一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为难过。”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一书中这样描述父权社会中的孩子。
　　幸运的是，时过境迁，封建专制的父权社会如今在理论上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大多数孩子，尤其是城市孩子，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但小鸟虽挣脱了父辈的掌心，却不幸又落入了一张更大的无形罗网。这罗网，却是父母和社会有意无意共同编织的。
　　将近百年之后，我们对于如何做父亲，观念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我们不再把孩子当作自己的私产，我们认识到，让孩子依着天性快乐成长，至关重要。
　　然而，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质。父母价值观的变化，只是社会价值观变迁中的一环，诸多因素影响甚至支配着父母价值观的调整。
　　在经历了可怕的物质匮乏之后，田园牧歌般的理想主义迅速淹没在物质至上的冰水中，成功教育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灵光，把一切归原为简单的物质标准。
　　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已经公认过时的价值体系和教育方法，依然掌握着重要的社会资源，影响和调配着家庭教育，从而让为人父母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不得不扭曲，屈从于过时的价值观和教育方式。
　　于是，孩子的纯真过早被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价值观浸染；成功教育终成为社会的金科玉律，孩子被迫放弃个性化成长。
　　即便如此，它们依然无法解决父母们的现实困惑，如何让孩子在一个过分相信丛林法则的社会里，面对各种现实冲突，确立相对正确的价值体系不动摇?
　　生活的艰辛，资源的集中，金钱的崇拜，传导到今天如何做父亲之间上，也能让最坚定的父母困惑而动摇。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龚自珍笔下的病梅。这也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美国电视剧《成长的烦恼》的故事，则可能成了中国家庭无法实现的梦想。
　　孩子的未来，表征着社会的未来。今天我们如何做父亲，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无法回避。
　　鲁迅先生当年所言，依然醍醐灌顶：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第一，便是理解。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第二，便是指导。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因为即我，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所以，觉醒的父母，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今天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