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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母教传统,历朝历代都流传着许多贤母教子的动人故事,载入史籍的数不胜数。其中最有名的是“四大贤母”——战国时期孟子的母亲仉氏,晋代名将陶侃的母亲湛氏,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宋代军事家、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岳飞的母亲姚氏。她们以高超的识见、卓越的品格和动人心弦的事迹,垂范百世,光照千古。
《三字经》言,“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西汉《列女传》和《韩诗外传》,也细致地讲述了孟子的贤母仉氏“三迁择邻”“断织励学”和“買肉立信”等故事内容。这3则教子故事,尽人皆知,虽内容并不复杂,里面却饱含着深刻的哲思理蕴。
一则,它阐明了主观与客观、内因与外因、环境与主体的辩证关系。作为伟大的母亲,孟母不仅富有深厚的责任感、使命感,而且,深谙教子成才的规律和方法。按照一般的认识,往往只是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自身的管教上,而孟母却敏锐地发现了客观环境对于人的影响,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整环境,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尤其可贵的是,她并没有满足于获得理想的环境,认为从此万事大吉,而是特别重视主观的努力。在她看来,即使环境再好,如果主观努力跟不上去,仍然是无法成才的。
二则,孟母用织布来比喻学习,用断织来比喻废学,说明学习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决不能半途而废。她借助“断机杼”来给儿子以极大的刺激,使他刻苦努力、勤奋、即事喻理,极富说服力与感染力。
第三,以身作则,诚信不欺。从小就教育孩子立诚重信,不搞欺诈、哄骗。
第四,孟母教子,方法得当。言传身教,循循善诱,而不是采取粗鲁蛮横的方式,痛快一时,乱打一顿。
作为子思学派的传人,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素有“亚圣”之称。在这方面,这位两千多年前的伟大母亲是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不愧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
陶侃生于两晋之交,遭逢乱世,而他能以优异的战功和政绩博得世人称颂。史载,“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在他的治理下,“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路不拾遗”。他具有高尚的品格,《晋书》本传中,说他“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平时凡有馈赠,他必定问明来路,如果是通过自己劳作所得,他收下之后,要加倍地补偿、回赠;如果是贪污官家所得,则立即退还,而且还要给予严厉批评。他终日危襟正坐,办事极度认真。当时正在造船,他以高度的责任心,管理公共财物,竹头、碎屑、断木等,他都收拢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大雪过后,天晴融解,官府厅前道路泥泞,他便把木屑铺上,方便大家进出。他分外珍惜光阴,对部下饮酒赌博严加管束,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者,严加训斥之外,还
“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东晋时期吏治腐败,不可收拾。陶侃这种严谨、清肃的作风,实属少见。
陶侃以身作则,终日勤于吏职,常对人讲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他曾在边远的广州任职十年,这里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衙署闲居,他便早早起来,把一百块砖从室内搬到院中,晚上再把这些砖一一搬回屋里。对他的做法,多人不解,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原来,他怕生活过于安逸,养成怠惰习惯,从而丧失斗志,难以担承重任。人们听了,无不感佩。
陶侃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完全得力于优良的母教。他家境贫寒,父亲早逝,母亲湛氏悉心教导他。史书上记载了她教子的3个动人故事:
一是“截发筵宾”,事见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贤媛》。同郡好友范逵等数人,途经陶侃的家乡新淦,正赶上冰雪封道,而且天色将晚,便到陶侃家里来投宿。可是,家中贫困至极,空空如也,着实没有招待客人的条件。正在陶侃为难之际,母亲过来说:“你且出外留客,由我来想办法。家中虽然贫寒,但做人不可失礼。”无钱买米,母亲便趁客人们闲坐交谈之际,毫不犹豫地拿出剪刀将长发剪下,出门卖与邻人,换回了粮米酒菜;没有烧柴,劈了屋角的边柱,聊供薪火;又把垫在床上的草席扯出、切碎,权做客人的马草。整个接待非常周到。范逵等一行感其厚意,至洛阳,相与传为美谈。陶侃为官以后,始终保持着“恭而好礼”、热诚待客的优良作风。
二是用3件土物饯行。陶侃博览群书,精通兵法,后来由太守范逵举荐当了县令。赴任之际,母亲送他3件土物:一块坯土、一只土碗和一方白色土布。一块坯土是教导他永记家乡故土;一只土碗,是教导他不要贪恋荣华富贵,要保持自家本色;一方白色土布,则是教他为官要尽心恤民,廉洁自奉,清清白白,永不变色。母亲的箴告,深深打动了陶侃的心。后来,陶侃在仕途上果如母亲所望,正直为人,清白做官。
三是退回腌鱼。陶侃在海阳做县吏的时候,恰好监管渔业。生性孝顺的他,念及一生贫居乡间的慈母,心中总觉歉然不安。有一次,趁下属出差顺路之便,嘱托他带了一坛腌鱼送交母亲。谁知几天过后,母亲却将这一坛鱼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并在信中写道:“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陶侃收到母亲退回的鱼和回信,大为震动,愧疚万分。他决心遵循母亲的教导,清贞自守,廉洁为官。
后人赞曰:“世之为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则国何患无人材之用?而天下之用恶有不理哉?”
古代“四大贤母”中,宋代占了两位: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和著名军事家岳飞的母亲姚氏。两位贤母为中华民族培养出一文一武两大盖世英才,功莫大焉。
郑氏的事迹见于欧阳修写的《泷岗阡表》,里面说(大意):
我(欧阳修)四岁就失去父亲,母亲立誓守节,家境贫苦,在生活上自食其力;边抚养边教育,使我能健康成长。母亲经常告诫我说:“汝父为官清廉,而且爱好施舍,喜欢结交朋友。他的俸禄虽少,但常不使有余,说,不要因此成为我的牵累!所以到他死时,没有留下一间屋、一垅地,供我们赖以为生。那么,我凭恃什么能够苦守呢…… 汝父岁时祭祀,必定流泪,说:‘死后祭祀再丰厚,也不及生前菲薄的奉养。’有时喝点酒,吃点肉,也要落泪,说:‘从前生活困苦,现在多有赢余,可惜来不及奉养双亲了。’你父亲做官时,夜里批阅公文,一再停笔叹气。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一桩死刑案件,我想为他寻找一线生机,可是没找到。’他进一步解释:‘经过找,没找到,这样,被判死刑的人和我就都没有遗憾了。即使是这么找,有时还会出现错判呢!’你父亲还嘱咐我,要把这番话告诉你。他真是心地仁厚之人。这就是我确信汝父必有好后代的依据。你好好努力吧!奉养父母不一定要丰厚,主要在于孝顺;做好事虽然不能及于万物,但只要能够心存仁道就行了。”
史载,欧阳修的母亲病逝,清江知县李观曾写祭文一篇,全文仅20字,堪称古代祭文简短之最:“昔孟轲亚圣,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轲,虽死何憾。尚飨!”祭文指出,欧阳修一生的成就,得自母教,并把欧阳修比作孟子,而把郑氏比作孟母,这真是最高最美的赞誉。
岳母的事迹传播极广,她的声望等同于孟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儿子背部刺上“精忠报国”四字,在国家危亡之际,励子从戎,尽忠报国。故事始见于清乾隆年间《说岳全传》。此前,岳飞背上刺字一事,在元人所编的《宋史》本传中也有记述,但未载明究是何人所刺:“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精忠报国’四字深入肤理。”明成化年间成书的《精忠记》、嘉靖年间的《武穆精忠传》、明朝末年的《精忠旗传奇》,也都有关于岳飞背部刺字的记载。
岳母姚太夫人出身乡野,识字不多,但为人刚直,极有主见。她对岳飞自小就施以严格的家教,教育儿子要刚直不阿,勇于任事,克服各种困难,做一个忠心报国的男子汉。故乡汤阴沦陷后,岳母跟随儿子,颠沛流离,辗转南北,后病逝于湖北鄂州,高宗赐葬于江州(今九江)株岭山。出于对岳母的敬爱,其墓地,历经八百七十余年,至今保存完好,现为江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国粹:人文传承书》)
《三字经》言,“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西汉《列女传》和《韩诗外传》,也细致地讲述了孟子的贤母仉氏“三迁择邻”“断织励学”和“買肉立信”等故事内容。这3则教子故事,尽人皆知,虽内容并不复杂,里面却饱含着深刻的哲思理蕴。
一则,它阐明了主观与客观、内因与外因、环境与主体的辩证关系。作为伟大的母亲,孟母不仅富有深厚的责任感、使命感,而且,深谙教子成才的规律和方法。按照一般的认识,往往只是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自身的管教上,而孟母却敏锐地发现了客观环境对于人的影响,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整环境,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尤其可贵的是,她并没有满足于获得理想的环境,认为从此万事大吉,而是特别重视主观的努力。在她看来,即使环境再好,如果主观努力跟不上去,仍然是无法成才的。
二则,孟母用织布来比喻学习,用断织来比喻废学,说明学习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决不能半途而废。她借助“断机杼”来给儿子以极大的刺激,使他刻苦努力、勤奋、即事喻理,极富说服力与感染力。
第三,以身作则,诚信不欺。从小就教育孩子立诚重信,不搞欺诈、哄骗。
第四,孟母教子,方法得当。言传身教,循循善诱,而不是采取粗鲁蛮横的方式,痛快一时,乱打一顿。
作为子思学派的传人,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素有“亚圣”之称。在这方面,这位两千多年前的伟大母亲是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不愧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
陶侃生于两晋之交,遭逢乱世,而他能以优异的战功和政绩博得世人称颂。史载,“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在他的治理下,“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路不拾遗”。他具有高尚的品格,《晋书》本传中,说他“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平时凡有馈赠,他必定问明来路,如果是通过自己劳作所得,他收下之后,要加倍地补偿、回赠;如果是贪污官家所得,则立即退还,而且还要给予严厉批评。他终日危襟正坐,办事极度认真。当时正在造船,他以高度的责任心,管理公共财物,竹头、碎屑、断木等,他都收拢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大雪过后,天晴融解,官府厅前道路泥泞,他便把木屑铺上,方便大家进出。他分外珍惜光阴,对部下饮酒赌博严加管束,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者,严加训斥之外,还
“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东晋时期吏治腐败,不可收拾。陶侃这种严谨、清肃的作风,实属少见。
陶侃以身作则,终日勤于吏职,常对人讲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他曾在边远的广州任职十年,这里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衙署闲居,他便早早起来,把一百块砖从室内搬到院中,晚上再把这些砖一一搬回屋里。对他的做法,多人不解,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原来,他怕生活过于安逸,养成怠惰习惯,从而丧失斗志,难以担承重任。人们听了,无不感佩。
陶侃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完全得力于优良的母教。他家境贫寒,父亲早逝,母亲湛氏悉心教导他。史书上记载了她教子的3个动人故事:
一是“截发筵宾”,事见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贤媛》。同郡好友范逵等数人,途经陶侃的家乡新淦,正赶上冰雪封道,而且天色将晚,便到陶侃家里来投宿。可是,家中贫困至极,空空如也,着实没有招待客人的条件。正在陶侃为难之际,母亲过来说:“你且出外留客,由我来想办法。家中虽然贫寒,但做人不可失礼。”无钱买米,母亲便趁客人们闲坐交谈之际,毫不犹豫地拿出剪刀将长发剪下,出门卖与邻人,换回了粮米酒菜;没有烧柴,劈了屋角的边柱,聊供薪火;又把垫在床上的草席扯出、切碎,权做客人的马草。整个接待非常周到。范逵等一行感其厚意,至洛阳,相与传为美谈。陶侃为官以后,始终保持着“恭而好礼”、热诚待客的优良作风。
二是用3件土物饯行。陶侃博览群书,精通兵法,后来由太守范逵举荐当了县令。赴任之际,母亲送他3件土物:一块坯土、一只土碗和一方白色土布。一块坯土是教导他永记家乡故土;一只土碗,是教导他不要贪恋荣华富贵,要保持自家本色;一方白色土布,则是教他为官要尽心恤民,廉洁自奉,清清白白,永不变色。母亲的箴告,深深打动了陶侃的心。后来,陶侃在仕途上果如母亲所望,正直为人,清白做官。
三是退回腌鱼。陶侃在海阳做县吏的时候,恰好监管渔业。生性孝顺的他,念及一生贫居乡间的慈母,心中总觉歉然不安。有一次,趁下属出差顺路之便,嘱托他带了一坛腌鱼送交母亲。谁知几天过后,母亲却将这一坛鱼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并在信中写道:“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陶侃收到母亲退回的鱼和回信,大为震动,愧疚万分。他决心遵循母亲的教导,清贞自守,廉洁为官。
后人赞曰:“世之为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则国何患无人材之用?而天下之用恶有不理哉?”
古代“四大贤母”中,宋代占了两位: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和著名军事家岳飞的母亲姚氏。两位贤母为中华民族培养出一文一武两大盖世英才,功莫大焉。
郑氏的事迹见于欧阳修写的《泷岗阡表》,里面说(大意):
我(欧阳修)四岁就失去父亲,母亲立誓守节,家境贫苦,在生活上自食其力;边抚养边教育,使我能健康成长。母亲经常告诫我说:“汝父为官清廉,而且爱好施舍,喜欢结交朋友。他的俸禄虽少,但常不使有余,说,不要因此成为我的牵累!所以到他死时,没有留下一间屋、一垅地,供我们赖以为生。那么,我凭恃什么能够苦守呢…… 汝父岁时祭祀,必定流泪,说:‘死后祭祀再丰厚,也不及生前菲薄的奉养。’有时喝点酒,吃点肉,也要落泪,说:‘从前生活困苦,现在多有赢余,可惜来不及奉养双亲了。’你父亲做官时,夜里批阅公文,一再停笔叹气。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一桩死刑案件,我想为他寻找一线生机,可是没找到。’他进一步解释:‘经过找,没找到,这样,被判死刑的人和我就都没有遗憾了。即使是这么找,有时还会出现错判呢!’你父亲还嘱咐我,要把这番话告诉你。他真是心地仁厚之人。这就是我确信汝父必有好后代的依据。你好好努力吧!奉养父母不一定要丰厚,主要在于孝顺;做好事虽然不能及于万物,但只要能够心存仁道就行了。”
史载,欧阳修的母亲病逝,清江知县李观曾写祭文一篇,全文仅20字,堪称古代祭文简短之最:“昔孟轲亚圣,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轲,虽死何憾。尚飨!”祭文指出,欧阳修一生的成就,得自母教,并把欧阳修比作孟子,而把郑氏比作孟母,这真是最高最美的赞誉。
岳母的事迹传播极广,她的声望等同于孟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儿子背部刺上“精忠报国”四字,在国家危亡之际,励子从戎,尽忠报国。故事始见于清乾隆年间《说岳全传》。此前,岳飞背上刺字一事,在元人所编的《宋史》本传中也有记述,但未载明究是何人所刺:“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精忠报国’四字深入肤理。”明成化年间成书的《精忠记》、嘉靖年间的《武穆精忠传》、明朝末年的《精忠旗传奇》,也都有关于岳飞背部刺字的记载。
岳母姚太夫人出身乡野,识字不多,但为人刚直,极有主见。她对岳飞自小就施以严格的家教,教育儿子要刚直不阿,勇于任事,克服各种困难,做一个忠心报国的男子汉。故乡汤阴沦陷后,岳母跟随儿子,颠沛流离,辗转南北,后病逝于湖北鄂州,高宗赐葬于江州(今九江)株岭山。出于对岳母的敬爱,其墓地,历经八百七十余年,至今保存完好,现为江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国粹:人文传承书》)